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古今中外的法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思考从未停歇，并形成了不同的学说流派。
以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为代表，古典自然法学派强调人的理性和权利，主张依据自然法制定法典。以胡果、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律并非“理性”的产物，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体现。以边沁、奥斯丁为主要代表的分析法学派强调对法律概念的分析，依靠逻辑推理来确定可适用的法律，否认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必然联系。以庞德为代表的社会法学派注重法律的社会目的和效果，强调不同社会利益的整合。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科斯、卡拉布雷西、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派开始在美国兴起，侧重用经济学的概念、思维来理解和分析法律，对立法、司法和法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例证二，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由于单一个体的社会阅历、认知能力不同，最为公平正义的法律规定应该是通过心理测试，单个测量未成年人的心智发育、社会认知程度，在此基础上认定个案中的未成年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但现实中，各国立法都以年龄作为判断依据。这种简约规定必然会牺牲个案正义，但是简单易行，无须额外的认定成本。
以上两例，法律规定都难谓公平正义。立法者的选择背后，潜在的成本收益考量呼之欲出，这种考量即是经济的逻辑。
信念与事实
为什么法律背后是经济的逻辑，而不是公平正义？首要原因是：公平正义是信念（belief），而非事实（fact）。信念是一种规范式思维，要先提出一些原则、理念或价值，再以此为基础作进一步推论。因此，这些原则、理念或价值可以看作预设的前提。人们期望这种前提是简而自明、一致赞同的，但现实中往往无法做到。
基于事实的思维，则是一种实证式思维。它没有预设的前提或立场，而是以实际情况、已经发生的事、出现的现象为材料，由此归纳出某些“规律”。如果这些规律普遍成立，就可以用来解释类似或其他社会现象。法律作为人类生活共同的社会规范，需要基于事实的共识，而非基于观念的对立。而成本收益分析，就是一种基于事实的结果式思维，是可验证的。
取舍与度量
古罗马法谚云：“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但在具体的情境中，当两造的立场不同，往往对正义有着截然相反的结论。哪一方的正义更“正义”呢？波斯纳的观点是“对于正义的追求，不能无视于代价”。正义不可度量，但代价可以度量。代价本身就是一种成本收益分析。
例如，表见代理制度使无权代理产生有权代理的法律后果，对于被代理人而言是非正义的。善意取得制度损害了真正的所有权人的利益，似乎也是非正义的。但法律为何做此制度安排？经典的民法学论著都会揭示其背后的原理是维护交易安全。但在道德哲学的语境下，交易安全和公平正义哪个更重要？显然是公平正义。而法律却以牺牲真正权利人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交易安全，是在价值冲突中做出了取舍：将交易安全作为更高位阶的价值。这就体现了成本收益分析的经济逻辑，而非道德哲学的逻辑。
概念与工具
法律人坚持公平正义的信念，似乎比经济学家侧重成本收益更崇高。但从宏观来看，无论是公平正义还是成本收益，都是用来描述现实世界的工具。
正义的概念极其宽泛，又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在无法就抽象概念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需要用更为具体和坚实的事实来充实其内涵。比如，在同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不同个体如何赔偿的问题上，从来就有“同命同价”和“同命不同价”的争论。“人生而平等”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观念，但因为地域、贫富、文化、环境的差异，“人生而不平等”是一种具体可见的事实。基于生而平等的理念做出“同命同价”的赔偿，必然造成对逝者家属回归从前生活补偿程度的不平等。基于生而不平等的事实做出的差异化补偿，则会遭到“同命不同价”的抨击。问题的本质在于：死亡赔偿的功能是以金钱购买生命，还是让逝者的家人回归从前的生活。对“正义”不同内涵的填充，会导致不同的结论。显然，用金钱购买生命无法令人信服，而立足于对逝者家人的补偿和帮助，经济逻辑可为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替代性工具。
对于诸多公平正义理念无法衡量的价值，都可尝试从成本收益逻辑寻求答案。比如，单一底版、极具个人纪念意义的结婚照被摄影公司不慎损毁，如何赔偿？这涉及纪念性物品的价值计量，在公平正义理念下是无解的。但从风险预防和风险负担角度，以“最小防范成本原则”来确定风险承担主体和责任，则提供了可操作的法律解决方案。
个体与整体
法律是社会公众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法律制度的设计，本身也是一种制度选择。比如，相邻的两块地上，左边种小麦，右边养牛，可能会发生牛越界吃草的情形，法律是否应当阻止右边地的主人养牛？工厂生产产生噪音，影响周边居民，法律是否应当禁止工厂生产？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得到的结论会截然相反。基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而禁止养牛，或者基于人的生存安定保障的理念而禁止开厂，都是可选的立法方案。
非此即彼的选择，固然可使一方利益得到充分保障，但从社会整体利益考量，却并非最优制度安排。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律经济学创始人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界定产权，进行交易成本的协商，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换句话说，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策略超越了个体的公平正义观念，可能是一种更优的资源配置方案。
立法与司法
法律规范的语言表达通常是高度抽象的，这样才能保持对现实生活的普适性。但这种抽象表达带来的现实问题，就是对文本解释的多样性。换句话说，立法者在法律规范中用抽象概念画的一个点，在法官面对社会现实时，可能会变为一个圈。面对新类型的案件，可能存在法律漏洞、立法空白，有多种解释的可能。在个案裁判中，面对两造争议，何种解释更能体现立法原意？法官选择哪种解释，是更优的裁判导向和制度安排？法律解释的尽头是价值判断。道德哲学、公平正义理念固然可为价值判断提供论证，但却难以让所有人认可和信服，而经济分析是可选的工具之一。
例如，网约车的面世冲击了传统出租车行业，导致出租车牌照价值贬损。当既有法律和判例中均无答案时，应支持网约车参与竞争，还是保护出租车行业和司机的利益呢？2016年在美国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审判的“伊利诺伊运输贸易协会与网约车公司案”中，出租车公司认为同样的服务、不同监管标准导致自身利益受损，侵害了其财产权利。审理该案的正是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他在判决中指出，“财产”并不能豁免竞争。当新技术或新模式诞生，通常会影响和冲击旧技术或旧模式。如果旧技术或者旧模式以宪法权利为由，排除新事物，可能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因此，出租车牌照的贬值部分并不是宪法上保护的财产权，而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这一判决并非依据单纯、空洞的正义观念，而是通过“向前看”的视角做出了利益选择，其背后无疑是经济的逻辑。
批评与回应
比起“公平正义”的高尚神圣，“财富最大化”似乎充满铜臭，因此不少法律人对经济思维、经济逻辑常有本能的排斥。经济学方法的数学化，也成为诸多法律人对经济分析的知识屏障。此外，“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即隐含了经济学对法学、法律的侵蚀。对法律的经济分析更为直接的批评是：法律所维护的人的生命和尊严，能用金钱来衡量吗？
但这些对法律经济学的批评，本身源于对经济学的误解，有必要予以澄清。第一，经济学是探讨人类行为选择的学科，而不是“赚钱”的学科。选择的本质是实现对有限资源的更优利用，这一目的不仅适用于法律所追求的价值，而且适用于更多的人类行为。第二，经济学的评价标准并非“财富最大化”而是“效用最大化”，所以金钱和财富并非经济分析的价值取向，“效用”才是。例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背后体现的就是经济逻辑：将生命、爱情、自由三者的效用进行排序，在排序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并非是“为了金钱，而舍弃生命、爱情和自由”。第三，经济分析不等于数学。数学是经济学的论证工具之一，但不是经济分析的本质。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中，最多只用了小学算术来举例说明，仍然能深入浅出地阐明法律和制度安排背后的深层逻辑。
也许有人会说，千百年来，没有法律的经济分析，法律也可以自行运作，法学也积累了丰硕成果。但1960年之后，法律经济学的兴起，无疑为法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养分、注入新的血液，让这个古老的传统学科内涵更为丰富。比如，我们现在可以假设地球是平的，吃喝玩乐、衣食住行、盖摩天大楼都可以照旧。但如果我们有更为广阔的视角，知道地球是圆的，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将更为完整。
因此，法律的经济分析能让我们对法律有更深刻的理解，也为法律实施提供了一项有效工具。经济分析不等于高等数学，其本质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和效用比较，做出更优的行为选择和制度安排。经济分析的工具可用、能用并可验证。法律背后是经济的逻辑！
（作者系山西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