一.今天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他们制造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又害怕承担责任，因此需要灭亡中国。二.挑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客观规律、硬充“领导阶级”的必然结果。三.文人吃香，中国遭殃，千古如此。四.“普世价值”是“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的代名词。五.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一.今天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
他们制造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又害怕承担责任，因此需要灭亡中国。
如今最急着灭亡中国的是谁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的“普世公知”。道理很简单：谁不赶快灭亡中国谁就混不下去，谁就必然最急着灭亡中国。美国想灭亡中国不假，但美国到了不马上灭亡中国就混不下去的地步了吗美国至少有相当一部份人在靠中国发财吃饭，就凭这，美国内部就不可能一致，就不那么容易下决心马上灭亡中国。
中国的“普世公知”不同。他们心中有数：不赶紧灭亡中国，自己就要灭亡。由他们“顶层设计”、一手包办了几十年的世纪性大骗局已经山穷水尽，“到了崩溃的边缘”，再也无法照老样继续往下混了。一旦骗局彻底破产，一切见不得人的东西必将大白于天下，他们必将被要求对自己几十年来的一切决策言行全面负责、彻底负责，必将面对全面的清算、彻底的清算，必将面对人民的审判、历史的审判。在这种情况下，你以为他们会傻不楞登老老实实坐以待毙不先下手为强、赶在末日审判到来之前抢先灭亡中国才怪——只有中国灭亡了，自己才可能逃避掉历史的清算。狗急了忍不住要跳墙，弥天大谎即将破产的大骗子忍不住要孤注一掷杀人灭口——逻辑关系利害关系就是这么简单。
有中国这帮“普世公知”自觉自愿全力以赴自发免费当内应，美国即使没想灭亡中国也不由得不动心了;即使没打算马上灭亡中国也忍不住跃跃欲试了——“苍蝇不抱没缝的蛋”、“没有家鬼，引不来外鬼”、“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
如此结论根据何在就在眼前的实事中。
如今不管中国哪派，还有多少人继续坚持否认中国如今贫富悬殊、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道德体系分崩离析、社会问题堆积如山等事实但承认问题是一回事，解决问题又是一回事——承认问题是认识世界，解决问题是改造世界。认识世界是单向的主观行为，可以符合实际，也可以不符合实际;改造世界是主客观双向的互动行为，必须符合实际——画老虎可以随心所欲，跟老虎打交道不能随心所欲。任何中国人，只要真心想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得不实事求是;而只要实事求是，即使一开始政治上超越左右、不设立场，一旦着手认真调查研究试图解决哪怕一两个实际问题，就必然发现没有一个社会问题不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要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得不跟“普世公知”们的这条那条“顶层设计”迎头相撞、直接对抗：
——贫富悬殊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厉以宁);“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樊纲)——根据这些“顶层设计”，制造贫富分化、激化社会矛盾是改革的需要，社会根本就不应该平等，而应该拉大贫富差距，谁反对谁就是反改革。
——“不平等”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吴敬琏说：“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厉以宁说：“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公平观念。好比一个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去打工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庭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公平!”“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吴敬琏说：“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不同、机遇不同，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我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根据这些“顶层设计”，机会不平等、贫富悬殊天然合理，谁不满意谁就是“对大家庭没有群体认同感”。总之贫富分化没关系，什么事都不必做，只要让不满的人“调整心态”就行。
——根据厉以宁的定义，“贫富悬殊”仅仅是统计方法不同造成的现象差异：“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根据这条“顶层设计”，“贫富悬殊”不是现实问题，而不过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观测角度问题。既然换个角度看就不是问题，那就不需要做什么事，只需要让所有的人都换个角度看就行了。
——穷人受穷是厉以宁的“顶层设计”：“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根据这条“顶层设计”，把“贫富”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仇富”、挑拨离间、破坏社会和谐。
——根据萧灼基的“顶层设计”，贫富悬殊没什么了不起——“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根据这条“顶层设计”，对贫富悬殊问题置之不理就完了，哪用得着大惊小怪兴师动众解决
——社会性大规模腐败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创造价值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建议设立试点”、“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张维迎);“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腐败和贿赂行为不仅有正负两种功能，而且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实行大赦和豁免，惩治后，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员解除顾忧，公布财产一事才能启动和实行”(张曙光);“1985年，中国的腐败开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宽慰而不是担忧。……中国必然要遇到调控和腐败增加问题，出现得这么快并不是什么坏事”(张五常);“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茅于轼)——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腐败是个好东西，社会性大规模腐败是好事，大好事，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标志，不但不该消灭，而且应该保护。
——制造“利益集团”、大规模以权谋私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好事情”、“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团就觉得是贬义。其实利益多元化、利益独立化，才能出现一个多元的社会”、“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张曙光);“以权力创造市场”(杨帆);“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张五常);“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张维迎);“中国的前途命运是由强势集团决定的，谁违背了强势集团的利益，谁就必然下台”(刘吉)——这些“顶层设计”是“一盘很大的棋”：只有大批制造出“利益集团”、让以权谋私泛滥成灾，才能证明共产党“天生邪恶”、必须推翻、必须消灭。
——根据“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腐败不可恶，反腐败才可恶——朱学勤说：“宁要腐败不要毛泽东”;张维迎说：“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樊刚“证明”过去现在都是一样的腐败，用不着大惊小怪：“什么叫腐败呢腐败的基本定义是利用公权谋私利。我们传统体制的特点是什么呢一切都变成了公权。以前连个售货员卖猪肉都是公权，给谁肥肉、瘦肉都有腐败。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把大量的公权取消，变成私权”——既然“售货员卖猪肉都是公权，给谁肥肉、瘦肉都有腐败”，那么“卖肉挑肥拣瘦的腐败”跟“从国库盗窃个几千亿的腐败”就没什么两样。既然没什么两样，要监督公权反腐败就得一视同仁，怎么监督盗窃国库上千亿就得怎么监督卖猪肉。既然“监督是有成本的”，这么多的监督成本无论如何也赔不起，唯一的可行之道就是一个都别监督了，干脆公权“民营化”、市场化：卖肉的公权“民营化”，政府的公权如军队警察法院国库管制土地管理等等也“民营化”——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要么别反腐败，要么国家政权私有化。
——根据张维迎的“顶层设计”，根本就用不着为中国社会的任何问题伤脑筋：“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张五常宣布：“三十年来的中国经过摸索，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都不干，等着天上掉馅饼就行——“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环境污染、豆腐渣工程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厉以宁);“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刘伟);“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张维迎)——根据这些“顶层设计”，环境污染、天灾人祸都是好事，是“市场经济”成功的标志，不但不该大惊小怪，而且应该拍手叫好。
——房价飞涨、强制拆迁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城镇化”(国务院文件)、“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厉以宁);“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李扬)“物权法专家组组长江平支持强拆重庆钉子户”——根据这些“顶层设计”，房价飞涨、强制拆迁是获得“改革红利”的不二法门，谁妨碍谁就是跟改革过不去。
——“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在全球化的体系中，中美经济相互联系已非常紧密，美国经济发展不好，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利，中国经济发展好，对美国也有好处”、“如果美元大量贬值或美元利息大幅上涨，对美国经济没有好处，对世界经济没有好处，对中国也不好”、“我们必须从大局来看问题，如果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美元的压力会很大。我认为我们应该再买一点美国国债，直接帮助美国，间接帮助自己，是一个双赢。”(林毅夫)“现在已经全球化了，没有必要再提什么民族经济民族产业了，义和团思想才是中国真正的大敌”(龙永图)——根据这些“顶层设计”，“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帮欧洲就是帮自己”、“融入世界”、“中美国”……
(又：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率向来高，而老百姓的存款是正数;毛泽东时代中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是正数。吴敬琏突然宣布：“之前国有银行，我们搞了许多年，资本金变成了零，甚至负数”，然后闹着要把国有银行全部卖掉，还不准人说“国有银行被贱卖”，因为“这也许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历有关，所以在涉及这个问题上很容易煽动起民族情绪”、“这是要不得的，对鼓噪‘贱卖论’的人，要警惕”——这边国有银行钱不见了，那边同步冒出来一批没有任何正当发财手段的暴发户，其发财速度令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们都望尘莫及，而且个个跟国有银行某管理人员有某种关系。不等国有银行的主人翁有机会查帐，“普世精英”们就急急忙忙要把国有银行都卖掉销赃灭迹，叫人永远都没法再查帐追究。个中奥妙不言而喻。)
——“言论自由只属于‘普世公知’、不属于老百姓”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张维迎);“对改革的问题不能‘捣糨糊’”、“改革开放反对派的这种宣传鼓动，已经造成相当大的思想混乱，其阻挡改革脚步、破坏社会和谐的消极后果正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主流媒体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中国人容易有民族情结，很容易情绪化，容易出问题”、“政府应当发挥其在经济转轨中的正面作用：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吴敬琏)——根据这些“顶层设计”，“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应当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严厉镇压、“对待刁民不能手软”、“你们这些人算个屁”……
“普世公知”们几十年来“顶层设计”的实际内容和真正后果：
——勾结国际垄断资本消灭中国民族工业、伙同世界银行合谋对付中国国有企业、把中国的国家主权拱手相让、里应外合帮助外资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消灭中国的一切骨干民族工业，肆无忌惮向外资全面开放中国的工业、农业、金融、水利、新闻、森林、草原、土地、房地产、矿业、航空、能源、通讯、铁路、医院，甚至军工企业、公共供水系统等要害领域都对外资开放，任凭外资控制中国城市水务(美国的自来水公司归国防部直接领导，连美国私营公司都禁止进入)，导致中国28个战略产业有21个被外资控制……
——让国际垄断资本家肆意掠夺压榨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资源、操纵中国经济的定价权、迫使中国人始终处于“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贱”的极端屈辱、极端受害的境地、中国的战略资源稀土卖得比面粉还便宜还宣布“我们绝不对各国封锁稀土原料的出口”、中国煤炭被贱卖得让日本拿了去填海、中国60%的食用油依赖进口、石油储备仅够维持几周、任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产业被外国财团控……
——让外资低价圈占中国大型金矿、控制黄金产业、放宽黄金出口、严控黄金进口、把中国的黄金储备运往美国、把中国的金融命脉拱手让人、向外资贱卖国有银行股份、把十几亿中国人民用受尽盘剥之后残余的微薄收入积累而成的天文数字的万亿血汗财富换成美元白条、让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贬值全部侵吞(仅“两房”债券就使中国损失4500亿美元，超过甲午战争年中国损失的120倍。如今美日更进一步肆无忌惮以本币贬值代换人民币升值洗劫中国：去年以来日圆大幅度贬值，G20峰会却对日圆贬值只字不提，实际为各国货币贬值开绿灯，美国却咬住中国不放，继续逼迫人民币升值，同时狂印钞票、自贬本币币值。可以预见中国对美元、日元的货币兑换损失恐怕将达上万亿，其最终后果必将是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继续飞腾，直到达到天文数字，中国的亿万外汇储备将迅速变成一堆废纸);甚至在美国政要公开宣布决不会还债、美国通过法令宣布“抛售美国国债视为对美国的战争行为”之后仍然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而且强行关闭左派网站，彻底封锁中国人民了解购买美国国债的一切渠道，使中国人民无从了解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实际情况……
——制造出“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国人储蓄、美国人花钱”的“中美国”——美国不必生产、只印刷美元欠条就买下中国的工厂、拿走工厂的产品和利润、甚至在中国的工厂生产的商品上只要贴上美国商品标签转手在中国市场售出便获得几倍的利润，如苹果手机、耐克鞋、名牌服装等。使中国以不到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生产了世界一半的工业消费品和基础工业产品，人均生产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四倍以上，人均消费却不到世界平均水平，占人口一半的农民从总体上还属于世界银行规定的贫困人口。(据中科院的报告，2011年中国被美国免费拿走的财富达3.66万亿美元，超过中国当年总产值一半。一年的损失就超过旧中国一百多年的损失，使中国实际上成了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使中国建成的高效生产能力成为为美国服务的工具、对外奉送财富的工具)……
——不顾中国地震、冰灾、雪灾、旱灾、泥石流等灾难频发、不顾中国失学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教育费用高昂、中国九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等现实，在全世界到处撒钱“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帮欧洲就是帮自己”、“全球化”、“负责任大国”、买美国国债、买欧洲债券、买希腊国债、救美国、救欧洲、到处免除外国债务、仅2009年一次就宣布免除50个国家256亿元人民币的债务、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908亿元);在日本右翼政客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坚持否认南京大屠杀、坚持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的情况下鼓吹“把东海变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跑到日本宣称“决不延续仇恨”、大张旗鼓把日本核污染食品进口到中国毒害中国人民……
——对中国老百姓穷凶极恶：开口闭口“民智未开”、“民粹”、“愚民”、“屁民”、“刁民”、“暴民”、“劣根性”……三聚氰胺害了那么多儿童，只抓了几个养奶牛的;央视大火烧掉10几亿，只抓了几个运烟火的;上海静安大火烧死53人，只抓了4个电焊工……“菜刀实名制”、“微博实名制”、“维稳高于一切”、“维稳预算超过国防预算”、“全力维稳防群体性事件”、“严禁上访”、封杀全部左派网站、“只需轻点鼠标就能破坏稳定”、强迫拆迁、暴力劫访、满街警察红袖标，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警车、摩托、装甲车林立、藏猫猫死、俯卧撑死、鞋带上吊死、洗脸死、发疯死、激动死、喝水死、睡觉姿势不对死、自行从高处坠落而死、做鬼也幸福、被自杀、被涨薪、被幸福、被就业、被中产、被增长、被车祸、被代表、被自愿、被和谐……
——对外来侵略百般逢迎：严禁反映抗美援朝的文艺作品、对中国渔民船员被杀害默不作声、对韩国海警打中国人听之任之、对一个外国间谍之死大动干戈、对利比亚丢掉400亿无动于衷、特意邀请公然支持疆独闹事的土耳其总理到乌鲁木齐维族聚集区表演“亲民”扩大影响、对外资公司制造的渤海海湾漏油大污染装聋做哑、东海油气田谈判丧权辱国、南海诸岛任凭外国抢占、在中国南海的三十多个钻井平台全是外国的情况下高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慷慨解囊向侵占中国领土的国家菲律宾、越南等国提供巨额贷款甚至无偿援助、帮助侵略者用中国的钱买先进武器抢中国资源杀中国人，还振振有词：“韬光养晦”、“顾全大局”、“负责任大国”……
——遵照西方国家精英关于“世界人口的80%都属于‘垃圾人口’、必须用高技术清除”的1995年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决议，不动声色地、灭绝人性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中华民族实行全面的隐形大屠杀——无限制地毁灭可耕地(连“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都不提了)、荒废水利设施、打击农民务农积极性、全面摧毁中国农业，蓄意把中国人都饿死;无限制地挥霍破坏中国的水源，蓄意把中国人都渴死;无限制地制造环境污染(黄浦江变“猪江”、首都成“首堵”、北京变“雾都”，雾霾蔽日，伸手不见五指……)一步步把整个中国都变成巨大的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毒气室，蓄意把中国人都熏死;无限制地包庇保护假冒伪劣，放纵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泛滥成灾，蓄意把中国人都毒死;无限制地制造豆腐渣工程，蓄意把中国人都砸死;无限制地摧毁医疗保健体系和养老福利制度，使中国老百姓看不起病、养不起老，蓄意让中国人都病死;无限制地挥霍破坏中国的能源、矿产等要害战略资源，剥夺未来的中国人的生存必需，蓄意把中国人都困死;无限制地强制推广能毁灭生殖能力的转基因主粮，蓄意消灭中国人的后代，让中华民族断子绝孙……
情况一目了然：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要解决问题就不可避免要否定这“顶层设计”，而“普世公知”们宁可毁灭世界，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否定自己的“顶层设计”。这不仅因为靠“理论”吃饭的人必须如此，而且因为“普世公知”们完全心知肚明：自己干的一切后果太严重、责任太大太可怕了——把十三亿老百姓变成了“改革代价”，当初赌咒发誓许诺的“先富带后富”、“一包就灵”、“一私就灵”、“共同奔小康”等弥天大谎根本不可能兑现;靠自己的“顶层设计”根本解决不了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任何人只要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不追究问题的根源，就不可能不追查到自己的“顶层设计”，就不可能不追究自己的责任。当初他们轻松愉快挥洒自如地决策“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必须牺牲一代人”、把上亿人的生存幸福一笔勾销时，他们虽然根本就没打算有朝一日会面对这一切的后果、承担决策的责任，但自己心中不可能不清楚自己把老百姓害得有多惨，不可能不清楚自己多招老百姓的仇恨。只要想到可能面临无数受害者仇恨的目光，他们岂能不胆颤心惊
二.挑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客观规律、硬充“领导阶级”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谓点准死穴，一语中的：一个“附”字，彻底道破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全部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柱，把他们的行为特征、气质本性剖析得淋漓尽致——经济上不独立，不仰人鼻息不能生存，那又何来思想上人格上的“独立”再清高自傲臭架子十足也是装的。依附于人还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瞧不起工农大众，怎么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即便有多党制，能想像文人知识分子凝聚起一个不是由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而是能吸引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政党吗——就凭“文人相轻”，别说“吸引广大工农群众”，连“容纳广大工农群众”都不可能。)这样的群体政治上怎么可能不极端孤立又怎么可能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再鼓吹“政治独立”也是不自量力的吹牛皮。
不承认洋枪洋炮能打死人、一口咬定用猪粪狗血喝符念咒等等就能实现“刀枪不入”是用主观的一厢情愿挑战客观规律;不承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口咬定用“知识分子就是国家的思考者”、“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有独立性”、“和政府保持距离”等等就能实现“知识分子是‘皮’不是‘毛’”同样是用主观的一厢情愿挑战客观规律。当代中国这撮自命为“皮”的“独立毛”(或曰“炸刺屌毛”)们另有一个名字，叫“普世公知”。
当年靠猪粪狗血喝符念咒对抗“刀枪不入”之所以能风靡一时，是因为有“太后老佛爷”的鼓励撑腰;如今靠“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有独立性”否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所以蔚然成风，是因为有“胡乱邦”的煽动保护——西太后为了打倒政敌保住权力，需要利用义和团;胡耀邦为了打倒毛泽东篡夺权力，需要利用“普世公知”。为此他干了以下几大件：
1.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名义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从表面上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错，但实际上搞的却是一场权术阴谋。客观实际的规律是：一时的具体的实践可能否定真理体系的个别具体结论，但不可能否定整个真理体系，因为整个真理体系已经过经过长期、全面、普遍实践检验过了。用一时的、局部的、特定条件下的“实践”结果去推翻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实践结果是一种卑劣的权术诡计——说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只收集一时的、局部的、特定条件下的、专门有利于否定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实践”。等达到了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目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立刻就变成了“不争论”、“不要讨论姓‘社’还是姓‘资’”、“摸着石头过河”，再也不“誓死捍卫真理”了，更绝对不允许别人对自己的一切主张搞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是“解放思想”，实际只许否定毛泽东思想，不许怀疑自己的思想。否定了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权威实际也随即破产，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权威从此荡然无存，再闹“四个坚持”也无济于事。从此思想意识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就完全被“普世公知”所控制。
2.凡毛泽东肯定的一律否定，凡毛泽东否定的一律翻案，刻意制造出“知识分子从不错，出错唯有毛泽东”的气氛。
3.在1982年版宪法中删除了“惩办一切卖国贼”，实际取消了卖国罪，为“解放思想没有禁区”提供了法律保障。
4.把拥护毛泽东的干部全部清除，一扫而光——反对自己的，以“清理三种人”的名义清洗掉;没有反对自己的，老干部以“年轻化”的名义清洗掉，工农干部以“知识化”的名义清洗掉，一个都不放过，一个都别想跑掉。
5.独创性地发明了个“第三梯队”，明确规定选拔的标准是“年轻、学历较高和有才能”，硬性规定出各级领导班子年龄下降、学历上升的指标，后来干脆明文规定干部必须有学历文凭，不是知识分子休想当官，工农干部彻底扫地出门;与此同时公开大肆宣扬选拔“第三梯队”应该“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是假的，凡得罪自己的人全都按“处理三种人”干掉了，而且“除恶务尽”，一个都不留。因此实际上只有“内举不避亲”才是真的。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把“任人唯亲”合法化公开化，从此大规模提拔亲属的官场腐败泛滥成灾，一发而不可收拾。
6.于1984年把干部管理体制由过去的“下管两级”改为“下管一级”，名曰“扩大下级单位的人事自主权”。从此“天高皇帝远”，一把手只要笼住顶头上司就可以想提拔谁就提拔谁、想收拾谁就收拾谁，别人谁也管不了，“一把手”变“一霸手”。
胡耀邦虽然垮台了，但“恶魔的遗产”——“不要工农要‘公知’”、“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领导一切”、“知识分子全面专政”不但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而且不断自我繁殖发扬光大变本加厉登峰造极，全面劫持了中国上层建筑的各要害领域——不创造财富、专靠主观夸张制造“真理”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学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识分子)即“普世公知”们垄断了话语权，个个眼睛比眉毛还高，不但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嗤之以鼻，而且当真把自己当成了活上帝，趾高气扬重新安排整个中国，于是就有了上述那么多的“顶层设计”。
恩格斯说：“这些先生们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开我们的玩笑。”然而“普世公知”们并不把玩笑当玩笑，而是假戏真唱，一本正经地“用改变事物的名称来改变事物本身”——用把婊子改名为“性工作者”来“消灭卖淫”;用宣布“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生产力”来改变“不参与国民经济活动运作、在经济体系中没有独立地位、对经济活动规律一窍不通”的客观存在。
客观规律就是客观规律，决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管“普世公知”们如何声嘶力竭宣布“知识分子不是‘毛’而是‘皮’”，照样改变不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客观存在，照样改变不了“不参与国民经济活动运作、在经济体系中没有独立地位、对经济活动规律一窍不通”状况，照样不懂就是不懂，但“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领导一切”、“知识分子全面专政”却迫使他们必须不懂装懂，结果就是按图索骥、照葫芦画瓢、“摸着石头过河”、猴子般模仿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
违反客观规律，明明“烂泥巴扶不上墙”却非要往墙上扶;明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独立性却非要硬充“领导阶级”、“领导一切”、“全面专政”，不懂装懂瞎指挥，结果不但害人，而且害己——“普世公知”后院起火，连做学问的基本环境都彻底毁光：
——“干部必须有学历文凭，不是知识分子休想当官”使“学历”、“文凭”、“知识分子”身价百倍，“应试教育”横行霸道，急功近利、实用主义、“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统治整个教育界，整个教育界的学风、素质、水平全面退化恶化。
——“硬性规定各级领导班子年龄下降、学历上升的指标”导致各级干部纷纷以权谋学历，教育界学术界纷纷做起了文凭学位买卖。以此为突破口，学术造假、文凭造假、学历掺水、学术教育机构官僚化权力化、职业道德破产、学术诚信扫地、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横行……上层建筑全面性道德败坏如洪水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
——“没有任何原则底线”的后果是“一切皆空”，丧失一切信仰——什么理论原则都是假的，只有眼前利益是真的;什么理论原则都不管用，只有眼前的权宜之计管用。毛泽东说：“理论若不和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没有理论，就只剩了盲目的实践;丧失一切信仰、放弃一切原则底线，人就退化成了没有思想、只有本能的动物，只会“摸着石头过河”。
为什么“普世公知”们如今那么起劲地叫嚷“宪政”、“政党轮替”贼喊捉贼推卸责任倒打一耙——他们“顶层设计”了“改革代价”，“顶层设计”了“腐败有理”，“顶层设计”了“贫富悬殊有理”，“顶层设计”了“利益集团的形成是好事”，“顶层设计”了“污染有理”，“顶层设计”了一切坏事，如今一闹“宪政”，一下子就把自己“顶层设计”的一切责任推了个干干净净：一切坏事全是“共产党一党专制”造成的，跟他们的“顶层设计”半点关系没有。就这么一闹，舆论的注意力一下子全被他们故意转移到“宪法”“宪政”之类笔墨官司上去了，还有谁记得一切问题全来自他们的“顶层设计”当初用“顶层设计”拼命制造腐败的是他们，如今用“宪政”拼命反腐败的也是他们;过去唱红脸的是他们，如今唱白脸的还是他们。所以鲁迅说：“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普世公知”没有金刚钻，偏揽瓷器活;一撮杂毛明明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却非要当顶梁柱;不自量力硬充“领导阶级”、“社会必须由精英管理”、“知识分子领导一切”、“知识分子全面专政”、“知识分子必须保持独立性”……“独立”来“独立”去，“独立”了半天，还是得附到别人的“皮”上——拒绝依附无产阶级公有制的“皮”，就只能依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皮”。为了改换门庭，用“顶层设计”瞎指挥乱折腾中国几十年，祸国殃民无恶不做，闯下了塌天大祸，犯下了滔天大罪，激起了冲天民愤，等见势不妙便急着推卸责任逃避惩罚——“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普世公知”死皮赖脸不肯还，要赖帐，所以急着杀债主，所以急着灭亡中国。这就是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能做不能说”的如意算盘。
三.文人吃香，中国遭殃，千古如此
戴旭在CCTV-7讲武堂的《近代中国强军梦》讲座系列有几点事实令人深思：1.中国唐朝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杰出的军事战略思想家，直到出了毛泽东才填补了这个空白。2.中国自明朝开始落后，错过了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的历史机遇，错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机，错失了海权加火器的革命，在海权加火药军事革命中双重落伍。
为什么简单得很：唐朝之后是宋。宋朝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文人吃香——程朱理学横行天下，文人压倒武将，秦桧压倒岳飞(“高俅”陷害“林冲”;军人地位低下——“贼配军”;岳飞的“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钱”从反面证明当时文官贪婪成风横行无忌导致军人士气低落毫无斗志)。程朱理学横行天下导致文人的那一套不仅渗透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且霸占主宰了中国人的思想思维方式。在宋朝之前文人对中国人的控制程度从来没有如此严厉严密无微不至。自宋朝始，文人对中国人实现了最彻底的统治控制。结果：“中国唐朝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杰出的军事战略思想家”、“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鲁迅)——“文人压倒武将，秦桧压倒岳飞”不过是“程朱理学横行天下”的水到渠成。历史的结局就是经济实力世界第一、独霸火药火器、武器先进程度世界第一、军队数量世界第一、科技文化世界第一、代表“先进文明”、“先进生产力”的宋朝被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己的辽、金、蒙古轮流欺负得抬不起头来，一代又一代靠割地赔款混日子苟且偷生，“大宋”=“大送”，最终灭亡。
明朝仍然是文人吃香(“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当了“士”就有特权)，仍然是“文人压倒武将，秦桧压倒岳飞”——到后来发展到将领出征打仗必须有文官监军的地步。“明亡与士大夫阶层不务实学，光事空谈有关系……因为熟读四书即可考取进士作大官……明人嘴上是仁义道德实际上无耻到极点，读明史阉党传，真令人怒发冲冠，阉党中，除一人外，都是进士出身”。(范文澜)
中国在明朝错过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的历史机遇、错过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机、错失了海权加火器的革命，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就是“文人当权”——文人吃香，中国遭殃。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为什么道理并不复杂。文人靠什么吃饭靠说不靠干——不靠劳动创造财富，而靠舞文弄墨、搬嘴弄舌(更确切地说，是以孤立的个人为基础的舞文弄墨、搬嘴弄舌——没有集体协作，全是单打独斗的个人奋斗)。舞文弄墨、搬嘴弄舌的本质是什么主观夸张(或曰任意撒谎)。要靠主观夸张吃饭，就必须让主观夸张有市场。主观夸张任意撒谎的反面是什么实事求是。要使主观夸张有市场，就必须遏制实事求是，就必须证明主观夸张比实事求是高级。如何证明主观夸张比实事求是高级制造一种理论，证明不干实事的比干实事的强。如何证明不干实事的比干实事的强制造身份的不平等——宣布不干实事的文人是高人一等的“精英”。文人成了高人一等的“精英”，就可以用空话把别人的实干成果据为己有，用不等价交换不劳而获。这一切决定了中国文人的两大需要：第一，自命“精英”;第二，脱离实际光说不干。
自命“精英”——只有自命高人一等，才能制造出“文人的舞文弄墨、搬嘴弄舌等主观夸张比苦干实干劳动创造的财富更有价值更高级”的神话，才能让别人花代价获取这舞文弄墨、搬嘴弄舌的主观夸张，才能鄙薄劳动创造财富、蔑视劳动人民、不屑靠等价交换向创造财富的人提供服务正当谋生、追求依附权贵不劳而获。
脱离实际光说不干——只有脱离实际光说不干、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文人才能逃避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等客观制约，才能避免“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实打实、硬碰硬、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真金不怕火炼，是不是金子立竿见影”的尴尬，才能尽情用主观夸张任意撒谎证明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不管如何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天花乱坠颠倒黑白都不怕露馅、不怕“文人高人一等”的神话会破产。
“文人吃香”，意味着把文人这两大需要强加于整个社会：
脱离实际光说不干——不必会干，只须会吹。干得好不如吹得好。实事求是敌不过主观夸张，是黑是白是鹿是马全凭文人一张嘴，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客观事实，而是文人主观夸张出来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任意解释、随时变化的“理论”。
明白这就能明白为什么自古以来中国碰到外来侵略时文人总是主和——主战，要取胜就得干实事，文人干不了;让别人干，就不免大权旁落，如果别人成功了自己就不吃香了。主和，不抵抗，什么实事都不用干，不会威胁到自己“文人吃香”的地位。如果因为不抵抗而亡国呢那对文人来说更好——外国人统治中国离不开自己，中国人统治中国离得开自己(至少他们这样认为)。这种个人得失明细帐文人算得比谁都精。
为什么中国人总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枪打出头鸟”“文人吃香”的需要——“行高于众”，一下子就把光说不干的文人比下去了，那人家还怎么靠主观夸张任意撒谎高人一等当然非打压不可。这是保持“文人吃香”的诀窍：光说不干，谁干实事整谁，干的成绩越大整得越狠。宁可谁都干不成，也不能让干实事的人成功。如果真闹出大乱子引起天下大乱，文人们立刻把王八脖子缩到肚子里装聋作哑一声不吭，死活不出头，谁爱出来收拾烂摊子由谁去拼命。等人家成功了、局势稳定了，文人们立刻纷纷冒出龟头，发挥主观夸张的特长在鸡蛋里挑骨头，罗列罪名把干实事的人打下去，重新建立起“干得好不如吹得好”、“大干大错、小干小错、不干不错，越干越错”的社会大环境。所谓“中国人好内斗”、“一盘散沙”、“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嫉贤妒能”等“传统”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文人吃香”、“必须打压干实事的人”的必然产物。
文人打压干实事的人的最常见伎俩是“不看干不干，只看错不错”——评价医生，不看治好了多少病人，只看出了多少差错。照此标准，一个病人都不看的人必定无差错，必定最优秀。这正是文人期望的结果：不看干了多少，只看错了多少，啥也不干的文人就永远一贯正确，就能确保“文人吃香”。然而社会要发展、历史要前进，不干才是最大的错误。这就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的最根本原因——“文人吃香”导致不准干实事，导致贬低迫害干实事的人，导致“不看干不干，只看错不错”。结果：社会停滞，落后挨打。
“文人吃香”就必须确立“文人高于一切”的是非标准——其他一切都不管，只按对待文人的态度判断是非：国家不重要，民族不重要，老百姓不重要，文人最重要;凡“文人吃香”的时代就是好时代，凡文人不吃香的时代就是坏时代;凡吹捧文人的人就是好人，凡不吹捧文人的人就是坏人。谁敢惹文人谁就是十恶不赦的坏东西：秦始皇焚书坑儒，因此秦始皇必须是千古暴君;毛泽东坚持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因此毛泽东时代必须是“最坏的时代”——比日本侵略中国时代还坏，比南京大屠杀还坏，更不用说比“蒋委员长”统治的时代和封建皇帝统治的时代了。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原因只有一个：“文人高于一切”，以对待文人的态度为判断是非好坏的唯一标准，最高标准——所以“普世公知”的一切鼓吹无不以“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要“文人高于一切”就不能允许爱国、爱民、爱民族——爱国，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文人就不能高于一切了;爱民，老百姓高于一切，文人就不能高高在上了;爱民族;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文人就不能唯我独尊了。要“文人高于一切”，就必须不准爱国、不准爱民族、不准爱绝大多数老百姓，只准爱文人。但如此直截了当太露骨，所以必须绕个弯子：不准爱任何具体的东西如国家、民族、人民，只准追求空洞抽象的东西——过去是“仁”、“善”、“礼”、“理”、“天命”、“天意”;如今是“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尊严”、“人权”……所有这些空洞抽象的东西的解释权只有文人掌握，追求这些，自然就得匍伏在文人脚下顶礼膜拜，就达到了“文人高于一切”的效果。
(“普世公知”否定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小九九其实一点就破——爱国、救国、强国、拯救民族都是实实在在的实事，靠的是实干，衡量一切的标准是客观事实。而“文人吃香”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不干实事”——认同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就必然认同实干，就必然认同实事求是，就必然让从不干实事的文人——“普世公知”们吃瘪。只有否定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才用不着干任何实事只需会吹，才能让“普世公知”们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凭三存不烂之舌高人一等。就凭这私利，他们就必须否定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不准爱国、爱民、爱民族等任何具体的东西，只准崇拜完全由文人垄断的空洞抽象的东西——这是“文人吃香”的必然结果。
“文人吃香”就不可能允许中国的科学技术得到发展——搞自然科学理工科的从专业本质上讲属于创造财富，成功之道在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实干而不空谈。越是现代化，越需要跨专业跨部门的配合，越需要集体协作“全局一盘棋”，越需要统一和服从，越需要尊重别人的劳动。要发展科学技术就必然崇尚实事求是，就必然讲求实干，就必然认同劳动创造财富，就必然认同说实话，就必然威胁到“文人吃香”的两大基本原则(自命“精英”、脱离实际光说不干)，就必然容不得文人的一系列劣根性：主观夸张、任意撒谎、只顾自己、个人主义、自由散漫、拒绝任何约束。这些东西一旦吃不开，文人就吃不开，文人的特权地位就完蛋了。文人要确保自己的利益，就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自己的特权地位，就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挑战自己的特权地位，就必须竭尽全力把这种挑战消灭在萌芽状态，就必须打压搞自然科学理工科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
——“中国的人事组织正悄然发生‘革命’”、“中央以数量化的硬指标推动官员年轻化力度之大，收效之显，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罕见”、“如今需要的是改革型+知识型+亲民型+法治型官员”、“现在履新的省级干部大多是学文科出身的，他们有较强的人文主义色彩，符合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要求”(“中国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
——“发展中国家多倾向于学理科的工程人员治国，到一定时期则变为学文科的社会管理人员走上前台”(中央党校教授刘启云);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刘启云表示，工程师—经济学者—法学学者(后两者可被统称为社会管理型学者)的代际变化，隐含着治国方略的调整”(注：明确把工程师踢出“社会管理型学者”，毫不隐讳“经济学者”“法学学者”才是老大);
——“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软着陆不断。”“法政官僚治国就是现在，正在开始。这样说，法律人是不是太不谦虚没有什么好谦虚的。因为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必然规律。”(“模范党员律师”陈有西“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2011-12-11)
——“第一代领导人是开国元勋、革命家和军事家。第二代主要是工程技术专家。第三代则是职业的政治家，他们一般是法律、人文、经济等专业出身。因为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面临的矛盾做出判断，消除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需要领导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等专业的知识结构”;
——“2009-04-10讯：昨天新华社发布的消息显示，国务院新任命的5位副部级官员，均拥有人文社科专业背景和博士学位”;
——“国务院选拔17位‘财经少帅’”;
——“中国政坛高官哈佛班”;
——“在98人名单中，有72人明显具有人文社科学历背景，所占比例为73%。在大学期间，他们大多攻读文史哲、法学、经济、政治、新闻传播等人文社科类专业”;
——“北大崛起中国政坛任副部级以上职位校友高达57人”、“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九成多就读于文史哲、法学、经济、政治等人文社科专业”;
——“截至2007年5月末，全国31个省市区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中，拥有人文社科类教育背景的官员占总量的75%以上”;
——“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具有大学学历以上的占92.2%，有高级职称的占33.2%。”“在2006年省级党委换届后，百余名省级党委领导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60%左右，有些还曾经拥有学者身份。与此同时，在这百余人名单中，有超过七成的人员具有人文、社科学历背景，这与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强调革命资历的‘革命官员’以及在改革开放初期较为倚重的‘技术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学者型官员成政坛亮丽风景不只是耀眼标签”：
——“此次人事大调整的显著特点就是以财经部门为主，包括发改委、银监会、央行、外汇局等对国家宏观经济影响重大的核心机构，一大批具有财经专业背景的年轻官员上位”;
——“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资中筠)(注：古之士皆文科。这等于公开宣布学理工科的不算“知识分子”)。
……
所有这一切说明两条：
第一，“文人吃香”容不得干实事，容不得靠干实事吃饭的人。而一切靠劳动创造财富的，包括搞自然科学理工科的人都是靠干实事吃饭的。“文人吃香”必然导致打压一切靠劳动创造财富吃饭的人民群众，包括学以致用专心搞自然科学理工科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
第二，中国古代的“文人”与今天的“普世公知”即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学理工科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识分子)是一回事。
历史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财富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创造历史、创造财富靠干不靠吹。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也是干出来的——开拓海外市场、发展全球贸易、启动工业革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等等都需要实实在在的实干。“阿Q精神”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光吹不干，用吹代干——“精神胜利法”。“文人吃香”，“精神胜利法”大行其道，一切取决于吹，一切靠吹解决问题，“干得好不如吹得好”，那谁还肯实干当然全去吹了;用自己说了算的信口开河摧毁实事求是，谁从实际出发谁倒霉，那谁还能实实在在做事当然只剩下弄虚作假了。脚踏实地不如弄虚作假，舒舒服服猫在家里练吹就胜过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漂洋过海开拓市场，那谁还愿意舍近求远徒劳无功人们都不干实事光弄虚作假吹牛皮，社会岂能发展岂能不错过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机遇
“文人吃香”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是中国错过发展资本主义历史机遇、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干得好不如吹得好，文人三言两语就能把你的千辛万苦的发展成果甚至身家性命一笔勾销，这让中国社会如何发展严肃认真敌不过“难得糊涂”，科学技术怎么能不落后实事求是敌不过信口开河，你要辛辛苦苦飘洋过海开拓市场，要促进贸易，要发展工商，要建立市场经济规则，要等价交换，文人引经据典一顿“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重农抑商”、“小人哉”、“焉用稼”、“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能财货以事其上则诛!”“奇技淫巧”、“玩物丧志”、“勾结夷狄、不尊君圣、不守教化、居心叵测、图谋不轨”就全盘否定一笔勾销了，最后干脆来个“海禁”、“片板不许入海”，垄断一切贸易，就凭这，中国怎么可能发展资本主义怎么可能不错过一个又一个历史机遇怎么可能不落后挨打中国人不是没有努力发展过资本主义，而是一切努力都被文人当权扼杀了。
注意这些历史的前因后果：程朱理学横行天下导致宋朝以后、新中国之前中国社会一直是“文人吃香”。结果：
——中国唐朝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杰出的军事战略思想家，直到出了毛泽东才填补了这个空白。
——宋朝之后、新中国之前中国再无“四大发明”那个级别的发明创造，再无老子、墨子、庄子、孙子、荀子、孔子那个级别的思想家，再无都江堰、郑国渠、灵渠、长城、大运河那个级别的的伟大建筑——老子、墨子、庄子、孙子、荀子、孔子全部出现在宋朝之前;都江堰、郑国渠、灵渠、长城、大运河等全部诞生于宋朝之前;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个发生在宋朝之前，只有一个“活字印刷术”发生在程朱理学刚开始嚣张、还没有来得及全面渗透巩固泛滥成灾的北宋。
——宋朝文人压倒武将，秦桧压倒岳飞(“高俅”陷害“林冲”)。
——“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大宋”=“大送”，经济技术文化方方面面都世界先进的宋朝挨打不断，最后亡于远落后于自己的少数民族政权。
——中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残害妇女的陋习——“三从四德”、妇女裹小脚大规模泛滥于宋代(“宋朝人以女子小脚为美，故此北宋神宗元丰后是开始流行的时期”——维基百科)，此后代代不衰持续到民国。真正彻底禁绝最终消灭了这一丑恶的是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
——中国自明朝开始落后，错过了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的历史机遇，错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机。从此中国一路下坡，越来越落后，挨打不断，几乎灭绝。
——“亚洲有一个大国，其中学术可以是一个人登龙的工具，如果学术真正能够使人有纯洁的道德，如果真正能够教育人为祖国而流血，那么中国人必然是智慧的，自由的和不可征服的，但事实上，什么恶他们都会犯，什么罪行在他们都很通行，如果说他的大臣们的才智，或者它的法律所有的睿智，甚至人民众庶，都不能保卫国土，以致被愚悍的蛮族所屈服，那么所有的这种智士又有什么用处呢”(卢梭)
戴旭在CCTV-7讲武堂的《近代中国强军梦》讲座中用大量的事实和确切的数字详细而生动地描绘出宋朝以来“文人吃香”给中国带来的具体后果：
——中国在明朝错失海权加火器的革命，在海权加火药引发的新军事革命中双重落伍;
——中国在清朝错失铁路带来的陆权复兴和新陆军革命，在蒸汽机与铁路引发的新军事革命中双重落伍;
——中国在民国错失内燃机引发的机械化战争变革，在工业化总体战与内燃机革命引发的新军事革命中双重落伍。
从明朝到民国，中国错过了三次新军事革命，总体上落后世界先进水平近五百年，而且依然不急不慌若无其事;不但跟别人比差距越拉越大，而且跟自己比都越比越抽抽——戴旭举例说，1893年日本国内铁路2039英里，满清400公里;十年后的1903年，日本铁路4500英里，满清仍然是400公里——整整十年寸步未进。满清的铁炮威力还不如明末的红衣大炮，民国军阀的炮兵火力还不如晚清时的淮军。清朝海军总实力曾位居世界第七、东亚第一，民国时期中国海军完全微不足道。到7.7事变前夕，中国光对日本的差距就已经大得能把人吓死：
工业产值：13.8亿美元对60亿美元
钢产量：4万吨对580万吨
煤产量：2800万吨对5070万吨
石油储备：1.31万吨对169万吨
铜：700吨对8.7万吨
军工生产能力：
飞机：0对1580架
大口径火炮：0对744门
汽车：0对9500辆
坦克：0对330辆
军舰：0对52400吨
中国海军2.5万人，舰艇66艘，总吨位5.7万吨;日本海军12.7万人，舰艇285艘，总吨位115万吨，航母4艘，水上飞机航母2艘，战列舰9艘，重型巡洋舰12艘，轻型巡洋舰21艘，驱逐舰102艘，潜艇59艘，教练舰1艘，潜水母舰5艘，在建的“大和号”一艘即7万吨，超过中国全部海军总吨位。
中国空军飞机600架，作战飞机架仅305架，能够投入作战的飞机仅200多架，能执行任务的飞行员仅600余人。不仅不能造飞机，而且不能造零部件，航空工业为零。日本1937年年产飞机1500架，战争后期充分动员后年产飞机1到2万架。
中国没有建立现代化战争动员体制，4亿人平时养兵170万，预备役150万人，基层军官多不识字，连花名册都看不懂，无法点名，更谈不上军事战术，作战全凭血气之勇，用冷兵器时代的方法作战。当时一发子弹相当于7斤半大米，或35个鸡蛋，如此昂贵，平时舍不得实弹训练，导致军事素质低下。日本人口9000万，常备军38万，可动员兵力1000万，其中受过军事训练可迅速形成战斗力的450万人。
当世界进入机械化战争时代时，中国不能生产任何一种机械化时代的主战兵器：坦克、飞机、军舰、大炮。无论是经济形态、技术形态还是军事形态，日本都遥遥领先中国一个时代。
如此巨大的差距就是宋朝以来“文人吃香”的历史产物。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断挨打、不断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不得不以农业时代的生产力和战斗力对抗工业时代的生产力和战斗力，不得不承受战场上人员的惨重损失、“南京大屠杀”、“平顶山大屠杀”、“七三一部队”、“杀光、抢光、毁光”……
毛泽东时代之前，中国航空工业为零。坦克工业为零。潜艇工业为零。导弹工业为零。大口径火炮工业为零。电子雷达工业为零。汽车工业为零。精密机床工业为零。重型机械工业为零。核工业为零……凡涉及高、大、精、尖(高级、大型、精密、尖端)的工业几乎全为零，完全称得上“国防工业的沙漠”、“不毛之地”——斯大林说：“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毛泽东逝世时，这些“零”全部不复存在。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了系统完整、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尤其是国防工业体系——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工厂都不是孤零零地一个一个地建，而是成龙配套一个体系一个体系地建——主机、辅机、设备仪表、加工设备、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量具刃具、工装卡具……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地成套全面建设，同步创建了一个复杂而完整的工业体系。
更关键的是，毛泽东时代不仅仅是建设了一批工厂，而且是造就了整个的中国工业体系，造就了一个阶级，几乎从零开始教育培训锻炼出一支完整的国防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大军——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开始时文盲充斥，高精尖技术力量几乎为零，国防工业的“硬件”是沙漠，“软件”也是沙漠，根本就没多少技术力量和技术工人。毛泽东几乎从零开始，把大量祖祖辈辈目不识丁、一盘散沙的农民教育培训成了能胜任国防科研生产需要的训练有素的技术力量和产业工人，给中国培养出技术精湛、纪律严明、管理严格的产业技术工人大军和科研生产技术队伍，使中国从而既具备了迅速消化引进的先进技术的能力，又具备了独立研发新产品的能力。毛泽东就这样硬是把中国从“国防工业的沙漠”改造成可以栽种能“长”出各种先进武器的“果实之树”的国防工业的“良田沃土”。
(当年“发展工业技术的经验和能力”的大规模转移传授都发生在国营企业，中国工业的脊梁骨——研发精华、加工精华、技术精华、管理精华等等都集中在国营企业。虽然如今“国营企业”被弄成了“国有企业”，但元气还在，底子还在，还没彻底伤筋动骨，还能支起中国工业的一片天——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撤不撤没太大关系，你走了中国人自己也玩得转。一旦“国有企业”也被搞垮，中国的工业脊梁骨就彻底垮了，研发精华、加工精华、技术精华、管理精华等等就全完了，外资企业一撤中国人自己什么也玩不转，非趴下不可。因此要消灭中国工业的生命力就必须彻底消灭中国工业自主发展的能力，就必须彻底消灭国有企业。“普世精英”拼命叫嚣取消国有企业，说明他们眼光很准，手段很刁，专拣要害下刀子。)
毛泽东不仅使中国人克服了农耕社会各种陈规陋习，而且使中国知识分子克服了自古以来的文人劣根性。
中国文人最坏的毛病是光说不干、说一套做一套、撒谎不当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文人相轻、内斗不休、毫无凝聚。这一切是“靠主观夸张吃饭”的产物。只要是只为自己谋利益，这一切就不可避免——文人靠主观夸张吃饭，主观夸张如果没有实事求是把关，就必然演变成满嘴撒谎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文人如果只为自己，那就没什么理由用实事求是捆住自己的手脚，因为没有利益需要。毛泽东用“为人民服务”解决了这个问题——认同为人民服务就会用实事求是指导约束自己的主观夸张，因为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实事求是——靠主观夸张吃饭的人为利益需要实事求是的人服务才会认同实事求是;为利益需要撒谎的人服务则必然撒谎。
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学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一切生存必须只能来自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方式要么通过向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提供服务而等价交换，要么倚仗权势巧取豪夺。靠提供服务等价交换的即“为人民服务”，倚仗权势巧取豪夺即“与人民为敌”。由此可见“为人民服务”不是一种恩赐施舍，而是一切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学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识分子)获得生存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必要手段。所以毛泽东要把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作为区分敌我知识分子的唯一标准：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我们看人的时候……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是否为人民服务不仅关系到知识分子生存的合法性、正当性、克服劣根性，而且关系到知识分子的聪明智慧能否发挥。
只为自己的知识分子都是单打独斗的个体户，不需要别人的配合，不需要集体协作，相互之间利益矛盾，只有竞争防范，没有齐心协力，个人的智慧相互抵消，因此整体智慧小于每个个体。所以“一个中国人是龙，三个中国人就成了虫”。
认同为人民服务的人有共同利益，能够齐心协力，相互共同之处大于矛盾之处，个人的智慧能够相互迭加，因此整体智慧大于每个个体。所以“集体的智慧大于个体”、“人民的智慧力量无穷”——同样的人，同样的智商，为集体谋利益与为个人谋利益所能发挥出来的聪明才智完全不同。
中国能从古老的农耕社会迈进现代化工业社会大门最难翻过去的一道坎，不光是因为毛泽东改造了农民，使上百万祖祖辈辈习惯粗放耕作自由散漫的农民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变成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产业工人，而且因为毛泽东改造了知识分子——用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中国培养出无数克服了中国过去的文人、如今的“普世公知”的劣根性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认同自命“精英”而认同为人民服务;不认同光说不做而认同说到做到;不认同脱离实际而认同实事求是;不认同脱离群众而认同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不认同文过饰非而认同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认同“难得糊涂”而认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使科学严谨的文风、学风、作风在中国社会蔚然成风。而这些是从古老的农耕社会翻过最难的坎、进入现代化工业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也是最不容易普遍养成的因素。
新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五百年中唯一一次追上世界军事革命的战略奇迹因为新中国的领导毛泽东具有远大的战略目标，用毛泽东思想激励凝聚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高瞻远瞩纵横摆阖，利用冷战和美苏对立的矛盾，硬是从美苏包围的铜墙铁壁中劈出一条通路杀出重围，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中国的工业化是在敌人的空隙里建立的，中国的原子弹也是在空隙里爆炸的。
历史曾不止一次给了中国急起直追弥补差距的机会，但都被中国的“文人吃香”浪费掉了。最后的一次最佳历史机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来说这是个争分夺秒开始工业化基本建设绝好机会。但那几年中国忙了什么军阀混战。卖了点轻工业品。搞了点廉价劳力输出，让“公知”养尊处优——把历史性大风暴之前的平静当“世外桃园”，优哉游哉卿卿我我。近代中国唯一的一次赶超弥补历史缺课的黄金时机就这样被浪费在“民国范儿”们的风花雪月上。今天的“公知”们还恬不知耻说民国如何如何先进功劳如何如何大——如今充满欣赏的“民国范儿”是用后来的30年中无数老百姓的命换的，是用比黄金还宝贵的历史机遇换的。等世界大战结束、列强腾出手来收拾中国，这段短暂的“田园诗”的日子就再也不存在了，历史证明，过了这个村就再没这个店，错过了那次历史机遇，中国想平平安安弥补历史差距的环境再也不存在了——日本入侵、二次大战、美苏冷战、两大阵营对峙……
中国能迎头赶上弥补500年的差距，全靠毛泽东高瞻远瞩纵横摆盍，领导中国人利用冷战和美苏对立的矛盾，硬是从美苏包围的铜墙铁壁中劈出一条通路杀出重围，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把包围圈打开一个缝隙实现了工业化，爆炸了原子弹。
但“普世公知”们不这么看：“1949到1976年这27年，他只干了这些事：整死有钱的人，整死有文化的人，整死有思想的人，整死家庭条件好的人，整死有教养的人，整死有理想的人，整死有骨气的人，整死有同情心的人，整死骨头硬的人，整死有道德的人。一句话，那27年，他从头到尾都在整人。”“强制性地牺牲一部分人实现所谓的工业化，这样的制度，就是反人民的。更何况，牺牲了农民，并没有实现工业化。建立的重工业体系是没有用的。”
毛泽东带领中国人用27年迎头赶上500年的差距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奇迹、铁一般的事实被“普世公知”们三言两语就一笔勾销了。这正是“文人吃香”的特征：“干得好不如吹的好”、“用自己说了算的信口开河摧毁实事求是”。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能证明“文人吃香、中国遭殃”是铁规律了：如果毛泽东领导中国人创造的那么了不起的历史奇迹都能被文人三言两语一笔勾销，那其他人的实干又算老几同样能被文人轻而易举一张嘴就毁掉。今天的文人能用自己说了算的信口开河摧毁实事求是，干得再好再出色也不顶他一张嘴，过去的文人同样能如此。通过今天的例子可以反推过去——可以想象，当年试图做实事、发展工商业、开拓海外市场、发展资本主义的中国人肯定少不了，但他们的一切努力肯定都象今天一样被当时的文人一张嘴就毁灭了，用主观夸张出来的在当时看来振振有词的“普世”理由一笔勾销了。当年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机遇就是这样被文人断送的，中国人避免落后挨打的一切努力就是这样被文人破坏的。“文人吃香”使中国即使先进都免不了挨打，使中国从先进变为落后，落后之后更落后，眼睁睁走向毁灭而无能为力。
不管过去之文人、今日之“普世公知”看起来如何温文尔雅、道貌岸然、甚至懦弱敦厚、手无缚鸡之力，但历史无情，客观规律是“文人吃香，中国遭殃”，温良恭俭让背后是杀人不眨眼，是笑里藏刀蛇蝎心肠。正如鲁迅所说：“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四.“普世价值”是“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的代名词
——“国家不可爱，何必要爱国”、“中国的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马立诚)
——“学习日本，让美国保护中国;国家可以不要，但必须要人权”(清华大学国际问题所研究员庞中英)
——“祷告华夏优良传统品德的回归!铲除爱国贼!铲除爱国苍蝇!呼唤华夏传统美德!”(李剑芒：“方正县墓碑建的好!”)
——“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需要多视角对待殖民史”“一部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既是统治和反抗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恰恰是多方面因素的参与，共同创造了我们沿海文明地带的历史。”(朱学勤)
(注：注意朱学勤的提法：“我们沿海文明地带”——“我们”、“沿海文明地带”。什么意思跟中国划清界限，跟中国人划清界限，跟中国文化划清界限。“你们”、“内地人”算什么东西乡巴佬，土老帽，野蛮，愚昧，粗暴，低劣，跟“我们沿海文明地带”不是一个层次，不是一个范畴，不是一个归属，不是一个集合，根本不是一回事。难怪上海“精英”们早就宣布“上海文化在很多方面已不在乎国内坐标，只在乎国际坐标”，难怪朱学勤要反对国家认同，公然说“以前的历史课本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
——“号召我们放弃个人私利，成就民族国家的伟大;剥夺了我们的自由与财产，说这符合国家利益，也从根本上符合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让我们牺牲个性，融入到更神圣的群体事业中，如此才能感受到集体的力量;将学术和理论更多地与民族的荣光相联系，制造出各种民族的科学……这就是纳粹!”(贺卫方)
——“为了日中关系，我同意删除狼牙山五壮士”、“岳飞根本不是民族英雄”(国家中小学教材组编写组长余桂圆)
——“古人无‘民族’意识，何来‘民族英雄’”、“古代中国没有‘民族’、‘民族主义’概念，自然也不可能存在什么‘民族英雄’”“‘民族主义救中国’本是晚清知识分子病急乱投医的结果，带有强烈的现实功利色彩”、“岳飞不是‘民族英雄’”、“据宋史学家、《岳飞传》作者邓广铭先生考证结论，《宋史.岳飞传》所载岳家军最辉煌的‘朱仙镇大捷’——大破‘拐子马’，击溃金兀术10万大军，其实根本不存在”、“其他抗金事迹，更未必全然属实”(“腾讯历史”谌旭彬2011年12月21日)
——“民族主义是一种多余的想象”、“民族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找不到任何严格的依据来证明“民族”概念有存在的必要，它只是成为自我神化和党同伐异的借口而已”、“将同一个母亲的后代们分化为很多个‘民族’并且彼此攻击，也许是世间最无聊之事。”(“南方网”2010年8月10日13:39)
——“岳飞被冤杀，实际上是另有原因。说起来，很可能是他没有顾全大局”、“要知道打仗就是烧钱，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风雨飘摇中勉强站住脚的南宋有能力大把烧钱吗”“如果不控制战争节奏，江南的老百姓基本上快要搞窝里反，里应外合，迎接北方的金军(解放军)南下渡江了”(“人民网”王文剑“岳飞之死的另类解释”2013-05-26)
——“摆脱悲情情结”、“少讲‘悲情’，调整历史观”、“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换个角度看世界”、“需要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待西方国家，不要只把它们看成是到处侵略扩张的列强”、“不宜专捡它们崛起历史中的瑕疵、曲折甚至犯罪”、“动辄怀念自己先前阔过的炫耀或者曾经悲痛……实际上弱国心态，甚至是国家层面上的阿Q精神或精神胜利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孔寒冰于2006年12月6日——“南京大屠杀”忌日前一周)
——“西方不再只是西方，中国也不再只是中国。中国已经融入世界，这一过程不可逆转，并将越来越拓展其广度和深度”(中国青年报)
——“民粹主义已成当今中国的一害，且有加重之势，必须对之进行治理。思想理论界应当有意识地加大批判民粹主义的力度。政府对民粹主义的非理性行为，应当按照国法政纪严肃惩治”(中国青年报)
——“把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找过来，这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建一所学院，就建在圆明园的遗址上面，形成一所联合大学!就叫做圆明园大学或叫八国联合大学。简称八国联大。”(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王建国)
——“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刘晓波)
——“这个劣等民族从来不清算历史，所以历史就是灾难循环，举起刀子杀人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会被刀子杀，中华文化是劣等文化，一直灌输的就是斗争仇恨”(凯迪猫眼看人“猫鸟兽”)
——“我们的制度设计有那么多的原罪”、“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所有的集体，是个体组合起来的，没有千千万万个私有权的保护，就不会有真正的公有财产。以前我们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其实更正确的一个真理，是‘小河无水大河干’”。(陈有西)
(真正含义：小河优先大河，为了小河可以毁灭大河，为了个人可以毁灭国家，为了自己可以牺牲民族。)
——“918这天，中国女青年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个国耻日，对老公男友的求欢，一概拒绝，坚决抗日……”(《南都周刊》执行主编主编许庆亮)
——“人权高于主权”：“政治家们制造的欺骗百姓的重要理论，就是把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当成至高无上的准则。……请问，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茅于轼)
——“分裂有什么不好中国国民生活水平最好的时期，就是南宋”、“中国若民主，必分裂不假。但是，中国的未来一定是大一统为最优吗……大家都过得好，分开过又如何”、“分裂就分裂吧!只要大家过得好，分就分了吧!人家不愿在你统治之下，你硬是要用专制手段去统治他，有什么意义现在分裂，你认为我们会被谁占领美国么会被谁屠杀日本么别再拿鬼话来吓唬我们了，我们早已不在是小孩子。”、“如果一定要分裂才能民主，那么我宁可要前者，这是民主的本意。什么是以人为本，这就是以人为本，1亿广东人公投独立与否结果必然要尊重和实现，没有这个前提，不要谈民主”、“如果真的要在分裂与民主之间选择，我宁可要民主，而且大多数中国人都需要这个。别用分裂来吓唬人。”、“如果一个国家实行民主必然分裂，那她也只能选择民主!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分裂才能实行民主，那就证明她应该分裂!”(凯迪网络)
我从没见过哪个“普世公知”肯定过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也从没见过哪个“普世公知”提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时不破口大骂或冷嘲热讽——“普世公知”满口“爱”，却最恨“爱国家”、“爱民族”，特意发明了“爱国贼”这一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罪名，谁讲爱国，马上扣上“爱国贼”的大帽子;谁讲民族主义，马上扣上“法西斯主义”的大帽子。“普世公知”就这样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全部打翻在地，变成了十恶不赦。
(当年汪精卫不敢说要卖国，只敢说是为了“曲线救国”，至少还不敢否定“救国”、还不敢肯定“卖国”。如今的“普世公知”用“普世价值”一下子就来了个釜底抽薪乾坤大挪移——根本不存在侵略，只存在“先进文明扩展”，根本不存在卖国救国问题，只存在“接受先进文明”与“用野蛮抗拒先进文明”的问题，卖国顿时变成了正义，爱国顿时变成了罪行，汉奸卖国贼顿时变成了“先进文明代表”，爱国者顿时变成了“爱国贼”，是非曲直顿时就倒了个个儿。相形之下汪精卫“曲线救国”的那种掩耳盗铃的羞答答简直太土太原始太笨拙，差得太远了——“普世价值”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最新的例子是斯诺登事件：斯诺登出来揭美国政府的老底，坚持的是“人权高于主权”。美国政府通缉斯诺登，坚持的是“主权高于人权”。斯诺登事件一出，整天叫嚷“人权高于主权”的中国“普世价值”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对美国政府的“主权高于人权”说半个“不”字。这充分说明他们的“人权高于主权”是认人的，专门冲着中国，决不敢惹美国，专项专用，一点也不“普世”。
“普世公知”鼓吹的“普世价值”根本就是一场骗局，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处处是假——真正“普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全砍掉了，留下的“民主”“自由”、“人权”之类全供自己专用，根本不准普通老百姓沾边，毫不“普世”：
——满嘴“民主”，却“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不能一人一票”。老百姓敢说半个不字，马上一顶大帽子：“民粹”——“民粹主义已成当今中国的一害，且有加重之势，必须对之进行治理”。这足见“普世公知”的“民主”是“精英专用”，老百姓根本没份。如此专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哪有丝毫“普世”
——满嘴“自由”，却扼杀一切左翼刊物、关闭左翼爱国网站、解聘批评“公知宪政”的教授。吉林“民营企业”一次烧死120人，工人平时连上厕所的自由都没有，整天被反锁在车间里，大难临头连逃命的自由都没有。全国同样毫无自由的工人不知有多少。对如此规模巨大无法无天的剥夺自由，“普世公知”从来不吭一声。这证明他们的“自由”是少数“精英”的特权自由，与普通老百姓无缘;证明“普世价值”的“自由”是“资本自由”，不是“自由是普世价值”，而是“资本自由是普世价值”;资本主义世界不是“自由世界”，而是“资本自由世界”：有资本者有自由，无资本者无自由;资本越多，自由越大;资本越少，自由越小——工人没资本，所以不但没有上厕所的自由，而且没有火灾时逃命的自由。如此专供少数人享受的“自由”，哪有丝毫“普世”
“普世公知”说，他们的“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价值”——真稀罕，一个不要国家、不要民族、把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妖魔化、一张口就把成亿成千万的老百姓变成“改革代价”、整天辱骂老百姓是“愚民”、“暴民”、“刁民”、“屁民”、除了自己谁的死活都不管的群体居然在关怀全人类——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不要了，十几亿人的生存都牺牲掉了，却突然声称要为“人类共同价值”寻死觅活——卖人肉包子的声称自己一贯“行善积德、从不杀生”、开妓院的宣布自己一贯“保护妇女、捍卫道德”：滑稽不滑稽恶心不恶心
——“普世公知”的“民主”更是彻头彻尾的大骗局。最大的骗点：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民主高于一切”、“民主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民主”、“为了民主可以牺牲一切”……
任何宗教只要教义高于一切，只要允许为了教义牺牲一切，那就等于允许垄断教义解释权的人以宗教的名义做任何事，宗教就成了邪教——宗教裁判所的大爷们说谁是魔鬼谁就是魔鬼，拉出去就烧;“民主斗士”说谁不民主谁就不民主，说打倒就打倒;在“民主”的名义下想干什么干什么：以“民主”的名义抢劫，以“民主”的名义压迫，以“民主”的名义侵略……为了“民主”，可以把地球都拆了。
“普世公知”说，西式民主最公平正义，是“普世价值”。不对。这套游戏规则确保有话语权的人必胜。虽然选票掌握在投票人手里，投票人的思维却掌握在别人手里——思维决策离不开信息。社会越现代化，人获得的直接信息比重越少，间接信息比重越大。社会上任何人的间接信息来必自周围的媒体舆论大环境。控制了媒体舆论就能控制投票人所处的信息大环境;控制了投票人的信息大环境就能控制投票人的思维决策，就控制了投票结果：制造出倾向性舆论狂潮，在一定时期内压制“存在决定意识”，强行制造“意识决定意识”——“三人成虎”、“众口铄金”、“谎言重复千遍就成真理”，利用“民主选举”的“选民在投票瞬间的意识决定一切”的游戏规则操纵选举结果：“政客跟着选票走，选票跟着舆论走，舆论跟着媒体走，媒体跟着资本走，资本跟着利润走”。
“普世公知”拼命鼓吹西方式“民主选举”，是因为他们能操纵媒体和舆论——能凭嘴巴笔墨就凭空捏造出“饿死三千万”;能把做了无数实事的毛泽东变成恶魔、把天大功劳一笔勾销变成天大罪恶;就把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实事的“普世公知”变成“领导阶级”，那他们凭嘴巴笔墨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操纵舆论操纵选举又有何难“民主选举”是他们操纵自如的游戏规则，能确保他们稳操胜券。
把民主当目的意味着使民主脱离实际。脱离实际的民主的真正用处是让吃民主饭的人满意，在中国就是让“普世公知”们满意。如何让“普世公知”满意“文人吃香”——中国至少自宋朝以来的基本国策就是“文人吃香”。回顾这段历史，没见几个文人不满意。结果：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文人吃香，中国遭殃”。只要把民主当目的，使民主跟客观的东西——国家强大、民族生存毫无关系，那历史的结果就仍然是“文人吃香”，仍然是中国遭殃。
“普世公知”不在乎中国遭殃，不在乎中国灭亡，但中国老百姓在乎。对“普世公知”来说，中国灭亡了无所谓，甚至更好，因为外国人统治中国离不开他们，中国人统治中国离得开他们。“存在决定意识”，“普世公知”的这种存在决定他们不在乎“民主是目的”导致国家灭亡。中国老百姓没有这种退路。中国老百姓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亲身经历，尤其是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的亲身经历得出血的教训是：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主权就没有人权。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普通老百姓要生存就必须有国家保护，就必须使民族强大，就必须把国家民族的强大放在首位，其他一切，包括民主，都必须处于从属地位。换句话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既然民主是手段，那就必须服从目的的需要，国家民主利益需要什么样的手段就用什么样的手段，需要什么形式的民主就采用什么形式的民主，一切以客观目标的实际需要为转移。
结论：“民主是目的”是骗局。西式大轰大嗡的“竞选民主”不是民主，是最有利于“公知”的游戏规则。尤其在中国“普世公知”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彼此勾心斗角的条件下，那种“民主”不失控是不可能的。
长嘴婆娘到处搬嘴弄舌议论别人，算什么本事“普世公知”到处评头论足褒贬别人，算什么能耐二者其实是一路货，只是长嘴婆娘不会把自己的行为说成道貌岸然的“普世价值”而已。
“普世公知”颠倒黑白推销“普世价值”骗局的王牌伎俩是什么
第一，步步蚕食，得寸进尺，逐步升级。
当年希特勒每次都说，眼前这回是他最后的要求，只要满足就再也没问题了，一切万事大吉：只要纳粹党上台、只要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只要进军莱茵兰、只要并吞奥地利、只要占领苏台德——“捷克问题是他要在欧洲提出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只要占领但泽——“希特勒所要求的只是把但泽归还德国。走廊的命运由公民投票决定”……但每次一得手就立刻提出新要求，如此得寸进尺，步步蚕食，循环反复不已，最后的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也如此：每次都说，眼前这回是最后的要求，只要满足就再也没问题了，一切万事大吉，但每次一得手就又立刻提出新要求——一开始是“一包就灵”，然后是“下岗分流”、“买断工龄”、“改革代价”，然后是“一私就灵”、“一改制就灵”、“一破产就灵”、“私有制一入宪就灵”、“一物权法就灵”、“消灭公有制”、“MBO”、“全民炒股”、“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先污染后治理”、“住房产业化”、“市场化万能”、“腐败有理”、“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房地产是支柱产业”、“政治改革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共产党一党专政是一切问题的障碍”、“宪政”、“多党制”……以“治病救人”为开始，以“杀人灭口”为结束——以“改善公有制”为开始，以“消灭公有制”为结论;以“先富起来”为开始，以“中国贫富差距无与伦比”为结果;以“改善共产党的领导”为开始，以“共产党下台”为归宿——如此得寸进尺，步步蚕食，循环反复不已，直至苍蝇变成大象，癌细胞全身扩散，如今终于自以为羽翼丰满，公然向共产党直接逼宫，要发动全面大战了。
第二，挂羊头卖狗肉
前面已经说过，“普世公知”的本性是撒谎成性，撒谎成了家常便饭司空见惯。他们的“普世价值”处处有猫腻，最常见的猫腻是挂羊头卖狗肉，专门玩弄文字游戏制造“名不符实”，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部做手脚。比如把“公知独裁”说成“民主”;把“战争宣传”说成“言论自由”;把“只许公知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说成“法制”。不明白这移花接木、冒名顶替的把戏，就非常容易上当受骗——听他说要民主就当真以为他在为老百姓争民主;听他说要言论自由就当真以为他在为自己争话语权，哭了半天还不知谁死了，拼死卖力倾家荡产帮人家搞“公知独裁”还以为是在为自己争权益——教训：千万别对“普世公知”说的任何东西顾名思义想当然，一定要仔细分析核对调查研究，亲自判断出他们的真正用意——永远没有理由假定“普世公知”不撒谎，永远没有理由假定他们会自动说实话，永远没有理由相信他们。
第三，邪教式疯狂
鲁迅说：“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
同样，“民主民主，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民主，亦不过其一而已。
不过“普世公知”如今闹“普世价值”不仅仅为了“济私助焰”，而是为了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他们的“顶层设计”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社会矛盾激化到这个程度，自己也知道后果严重，形势危急，自己罪责难逃。为了推卸责任逃避惩罚，所以要毁灭中国、灭绝中华民族。但“普世公知”光说不干、极端孤立，没力量也没胆量赤膊上阵直接干。要毁灭中国、灭绝中华民族，就必须靠阴谋诡计借力打力。借力打力的最好办法是使中国陷入大动乱、大分裂、大内战。要使中国陷入陷入大动乱、大分裂、大内战，就必须消灭一切能凝聚中国老百姓的力量。在“普世公知”们通过“顶层设计”妖魔化了毛泽东、打掉了公有制、分裂了中国社会、使腐败泛滥成灾、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老百姓的不满日益加剧的今天，中国维系中国统一、抵御中国分裂的软力量主要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硬力量是共产党的领导。“普世公知”大闹“普世价值”为的就是一举打掉这三大维系中国统一的最的力量，让中国大分裂大动荡。鼓吹“普世价值”实际是一箭三雕：第一，推卸责任倒打一耙;第二，消灭爱国主义，消灭民族主义;第三，消灭共产党：
——推卸责任倒打一耙——祭出“普世价值”的法宝，“普世公知”一下子就把自己几十年祸国殃民的“顶层设计”的责任推了个精光，而且反咬一口：中国出了那么多问题不是因为我使坏，而是因为你共产党没彻底反毛，没搞“普世价值”。要收拾烂摊子就必须按“普世价值”搞“政治改革”，绝不可追究我“顶层设计”的责任。
——消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普世公知”的“普世价值”不包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肯定“普世公知”本身就是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否定。“普世价值”香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自然就臭了;“普世价值”高于一切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自然就销声匿迹了。因此提倡“普世价值”就等效于消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消灭共产党——认同“普世价值”就意味着认同“多党制”、“民主选举”、“政党轮替”，就推翻了中国现行宪法规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意味着“共产党下台”。
“普世公知”们并不傻，他们不会不清楚一旦中国分裂，自己一切“顶层设计”不可能不彻底破产，陷入战争屠杀和水深火热的中国老百姓不可能不彻底醒悟，不可能不恨透了自己，不可能不决心报仇雪恨，不可能不图谋使中国重新统一东山再起，不可能不回归毛泽东。万一中国老百姓终于成功重新统一中国，就不可能不彻底清算自己。为了一劳永逸杜绝后患，“普世公知”们光灭亡中国还不够，还必须一不做二不休，在中国老百姓彻底觉悟之前先下手为强灭绝中华民族——“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普世公知”的“普世价值”不包括爱国主义，不包括民族主义，不承认共产党领导。说“普世价值”，真正的意思是“不准爱国，不准爱民族，推翻共产党”。“普世价值”高于一切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共产党的领导自然就被摧毁了，维系中国存在的最后的力量自然就被消灭了。“普世公知”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的最后障碍自然就被扫除了。所以说“普世价值”是“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的代名词。
说“普世公知”，们要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有什么证据
“顶层设计”得让中国的子孙后代根本没法过下去，算不算证据——拼命毁田盖房、突破“十八亿亩红线”、经济命脉全部交给外资控制、“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把天文数字的中国人的血汗换成美国白条、强制推广断子绝孙的转基因主粮、无限制破坏环境、环境污染生态污染登峰造极、放任有毒有害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泛滥成灾、公然鼓吹“腐败有理”、整个社会腐败堕落道德败坏无出不假……所有这些哪个是还想让中国人子孙后代今后继续过日子的“顶层设计”
除此之外，“普世公知”们得意忘形时不小心露出了不少马脚：
“普世公知”们如此随随便便就肆无忌惮凭空栽赃诬陷爱国军人，证明他们丝毫不在乎与军队的关系。不在乎与军队的关系，证明他们并不指望有朝一日要依靠这支军队。他们早已铁了心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却不打算依靠现有的军队，又没有能力另外创建自己的军队，这只能证明“普世公知”们根本就没打算让中国存在下去，也根本没打算让这支军队存在下去——只要想让中国存在下去，即便由自己执政，又岂有不依靠军队之理岂有不注重与军队关系之理岂有不允许军队认同民族主义之理岂有肆意侮辱迫害爱国军人之理随随便便侮辱迫害军人得罪军队这件事本身就证明“普世公知”决心灭亡中国——“顶层设计”中没有军队，自己将来用不着，所以现在用不着巴结讨好。之所以将来用不着，是因为按“顶层设计”中国将要被消灭——中国都不存在了，当然不需要保留军队，当然不在乎争取军队，当然敢随随便便侮辱陷害军人。
2.把今日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推给毛泽东时代：“普世公知”说，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时代，今天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中国是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又经历过长期列宁-斯大林式政治经济制度的实践，实现这种转型的任务尤为繁重和艰巨。”(吴敬琏)“中国当今的社会问题就是毛留的后遗症，因为他建立的这样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毛泽东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即使如今存在诸多问题，也不是复辟毛时代的理由”……总之今天中国问题再多多不过毛泽东时代，再坏坏不过毛泽东时代。
这个逻辑有两层含义：第一，既然毛泽东时代最坏，那么如今不管发生什么问题都用不着解决，因为再坏坏不过毛泽东时代，即便啥也不干也比毛泽东时代好，那还费那个劲干什么就凭这一条，“普世公知”就有理由敞开了贪污腐化抢劫老百姓，反正有“毛泽东时代最坏”垫底，自己不管如何胡作非为都不算罪大恶极。第二，既然一切问题都是毛泽东时代造成的，那只要毛泽东时代不消除，问题就休想解决。然而毛泽东时代已经发生过了。这就意味着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使毛泽东时代等效于没发生过。只有消灭中国、灭绝中华民族、消灭一切知道毛泽东时代的人才能等效于毛泽东时代没发生过。
把一切问题都推给毛泽东时代这种逻辑初看是简单的推卸责任，实际暗藏着极凶狠的杀机，是在为灭绝中华民族制造理论根据和舆论根据：既然毛泽东时代的存在是一切问题之源，那要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使存在过的毛泽东时代等效于没存在过，就只有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
3.“中国实现宪政之后钓鱼岛问题就迎刃而解”：日本强占钓鱼岛愈演愈烈之际北大教授张千帆跑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只有宪政才能改善中日关系》，宣称日本已经“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如果中国也能实现宪政，那么领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日本一再斩钉截铁宣布钓鱼岛是日本的，从来没有说，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跟中国是不是“宪政国家”有关。日本的立场是不管中国是不是“宪政国家”，日本都要强占钓鱼岛;张千帆的立场是“如果中国也能实现宪政，那么领土问题就迎刃而解”——注意：张千帆只说“领土问题迎刃而解”，没有说钓鱼岛归谁。这只能证明张千帆们中有数：他们的“中国实行宪政”必然导致中国四分五裂不复存在，中国不复存在了，当然就没人跟日本争钓鱼岛了，领土问题可不就“迎刃而解”了张千帆跑到日本斩钉截铁宣布“中国实现宪政之后钓鱼岛问题迎刃而解”，实际是为“普世公知”争取外援：用钓鱼岛为交换条件，勾结日本帮他们通过推行“宪政”灭亡中国。
张千帆的这番表态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普世公知”要通过“宪政”灭亡中国，所以才敢跑到日本公开搬兵求援，以钓鱼岛为交换条件乞求日本支持他们的“宪政革命”。
4.明知遭到老百姓的仇恨却满不在乎：“普世公知”几十年的“顶层设计”把中国老百姓坑惨了。老百姓仇恨他们。他们自己也知道老百姓仇恨他们，老百姓也知道他们知道老百姓仇恨他们，他们也知道老百姓知道他们知道老百姓仇恨他们，但他们依然满不在乎，毫无悔意，丝毫也没有任何缓解老百姓仇恨的表示，甚至连这种愿望都没有。这只能从反面证明：“普世公知”们根本不认为老百姓对自己的仇恨能奈何自己。这背后的含义是在他们眼中老百姓不过是“待死人”，早被他们的“顶层设计”判了死刑，不会威胁到自己，因此才满不在乎。否则怎么可能如此篤定这从反面证明他们早已蓄意灭绝中华民族。
5.否定中国存在的必要性：从来不站在中国一边，从来不承认中国有任何可取之处、任何成就。中国的任何成就，从工业化、两弹一星到神十，无不遭到“普世公知”们的冷嘲热讽断然否定。这本身就否定了中国存在的必要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任何可取之处、没有取得任何成就，那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必要存在“普世公知”们一贯比中国的敌人还敌人，处处跟中国敌对，无孔不入诅咒中国的一切，连“草泥马，祖国”都成了“行为艺术”。世界上还有谁比中国的“普世公知”更恨中国他们能拿什么证明自己不是中国的敌人、不希望中国灭亡——你不承认要灭亡中国，拿出事实来证明呀：你肯定过中国什么你为中国的存在做过什么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行为捍卫过中国的利益证据何在
7.茅于轼大肆鼓吹“中国变成小国好”，为分裂中国制造舆论：“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小国家里，心态就会完全不同。”、“小国的百姓并不会寝食不安，天天担心被邻国侵略。如果，外国真要派兵入侵，自己只好束手待毙。对大多数国家来讲这样的事一辈子里没有发生过。
国虽小，却是一个世外桃源。用灰色眼光看事物的人会奇怪为什么没有别的国家侵略它，可捡一个大便宜。这样的小国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西北欧的许多小国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茅于轼：“大国和小国”，2013年7月10日)
8.茅于轼公然鼓吹用转基因主粮灭绝绝大多数人，为灭绝中华民族制造舆论：“必须把人口降至5亿以下，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的永久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共济会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正义而伟大的，因为他是为了挽救人类!能继续留在这个星球上的自然是优等民族，也符合“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就是天意，不可违背!就算是牺牲我的后人(当然我的后人也未必会牺牲)，那也值得!为了顾全大局，舍小家为大家，有何不可不能顾全大局的做法是自私的，是不可取的!转基因食品能在中国迅速推行，且有法律保障，说明我们的领导人是顾全大局的(虽然他们自己及家人并不吃转基因食品，而吃特供食品)，可敬可亲!”“转基因食品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他能让人慢慢失去生育能力，和平地断子绝孙!它没有血腥的杀戮，却与杀戮殊途同归，是一种可以把地球人减少至5亿的绝佳手段。转基因食品，不让人流血，不让人痛苦，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这样的科学家不服不行!”(茅于轼回信北方狼至尊，2011年12月25日)
结论：“开弓没有回头箭”。“普世公知”在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的路上已经走得太远，已经不可能再回头了。如今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是要国家民族，还是要“普世公知”——要国家民族就不能要“普世公知”，要“普世公知”就不能要国家民族。
五.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如何使中国大乱摧毁一切能凝聚中国的因素，制造必定导致动乱的状况。
摧毁一切能凝聚中国的因素：砍旗——彻底否定毛泽东;挖根——“欲亡其国，先灭其史”，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共产主义运动、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中华文明、否定中华民族、否定爱国主义、否定民族主义;摧毁中国人的道德体系价值观——只管自己、不顾别人、尔虞我诈、一盘散沙;毁灭经济基础——消灭公有制、全面私有化、由外资控制中国经济命脉……
制造必定导致动乱的状况：
1.粮食危机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可耕地资源短缺。杂交水稻研究专家、宁波市农科院副院长马荣荣说：“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
“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城镇化”、冲击十八亿亩红线、肆无忌惮大规模毁地盖房。
现实：
——“2012年中国粮食进口总量超过了7000万吨，创下历史最高记录。即便以官方数据2012年中国粮食的总产量为58957万吨计算，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至约89%。而中央规定的红线是95%。”“粮食的进口依存度10年间却从6.2%增长到12.9%，翻了一番。目前，中国基本粮食(麦类、稻类、粗粮类)的自给率仍然在97%以上，但如果算上大豆，自给率则低于90%，所有农产品的自给率大约维持在80%。”“依靠全球农业市场是一种方法，但要满足每年超过6亿吨的粮食需求，中国必须维持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率。”(网易侦查局第八期：中国粮食安全前景调查)“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12/2013年度全球谷物产需缺口约640亿斤。其次，每年全球谷物贸易量一般不足3亿吨，大豆贸易量大约只有1亿吨，两项合计只有大约4亿吨。而中国目前一年粮食消费量已经超过6亿吨。‘即使中国有钱，将全球能用于出口的粮食贸易量全部买回来，也不够吃半年，自己不解决怎么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说。”(中国经济周刊2013-07-02)
——大批农民被“城镇化”赶进城，变成“城里扎不了根、农村没后路”、只能卖苦力干粗活的农民工。真正用意：大规模经济危机时迅速制造出数量庞大的无业游民以引发动乱。
2.水危机
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没有水就没有农业。毛泽东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毛泽东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第一条就是“水”。(注：“普世公知”推崇的任何政客可曾关心过这种事、可曾有过如此深刻精辟的见解)中国的水资源分布不均。北方长期缺水。
“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肆无忌惮浪费水资源，肆无忌惮制造水污染，肆无忌惮无限制抽取地下水。毛泽东时代的水利设施大规模荒废失修。
现实：大规模沙漠化。沙漠逼近北京。华北地区地下出现巨大的“漏斗”。北方到处水荒。“南水北调”变“毒水北调”。“64%城市地下水严重污染”、“内蒙古十几万居民遭水荒部分小区已经断水数月”、“北京CBD后花园遭水慌：囤水、抢水、调水仍缺水”、“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水荒开始显现。早期的报道称当时四层楼以上的居民基本使用不上水”……
3.金融危机
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1947年国民党政府的金融危机直接促使国民党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倒台。
“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利率放开”、“金融自由化”、“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银行民营化”。
现实：“中国地方债务危机恶化”、“金融炸弹随时可能爆发”、“人民币将向股票一样本身成为炒作对象，在利率期货、远期、离岸交易等衍生工具齐备的情况下，操纵人民币暴涨暴跌如同喝凉水一样容易，金融和经济大动荡即将开始。”“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买办完全有能力通过人民币暴涨暴跌实现对中国财富的洗劫。”
4.社会危机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欲乱中国，必逼民反。
“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制造矛盾，激化矛盾，利用矛盾，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
⑴.名为“改革”，实为掠夺
“改革代价”、“取消福利”、“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国有资产流失”、“MBO”、“扩大贫富差距”、“只做蛋糕不分蛋糕”、“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假冒伪劣横行、环境破坏猖獗……巧取豪夺花样翻新压榨老百姓，穷凶极恶无孔不入掠夺全社会。
⑵.毒设腐败/反腐败连环套
先拼命鼓吹“腐败有理”、“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腐败和贿赂行为不仅有正负两种功能，而且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先富起来”、“自私是人的天性”、“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软硬兼施诱迫共产党的干部腐败，制造出社会性腐败狂潮。等腐败泛滥成灾激起民愤，立刻反咬一口，把自己“顶层设计”出来的腐败归罪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政体的最大弊端是党国体制，党政不分，党和政府控制了大量资源，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在这种体制下，官员权力无限且不受约束，贪污猖獗，腐败盛行”，高举起“从根本上反腐败”的旗帜，对老百姓说，一切腐败都是因为共产党坏、政治制度坏，要制止就得“彻底政改”、“改旗易帜”、“普世价值”、“多党制”、“从根本上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
所有这些是一个巧妙的连环套——先贩毒再缉毒，先教唆犯罪再打击犯罪，先教唆共产党的干部腐败激起老百姓不满，再乘机借口反腐败煽动打倒整个共产党。《三国演义》里有“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如今有“普世公知”毒设“腐败/反腐连环局”;通过这个连环套把相当多数共产党的“红二代”变成了“官二代”、“腐败二代”，然后乘机借题发挥大肆渲染，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全部“红二代”统统打成“以权谋私”的“既得利益者”，再以“反腐败”为名一网打尽，对共产党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还名正言顺——“欲擒故纵”，“将欲取之必先与之”。高明的杀人者不但杀人彻底、让被杀者至死都说不出话、甚至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而且还能让别人都说杀得对，杀得好。“普世公知”如此设局，目的只有一个：制造腐败，激起民愤，激化矛盾，制造动乱。
⑶.教唆加逼迫，逼良为娼，逼官为盗
“普世公知”残害老百姓并不需要亲自出马，在“顶层设计”上冒点坏水动动手脚逼基层官员当恶人就行了——规定“房地产是支柱产业”、“GDP压倒一切”、“政绩压倒一切”，硬逼着各级领导搞房地产投机，一层压一层，压到基层的结果就必然是强制拆迁，必然是暴力掠夺。鼓吹“腐败有理”、以“招商引资”为考核指标，硬逼着各级官员不择手段不顾后果迎合资本的逐利性，结果就必然是腐败横行、环境污染猖獗、假冒伪劣泛滥成灾。所有这一切不可能不激起民愤。矛盾激化在基层，真正根子在上层，在“普世公知”教唆加逼迫、蓄意逼良为娼、逼官为盗的“顶层设计”。
⑷.打着红旗反红旗，借着“维稳”造动乱
城管打死人、保安打死人、强制拆迁打死人、打死人还抢尸、严禁上访、暴力劫访、动辄出动武警使用暴力、“菜刀实名制”、“维稳高于一切”、“维稳预算超过国防预算”、“全力维稳防群体性事件”、“只需轻点鼠标就能破坏稳定”、“防暴队只把工人当作假想敌”、“所有失业后无业且无家(固定住宅)者将被严密管住管死”……凡此种种与其说是“维稳”，不如说捣乱——惟恐天下不乱，惟恐民愤不大：城管打人事件频频发生，社会反响越来越大，城管的主管领导岂能不知真想维稳，起码要约束部下避免恶性事故，万一出现意外打死人，至少尽力避免事态扩大，岂能反而火上加油抢尸抓亲属、随随便便出动武警打人、滥抓、激怒百姓只有一个解释：打着红旗反红旗，借着“维稳”造动乱。执法人员滥用暴力激起民愤，实际是“普世公知”在后面和上面硬逼出来的——光凭一个“把上访数量作为地方考核指标”、“谁家孩子谁抱走”、“上访一票否决制”就足以逼各级权力机关层层加码暴力劫访、不择手段滥用暴力镇压老百姓，为激化社会矛盾、触发社会动乱添砖加瓦。
为什么如此“普世公知”灭亡中国的需要：必须借刀杀人，必须利用别人当替死鬼，必须用阴谋诡计挑拨离间制造矛盾激化矛盾——一方面以“维稳”为名压各级官员滥用暴力，一方面以“维权”为名把基层官员所有的行使权力，不管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一概说成“滥用暴力”;既“维稳”又“维权”，既唱红脸又唱黑脸，两面三刀来回跳，甚至有组织有计划地人为制造“滥用暴力、官逼民反”的恐怖事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制造混乱，让人们分不清哪些是正当的行使职权，哪些是非法滥用暴力;让整个社会盲目地无条件地把一切执法行为都当非法暴力的恶政;让基层官员无所措手足，要么不管三七二十一滥用暴力对付老百姓，要么该行使职权时也缩手缩脚不敢动弹——“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当一个政权该干的不干不该干的乱干的时候，天下大乱就不可避免了。
“普世公知”们一边处心积虑“顶层设计”了这一切，一边很可怜地诉苦说，他们无权无势，干不了坏事，当不了汉奸，卖不了国——“穷教授无权无势无外国籍，更没有国库钥匙，当不了国贼”、“小民当不了国贼，真正的国贼都是手握大权、鱼肉百姓的混蛋”、“平民没当国贼的资格”、“咱一没有出让国家领土，二没有出卖国家主权，三没有把国家的财产随便送人”、“汉奸只有权贵能做”、“读书人无权无势没资格卖国”……
“普世公知”们在这里照例又是满嘴谎言。
第一，“普世公知”的目标不仅是卖国，而且要亡国——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卖国还有可能讨价还价，亡国则是无条件毁灭。“普世公知”岂止是卖，而且是免费奉送。况且谁说卖国一定要亲自出马斤斤计较直接成交签字画押“救美国就是救中国”、“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融入世界”之类的不动声色的“顶层设计”难道不比一项一项直接的具体卖国交易厉害万倍
(“普世公知”的猖狂让人突然理解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任何政权如果每个决策、每道政令都如此被人整天冷嘲热讽、横加指责、歪曲篡改、权威尽失、无人理会、彻底落空，那这个政权有等于没有，岂有不垮之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被逼出来的。今天的“普世公知”也在逼共产党政权：要么焚书坑儒，要么垮台完蛋。)
“普世公知”正开足马力朝着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的最终目标疯狂前进。矛盾总爆发的时刻日益逼近。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即将到来。由于“普世公知”灭亡中国的决定性步骤是使中国大乱，这就决定有心救中国的人只能后发制人——你要乱，我决不帮你造乱，不管用什么借口。但如果制止无效、动乱发生，那时就不客气了——还是毛泽东的主张：不打第一枪，确保政治上的主动，决不背上“挑起战争”的政治责任。但一旦被强加了战争，则没有任何限制——挑起战争由你，怎么打就由不得你了。同样，制造动乱由你，动乱发生之后就由不得你了。如果能制止中国大乱当然好，但有条件：共产党内有识之士能力挽狂澜夺回被“普世公知”篡夺的决策权、下决心回归毛泽东、彻底改善党群关系。只有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才有底气，才能顶住因镇压“普世公知”而遭到外国可能的制裁封锁。做不到这条，就休想摆脱“普世公知”走向深渊的“顶层设计”，就休想使中国避免他们安排好的空前的大动乱、大屠戮、大浩劫。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不管最终结局如何，中国老百姓都将刻骨铭心地知道“普世公知”究竟是一群什么东西——灭绝人性祸国殃民的野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