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发生了多起重大自然灾害，救援方式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建国之初，我们曾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豪，曾以“勒紧裤腰带，不靠外援，自力更生”而骄傲，那时的灾害救援是“封闭性”的。中国不仅不接受国际救援，甚至在国内，灾区有时也不接受其他地方的援助。那时的救灾口号强调“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口号下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邢台地震发生前，我国大陆共发生7级以上地震8次。由于这些地震都发生在我国人口稀少、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但邢台地震是发生在我国东部人口密集地区的第一次灾难性大地震，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1966年3月8日和22日邢台6.8级、7.2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我国人口稠密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的第一次大地震，据资料显示，共有8064人丧生、38000余人受伤。受灾面积达23000平方公里。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党中央、国务院极为关切和重视，周总理三次亲临灾区，察看灾情，慰问群众，部署救灾工作。同时对地震工作做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向灾区人民发出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震区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
地震发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参谋部立即通知震区附近驻军赶赴震区，参加救灾工作。周总理亲临灾区指挥救灾、看望灾民、视察灾情。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救灾的达100多个单位、36674人，其中解放军官兵24411人、医务人员7095人，汽车881辆，飞机38架。各种救灾物资、药品也源源不断地运到灾区。
在总结此次地震救援经验时，时任中国地震局副局长的岳明生说：“邢台抗震救灾工作的胜利，是广大灾区人民响应周总理的号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奋斗的结果，是军民团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结果。”
文革期间云南通海灾区“三不要”，堵住外部救援
1970年1月5日，位于蛾山、曲江之间的通海发生7.7级地震。受灾区有建水、蛾山、玉溪、石屏、华宁、江川等县。资料显示，倒塌房屋338456间，占灾区房屋总数的32.1%；死亡15621人，占灾区总人口的1.3%，其中90%为农民，受伤26783人。一些村寨房屋尽毁。区内老、旧公路、桥梁破坏较重。有30余处较大规模的山崩，毁坏农田、水渠、公路。地面滑坡或裂或崩，陵谷纵横，局部地陷达6—8米。
地震当天北京方面迅速召集了医疗队，于当夜乘专机抵达昆明并转至通海进行救助。中央于震后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在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情况下，灾区人民提出：“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在此种思潮下，直接的经济和物质援助几乎不被接收。当时最响亮的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
因此，《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一车一车地不断运来。同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也是铺天盖地寄来。当时，通海有16万人，仅慰问信就收到了143000多封，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封。那时的灾区人民认为只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所以除了“红宝书”和慰问信之外的其他东西几乎不收。这样一来，这场大地震的灾情不仅被遮蔽，而且完全拒绝了国际援助，甚至堵住了内援。
唐山大地震拒绝国际救援
1976年7月28日，在中国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度里氏7.8级（矩震级7.5级），有感范围广达14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北京市和天津市受到严重波及。当日河北省滦县和天津汉沽发生两次较强烈余震，余震的震级分别为里氏6.2级和里氏7.1级。这就是著名的“唐山大地震”。资料显示，地震摧毁了方圆6至8公里的地区。许多第一次地震的幸存者由于深陷废墟之中丧生于15小时后的7.1级余震。之后还有数次里氏5.0至5.5级余震。在地震中，唐山78%的工业建筑、93%的居民建筑、80%的水泵站以及14%的下水管道遭到毁坏或严重损坏。唐山大地震事隔三年之后的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召开的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才首次披露唐山大地震的具体死亡人数。死亡数字为242,769，名列20世纪世界地震史死亡人数第一。
唐山大地震发生之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末期，灾区并未拒绝外部援助，全国集中力量进行了救灾，解放军迅速赶赴灾区，动员全国的医疗资源进行救援，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救援效果。当时中国虽然立即展开救灾工作，但由于受到“自力更生”思想的影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援助。《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原因：“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了这篇社论，这意味着中国委婉地谢绝了瓦尔德海姆提出的由联合国提供援助的建议。
在受援上“敞开国门”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北麓漠河境内林区发生特大森林火灾。面对灾情，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中国政府不仅主动要求和接受援助，而且成立了统筹国外援助工作小组统一领导接收捐赠工作。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来了慰问电，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救灾资金、器材、药品和食品。在大兴安岭火灾中，中国政府不仅改变了以往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态度，而且拓宽了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渠道，从过去单一接受联合国救灾署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到接受来自国家、国际组织乃至个人的救灾援助。
1988年11月6日，云南澜沧县境内和耿马县与沧源县交界处分别发生7.6级和7.2级地震。澜沧、耿马和沧源三县的十几个乡镇受灾最重。云南省人民政府迅速成立云南省抗震救灾接受国际援助小组，办理接受国际上援助地震灾区的有关事宜。该小组先后收到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瑞士等10多个国家的政府、团体、个人向灾区捐助的1500万美元的外汇捐款及药品、食物、车辆、医药器械、棉毯、帐篷等物资。
走出“家门”，走向社会——民间力量兴起
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每逢灾难之际，来自国际的救援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随着国内社会开放度的增大，民间救援力量也逐渐兴起。如果说前者是打开“国门”，后者则是民众纷纷走“家门”，走向社会参与救援。
2008年5月12日（星期一）14时28分04.1秒，震中位于中国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映秀镇附近、四川省省会成都市西北偏西方向79千米处。根据中国地震局的数据，此次地震的面波震级达8.0级、矩震级达8.3级，破坏地区超过10万平方千米。地震烈度可能达到11度。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及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北至辽宁，东至上海，南至香港、澳门、泰国、越南，西至巴基斯坦均有震感。汶川大地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惨重的一次。
2013年4月20日早上8时02分，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相对于职能部门，民间救助力量的表现赢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赞赏。21日晚，大量北京市民自发站了出来，投入应急救援之中。许多人打开双闪到机场接送滞留旅客，许多人打开营业场所、免费提供给难以回家的人们，还有许多人自发加入现场救援工作、为挽救生命四处奔忙……可以说，正是大量市民迸发出的大爱精神，让这座城市不至于“沉沦”。这种公民精神，在许多公共事件中都已为人们所见识，见证着这个社会善的力量的发育生长。
观察人士认为，与5年前的汶川大地震相比，经历过汶川地震之痛的中国社会能更加迅速，理性地集结力量响应重大灾害，进入“一级响应”状态。城市公共安全规划和风险管理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绍玉认为：“参与广泛，行动迅速，起效明显——此次雅安芦山地震中的中国民间救援，体现出社会动员体制和社会参与度的不断完善。”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芦山县地震发生后，民间志愿者迅速动员了起来。地震发生时正值周末，大量志愿者赶往灾区，其中许多人的汽车上贴着手写的“地震救援”标记。在通往龙门乡（那里的多数房屋被毁）的道路上，众多私家车带着饮用水、方便面和毯子前来救灾。观察人士认为，与2008年汶川地震时相比，无论专业技能、设备还是搜救队的数量，中国民间搜救机构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提升。对灾区而言，民间搜救机构的成长和成熟实质上增加获得救助的几率。然而，民间的积极救援，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
业余救援成了“添乱”
由于救援车辆纷纷拥挤在四川省西南部陡峭狭窄的的山路上，导致道路严重阻塞。据现场维护秩序的交警介绍，进入灾区的车辆太多，包括很多社会车辆涌入，加大了“生命通道”的交通压力。“由志愿者驾驶的车辆占到1/3，也有很多社会车辆想要上去探望自己的亲人。”交警说，虽然理解他们的心情，但一定程度上确实增加了这条道路的负担，导致部分专业运输物资车辆无法进山，也造成物资紧缺的压力。与此同时，灾区也频频传出物资匮乏的消息。因为交通拥堵，在龙门乡与太平镇之间的一段公路上，周日一名受伤的妇女从进退不得的救护车上被抬下来，由她丈夫背着去就医。21日（星期日）晚间，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单位团体未经批准暂不允许进入灾区，以减少交通压力。
让志愿者“帮忙不添乱”，贵在统筹
进入避难救援期（1995年1月末到3月末）之后，很多外地的NPO组织也加入救灾。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NPO组织之间的协调以及信息共享问题。神户市长田区在志愿者房间的基础上发展出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每天在志愿者房间召开一次会议，互相交流信息，分配任务，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使得救灾活动秩序井然。同时，专业的NPO组织在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募集和培训志愿者，把他们源源不断地派往灾区。在这些统筹协调之下，志愿者活动才会有序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