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面临着种种棘手的问题。经济上的赤贫、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军事上的压力，给新生的政权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人民政府领导民众逐步克服困难，为彻底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而奋斗。
该通令详细规定了全国禁毒的提纲，尽管仍沿用原来的禁烟禁毒的说法，但具有鲜明的特色，例如，发扬全党动员、深入民众，强化思想教育工作的传统，在全社会范围内号召民众一致行动；为有效实行禁毒，各地可根据实情制定具体办法，设立禁绝种吸的最后日期；考虑具体情况，政府将免费为贫苦瘾民戒烟，对少数民族地区慎重地有步骤地进行禁种。
到1952年，由于在一部分地区仍存在烟毒现象，为严惩毒品犯，政务院于10月3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草案）》，全文共18条。它将毒犯的处罚定为三类：对犯有六种行为的严重毒犯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死刑；对犯有九种罪行的毒犯可处五年以上至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对犯有五种罪行的毒犯可处三年以下的管制。从而在法律上完善了对毒品犯罪的量刑与处罚，为彻底铲除毒祸提供了法律的依据。
早在抗战刚结束时，中共中央就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方针。1945年8月起，中央陆续调集大批干部和军队北上，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是年底，中共东北局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北满、东满和西满等广大农村，进行剿匪、清算减租、禁烟禁毒、生产运动等工作。
为贯彻禁烟禁毒政策，肃清境内之烟毒，在各省市县成立禁烟总局或禁烟局，作为专门的禁烟领导机构。
东北人民根据地的辽吉区人民政权为全面实行禁烟，于1946年8月25日公布了《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11条）和《禁烟禁毒条例》（14条）两个文件，非常具体地规定了各项细则。如贩运毒品者在100两鸦片以下的，处3年至5年的徒刑，贩运500两鸦片以下的，处5年至10年的徒刑，贩运500两以上鸦片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而贩运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者，无论多寡，均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关于吸食者，条例把吸食鸦片的称为烟民，而食用烈性毒品者称为毒民；烟民在县禁烟局登记后，不能戒除者可领取登记证，在公烟店购烟，但须在一定时限内戒除；而毒民则规定不得吸毒，如暂不能戒除的，可改吸鸦片。烟民在戒烟期间，只准食用禁烟局发给的定量鸦片，不得购买私烟。[32]
东北地区禁烟的成功，使数十万瘾君子脱离了苦海，清洁了社会风气，有力配合了根据地的其他工作，使大批青年健康踊跃地参加了军队，为自卫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同时，也为其他地区的禁烟禁毒积累了经验。
华东的根据地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开展了禁烟运动。如苏北区行政公署发布了《禁烟禁毒暂行办法》，严禁毒品的种运售吸，并向各地派出了工作队，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震慑，在烟毒严重的县市设立戒烟所。许多烟民在戒烟所接受教育，进行戒毒，扫除了旧社会的不良风气。
安徽烟毒最严重的地区是亳县和阜阳。亳县于1952年8月开展肃毒运动，取得相当的成绩，但并没能铲除毒根，烟民暗中吸毒的仍为数不少。直到1956年，政府经调查得知，散在农村的毒品达1000斤，因此到1958年，再次发动肃毒运动，经过多年深入工作，才使得这一地区的烟毒彻底肃清。[33]
阜阳县政府于1950年2月24日宣布全县禁烟，8月17日，县人民代表会议作出禁毒决议，并专设肃毒办公室，该室作为禁毒运动的领导机构，设有宣传、外勤、秘书三个股，由三十多名干部负责肃毒教育工作。自10月起，禁毒运动推向全县。一时，全县人民纷纷检举毒犯，控诉烟毒的危害。接着，县政府又将960名积极分子组成120个规劝小组，动员亲友、家属等交出毒品、烟具。然后，县政府在三府街（原体育场）召开全城民众大会，当众焚烧毒品、毒具。经过戒毒，全县2400多名吸毒成瘾者戒除了恶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仅短短的数年间，泛滥百余载的烟毒便扫除净尽了。[34]
上海市人民政府本着“严厉惩办与教养改造相结合”的方针，惩处毒贩，肃清烟毒，区别对待吸毒者与贩毒者、制毒者。在三年之内，查获烟毒案7733件，逮捕烟毒犯3548人，经群众揭发又发现烟毒犯21000人。对近10万吸毒者，限制其一年内自动戒绝，而对一些烟瘾大、年老体弱的吸毒者则提供免费住院戒毒。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的匪患十分严重。国民党在撤退时，有计划地留下了大批的武装人员和特务，他们勾结恶霸地主，搜罗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并利用反动会道门，采取土匪的游击战争的方式，与新生的人民政府较量。
在西北新疆、青海、陕西、宁夏和甘肃五省，有股匪约45000人，尤以甘肃为重点，组织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曾一度造成区域性的社会混乱。中南地区的匪特达35600人，仅豫西就有匪特2万人，匪首程秀之在胡宗南的指挥下，控制卢氏地区，企图与政府长期对抗。大别山的匪特，在白崇禧的策划下，组成拥有18000人的“鄂豫皖边人民反共自卫军”，活动于金寨为中心的地区。蒋介石曾把这两支匪特称为插进“中原两把利刃”。湘西23个县境内，共盘踞着大小股匪约8万人。广西也有2万余土匪活动。1950年初，西南的四川、西康和贵州三省就有股匪约20万人，其中最大的为川东的川湘鄂“人民自卫军”“中国人民自救军黔北游击队”等。华东六省有股匪850股，共6万余人。最严重的是福建，4万土匪盘踞着9座县城。华北的绥远地区的骑匪也十分猖獗。据不完全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共有土匪60余万人。而且，随着国民党主力军的连续溃败，匪特的人数也急速地增加。
这些土匪武装对社会危害极大，他们破坏基层政权，占领城市，或封锁城市，控制农村，干扰解放军后方，袭击、绑架、杀害我军外出入员，抢劫人民财产，发展匪特武装。在昔日毒品泛滥的西北、西南等地区，土匪们携有大量的鸦片。于是，剿匪成为一个时期内，保卫新生革命政权，保卫人民安全，建立新社会秩序，包括禁烟禁毒顺利进行的头等重要的任务。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即指示解放军，确立“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剿匪基本方针。
1949年5月开始，各大军区先后抽调39个军144个师的兵力，在地方武装、民兵和广大人民的密切配合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剿匪分三个阶段，即军事进剿、分兵驻剿、最后肃清。到1951年，经过约三年的艰苦斗争，共歼灭国民党匪特武装240余万人（东北地区在1946年6月至1947年4月进行了剿匪，歼灭土匪2万余人）。[35]在全国范围内，不仅消灭了国民党的匪特武装，同时彻底清除了中国存在已久的匪害，从而保卫了革命胜利果实，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保证了经济恢复和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剿匪的同时，也大规模地打击了毒品业，并为彻底铲除毒患打下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烟毒最严重的西南地区还存在相当程度的烟毒情况。部分烟农仍栽种罂粟，城乡各地仍可较方便地购买到鸦片、白面、金丹、唆唆等毒品，有些地方烟馆还在照常营业。更有甚者，在植烟严重的四川，烟农以鸦片抵冲公粮税款，而地方政府亦视鸦片为等价物。山区因小股土匪还在活动，他们勾结烟商实行武装贩烟。所有情况表明，烟毒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与泛滥。
中央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公布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对此问题十分重视，即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上对此进行讨论，会议认为：“西南鸦片烟种植面积之广，吸毒人数之多，为全国之冠，其流毒之大，非言语所能形容。”为厉行禁烟，于1950年7月31日，通过《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制定了13项具体措施，要求各级尽快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一县应设立一所或数所戒烟所，政府卫生机构应配制戒烟药品。命令自本办法公布之日起，严禁种植鸦片，凡已种植之烟苗，一律全部铲除，改种农作物，严禁制造及贩运各类毒品，所存毒品须在10日之内上缴政府或公安机构。针对各地仍有开设烟馆的情况，勒令立即关闭，并没收烟馆的全部财产。办法还规定：“各省政府机关不得收购鸦片，亦不得允许用以抵缴公粮税款，在种烟过多而致形成灾荒地区，为照顾灾民生活起见，得呈中央财委会拨出一部分粮食酌予救济”，但灾民须先“交出相当数量的烟土，当众焚毁”。[36]
到1950年底，为深入开展禁烟斗争，西南区军政委员会又于12月28日公布了《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15条，有效地指导了各地民众的禁烟斗争。
在西南地区，四川是开展禁烟禁毒运动较早的省份。1950年下半年各县已开始全面禁烟。如峨嵋县经过清查，查出烟民2793人，烟馆85家，烟土4197.17两，烟具501件。此后政府针对仍有大量偷吸现象，继续严禁，到1951年又查出烟民2055人，烟土7560两，烟具501件。1952年再查出烟土135两，烟具108件。在这三次清查中，共判处6名罪大恶极的大烟商死刑，判处40名烟商有期徒刑。经这三次严厉打击，为害百年的烟毒得以基本禁绝。[37]四川各地，如曾是烟毒猖獗地的松潘、理番、茂县、靖化等县均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于三年内基本实行了禁绝毒品的计划。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些地区在每年的国庆纪念日，均有不少地方集会，宣传禁烟，焚毁收缴的毒品和烟具等。
贵州地区是烟毒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省会贵阳人口不足20万，但吸食大烟或在家中备烟具待客的户数，占总户数的60％—70％。市内烟馆公开接待瘾君子吸食，而且都在门首大书：闻香下马，知味停车。鸦片如香烟一样，是交际应酬的必需品。1950年春，在贵州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提出贵州禁毒，首先在烟毒最烈的省会开始。是年冬，在贵阳市军管会政治部主任石新安、省民政接管部主任谢鑫鹤和贵阳市市长秦天真等主持下，决定采取妥善措施，彻底禁绝烟毒。首先，大张旗鼓地发动宣传攻势。政府以各种形式宣传烟毒对国家、民族危害的罪恶历史，并且通过烟毒给民众带来危害的具体事例，使民众尤其是瘾君子们，认识禁烟禁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为巩固戒毒成果，贵阳市政府在帮助瘾民戒烟后，按不同情况分别安排其工作，其中很多人娶妻生子，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经过一年余的努力，泛滥近百年的烟毒在贵阳市基本绝迹了。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烟毒，政府采取特殊的政策，逐步禁烟。尤其西南地区，因较迟开展民主改革，禁烟也就较迟推行。四川的羌族地区，原来有些人对汉族干部心存怀疑和恐惧，经耐心工作，才日益融洽。共产党的领导在西南地区取得了巩固的地位后，西南地区自1952年起，开展了禁烟运动。[41]
然而，与全国相比，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区域的禁烟工作开展状况较为迟缓，原因恐怕主要是民族政策问题。云南怒江地区的怒族，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鸦片仍然流行，商品流通中鸦片仍占很大的比例。1954年，当地的9户商人尚囤积大烟12800两，价值76800元，占其总资财的20％。[42]笔者在云南采访时，有一参加当年民主改革的汉族老人回忆，那时的怒江坝子，栽培罂粟尚较普遍，数十里的田野，阳春三月，罂花盛开，为平生所仅见。可见晚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怒族的鸦片烟毒尚未得到大规模的肃清。
云南勐海县布朗人在汉族恶霸的推动下，吸食鸦片也较普遍。1953年仍种植罂粟。[45]而佤族直到1957年还广植罂粟，玉和衙门仍发“烟课”，以及“买青烟”，所谓“买青烟”即向种罂粟户须付钱若干，待收得鸦片后再缴纳。烟农所得自然较少，一般40两左右只可得12元半开（云南地方铜钱名称），玉和衙门所得烟税相当可观。
西北地区也迅速发动禁毒斗争。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制定了《西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共17条。要求各县市以上的政府机构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并对毒品的种运售吸等各个环节进行了规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禁烟禁毒政府的态度相当慎重，要求有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禁烟禁毒委员会，其聚居地区的禁烟禁毒工作由有关省（市）人民政府另订具体办法实施。1951年，西北军政委员会又发布《关于切实注意进行没收烟毒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宣传教育，焚毁所缴之毒品。为贯彻中央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禁烟规定，西北各地掀起了禁烟高潮。西安市曾先后两次召开大会，焚毁所缴毒品。在强大的宣传攻势和严厉的法律贯彻下，西北为患甚重的烟毒，也得到了基本肃清。
新中国成立两年半以来，各地虽遵照中央政府的指示，进行了不同规模的禁烟斗争，但至1952年春，各地仍存在一定的毒患残余，一些流氓、地痞、国民党特务警宪、地主恶霸等仍在利用地下贩毒网进行贩毒。他们建立大规模的贩毒路线和推销网，沿途设站，专人交接，并用暗语联络。另外，这些犯罪集团还拉拢腐蚀国家干部作掩护，如华东、华北、中南及东北地区，查明的毒犯中属国家工作人员的即占10.9％（绝大多数为留用人员）。
针对上述情况，1952年4月，中共中央决心在下半年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以便将残存而又顽固的毒犯彻底肃清，以防止毒患死灰复燃。6月10日，中共中央责成公安部主要负责，其他部门加以配合；由彭真定期召开公安、铁道、交通、邮电、海关、内务、卫生、法院、监委等部门会议汇报情况，并处理有关事务。7月30日，中央批准了公安部的《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
该报告对禁毒运动作了部署：一、目前运动主要集中力量在城镇进行，农村暂时不动。二、运动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大破案”，即先逮捕、审讯一批有证据有价值的毒犯；第二期为“继续深入和铺开其他重点”；第三期为“追捕漏网毒犯和处理结束工作”。三、大举破案后，须迅速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讲禁毒运动的政策和意义，动员民众积极参加，与毒犯作斗争。四、在禁毒运动中，各省市之间可直接交换材料和联合缉毒；各大行政区和省市应每5天向公安部汇报一次情况。关于惩治毒犯方面，报告制定了具体的政策，并要求对单纯的吸毒者，除号召他们检举毒犯外，暂不要忙于过问，亦不要求登记。[46]
据统计，1949年至1953年，中国各地人民法院共判处毒品案22万件，依法惩办了8万多名制贩毒品的罪犯。其中罪大恶极的800余名罪犯被处以死刑。[47]与此同时，还采取强制自戒的办法，使2000万吸毒者戒除了恶习。
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切都从根本上得到了改观。
新中国结束了内外混战百余年的历史，建立了完全独立自主的、统一的政权。新生的人民政府以工人与农民——占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民众为自己的统治基础，的确与整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共产党没有集团的利益，只有民族与国家的利益。换言之，民族的利益与政党的利益是一致的。对于为害惨烈、陷民众于深重苦难的毒祸，政府决心无论花多大的代价，也要坚决地把它铲除。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政府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具体说来，采取了以下几条基本的措施，从而保证了禁毒的成功。
第一，建立强有力的具有禁毒职能的地方基层政权。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在彻底摧毁旧政权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了过渡性的政权——军事管制委员会。而军管会的职能之一，便是没收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革命分子的武器及毒品等违禁品。而且，根据1950年颁布的《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各县市均成立专门的禁烟禁毒委员会；在环境逐步安定后，又在这一基础上，通过选举，产生了各级人民政府。基层组织的稳定过渡，保证了禁烟禁毒政策贯彻的连续性。据统计，到1951年9月，各地已建立2087个县人民政府，以及数十万个乡人民政府。这些由共产党员直接领导的基层组织有效地控制了地方，中央政府在数年间一步深一步的禁烟禁毒政策，都是通过县乡政府的积极操作取得了极好的效果，这在行政上保证了禁烟禁毒运动的成功。
第二，制定了严密周全的法律。对待吸毒及种毒人员，既有严刑峻法，又有区别对待的政策；而对制毒贩毒者，则予以坚决打击，毫不留情。
各级政府设立了大量戒烟所，让毒品瘾者能进入所内，彻底戒除。在三年期间，全国有数十万吸毒者戒除了毒瘾，成为健康的公民，他们参加了工作，精神愉快地为国家和民众努力，并生儿育女，建立了美满的家庭。社会风气有了根本的好转，人们普遍称赞道：“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一些旧时代过来的名人或难以割舍，或体弱多病，对一些吸食鸦片年代已久，身体羸弱而又知名度较高的人士，政府采取了特殊的政策，允许他们在一定的时期或在一定的范围内吸食鸦片。北京民政部门还对个别名人按时配给鸦片烟膏，并免费供应。也有些染有芙蓉癖的著名人士断然戒烟，跟上时代的步伐。如“云南王”龙云长年独钟情于云南麻栗坝出产的绝品烟膏，其烟瘾至少也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1949年秋，受蒋介石排挤，蛰居香港，中共即派人敦劝龙云与国民党决裂，早日北上，以免遭不测。龙云回电：“因病未克就道。”[49]这位与鸦片关系密切的老人以实际行动告别了旧时代，于1950年1月离港北上，开始了新的旅程。
第三，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教育广大民众自觉行动，禁绝烟毒。
禁烟禁毒归根到底是一场民众自救运动，如果不能提高民众对烟毒的认识而不配合禁种禁贩禁吸的话，“禁绝”二字只是纸上谈兵而已。因此，中央及各级政府要求政府公职人员在宣传禁毒、提高人民觉悟方面花大力气，如《西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第三条说：“各级人民政府应深入宣传禁烟禁毒法令，发动群众，订立公约，互相规劝、监督，以造成群众性的禁烟禁毒运动，彻底禁绝烟毒。”西南区禁毒《实施办法》也有“各级人民政府应协同人民团体进行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一切科学文化教育机关亦应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以使人民充分切实了解，而达彻底禁毒之目的”的内容。所以当时各地的宣传禁烟的展览、销烟大会、民众控诉烟毒大会如春潮汹涌，滚滚不断。各区域均规定凡收缴烟土，除转解上级处理外，应定期当众予以销毁，以宣示政府的决心，广泛教育民众；一些城市县乡对戒绝烟瘾的人员敲锣打鼓地欢迎道喜，让他们现身说法，以提高民众“改做新人”的光荣感。所有这些宣传、教育、鼓动工作，均取得了民众广泛的心理共鸣，人们相信政府，感谢共产党真心实意地帮助陷入毒渊的人告别过去、站起来重新做人，这使得新中国的禁烟禁毒运动得以声势浩大地进行并能持续到底。
第四，发展农业由政府贷给种子，帮助烟农以油菜、玉米、小麦来代替罂粟的种植，从而解决了烟农的生计，使禁烟能在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上进行。在西南、西北以及其他地区，昔日数以千万亩计的罂粟地种上了各种粮食和经济作物。
在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廉洁、严明的行政作风中，在严厉的法律措施与强大的宣传攻势面前，数千万烟民脱胎换骨，百余年毒雾弥漫不散的中国社会，竟在数年间得以澄清。这一变化，令世界各国瞠目结舌，叹为奇迹。
1953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无毒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极为辉煌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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