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山恶性事件中，普通民众多数会考虑：如果我是女孩的朋友，赶来进行对抗性反击，会不会被认定为聚众斗殴？如果我是旁边的食客，站出来拔刀相助，把这伙歹徒中的一两个人打伤，会不会被判承担民事赔偿？即使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正当防卫或见义勇为，那么事后这些歹徒会不会实施报复？
2.普通人的勇气，需要制度加以支持；如果没有制度保护作为后盾，绝大多数人首先考虑的都会是自保。所以，要改变这种现象，法律需要在严惩作恶者的同时，给敢于行义举的人以有力的支持和保护，让见义勇为成为一种低风险的行动选择。
唐山烧烤店一伙男子无故寻衅、暴力围殴几个女生，看过视频的人几乎个个义愤填膺。在关于事件的讨论中，公众除了对歹徒的嚣张和肆无忌惮强烈愤怒之外，同时还有深深的悲凉和感叹：事发现场那么多人，为何敢于上前出手相助的寥寥无几？
然而在今天，这种血性和勇气似乎少了很多，冷漠和躲避则成了常态：在地铁里看到色狼骚扰女生，有人会扭过头去；在街头看到歹徒行凶抢劫，有人会匆匆跑开；甚至看到年迈的老人摔倒，路人也会踌躇不前，而敢于伸手去搀扶的人会被调侃是“家里有矿”。
这种社会冷漠的形成，原因其实很复杂：有教育的原因，有舆论的原因，有社会的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可能还是在于法律。换句话说，社会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法律难逃其咎。
是什么让我们变得如此怯懦和冷漠？
具体到唐山恶性事件中，普通民众多数会考虑：如果我是女孩的朋友，赶来进行对抗性反击，会不会被认定为聚众斗殴，最后与恶徒一起被判刑？如果我是旁边的食客，站出来拔刀相助，把这伙歹徒中的一两个人打伤，会不会被判承担民事赔偿，甚至还有刑事责任？即使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正当防卫或见义勇为，那么事后这些歹徒会不会实施报复，会不会骚扰我的家人，到时谁会给我提供帮助和保护？一旦想到了这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许就成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的选择。
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反思，如果只是简单停留在对旁观者的道德评判上，其意义就非常有限。真正需要深入反思的是，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变得如此怯懦和冷漠？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劳东燕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舆论群情激愤，谴责周围男性自私软弱，但我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什么现有制度没给人们见义勇为提供足够的激励和保护？”
|电视剧《开端》剧照
“勇气是一种过于稀缺的品质，在现场面对一群行凶到丧失理智的暴徒，任何人都要先掂量一下自己的安全。”普通人的勇气，需要制度加以支持；如果没有制度保护作为后盾，绝大多数人首先考虑的都会是自保。所以，要改变这种现象，法律需要在严惩作恶者的同时，给敢于行义举的人以有力的支持和保护，让见义勇为成为一种低风险的行动选择。
正当防卫和见义勇为的法律应当良好，既符合法理，也符合伦理与情理。在犹太人的律法中，当邻人处于危难时，人们有救助义务，见死不救会构成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犯罪。美国有一部《好撒玛利亚人法》，用以保护好撒玛利亚人即见义勇为者，以避免好人因义举而给自己惹上麻烦。加拿大的《魁北克人权宪章》要求：任何人必须救助处于危险中的人，可以亲自救助，也可以联系急救机构。
关于正当防卫，我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关于见义勇为，我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也规定了“好人条款”：“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面对歹徒行凶，普通人如何才敢于站出来？
然而，裁判一旦背离了常识与常情，不仅会让义人心寒，更会让社会麻木。
|电视剧《我是余欢水》剧照
对于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而言，在处理类似案件时，要避免落入“机械而冷酷的法律理性”，要设身处地地考虑到当时事态的危险与紧急，尽力体会特殊情形下个体的无助及其理解力和控制力的有限，尽量把法律、常识与人情相结合，作出合法律、有温度的裁判。
具体到本案的情形，其他食客若能出手相助，就是一种正当防卫，即当你看到针对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的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你可以采取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方式予以制止。面对这样的歹徒，首先要防止无畏的牺牲。在此前提下，普通人可以拳脚相加、挥动棍棒或者使用其他工具，对行凶歹徒进行制止、打击或者驱赶，直至消除威胁。
但是，我们可能也会害怕帮人不成，反被污为斗殴，进而承担刑事责任。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曾经对正当防卫和见义勇为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要么以事后理性人的思维去判断防卫行为是否相当，比如“对方如果动拳头你就不能抄家伙”；又或者以结果论原因，比如“你安然无恙而他受伤，所以你的防卫是过当的”，这种思维方式使得“正当防卫”一不小心就成了过当，使得被害人不敢反抗，正义之士也不敢见义勇为。
好在最近两三年，司法机关主动激活了正当防卫条款，并对其内涵进行了更符合立法目的的解释，比如明确提到要防止将正当防卫认定为“互殴”，避免落入正当防卫适用的误区。同时，控方也主动承担了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这种证明责任的变化，使得“法不向不法低头”、正义不向邪恶低头。
与此同时，政府要通过对违法犯罪的打击以及对见义勇为的保护，营造一个浩然正气的社会氛围。面对歹徒行凶，普通人之所以敢于站出来，其底气终究还是来自于对政府的信任，来自于对邪不压正的信心。
因此，一方面，公安机关要对恶霸流氓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常态化打击，让为非作歹的恶棍不敢肆意妄为。在此过程中，类似“雷霆风暴”这样的运动执法，固然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真正覆盖所有地区包括偏远乡村、惠及所有民众包括贩夫走卒的岁月静好，需要公安部门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让每个人都能得到触手可及的救助，让人人都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从来就没什么盖世英雄，危机时挺身而出的总是平凡的普通人。”我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并非身怀绝世武功的侠客，因此都会有胆怯和害怕的一面。但是，如果有来自法律的支持和保护，有全社会浩然正气的鼓舞，我们身上有限的勇气和血性就绝不会让自己陷入沉默和冷漠；面对暴徒行凶时，我们也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无论是站出来与歹徒搏斗，还是报警，或者一句“住手”的呐喊。
作者李宏勃，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主编｜萧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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