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有71个项目,杨光宇对这些项目了如指掌。“邵氏基金运作很规范,哪年、多少项目,捐给哪几个省,非常清晰,而且达到条件,钱就捐给你。而不是我和谁的关系好就捐给谁。”杨光宇表示。
1973年,邵逸夫成立邵氏基金会,专门负责慈善捐款事宜。上世纪90年代,在邵逸夫为自己旗下公司寻找下一个东家之时,他就委托妻子邵方逸华执掌邵氏基金。“邵氏基金通过教育部联络到我们,我们再通过申请,获得邵氏基金的援助款。”杨光宇说。
说起邵氏基金与教育部的渊源,杨光宇说,29年来邵氏基金之所以没有出现坏账,也没有丑闻,与教育部有很大关联,甚至可以说,是教育部包办了邵氏基金的运筹。
由于教育部完全掌握每个省的基础教育和高校情况,因此邵氏基金每年项目的确定,到了杨光宇手中便成为几个具体的名额:“项目每年侧重不同,有小学,九年一贯制初中,高中,还有特教。”
除了教育部统筹和地方教育部门联络,邵氏基金自身也有非常严格的管理办法。并不是每个学校的项目都可以申请:“比如历城二中,最近几年表现很好,地处城乡接合部,这都是考虑的因素。而且要正好有这个单体准备做这个项目,如果一个学校已经建好了,那就不能再去申请了。如果还没有立项,还没有办手续,也不能申请。”杨光宇说。
甚至在捐款方式上,项目建设前基金只拨付一半资金,等项目完成并通过审核,再拨付另一半资金。2007年,香港邵逸夫基金还对赠款项目管理办法专门进行了修订。
虽然邵逸夫辞世,但这并没有影响邵氏基金的继续运作。“邵先生很早之前就已经不担任基金会主席了,现在的主席是邵先生的夫人,我相信以后还会继续捐建,具体怎么弄,还需要双方协商。”10日下午,教育部邵氏基金会项目的一位负责人向齐鲁晚报记者说。
王振耀表示,在香港,寻找专人负责慈善事业,或成立专门基金会来管理善款十分流行,这样才能保持一项捐赠可以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例如诺贝尔奖基金会,便是按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遗嘱的规定建立起来的,在建立者去世以后,它才发挥作用,并取得广泛的国际影响。这一点值得很多实业家学习。”
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贺志勇博士则评价说,从事几十年慈善,实业家需要信仰,同时还要对自己的财富有信心。
“香港多数做慈善的人,之所以敢拿出钱来,是因为这是合法收入,不是非法所得,也不是偷税漏税所得,这是一个可以产生慈善家的土壤。”贺志勇说。
对话香港中文大学副研究员贺志勇——行善需要行善的文化
齐鲁晚报:邵先生在商业上很精明,甚至可以说是吝啬,但是他在公益上非常大方,为什么
贺志勇:邵逸夫先生的家族是上海的富家,我觉得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慈善的心与他早年受过良好教育是有关系的。可能跟香港的文化也有关系。在香港,做慈善有比较浓厚的氛围。
齐鲁晚报:在邵先生之外,像霍英东先生、曾宪梓先生等,好像也有基金会,是不是香港富人有做慈善的传统
贺志勇: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在香港的影响比较大,做慈善是从基督教的传统开始的,所以这个风气会影响到香港的上层,香港市民对于慈善是比较认可的。
齐鲁晚报:美国洛克菲勒与邵先生类似,早年赚钱,晚年做慈善,是不是也有文化或信仰的原因
贺志勇:对,跟信仰有关,洛克菲勒是一个基督徒,他所留下的关于慈善的教诲,影响一个时代。
齐鲁晚报:香港富人捐款大多是以什么形式,是通过基金会还是慈善组织
贺志勇:大部分是以基金会的形式,自己家族的公司成立基金会,比方说华懋基金,他们的公司就叫华懋集团,还有霍英东基金等。
齐鲁晚报:香港普通人如何做慈善
贺志勇:一般通过基金、一些慈善机构来做。因为富商的资金有独立的商业运作,普通人是不会捐给他们的,一般会捐给没有涉及太多商业的慈善机构。
齐鲁晚报:富人不少,您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做
贺志勇:至少钱怎么来的要清清楚楚,才敢捐献。有些人想去做慈善,但怕别人查他。
齐鲁晚报:香港是不是还有一些税收上的保障
贺志勇:有一些,但也不是不用交税,捐款可以抵税。比方说,你捐了100万,你的纯收入就可以扣除这100万再去算税。
齐鲁晚报:您怎么评价邵先生在教育方面的慈善
贺志勇:我想在教育捐献方面,邵先生应该是当之无愧的NO.1,在教育捐献力度方面,我们也看不到其他人像他一样面广、有深度,他不光向大学捐献,向中学小学也做过捐献。
齐鲁晚报:邵先生还是一个娱乐大亨。
贺志勇:是的,但娱乐的受众是有限的,这个时代过去了,以后怀念他的受众是有限的,而慈善是超越时代的,受益的人更广泛,影响也更深远。
对话人物简介
贺志勇,2001年由北京大学哲学系至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2005年完成博士学位,之后留校工作。于2008年转至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工作,任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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