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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03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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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的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传统帝制国家解体和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中国政治文化面临着艰难的转型。在近代中国，政治体系变革与政治文化转型表现出彼此推动的特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表现形态复杂多样，其中国家观念的现代转变无疑非常重要。中国近代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国家观念有很大差异，甚至存在严重冲突。近代国家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形成解构了传统中国的天下国家观，是建立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的前提条件。同时，公民观念的建构冲击了传统的臣民观念，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大变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适应了中国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奠定了政治文化基础。
关键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国家观；民族国家；国家认同
中国是早熟的官僚制国家，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政治思想。其主要围绕君主如何统治国家而展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构成中国古代政治体系的两大支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与中国传统社会相适应的，19世纪中期，当中国传统社会开启现代社会之旅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开启了转型之路，以适应现代社会运行的需要。正如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十分艰难一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也十分漫长而艰难。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绝对地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之路已经全部完成。政治文化转型与演变表现出非常强的延续性特征，其断裂性色彩并不明显。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许多因素，其中对现代政治社会运行有利的内容或不利的内容，并不由现代社会的选择就可单一确定，都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当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也存在突出的表现，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中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与传统政治文化相比，尽管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
在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形态发生了重大变革，亦即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逐步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作为这一实践形态变革在观念领域的先导，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变革表现得非常剧烈，传统意义的国家观念在与现代意义的国家观念激烈碰撞过程中，逐步被现代意义的国家观念所替代。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形态得以产生并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面临西方侵略而救亡图存的目标。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也源自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近代国家观念。一方面，在中国，近代国家观是在新思想的影响、旧政治体系的变革和社会政治运动展开的过程中逐步被中国人接受，并用于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另一方面，在中国，近代国家观的形成和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新的政治体系的建立和社会政治运动的开展，为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和适应性变革开辟了新的道路。可以说，近代国家观的形成与发展和传统政治文化转型是彼此推动的，并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重要表现形态之一。本文拟从近代中国国家观的建构出发，讨论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影响，并由此分析中国近代国家观形成过程的特征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特征。
一、中国传统国家观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
政治文化是指人类在政治活动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相对稳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精神层面的因素。政治文化是围绕政治体系的运作而形成和发展的，不同的国家形态和国家观往往与不同的政治文化相适应。中国在长期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内涵丰富的政治文化，并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中国传统国家观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分析中国传统国家观可以揭示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特点。
（一）“天下”国家观和“大一统”的政治观念
中国传统国家观可以概括为“天下”国家观。“天下”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地域范围，中国人认识到的或影响所及的地域都为“天下”所包含。“天下”国家观呈现出一种同心圆结构，中国处于同心圆结构的中心，处于同心圆外围的是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四夷”。“天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把'天下’等同、限定于'中国’，在解释了'中国’在'天下’中所处地位的同时，还规定了周边民族在天下体系中的地位。”可以说，同心圆结构具有明显的等级制特征，处于同心圆外围的其他一切地区都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以天下的中心自居，其他国家与中国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在与其他国家交往过程中形成了朝贡制度，其他国家作为藩属国要向中国进贡，接受中国的庇护。朝贡制度逐渐成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形式。
“天下”国家观在政治文化上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观念。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一统”国家开始确立并延续至今。“大一统”政治观念以论证君主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为中心，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体形式相适应。“大一统”政治观念最早出现在《春秋公羊传》一书中，经由董仲舒阐述得以完善。“'大一统’高度概括了传文作者的政治理想，他们向往实现高度统一的君主统治，天子是全国最高主宰，所谓'王者无外’，即无可争辩地拥有统治国家的最高政治权力和对全国土地的最高占有权。”“大一统”政治观念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统一政治成为中国人的深层观念。当国家处于即将分裂的时候，人们都要维护统一，反对分裂。谁搞分裂，谁就是历史的罪人，就是民族的败类。”尽管中国经历了几次短暂的分裂，但受到“大一统”政治观念的影响，这种分裂的局面最终归于统一。“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对中国国家统一和政治秩序稳定一直发挥着深远影响。
（二）家国同构与民本思想
中国传统国家观具有鲜明的家国同构色彩，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放大，君主就是最大的家长。在民众看来，国家等同于君主所代表的朝廷。金观涛等人认为：“家国同构体是一个没有固定边界，甚至亦无确定民族为依托的集合。国是以皇帝家族为政治核心，行政上是中央集权政府，其末梢为县；而家及宗族是最广泛的社会基层组织或基本单元。”在家国同构体中，“统治者与民的关系便具有了父子关系的色彩。对于民来说，各级统治者都是民的父母官，最高的统治君主则成为'君父’；对于统治者来说，广大的民众则成为子民”。君主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管理这个大家庭，也就是如何管理这个国家。在古代中国，民本思想逐渐形成并达到成熟，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鲜明特征。《孟子》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的“民为邦本，民固邦宁”等，都是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二、中国近代国家观的形成及其影响
晚清时期，源自西方的近代国家观念的输入和传播，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家天下”的王朝国家形态形成了强大的冲击。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经历了较长的变革过程，在国家和个人层面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近代国家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二）中国近代国家观的形成过程
中国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同时，西方近代国家观念也开始传播到中国，从此开始了中国古代“天下”国家观的消解和近代国家观念形成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国家观念演变的重要内容。中国近代思想家逐渐将国外的近代国家学说引介到中国，促使中国人思考什么是国家、国家应该如何建构、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是什么等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从未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主题。正如中国学者徐大同所言，“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主要不是解决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的问题，即建立何种形式的政体问题；而是要解决在君主的最高统治下如何治理国家，也就是为君主提供所谓的'治国之道’”。但是这些问题却是近代国家建构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什么？国家的构成要素有哪些？在有关国家构成要素的众多论述中，德国公法学家格奥尔格·耶利内克（GeorgJellinek）认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只有在具备了领土、人民、主权三个要素之后才能成为一个国家。”受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影响，中国的统治者没有清晰的领土和主权意识。而近代国际体系的主体是领土固定、主权完整的民族国家。“主权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近现代的民族国家都是在主权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主权国家组成了近现代的世界体系。”
近代中国的转型，已经不再是以往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国家形态的重新建构，即要对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历史进行重构，由王朝国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基础是民族，先有民族而后才有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首先要解决民族认同的问题，民族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要素。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黄兴涛认为，中华民族是“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各族人民致力于全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相互作用的产物，是西方和日本的近现代'民族’思想与中国传统的以文化认同为主要取向的'族类’观互相作用，尤其是其与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相互作用的产物”。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概念产生了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的作用，其将民众塑造为中华民族，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认同感。这种民族认同感激发出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从而形成抵抗列强侵略的强大力量。
民族国家确立了明确的疆界，并以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处理外交事务。民族国家也是主权国家。因此，民族国家的建构还需要借助国家认同来完成，以明确疆界和主权。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是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活在某一个国家之内的公民基于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热爱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认同”。只有实现了民众对国家的感知和认可，使民众在头脑中形成国家的概念，意识到自己的主体身份，即国家成员的身份，才能形成民族国家的共同心理基础。
（三）中国近代国家观形成的影响
近代国家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形成对中国国家建构与公民意识的增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国家层面来说，近代国家观念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成；从个人层面来说，近代国家观念的传播培育了国民意识，并促进个体权利意识的增长，对君主专制权力体系形成强大冲击。
首先，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推动了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近代国家观念传递的是一个全新的国家概念，这一全新的国家概念与中国古代国家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传统国家是家国一体、家国同构，民众只有家族概念和家族利益，全然没有国家概念。他们把国家理解为朝廷，朝廷即国家。他们感知的是家族的权力和地方士绅的权力，国家权力是感知不到的。近代国家观念中的国家是有完整主权、确定领土和固定国民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众多民众生活在一起的共同体，每个人都是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个人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
民族国家的建构主要通过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和民众的国民教育进行。甲午战争之后，大量进步报刊喷涌而出，有效地传播了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进入教科书，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国民通过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教育，在头脑中形成了对民族国家的基本认识，初步形成了国家认同意识，为近代以来发生的众多民众救亡爱国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救亡爱国等社会政治运动是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活动形式，国民在这些运动中获得了对国家和民族观念的具体感知，有效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形成。
近代国家观念还推动了国民意识的形成。民族国家的主体是国民，近代国家观念传入中国的同时，国民意识开始在中国形成。周平认为，国民是一种与现代民族国家相适合的社会政治身份。“对王朝国家来说，臣民才是其所需要并合适的社会政治身份，所以典型的王朝国家的人口普遍都是国王的臣民。”在中国古代的王朝国家中，臣民是没有任何权利和个体独立自主意识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宣告统治者专制权力体系的解体，国民就是民族国家下的民众。国民观念的形成反过来又为近代国家建构提供了思想基础，“国民观念通过广泛传播尤其是为国人所接受，便转化成为了新的意识形态，对推翻王朝国家的革命和新的国家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观念和伦理支撑”。
三、近代国家观对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一）政治文化中治国理念的转变：
从人治与礼治相结合转向礼治与法治相结合
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围绕治国理政而展开的，形成了有关治国理政的一系列丰富论述。但中国古代统治实践很大程度上不是借助于制度而展开的，而是围绕君主个人统治而展开的，国家的兴衰完全系于君主之一身。君主的德行和能力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当君主励精图治、勤政爱民时，国家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当君主横征暴敛、荒芜朝政时，国家往往处于衰败过程之中。
中国治国理政中强烈的人治色彩与中国传统国家观有很大关系。一方面，中国传统国家观建立在家国同构的基础之上，国是家的放大。在一个家族里，族长具有最高权力，他能够决定家族内的所有事情，晚辈要绝对听命于族长。在国家层面上，君主俨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君主就是最大的家长，天下百姓就是他的子民，子民要绝对听从君主的指令。另一方面，中国在秦汉时期就确立了大一统的政治秩序，重视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秩序的稳定。面对中国广袤的疆域、众多的人口和较为明显的地理差异，建立君主集权统治成为必然的选择。“无论大一统政治在中国历史上采取了怎样一种专制统治形式，但它作为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国家基本结构，塑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国家观念和政治文化，一种执着向往国家统一以及主张中央集权的价值偏好。”显然，大一统政治倾向于中央集权体制，而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国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容易形成君主个人统治，具有明显的人治色彩。
中国传统治国理政还具有鲜明的礼治色彩。“礼”强调长幼有序、亲疏有别，注重秩序与规则，要求人们各行其是，以达到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礼”成为中国古代规范社会公共生活、协调利益冲突的基本准则。从君主层面讲，礼治就要求君主行仁政，君主代表着最高道德权威，施行仁政能够达到感化民众的目的，从而赢得民众的追随和拥护。从民众层面讲，礼治就需要对民众实施道德教化，通过强调道德自律和行为规范，达到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礼”就是中国古代的法律，行使着法律的功能。
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治国理念的转型，即从人治与礼治相结合转向礼治与法治相结合。近代国家观强调主权在民，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建立在主权在民基础上的民主思想、法治思想和政府有限权力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这些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治思想形成强大冲击。近代国家观的传播演变为一系列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的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现代政治体系得以建立。现代政治体系的运行依赖于一系列制度和法律，而不是某一个人的意志和主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治思想与近代国家主权在民的观念不相适应，也不能适应近代国家政治体系运行的需要，应该作为糟粕加以扬弃。而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礼治传统由于强调规则与秩序，与近代法治思想有共通之处，因此在进入近代国家后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需要将礼治融入近代国家之中，通过礼治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内在约束，起到法律无法发挥的作用。
（二）政治文化中价值取向的
转变：从权力本位转向权利本位
权力本位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权力本位是指“在传统的封建性政治体制中，为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可的以权力作为谋求社会利益资源的基本手段和以权力作为衡量人的价值实现程度的基本尺度”。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统治形态下，政府掌握着重要的社会资源，政府官员成为民众眼中的父母官。民众往往寄希望于圣君名相，这样就能实现国泰民安。人治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法律和制度成为摆设。在长期的人治思想影响下，权力本位成为人们主要的价值取向，在他们眼里，拥有权力就拥有一切。
（三）政治文化中自我取向
的转变：从臣民转向公民
（四）政治文化中民主观的
转变：从民本主义转向民主主义
近代国家观的建构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主义向现代民主主义转变，这一转变是创造性转变的过程，而不是要全盘否定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为近代国家的治国理政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值得借鉴和吸收。传统民本思想与近代民主思想并不是完全相冲突的，而是存在着共同之处。在推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将古代民本主义中的合理成分加以继承和发展，摒弃其不合理成分。也就是说，将民本主义中的重视民众利益的执政传统保留下来，摒弃其为民做主的观念，突出民众的主体地位，实现中国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结语
然而，政治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不一定同步，在一定时期也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政治文化的滞后性主要体现为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落后于人们的经济地位；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留在人们的头脑里。”近代国家观念的传播虽然使中国建立了全新的国家形态和政治体系，推动了政治文化的转型，但转型是不彻底的，主要表现在人治思想、权力本位观念和依附型政治心理在日常政治生活中还广泛存在着。人们头脑中残留的旧思想旧观念与近代国家确立的新制度新观念仍会发生冲突或相互纠缠。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
原载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40-46页。
作者简介：熊光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蔡正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