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2月生，江苏镇江人，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曾任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她长期躬耕于中学语文教学事业，坚持教文育人，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主张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同步创新，撰写数百万字教育著述，许多重要观点被教育部门采纳，为推动全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突出贡献。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
于漪是一线课堂里生长的“人民教育家”，从1951年走上教师岗位，迄今68载，她从未离开她所热爱的基础教育园地。深沉的家国情怀和人民情怀，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高度的专业自觉和强大的教育自信，形成于漪教育人生的鲜明特质。
“一切为民族”成为铸造师魂的基因
于漪出生于1929年，生长在一个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年代，家国情怀的种子就在连天炮火、辗转求学中种下了。1951年，于漪从复旦大学毕业，走上教师岗位，立志要把个人的前途与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热爱祖国，首先要积极投入祖国建设，热爱自己的专业，刻苦钻研，以身相许。”从教68年来，于漪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在从事语文教学的第20个年头，1978年，于漪被评为新中国第一批特级教师。从教68年，她主持的语文公开课超过2000节。
经历过生活的颠沛流离，于漪倍加珍视教师岗位，也更清楚百废待举的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她把全部的才情和汗水都奉献给钟爱的教育事业，奉献给自己热爱的学生。
“一切为民族”是于漪学生时代镇江中学的校训，早已镌刻心底，不可磨灭。
“教师要善待每一个孩子”
于漪说，基础教育是爱的事业，是没有选择性的教育，“只要是生长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孩子，我们都有责任尽心尽力把他们教好，教师要善待每一个孩子”。
做了一辈子教师，于漪却没有在名校做过教师。也许，这也是一种成就“人民教育家”的独特经历。
“文革”期间，于漪整整10年被“罚”教所谓的乱班、差班。“回过头来想，这10年对我是极大的培养。”从初一到高三，于漪什么层面的学生都教过，面对各个层面的学生，她总在思考该用怎样的教育方法使他们提高、成长，因材施教的教学经验也就此形成。
2008年，上海市普陀区桃浦基础教育联合体成立。这里是上海市老化工基地，也是老百姓眼里的“教育洼地”。当教育界同仁邀请于漪指导联合体工作时，她欣然应允，“我愿意做一名志愿者”。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于漪刚刚退休，就有民办学校开出60万元年薪聘她做“特别顾问”，她婉言谢绝。
为了培养更多教师，她还负责上海市名师基地、德育基地、种子教师基地的培养工作。“虽然很累，但自己有限的经验能在别人身上开花结果，这就是一种幸福。”于漪说。
播下中国文化的种子
于漪自己也没有想到，一些学生毕业多年，回来看望她，还能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她教的课、说的话背出来。那是因为在他们健全人格成长的关键时期，有人播下了一颗种子。
于漪经常勉励青年教师，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教师重任在肩，要用正能量教育他们，让他们成为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绝对不是“思想的矮子、解题的机器、分数的奴隶”。
于漪说，有中国文化的基因在身上，就会觉得自己有力量，就能够高尚起来，因为人有两个基因，第一个是世代遗传血统的基因，第二个是民族文化的基因。“真要感谢老祖宗创造了这样优秀的文化，传承给我们中国文化的基因”。
一辈子做中学语文教师的于漪，讲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满堂彩”，青年教师听得如痴如醉。于漪自己，正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生长的“好大一棵树”。
每节课都有信念情操学识在闪光
只要听过于漪的课，都会对她高超卓越的教学境界叹服不已，但于漪却说：“我上完课后总觉得有毛病。”每次课后于漪都要写两个方面的反思：一是学生的闪光点，二是自己的不足、缺陷，甚至错误。
于漪对自己的课有严苛的要求。她说：“我们老师的课要教到学生心中，从课的质量到人的精神，努力做到每节课都有亮点，都有耐人咀嚼、耐人寻味的东西，经得起听，不同层面学生都能受益，都有满足感和上进心，每节课都有你的信念、情操、学识在闪光。”
“真的要把教育做到骨头缝里，拿出心血，拿出智慧”。于漪在1978年提出的“教文育人”和1996年倡导的“弘扬人文”的主张，都在语文教育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于漪说，教师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对教师责任的清醒认识，于漪在培养青年教师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只要健康状况允许，她就会沉到一线课堂听课，培养出了三代特级教师，涌现出了一批全国知名的教学能手。
卫兴华
男，汉族，中共党员，1925年10月生，山西五台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原主任、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他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育家，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他提出的商品经济论、生产力多要素论等，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二届论文奖。
卫兴华一生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尽管未能亲赴人民大会堂领奖，卫兴华获奖感言仍饱含深情：“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之树根深叶茂，祝人民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从经典之作汲取智慧与力量
卫兴华出生在山西五台县善文村一个农民家庭。小学时，他名为“卫显贵”，寓意将来荣华富贵。从小目睹日军暴行的他，在读中学补习班时，把名字改为“卫兴华”，立志抗击日寇、振兴中华。
1946年卫兴华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1947年在解放区正式入党，后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严守党的秘密，出狱后转到北平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此后，卫兴华先后在华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2年，他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改革开放后，许多经济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而这些都与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相连。如何看待当时出现的私有企业，如何看待非劳动所得？社会上有些争论。卫兴华及时撰文，阐明了新时期的是非判断。他还撰写了大量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论文，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不唯众”是卫兴华的座右铭。这位被同行和媒体称为“经济理论的清道夫”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多年来致力于澄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被误解或错解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有关问题，他的观点既有思辨性又有批判性，大多得到学界的认同。
求真、求实、求新、求善、求美
“如果把国内外的学者大师比作参天大树，我不过是一枝细小的树枝甚至只是一片树叶。”卫兴华说道。
可在他的学生眼中，卫兴华本身就是一棵参天大树。他扎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用丰厚的知识积累滋养了无数学子，用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许多同行和师生。
在校期间，卫兴华每周都会指导学生讨论经济理论问题，为他们上《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课程，并指导学生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据学生回忆，卫兴华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资本论》是必修课，卫兴华亲自带着学生逐段、逐句地学，大家有了问题直接问老师。学生的《资本论》翻开后全书密密麻麻都是标注。这样的训练为学生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卫兴华带学生，不要求学生的理论观点与其一致，而是主张教学相长，鼓励大家提出不同意见。他的学生、同样是经济学家的洪银兴还记得，卫兴华的第一课就在反复讲学风和治学态度，叮嘱学生做学问不能随风转，不能做“墙上一棵草，风吹两边倒”的“学者”。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顾海良用10个字概括了卫兴华教授63年的教学科研过程：求真、求实、求新、求善、求美。
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传承下去，是卫兴华苦苦思索的问题。
“理论创新必须立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能更好地反映现实、指导实践。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上，更重要的是紧扣时代的脉搏，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现实问题，推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卫兴华说。
2016年，卫兴华将获得的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100万元奖金全部无偿捐赠出来，用于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及优秀成果奖励。他说：“只有高等院校的青年学生真学真信、踊跃投身，才能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注入新鲜血液和生机活力，才能让创新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卫兴华说：“我有个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为老百姓富裕、安康、和谐生活而奋斗。炭火烧完了，变成灰了，木炭还有点余热。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得还很旺。”
高铭暄
男，汉族，中共党员，1928年5月生，浙江玉环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是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作为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者，为我国刑法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天我们以最高规格褒奖英雄模范，就是要弘扬他们身上展现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忠诚、执着、朴实正是高铭暄教授为国为民、坚守育人初心的写照。
忠诚：对党和人民事业矢志不渝
“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教育了我、支持了我、帮助了我，使我由一名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逐步进入法学殿堂，成为一名法学教师。党和国家肯定了我的业绩，授予我最高荣誉称号。党和国家对我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我永远铭记在心。”获得“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高铭暄教授道出心声。
受父亲职业影响，高铭暄在少年时期就对法学产生了很大兴趣，从此矢志以法学为终身志业。1951年，在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求学之后，高铭暄选择到中国人民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年近九旬才光荣退休。
70年来，高铭暄对党和人民事业矢志不渝，他全程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成为第一位刑法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编的刑法学教材先后有7种,个人专著有8种,其他主编或者参编的著作有100多种,发表的专业论文有300多篇。
“我要把自己的余生，持续地奉献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绝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恩情和期望。”高铭暄表示。
执着：投身于新中国的法治建设
刑法立法是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从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青年，到白发苍苍、耄耋之年的资深刑法教授，高铭暄积极热情地投身于国家的刑法创制活动之中。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行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组建班子，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从那时起，高铭暄开始参加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起草工作。从草案第1稿到第38稿，他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学识、热情、心血和汗水，是唯一一位自始至终亲历刑法典创制的学者。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版的首部法学专著即为高铭暄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数十年来，高铭暄以促进刑法改革与完善为己任，极力倡导开展刑法修改研究工作。由此，他也逐步形成了刑法研究思想体系，推动着我国刑法学科的建构、拓展和繁荣，为新中国法治的建立、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朴实：教书育人显大师风范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法学家的杰出代表，高铭暄不仅为我国法治建设作出杰出贡献，也为我国法学界培育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无论社会活动如何繁忙，我都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我认为教学是老师的神圣职责。”自195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现为法学院）任教以来，研究立法、教书育人即是高铭暄生活的全部。作为我国刑法学专业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高铭暄结束了新中国不能自己培养刑法学博士的历史。
高铭暄曾针对博士研究生提出了一整套教育思想，总结出了“三严”“四能”“五结合”的博士生培养模式：“三严”是指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四能”是指培养学生的读书能力、翻译能力、研究能力、写作能力；“五结合”即要求学生做到学习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掌握与重点深入相结合、研究中国与借鉴外国相结合、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相结合。
此外，高铭暄还创造性地提出综述教学法，在教学中指定某些问题让学生在全面收集中外资料的基础上加以分析研究，并作出文献综述、提出自己的见解。如今，这种方法已得到推广并应用于刑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界的研究生教育。
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是陕西省教育厅直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负责全省教育科学发展的指导、评估和管理；开展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的政策研究，为教育决策服务；指导全省教育科研与教育教学理论和实践工作；在全省基础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领域，组织开展学术交流、资源开发、成果推广、教育评价和教师队伍建设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