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名例律》残卷：在吐鲁番“翻阅”中国最古老刑法典
一千多年前，闹市区出现驾车伤人案件，肇事人和受害人会得到怎样的处罚和赔偿？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宝应元年（762）六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向人们展示了这起唐代驾车伤人案件的审理过程。
根据案卷内容显示，这起重大交通事故发生在公元762年六月的一天。高昌城内骄阳似火，天气闷热。居民史拂的8岁儿子金儿和曹没冒的8岁女儿想子，正在商人张游鹤的店铺前玩耍。突然，一驾牛车从闹市区急速驶过，任凭驾车人如何拽扯召唤，牛拉着车依旧发疯一样冲进人群，直到将两个正在玩耍的孩子撞倒，车轮从孩子们身上碾过。
驾车肇事人名叫康失芬，30岁，是粟特人靳嗔奴的雇工。当天，他驾牛车把城里的土坯搬到城外，从城外返回时，牛突然狂奔，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就此发生。
高昌县负责审判此案的是一个名叫“舒”的官员，他接到案子后，先后对肇事者康失芬审问了3次。
《唐宝应元年（762）六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于1973年出土于阿斯塔那第509号墓，目前馆藏于新疆博物馆，案卷首卷和中间已残缺，结尾还比较完整，全文共有3页58行，纸缝处各押一个“舒”字。
至于这起案件结果如何？肇事人康失芬会得到怎样的处罚？《唐宝应元年（762）六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中没有记载。
按照唐代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和宰相房玄龄共同制定的《唐律疏议》中的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人者减斗杀伤一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闹市区无故跑马车的，会被处以鞭笞五十下，而在人群中跑马车导致他人死亡的，为故意杀人罪，仅比斗杀人罪轻一等，斗杀伤也是故意杀人，在唐代的最高刑是死刑，比它减一等，就是流放三千里。
《唐律疏议》原名《律疏》，又名《唐律》，是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刑事法典，共分为12篇目，五百条，其篇目依次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律》为唐律的首篇，相当于现代刑法的总则，它规定了法定刑的种类和适用原则，体现了唐律的基本精神。
唐写本《唐律疏议·名例律》残卷
在新疆博物馆二期新馆《新疆历史文物展》“隋唐时期”展厅，展出的唐写本《唐律疏议·名例律》残卷，反映了唐朝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和管辖。
新疆博物馆研究馆员阿迪力·阿布力孜介绍，该残卷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由4个断片组成，首尾残缺，共41行，为《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律》中“称众谋”和“称加减”条“疏议”中的一部分。在原文中第九、十行和第二十九至三十一行中部钤有朱印，印文为“西州都督府之印”。此残卷还涉及《擅兴》《贼盗》《诈伪》《户婚》《斗讼》诸篇中的有关条文，为研究唐律在西州地区的实施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唐律在中国法制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以“得古今之平”著称于世。《唐律疏议》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而成，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之一。
《唐律疏议》体现着中华法文化德法互补、互相促进、共同治国的精神。
《唐律疏议·名例律》开宗明义，宣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是汉以来德主刑辅的重大发展。“德礼为政教之本”比起单纯的“德主”，突出显示了德礼在政教中的本体地位。至于“刑罚为政教之用”，比起单纯的“刑辅”，更明白晓示了刑罚在政教中的作用。
唐律还将德礼、刑罚的本用互补关系比喻为自然现象的“昏晓阳秋”，以示二者的内在联系、永恒不变，所谓“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发展很早的国家之一，法制文明的历史源远流长。法律制度作为文物典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史上大放异彩。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便产生了习惯法，夏朝之后的殷商进一步发展了奴隶制法律制度，至西周臻于完善。夏商周三代法制的发展，尤其是西周的礼乐刑罚制度，为中国封建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主张“以法而治”，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创新封建法典体制。商鞅“徙木立信”，强调“法必明、令必行”。西汉时形成的汉律60篇，两汉沿用近400年。唐太宗以奉法为治国之重，一部《贞观律》蔚为大观。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唐律疏议》，成为中华法系代表之作。
“以礼入法，得古今之平”的《唐律疏议》，以其完备的体例、严谨而丰富的内容成为封建法典的范本，在中华法制文明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后世立法产生深刻影响。不仅如此，《唐律疏议》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还超越国界，成为不少国家学习的范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中华法系形成于秦朝，到隋唐时期逐步成熟，《唐律疏议》是代表性的法典，清末以后中华法系影响日渐衰微。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等不同，中华法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在内涵和外延上，中华法系与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是相通的。它体现着中华传统道德、政治、哲学、伦理等理念，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寻求自然与社会秩序的和谐。这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法制文明上的智慧，是独具匠心的设计，因而能够成为世界法律文化史上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