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度，国内外中国古代史研究发展稳健，取得了大量新成果，呈现了不少新趋势。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
（一）新资料的发现和整理、研究
另值一提的是，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本年度已将韩国最大的汉文丛书《韩国历代文集丛书》，制成和推出了首个附有汉语、现代韩语及韩语罗马拼音索引的网络数据库。
此外，中国古代史各时期均有重要的新资料及文献整理研究成果面世：
1．先秦。《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表甲骨500余片，是近年来继《花园庄东地甲骨》之后又一次重要发现，其中不乏新字、新人物、新事件及重要内容，为甲骨学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又一批宝贵资料。
殷墟是先秦考古重地，本年度有多批资料发表，王裕口村南地出土的铜器铭文中有甲骨文中的贞人名，为研究商代贞人家族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河南安阳市殷墟王裕口村南地2009年发掘简报》，《考古》第12期），刘家庄北地出土的青铜尊为殷墟首次发现，而族墓地的发现也为研究商代宗族情况提供了资料（《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考古》第12期）。
《湖北襄阳楚王城西周城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第1期）对襄阳楚王城遗址的布局、城垣结构、城内文化层堆积和整体文化内涵有了作了初步介绍，认为该城或许就是西周晚期楚熊渠征伐和封王之鄂王城，对于认识西周时期楚文化的分布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8月17日湖北省文物局和宜昌市联合主办“万福垴遗址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公布宜昌万福垴西周遗址发现一处青铜窖藏，出土12件青铜器（编钟11件、鼎1件），其中一件铜钟刻有16字铭文，是为“楚季钟”，对于认识西周时期楚国历史极有价值。
安徽六安白鹭洲战国墓（夫妻双墓穴，规格高，出土器物丰富）是近年关于战国楚墓的重要发现（《安徽六安市白鹭洲战国墓M566的发掘》，《考古》第5期；《安徽六安市白鹭洲战国墓M585的发掘》，《考古》第11期）。
此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布了《成王为城濮之行（甲、乙本）》、《灵王遂申》、《陈公治兵》、《举治王天下（五篇）》、《邦人不称》、《史蒥问于夫子》、《卜书》七篇竹书。
在本年度先秦史资料的整理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镇豪率领的甲骨整理和研究团队墨拓整理了旅顺博物馆藏2300余篇甲骨、重庆博物馆藏200余片甲骨、俄罗斯艾米塔什博物馆藏200余片甲骨，其中多从未披露，是值得期待的成果。复旦大学裘锡圭率领的甲骨学和简牍学研究团队则在文字识读等方面继续取得进展。首都师范大学黄天树率领的甲骨整理和研究团队在甲骨缀合和“甲骨形态学”上也有值得注意的表现。清华大学李学勤率领的简牍整理和研究团队，本年度进一步奠定了人材和研究优势，成果亦令人瞩目。
2．秦汉魏晋南北朝。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收录了里耶古城一号井第五、六、八层出土的简牍图版和释文。里耶秦简系秦洞庭郡迁陵县遗留的官文书，为探索秦代基层行政运作和社会结构提供了新资料。在此基础上，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进一步缀合断片、校订释文并加以注解。
北京大学藏秦简的概况本年度首次作了全面介绍（《文物》第6期），尤其是专门介绍了这批秦简牍的整体面貌、室内清理的方法、部分科技检测的结果。另，亦于今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录西汉古本“老子上、下经”竹简221枚，5300余字，共分77章。该文本形态介于帛书本与传世本之间，有助于学界进一步探讨《老子》一书产生、发展、定型的过程。该书附录了竹简形制的详细信息，包括简背划痕位置的测量数据。北大秦汉简的整理方式对于今后简牍文献的整理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肩水金关汉简（贰）》（中西书局）收录金关汉简2334枚，将进一步推动西北边塞汉简的研究。
3．隋唐。胡戟、荣新江主编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在陕西、河南、山西等地收集的500方墓志，以隋唐时期为主。
本年度出版的重要墓志和石刻史料还有：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华书局）、章国庆编《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五代宋元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殷宪《大同新出唐辽金元志石新解》（三晋出版社）等。
新见96篇欧阳修散佚书简亦于今年发表，其内容牵涉到不少北宋的重要人物和重大时事。这批新资料出自13世纪中叶日本镰仓幕府从南宋购入的金泽文库本《欧阳文忠公集》（现藏天理大学）。整理者日本九州大学东英寿推测，庆元二年周必大刊刻《欧阳文忠公集》后，《书简》部分陆续有所增补，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南宋本是初刻本之增补本，而天理本则是在国图本基础上进一步增补而成。
由北京师范大学韩格平主持的《元代古籍集成》继近年来陆续推出二十多种元人别集后，本年度又有“经部诗类”四种（两册）文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面世。与之相配合，由韩及其同事魏崇武主编的《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创刊号（以书代刊）亦告出版,这是继2011年《清华元史》创刊后又一新创办的以元代为主的学术刊物。
此外，陈得芝《蒙元史研究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对于蒙元史料以及2010年以前的国内外蒙元史研究状况进行了总体评价。
5．明清。本年度明清史资料开挖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在公私档案文书的收集、披露和文集等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上。其中较为突出的如：
杜国忠编《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部经济契约》（内蒙古大学出版社），收录上起乾隆十七年十月，下止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凡759件，契约形式有约定、租单、照票、缴照等。
（二）学术热点和新进展、新观点
本年度国内外史学界在一系列学术热点问题上取得了可观成果，其中包含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新进展、新观点和新方法。现择其中要者略作介绍：
1．殷商史研究呈现新局面。本年度，由宋镇豪主编的多卷本《商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各册已全部出版，全书700余万字，是目前最为系统和全面的殷商断代史著，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书重新梳理和建立了殷商史研究的史料和问题序列，开拓了一系列重要研究领域，在商代史各阶段和专题研究上提出了不少新看法和新观点，已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意味着国内外殷商史研究将在此基础上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3．简帛研究与反思。简帛研究是近年史学界的热点。本年度关于楚简、秦简的研究成果丰富，这得益于清华简、上博简、里耶简为代表的新材料，以及楚简、秦简综合整理成果的持续出版，利用楚简等新材料研究楚文化，取得不少新进展，还专门召开了以“秦简牍研究”为主题的简牍学国际论坛。
安徽天长汉墓简牍，本年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和院简帛研究中心完成整理研究工作。吴简研究方面，簿书的复原、整理逐渐引起不少学者的重视。《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总结建国以来简帛出土、整理、研究概况的学术史专著。韩国学者金庆浩主编的《地下的论语·纸上的论语》（韩国成均馆大学出版社）对出土于朝鲜的汉代乐浪《论语》竹简与同时期中国及6-8世纪日本出土的《论语》木简进行了比较分析，为理解古代东亚世界汉字和儒家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新视角。
4．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通过制度发展的状况探讨秦汉以来社会结构的演进，是近年来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热点。本年度在汉代官爵与民爵的形成、汉魏官与吏的分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武分途、南北朝位阶体制的变迁、北魏官爵制度的演变、北朝后期官分清浊、王朝权力的构建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推进了对当时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发展与官僚队伍结构变化等问题的认识。
北京大学阎步克等对汉代以来官阶制度及官僚队伍结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振红等对秦汉魏晋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问题，本年度均有值得重视的新成果问世。
香港学者黎明钊主编《汉帝国的制度与社会秩序》（OXFORDUNIVERSITYPRESS）对汉帝国的行政及统治制度、出土简牍文书及其所展示的汉代社会、汉帝国的核心地区与边陲地区的关系等问题开展了研究。
5.唐代礼制、宗教与信仰研究。唐代礼制、宗教与信仰研究成为唐史研究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荣新江主编《唐研究——“中国中古的信仰与社会”研究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体现了这一学术潮流的新进展。
吴丽娱《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中华书局）在爬梳传统文献的同时，利用敦煌书仪、《丧葬令》等新出史料，对唐宋丧葬礼制（以皇帝和官僚丧礼为主）的渊源、发展脉络及其与国家政治、社会习俗关系进行了探讨。张文昌《制礼以教天下——唐宋礼书与国家社会》（台大出版中心）勾勒了公、私礼书在唐宋发展的状况，认为礼典与家礼的共同行用，使“礼下庶人”的理想在形式上已经实现。此外，日本学者王博发表的《唐代军礼における“献俘礼”の基本构造》（早稻田大学史学会编《史观》第167册），为本年度国外学者礼制研究的代表作。
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复旦大学出版社）亦于今年出版。该书百余万字，对辽金政区状况展开了全面细致的清理和研究。其中在州县建置沿革、辽代五京制、州县以上区划和金朝政区制度的研究上，提出了不少新看法、新观点。
8．关于“新清史”的讨论。“新清史”的讨论热度近年来虽有所减弱，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探讨，如围绕清代民族关系格局、清朝政权的性质，以及民族国家视角下的国家认同等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展开，并且影响到了对清代以前各民族政权的研究。
9．基层社会“自治化”问题及其反思。社会史研究界对基层社会“自治化”命题展开了进一步思考。所谓“自治化”，是指宋代以来，政府把基层社会管理基本上交由地方社会自己去运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税收的征缴和劳役的摊派。也就是说，宋代以来国家政权一般并不直接控制基层社会，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的是宗族等组织。这一命题所包含的一系列认识，对于揭示当时国家与社会关系及社会管理机制有其贡献，但也出现了过分强调“自治化”的偏颇。
在今年召开的首届中国历史学博士后论坛（北京）上，南开大学刁培俊提交了《官治、民治约束下村民的“自在生活”——宋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即对“自治化”命题的局限及“皇权不下县”等提法展开了讨论。
高明士《律令法与天下法》一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对中古律令体系及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作了新的研究，并讨论了中古法律与“天下秩序”的关系问题。郑显文《出土文献与唐代法律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则致力于重构唐代法律的理性秩序，指出在剔除维护官僚贵族特权和等级身份制的内容后，唐代法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罗新主编《中国学者内亚文选》（ChineseScholarsonInnerAsia，IndianaUniversitySinorResearchInstituteforInnerAsianStudies）出版，此书将中国学者关于内亚研究的部分代表作品翻译为英文，相信对今后中外学界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交流会起到推动作用。
此外，JonathanKaramSkaff著《隋唐中国与其突厥蒙古邻居——文化、权力与联系，580-800》（Sui-TangChinaandItsTurko-MongolNeighbors:Culture,Power,andConnections,580-800,OxfordUniversityPress）是本年度英语世界研究隋唐与突厥关系的力作。
13．儒释道关系与阳明学的多方位研究。儒释道思想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继续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热点领域。本年度该领域取得的新成果，包括对儒家诸思想要素的新阐释，对道家和道教及其所汲取的多种思想成份的讨论，对佛教史诸重大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及对唐宋以来儒释道关系的探讨。
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55万字，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清代学术的来龙去脉，澄清了不少有争议的问题。此外，万明《郑和下西洋：异文化、人群与文明交融》（见康建裕等编《郑和与亚非世界》，马六甲博物馆、国际郑和学会联合出版）、吴伯娅《日心地动说的传入与<地球图说>的出版》（见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编《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知识的形成和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二文，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者在明清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新成果。
PaulineC.Lee的《李贽、儒家思想与欲望之德》（LiZhi,Confucianism,andtheVirtueofDesire，SUNYPress）一书从“生活经历”、“内心世界：‘童心说’下的关照”、“品格：多元的体现”、“诚实”等方面对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进行了考察。RichardG.Wang的《明宗藩与道教：精英的机构赞助》（TheMingPrinceandDaoism：InstitutionalPatronageofanElite，OxfordUniversityPress）则探讨了明宗室藩王支持道教发展的种种方式与原因，从而展现了他们在地方宗教中的重要角色。
钟鸣旦（NicolasStandaert）的《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声音——流动的书籍、社群网络与跨文化论争》（ChineseVoicesintheRitesControversy:TravellingBooks,CommunityNetworks,InterculturalArguments，InstitutumHistoricumSocietatisIesu）一书收录作者新近发现的保存于罗马耶稣会档案中的60余封1701至1704来自中国的信件，从这批书信可以深入了解18世纪初地方基督徒社群与社会网络的构成，以及当时有关中国礼仪知识的产生、传播与交流。
ChristinaH.Lee编著《跨太平洋时代西方对远东的认知，1522-1657》（WesternVisionsoftheFarEastinaTranspacificAge，1522–1657，Ashgate)一书考察了欧洲人在此期间对远东——特别是中国和日本——的想象及对亚洲人及其文化实践的特定表述是如何被建构、修订和改写。
《15-18世纪的港口城市与跨文化交流》（PortCitiesandInterculturalRelations：15th-18thCenturies，Funda??oMacau）由澳门科学文化中心主任巴雷多教授（LuísFilipeBarreto）及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博士主编，收录了六位学者对十五至十八世纪期间港口城市演变的研究，从语言、宗教、社会以至民族等方面探讨作为国际文化交汇中心的港口城市的社会特点、社会功能、覆盖网络及城巿的演变。
FrancoisBarriquand及JosephRuellen编《四川传教先驱白日昇（1662-1707）》（JeanBasset(1662-1707),pionnierdel’EgliseauSichuan,précurseurd’uneEglised’expressionchinoise，YouFeng）一书为巴黎外方会神甫、早期《圣经》的译者白日昇1702-1707年在四川传教时留下的数量可观的书信之汇编，它们详细记录了18世纪初四川的社会生活和传教活动。
此外，高华士（No?lGolvers）《中国的西方知识图书馆——耶稣会传教活动带来的中欧间西文图书之流通，1650-1750》第一卷（LibrariesofWesternLearningforChina：CirculationofWesternbooksbetweenEuropeandChinaintheJesuitMission［ca.1650–ca.1750］，vol.1，FerdinandVerbiestInstitute）、美国Bard学院的PeterMiller教授和FrankgoisLouis教授《欧洲与中国的古董主义与知识生活，1500-1800》（AntiquarianismandIntellectualLifeinEuropeandChina，1500-1800，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等也是本年度海外学者研究明清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成果。
16、“形象史学”的新进展
此外，美籍华裔学者巫鸿出版《一个关于遗址的故事：中国艺术与视觉文化中的在与无》（AStoryofRuins:PresenceandAbsenceinChineseArtandVisualCulture，PrincetonUniversityPress）,对上古至当代中国艺术与视觉文化中作为文化记忆工具的遗址作了历史分析，借以探索中国本土的遗址观念及其视觉表现，并展现出十八世纪以来中西思想交流的复杂历史。
（三）理论动态和若干值得注意的趋势
近年来，随着人文社会学科特别是历史学科系统的调整和学科建设的发展，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研究纵深的加大和优秀成果的涌现，不仅推动了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也促进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本年度，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中国史研究的成果，突出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近代史研究所蔡美彪先生编写的《中华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出版。二书以实际研究成果，弘扬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体现了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继续发展和强大影响。
理论方法领域其它引人注目的态势，谨择要阐述如下：
1．研究者共同面临的若干理论、方法问题。本年度中国古代史各领域的研究前沿，就其大的理论、方法来看仍与一段时期以来的情况相近，这表明各个领域和方向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在深入展开探索和讨论时，面临着一些共同的理论、方法问题，其中堪值注意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认识的不断深入，蕴含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需要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有更为深入的认识，也就需要对以往建构的中国历史发展线索和阶段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不少研究概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都有其特定理论和现实内涵，诸如“专制主义”、“官僚政治”、“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等概念，均已积淀了一系列历史认识和理论研究成果，其讨论也就往往成为对重大历史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再思考。即便是那些较为具体的研究概念，如土地制度史领域的“土地国有制”、法律史领域的“诸法合体”、思想文化领域的“儒教”之类，也总是关系到对中国古代历史特点的认识，并且牵涉到一系列现实问题，易于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这些都是需要史学界保持足够敏感和予以高度重视的。
诚然，所有历史记载或史料都各有特点，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但具有深厚史学传统的中国古代史家或史官之作，相对来说最为完整地记录了在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历史认识，记录了这种认识认为对治乱兴衰最关重要的历史事实，这正是今人研究古代历史最需要重视的历史信息。而其他各种形式的史料，尽管都各有其独特的价值，却并非要以贬低前者的价值为其增值的前提，对之的认识和态度，意味的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不同立场和方法，其同样关系着我们今天应当如何研究中国历史的大问题，决定着今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走向。
2．海内外研究互动的新格局。在中国古代史研究界，以往海外研究的理论性较为突出，各种假说层出不穷，手段和方法新颖多样。而国内学者则长于史实考辨，在理论、方法上学习、借鉴海外的一面较为明显，对此批判地发展的一面则要相对薄弱一些。对于我国史学界扩大国际话语权和研究主动权来说，这里面是存在着不利之处的。近年以来和本年度，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海内外交流已十分频繁，在不少领域，海内外研究者无论是在史实辨正还是在理论、方法上，基本已在同一起跑线上取长补短、齐头并进，中国学者做史料上的老师和理论上的学生的情况已有较大变化。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不断随形势发展而凸显出来的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海内外学者所持观点的异同和碰撞态势也已更为复杂，这都使双方的互动呈现了新的格局：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前沿研究，正在重新理解“国家体制及其社会基础和影响的发展史”，并对以往政治史与社会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基层和地方区域社会的前沿研究，正在重新构拟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的模式特点，并对以往理解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形成了冲击。
人、地关系方面的前沿研究，不仅促进了生态史等新兴学科的发展，更以贯通古今发展的视角，在土地制度史等传统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
民族关系与边疆问题的前沿研究，已越益深入地触及了以往民族和民族国家理论的局限，并在重新建构多民族统一国家理论上展开了新的探索。
各种新资料整理研究的前沿成果，已走向了更新“古籍整理”概念，倡导“整理即研究”的新阶段，古文献形成、流传和变异的规律得到了进一步揭示。
这些前沿研究显然同样构成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建设的重要方面，其所建树的常为处于宏观理论层面之下的微观理论，其有效性往往可推至某一历史时空或某类历史现象，并在导致或促进宏观理论、方法的发展和完善时，发挥着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