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帅金融学讲义》是由知名金融学者香帅(本名唐涯)所著的一本金融普及读物。该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阐述了现代金融理论,并结合中国市场环境进行分析和解读。全书共分为七个部分,内容涵盖金融概论、货币、资本市场、金融机构、金融监管、行为金融学以及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
香帅,本名唐涯,是一位知名的金融学者和北京大学原金融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她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资产定价、宏观金融、行为金融学和数字金融等领域,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研究。除了学术研究,香帅还是《第一财经日报》的专栏作家,出版过《金钱永不眠》《钱从哪里来》等作品。
这本书是一本关于金融的全面指南，它涵盖了金融的各个方面，包括金融的本质、演化、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以及金融思维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决策。以下是对这本书内容的简要提炼和总结：
金融的本质和演化：
银行和信用创造：
投资银行和基金：
债券和股票：
金融衍生品和资产定价：
理性预期和市场行为：
世界投资大师的智慧：
投融资决策和公司治理：
财务报表和分红决策：
创新、监管与危机：
科技金融和未来社会：
金融思维方法论：
后记：
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的金融知识框架，帮助理解金融市场的运作以及如何在这个复杂领域中做出明智的决策。
通过阅读本书,我对金融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香帅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解释了金融的本质、运作机制和发展历程,让我建立起系统的金融知识框架。同时,书中也分析了金融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让我意识到金融学不仅是一门专业学科,更蕴含着对人性的洞见。此外,香帅对金融科技的前景进行了深入探讨,开阔了我的视野。总的来说,这是一本难能可贵的金融普及读物,值得一读。
另外呢，我要提一点的是想了解金融史应该去看陈雨露的书，包括天涯kk三部曲（杨忠恕）。
这本书虽然讲的相对通俗，但是专业性还是比较强的，毕竟金融嘛，聪明的大脑都去搞概念了，各种玩法也是让人眼花缭乱。
这本书量太大了，今天没看完，也是算终结这个一天一本书的目标了。
所谓学科，是现代科学体系的一种范式表达，它要求将某种学问用现代科学的范式和体系进行结构化包装。只有这样，才能把非标准化的知识、智慧、经验变成标准化的产品，才能适应工业时代标准化教育和科研的需求。而现代科学体系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路径，一个是牛顿的机械物理路径。作为和“人”的行为联系紧密的学问，经济金融学科的发展应该更适应于生物体演进的方向。但是，人是个太过复杂的物种，如果按照生物演进的路径来研究金融，我们很难得到一套严密的标准化的方法论。
第一章：金融世界观
金融天然数字化的特性让它的学科化非常成功，并很快在全世界产生了旋风式的效应。这门“离钱最近”的学科成为全球各类教育的“显学”。今天我们在各种教材上看到的金融学，就是这样标准化的金融学科产品。
作为一门人的“学问”，金融是动态的，人性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从利弗莫尔到索罗斯，现代金融投资大师都是洞察人性和动态决策的高手。
金融市场形态的产生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不同文明制度演化的结果。中国的金融市场，从中央集权的帝国内部演化出来，形成了以中央财政为核心、以税收和资源分配为重点、自上而下的货币经济体系。而欧洲的金融市场产生于“小国林立、分封而治”的大背景之下，形成了以银行为核心、分权制衡下的信用货币经济。
风险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死亡、疾病、失业、交通事故……都是人类个体无法避免的风险。各产业更面临着无数的不确定性：农业靠天吃饭；工业投入大，失败率高；服务业弹性大，变化快。
ps：抗风险能力是一个人步入社会的第一基本能力。
风险承受力不但决定人们的生命长度和质量，也决定经济发展的高度。古代社会主要靠家庭、宗族内部共担风险。书生进京赶考，经常需依靠族里的富人接济；孤儿寡母则需仰仗家族里的家长。这些风险共担机制以“血缘”“地域”为纽带，很脆弱，也很难量化，所以不可能大规模推广。正因为风险承受力弱，人类经济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制造业只能停留在小规模、受限于地域的作坊时代，技术进步极慢。
除了保险以外，其他金融工具也大多具有风险共担的功能。风险的“共担”让人类社会减少了对自然及其他个体的依赖性，获得了经济和人身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又激发出人类社会更大的创造力。
和荷兰人的海上探险一样，马斯克奇瑰浪漫的宇宙之旅也是“风险共担”的产物。如果没有风投的支持，伟大的梦想可能在绽放之前已经夭折。
演化的基础是差异，而不是平等。——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
中国金融市场一直为人诟病：资本市场缺乏层次，大起大落，各种金融诈骗层出不穷，民营企业融资困难。这种乱象丛生的局面让人很容易产生疑问：为什么我们不搞点“拿来主义”，把欧美发达金融市场的产品和监管方法照葫芦画瓢，放到中国市场上来呢？这种想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所有金融市场的发展都有自己的历史制度根源：欧洲的金融市场产生于“小国林立、分封而治”的大背景。而中国的金融市场，是从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内部演化出来的。基因不同，移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ps：的确很难
“高度集权”和“国营经济”的特征，使古代中国的货币经济体系逐渐形成了以中央财政为核心、以税收和资源分配为重点的、自上而下的结构。所有货币政策和对经济的控制都是为了满足财政需求。
在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资金聚集能力很弱的情况下，这种制度所具有的强大动员能力，让中国的货币经济体系拥有一定的优势，也让中国经济在农业时代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但明清之后，这种体系的弊端开始显露。金融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行业，但在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下，只有皇帝拥有绝对权威和信用，皇权不受约束，民间的财产私有权得不到保障，所以民间缺乏广泛的信用基础。相对于民间这种“铁打的营盘”来说，皇家官家都是“流水的兵”，一朝天子一朝臣，前朝信用如水流。像曾盛极一时的山西票号就是典型例子，清朝末年帝国式微，外资洋行一进入，山西票号很快就衰落下去，再也没有恢复元气。
ps：我突然想起来了陈雨露的《中国是部金融史》，先简单介绍一下他：
陈雨露，男，1966年11月出生于河北藁城，祖籍广东澄海。他是一位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曾担任多个重要职务。
陈雨露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均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专业。1989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92年至2010年历任财政金融系主任、金融学院院长等职。
陈雨露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等职务。现任南开大学校长。
陈雨露在学术领域颇有建树,译著十余部,发表论文几十篇。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知名人士,在金融和宏观经济领域有深入研究。
历史的基因不会轻易改变。今天的中国金融市场，看似和古代货币经济体制已经完全不同，但是深入探究，仍然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内核仍然是中央货币财政体系的翻版：国家将金融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决定信贷规模、资金成本，引导经济发展模式，为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绝大部分的金融制度、市场机制，都是为中央财政目标的实现而实施的“顶层设计”。
ps：股票就是为了融资用的，我们就当好铁韭菜得了。
但另一方面，这一体系的弊端也很明显。比如说中国A股市场常常因为各种怪现状遭到诟病，但究其历史起源就会觉得“合理”，A股市场的设立不是市场演化的结果，而是出于行政化的考虑。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硬着陆，国企面临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冲击，坏账飙升，连累银行体系濒临破产。国家急需找到新的融资渠道，保全国有资产，解救国有企业。A股市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的。所以，早期A股市场设置了很多歧视性的制度和条款。
ps：A股——全球最垃圾的资本市场。
今天中国金融市场上的各种“魔幻现实”，大多是这一基因的产物。国家垄断了金融资源，老百姓的金融需求被压制，最后只能在各种灰色地带“冒泡”。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各种“非法集资”案件，前几年风险较大的互联网理财、P2P（点对点网络借贷）等，以及各种炒石头、炒邮票、炒香烟等见啥炒啥的资产泡沫……这一切，看上去是独立的事件，但是背后的制度根源类似，即以财政为核心的货币金融体系。
和古代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形态不同，欧洲的金融体系产生于四分五裂的城邦国家。从圣殿骑士团开始，像银行这样的私人信用机构开始崛起为欧洲的公共财政金融机构，产生各种复杂金融实践，从而形成一张互相制约的“信用网络”，演化出以信用抵押扩张为核心的一套现代金融体系。
从历史这面镜子看去，和圣殿骑士团同时代的大宋王朝正处在历史巅峰，发明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纸币，整个社会就像《清明上河图》描述的，工商业分工细致发达，人口稠密；与此同时，官僚政治体制也走向非常成熟的阶段，国家形成了一个由中央财政驱动的中枢–附属型社会结构。这个结构与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相适应，维护着彼时中国庞大疆域的稳定与治理，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伴生着经济生活国有化和民间信用脆弱的特征。
随着各国商业形态越来越复杂，这种银行信用网络也变得更加复杂，许多创造性的金融实践被激发了出来：威尼斯等城邦的国债，荷兰的期货、股权众筹等金融工具，英国的海运保险相继出现，为欧洲信用网络提供了“信用创造”和“增信”的功能。与此同时，以分权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演化又为这些金融工具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证，对“信用”进行专业化运营的外部化金融市场开始形成，这又反过来促进了欧洲大陆的经济增长、市场扩大，导致规模化生产盛行，技术创新加速，工业革命和欧洲崛起的时代随之到来。
年轻人在配置房地产这种实物资产时要遵循几个原则。第一，投资原则。受限于资金无法在一线城市买房，一些发展较好的二线城市的房地产也具有投资价值。要把投资和居住两个功能分开来看，从收益最大化的角度来做决策。但要记住，在2020年这个节点，“任何房产都是好的投资标的”的时代过去了。第二，上车原则。买房时要考虑的是家庭的最大购买力。买不了100平方米的，买50平方米的；买不了50平方米的，买30平方米的。这也是大家曾听说过的“年轻人要早买房，快买房，买不起大房，买小房”。（提示：上什么车参考原则一。在一个房产分化的年代，只有部分城市有投资价值。）
到了壮年期，做到了中高层的职位，赚钱能力越来越强，资产收入都处于上升期，这一时期是一生中风险承受能力最强的时期。所以，这时要果断地加大高收益的风险资产的配置。股票、股权投资都是壮年期资金配置的方向。
除此之外，人到中年成为家庭主力，要在多重角色间进行转换。父母的养老、医疗，孩子的教育，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所以，除了加大股票、股权投资这些传统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外，资产配置的多元化最好也纳入考虑范围。你可以充分运用信托、保险、基金等金融工具，进行更多元的资产配置。
更重要的是，随着年岁渐长，大笔用钱的场合越来越多，比如，孩子出国留学、结婚成家，或者自己生病，都要用钱。所以，老年期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逐渐加大流动性资产的配比，避免陷入现金流不充裕的困境。
对于任何普通人来说，不管处在哪个阶段，善用金融工具是人生通往自由的第一步。
第二章：银行
现代语境下的国家，本质上是一个信用共同体。现代货币体系则是一套国家信用体系，中央银行通过银行体系控制货币的供给和价格，从而调控整个社会的信用规模以及经济冷热。
著名的经济学家哈伯和凯罗米里斯说，“欧洲民族国家的演化，依赖于统治者、商人与银行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这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背景的论断。文艺复兴几百年间，欧洲小国林立，贸易往来频繁，银行业发达。繁荣的金融商贸和薄弱的政治军事集权背景下的国家扩张，自然地形成了一个统治者、商人和银行家的紧密同盟：统治者需要商人构建商业网络，加强自己和各国之间的联系；商人则需要国家在背后提供军事支持，保障贸易安全，国家军队经常为西班牙、葡萄牙的远洋贸易商人护航。
技术突破使得这种同盟更加紧密：16世纪之后，人类的航海能力有了巨大提高，全球范围的贸易和征服成为可能。在“扩张”的目标下，欧洲的统治者、商人和银行家三个群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利益同盟，支持着欧洲小国的全球征服事业。
从人类400年的近代史来看，银行信贷体系是现代经济运行的基础，它就像一个城市的地下管道工程一样，不一定时时可见，但却支撑着整个城市的循环和呼吸。
经典教科书告诉我们，满足“交换媒介、度量单位、价值贮藏”这几项功能的一般等价物是货币。但别忘了，美元、人民币、英镑这些我们熟悉的货币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法定货币”。这个词才是现代货币的灵魂，它意味着现代货币是由国家赋予银行（比如中央银行）某种特许权力而发行的，支持货币的关键是国家信用。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是唯一的“硬通货”：几乎所有国际贸易都用美元结算，各国在海外发行国债用美元，国际大宗商品、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也都用美元计价。美元这样“一统江湖”的地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的。
但在1944年夏天的布雷顿森林镇，经过22天的激烈争论，名不见经传的怀特战胜了大名鼎鼎的凯恩斯爵士，美元提案战胜银行券提案，美元登顶全球货币体系的铁王座。这个结果并不奇怪，当时美国实力太强：经济总量占全球主要经济体总量的1/3，占西方工业生产产值的50%以上，钢铁和石油产量都占到了全球60%以上，还拥有全球2/3以上的黄金储量。更重要的是，欧洲各国急需进行的战后重建，要仰仗美国的贷款和各种援助。换句话说，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之锚，是因为其背后的国家经济、军事实力足够强大，黄金储备量足够强大，能够“取信”于全世界。
现在再回到“比特币是货币吗”的问题，答案可能就会比较清晰了。在人类社会数字化的进程中，数字货币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迄今数字加密技术在金融领域最成功的应用，比特币在很多场景下都能完成货币的计价、支付，甚至价值贮藏功能。但也正因为它是去中心化、去银行化的，在国家仍然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组织形式的大背景下，比特币要取代各国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可能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ps：比特币的更多认知我觉得还是去看看李笑来在GitHub上开源的比特币小白书。
btw：其实很多人都不会去看的，还是懒。
2008年10月31日，中本聪发布了《比特币白皮书。
网上有若干个版本的《比特币白皮书》中文翻译版本：
若干年来，《比特币白皮书》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但在自己动手翻译之前，从未在网上阅读过中文版——因为对我来说没有这个必要。2018年10月31日的几天前，我动手翻译了一遍，放在这里。
如果我们将经济体运行看作农田，那么银行体系就是一个巨型的水利工程。央行是巨大的水库，其发行的法定货币就是水库里的水，商业银行则是途中大大小小的送水站，直接影响信贷规模和经济冷热；存款准备金和基准利率就是这个水利工程的两个大闸门，闸门开关的效果都会快速反映到经济运行的农田中。
ps：很生动的例子
存款准备金，是银行为了应付储户提现的需求留存在央行的一部分现金。留存的金额占存款总额的比例就叫作“存款准备金率”。17世纪末，瑞典银行首次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了立法，之后各国逐渐效仿。到20世纪初之后，对存款准备金的调节成为国家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
明白了上面的逻辑，央行通过存款准备金率调节信贷规模、影响经济运行的原理就很容易理解了：假设我们现在将10%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到9%，那么，简单货币乘数会变成11.11，也就是说，100美元的基础货币投放会导致货币供应量M1达到1111美元。相反，如果存款s
所以，调节基准利率，就是通过调节资金价格，影响人们的投资消费意愿，从而达到调控经济的目的。这个逻辑本身是自洽的，而银行体系具有杠杆效应，一旦利率调整幅度过大，市场预期被彻底扭转，就可能在相反的方向上形成反馈效应：比如加息的力度过大，经济容易收缩过猛，引起“旱灾”；降息尺度宽了，又可能导致“大水漫灌”，产生资产泡沫。所以，加息、降息的力度和节奏很难把握。
ps：美联储加息降息玩法足够体现他们金融系统的鲁棒性有多大。
ps：确实，在年前西方很多银行倒闭，让很多人都很悲观，但现在看来，由于系统性的联系也解决了很多系统性的问题。
21世纪以来，中国的银行业是典型的“高富帅”行业，2016年招商银行和上海银行的平均年薪分别是46万元和45万元。全国最赚钱的企业中，银行业永远占据最显著的位置和比重。
很明显，资金供需两端的成本决定了存贷利率的差额。一般来说，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投资机会多，能获得的利润高，所以贷款需求旺盛，贷款利率水平也会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贷款需求一直相对旺盛，（企业）贷款利率也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2008年经过“4万亿计划”的刺激后，我国市场上的贷款需求和贷款利率同时攀升，中型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达到8%~9%，小微企业的更达到14%~15%。
但是花无百日红。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的政策面和基本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银行业也出现了贫富分化：有像四大国有银行这样利润丰厚的，也有像包商银行这样即将破产清算的。那种所有银行“躺赢”的时代结束。
这个变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政策面。监管层放松了银行牌照发放的限制，银行数目从2000年的40家飞涨到2018年的4000多家，银行间的竞争加剧；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也使存款利率管制逐渐放开，银行明里暗里通过提高利率来吸引储户。另一方面则来自基本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2015年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下降到7%以下，市场上不再是遍地黄金，贷款需求和贷款利率都出现了下行趋势。这两方面的此长彼消，意味着存贷差收窄，银行的利润空间也就缩小。
当然，尽管银行业不再是一个可以“盲选躺赚”的行业，但也不等于“银行不赚钱了”。因为经过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这块蛋糕已经今非昔比，即使6%左右的增速，在全球也仍然独树一帜，极富竞争力。而且就金融资产总额来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2019年我国银行业金融资产总额已经达到285万亿元，是2000年20万亿元资产总额的14倍多。所以，只要是能在中国市场这块巨大的蛋糕上分得一杯羹的银行，都能“活得滋润”。
货币基金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仍然实施利率管制。根据Q条例，活期存款没利息，定期存款的利息则设有上限，所以老百姓的储蓄意愿非常低。为了吸引储户的资金，一个叫鲁斯·班特（RuthBennett）的投资银行家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设立了一只基金，吸收老百姓手里零散的钱，然后投向利率较高、普通人又不被准入的银行间货币市场。由于基金主要投向货币市场产品，所以被称为“货币基金”。
相比银行存款，货币基金不属于银行体系，成立货币基金不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也不受利率管制，可以让老百姓的“闲钱”增值，所以一推出就大受欢迎。从1978年到1999年，美国货币基金占存款的比例从1%直线上升到63%。一大半美国老百姓都去买货币基金，不在银行存钱了，这正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银行存款大搬家，史称“金融脱媒”。
从银行业改革的角度看，余额宝等产品的出现是一个警钟，面对流动性接近活期存款，但利率却比活期存款高出10多倍的货币基金，如果银行还是按兵不动，老百姓一定会用脚投票，为存款搬家。所以各银行迅速反应，纷纷推出自己的货币基金产品。到2019年7月，我国114家金融机构一共推出了730只货币基金，总规模差不多达到了7.74万亿元。如果没有货币基金的兴起，这7.74万亿元中的大部分可能还躺在银行的活期存款里，拿着0.3%左右的利息。
从百姓理财的角度看，货币基金也提供了更多元化的选择。曾经有人说“余额宝是银行的吸血鬼”，但看看数据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一种误导——2019年6月，余额宝规模达1.034万亿元，收益率2.61%，而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仅为0.35%。和同样流动性的活期存款相比，余额宝让老百姓多了234亿元的收益。换言之，货币基金的出现无非在投资理财上让老百姓多一种选择，让一小部分利润从银行手里流回老百姓手里而已。
2013年我国市场上闹钱荒，银行间隔夜拆借的利率一直很高，6月平均为6.7%，下半年平均4%左右，所以这一年货币基金的平均收益率是4.87%，余额宝收益率甚至一度突破过7%。从2014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央行开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市面上资金的流动性就没那么紧张了，银行间货币市场的利率又慢慢地降了下来。2019年银行间货币市场的利率大概是2.66%[插图]，所以，2019年货币基金的平均收益率就是3%左右。
ps：没经历过13年魔幻的收益率
在各种财经要闻中，我们经常听到“影子银行”（shadowbanks）这个词，但很少有人觉得它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其实，只要你买过非保本银行理财产品，就参与过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了。
在中国，作为唯一被允许吸收居民存款的机构，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在全国300多万亿元的金融总资产中，银行资产占据了90%以上。银行业受国家的严格监管。比如说，我国银行业和证券业实行分业经营，银行业的资金不允许进入证券市场。再比如，银行资金投向要服从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目标，受到严格限制。当年调控房地产时就不允许银行的贷款流向房地产业。除此之外，银行的放贷规模也受到管控，此前商业银行要服从75%的存贷比限制。虽然现在这一规定已经取消，但国家对信贷额度的其他行政控制依然非常严格。
但站在商业银行的角度，作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是本能行为，所以什么行业赚钱，银行就希望放贷给什么行业，在市场环境好的时候银行就有冲动扩大信贷规模，在证券市场发展火热的时候，银行也想利用手里的资金分一杯羹。换言之，商业银行和监管之间的摩擦是一种必然存在。
经济上行的时候，一切看上去很美好，但一旦经济下行，项目无以为继或大面积亏损，以为银行产品“刚兑”的百姓就只能自认倒霉。在这种模式中，银行实际上是给其他金融机构的项目贷款做“通道”，拉长资金使用链条，掩饰资金最终使用用途，从而绕开监管。这些“像影子一样的银行业务”就是影子银行，所以也被监管所不允许。
整体而言，影子银行就是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一方面，这些金融产品会促使资金流向投资效率更高的地方，提高整个社会的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为了躲避监管，这些金融产品会设计复杂的中间通道，导致监管无法穿透，底层资产的质量更缺乏监管，很容易产生风险，给普通投资者带来较大的损失。
ps：很多玩法都是有很大风险的，当然利益也很大。
ps：简单来讲，不要简单盲目听信第一感觉的，要去思考背后的逻辑。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被灌输的历史知识并不完整和精确。教科书上说欧洲的银行起源于金匠，中国的银行起源于当铺。但是仔细想想，早在金匠和当铺之前，当私有财产出现之后，借贷行为就产生了。那这些借贷行为究竟是怎样进行和维系的呢？换句话说，“银行”这种信用活动中介，应该和借贷行为密切相连，随着借贷的规模、形式和地域特性而演进变化。它可能以各种形式存在，只是没有统一的称谓罢了。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再加上后来的交通银行，是国家直接管控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这五家银行的金融资产加起来占了全国金融业资产的40%左右。1949年到1984年，中国一共就这五家银行，而且每家银行在各地都有分行，还设有大量的支行、营业厅。上一代人很多一辈子的工资和储蓄基本都没有离开过这几家银行，对于他们来说，这五大国有银行就是银行的代名词，地位很高。
人类是一种受惯性驱使的动物，这种惯性在金融账户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很少有人会不停地换金融账户，用金融术语来说就是“金融账户是有黏度的”。所以，历史悠久、分支机构众多、有国家信用保底的五大国有银行就属于“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吸储能力好、信用好，明显处于银行圈的上流阶层。
第三章
零售经纪扩展了金融市场的规模和宽度，杠杆并购加快了企业的结构调整和更新，量化交易帮助人们更有效地挖掘数据、认识市场。资产证券化更是改变了金融市场的生态。作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深化的最大推手之一，资产证券化将房地产市场、直接融资市场、间接融资市场打通，创造了巨大的流动性，为大量金融创新提供了土壤。
在兼并收购中，最容易“日进斗金”的莫过于杠杆收购。顾名思义，“杠杆收购”依赖于高杠杆，即用较少自有资金撬动大量外部资金进行收购，四两拨千斤，获得超高收益。这种高杠杆模式下容易产生空手套白狼的现象，造成较大市场风险，所以经常被人诟病。
经过长期的实践，市场也逐渐总结出了一些关于杠杆收购的成功原则。
第一，目标公司的现金流要充沛、稳定。因为杠杆意味着巨大的利息压力，如果现金流不稳定，无法付息，企业很容易破产。那种利润不稳定、风险比较大的新兴行业，一般不太适合作为杠杆收购的标的。
第三，要有优秀的管理团队，这样才能大幅提升公司业绩。在高负债经营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提高经营业绩、降低成本，企业就会像走钢丝一样，容易出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看，恶意收购和反收购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了恶意收购，才会有反收购。“毒丸”“白衣骑士”“金色降落伞”，这些策略都是为了增加收购的难度和成本，打消收购方的收购意图。在过去几十年的企业发展历程中，很多收购和反收购案例都堪称经典，精彩程度不输好莱坞大片。
在很多好莱坞电影或者文学作品中，垃圾债和杠杆收购都被刻画得无比“贪婪”和“野蛮”。但后来很多严肃学术研究都发现，它帮助治愈了美国当时盛行的大企业病，促进了企业的更新换代升级。因为当时美国大企业的高管大多不是大股东，缺乏对企业的责任感和危机感，经常有浪费公司资金或者草率投资的现象，造成了企业经营绩效偏低的局面。垃圾债支持的杠杆收购带给了他们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开始进行战略和经营上的调整，提升公司业绩。换句话说，垃圾债支持的杠杆并购，实际上加快了美国企业的结构调整和更新。
归根结底，和所有的金融创新工具一样，垃圾债本身也是中性的。它可以成为价值投资的工具，为中小企业融资开辟新的渠道，但如果运用不得当，也会催生高风险，造成市场的混乱。天使和魔鬼总是只有一线之隔，就像投机和投资也只有一线之隔，考验的往往是决策者的眼光、智慧和定力。
这些来自麻省理工、斯坦福、哈佛等世界顶尖名校的天才云集在华尔街，把整个金融市场的运作当作天体运行，利用计算机技术在海量的金融数据里面挖掘信息，设计复杂的金融产品，放大杠杆，获取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额利润。量化投资成为这个时期最引人注目的金融创新。尽管学历、技能的高门槛让“量化投资”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但究其根本，它也就是由数据、模型驱动的投资交易方法。这种方法的兴起也是市场环境变化的结果。
市场需求、计算能力、金融理论基础三个条件在同一时代风云际会时，量化投资变得水到渠成、只欠东风了。投资银行开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组建团队、募集资金和设计算法，发展量化投资。投行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约翰·梅里韦瑟（JohnMeriwether）组建了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摩根士丹利内设了“过程驱动交易组”，德意志银行、高盛等投行也都不甘落后，纷纷到世界名校挖顶尖人才组建团队。这些量化投资团队为投行创造了巨额的利润，也成为华尔街一道另类的风景：不修边幅的技术宅男们和衣冠楚楚的传统银行家形成鲜明对比，给古老传统的华尔街带来了新的风格。
但风险永远会在出其不意的时候来临。量化投资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从历史数据中挖掘规律和趋势，这意味着，投资模型和策略的准确度都是有前提的——一旦这些规律和趋势赖以存在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越是复杂的模型越容易溃败。
ps：任何事物都有局限性和存在的前提条件。
金融市场不是天体世界，它归根到底是人的市场，人性的贪婪、恐惧、欲望都会对市场规律产生影响。作为一种高度范式化、工程化、模型化的投资方式，量化投资的精准性更容易在相对稳态的结构下取得成功。一旦稳态结构被打破，这种方式就容易出现雪崩式的滑坡。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次贷危机，再到2020年新冠危机，最先倒下的金融机构大多是那些高杠杆、做量化的对冲基金——其原因就在于，这种依靠模型、历史数据和程序化交易的投资方法在突如其来的外生冲击面前会更脆弱。
中国的垃圾债叫中小企业私募债。这个债券的发行门槛非常低：在境内注册的，没上市的非房地产企业、中小微企业都可以发行；对发行人的净资产和盈利能力没有要求；债券的发行采取备案制。低发行门槛也导致发债企业的违约率比较高。所以，只有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的人才能投资这类债券。中小企业私募债投资的最低准入门槛是500万元。截至目前，我国的垃圾债市场发展得非常不充分，一共只有73只债券，票面利率是8%~10%。在违约率很高的情况下，这样的收益率对投资者没有很大的吸引力。宏观环境和监管政策的变化，没有政策面的大改变，垃圾债市场很难有大起色。
中国的量化市场还处在比较初级和粗糙的阶段。这和中国市场大环境有关。中国的金融市场就像一条水流湍急、波浪汹涌的大河，市场规律变动异常频繁，导致中国的量化策略非常不稳定。我曾经带过的一个博士生，2015年时他根据中国股指期货大小盘轮动的规律设计了一个对冲的量化策略。这个策略在2013年和2014年的历史数据上得到了完美的验证，年化收益率达到70%，最大回撤控制在10%以下，非常稳健。当时已经谈好募资，要把量化策略付诸实践，结果2015年发生股灾，之后市场规律大变，股指交易被限制，什么策略都没用了。等限制放松之后再测试这个策略，收益率大降，波动率也变得很大了。这背后的道理很简单：股灾之后，整个A股市场投资者的情绪和资金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小盘轮动的效应也跟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换句话说，市场的规律永远没那么容易掌握，中国的市场尤其如此。所以，中国市场上量化策略的风险可能也远远大于发达的成熟市场。
ps：说什么学Python去搞量化交易的课程都是在割韭菜，真的赚钱，肯定不会透风，怎么可能教给你呢？
资产证券化的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犹如腐烂苹果的“次级贷款”被纳入基础资产里，通过多次证券化的美化，卖出很高的价格。这个链条越来越长，杠杆率越来越高，投行获得的回报率也越来越高。高利润刺激下，更多的投行更激进地参与到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大量被精美包装过的劣质资产迅速蔓延到全球市场上。
而普通投资者对这种危险一无所知：就像我们很难通过果酱来辨别制作它的苹果的质量一样，通过华尔街层层打包的技术，复杂证券化产品的基础资产质量也无法判断。更何况，标准普尔、穆迪这些老牌的信用评级公司也给予这些产品很高的评级，使“次贷”之次更加难以辨别。人性的贪婪和欲望、华尔街对于模型的傲慢和迷信，使得资产证券化技术被滥用，有毒资产像击鼓传花一样地被传了下去。
ps：这就是本书最经典的观点了。
花呗通过资产证券化筹资非常自然：用户在花呗上借钱，逾期要付利息。过亿人使用花呗，意味着每个月花呗都会有相对稳定的利息收入，也就是金融术语中的“稳定现金流”。花呗将这些贷款打包做成债券，卖给商业银行、券商、债券基金等投资者，再支付部分花呗收到的利息给投资者。也就是说，用户的负债其实是花呗的资产，卖出去的债券叫“资产支持债券”，整个过程被称为“资产证券化”。
第四章
作为资管大时代最主要的金融机构，基金的本质并不复杂。它就是一种汇聚资金、由专业人士进行多样化投资的资产管理模式。这个模式的起源一般认为是在19世纪的英国。当时英国有很多海外殖民地，部分富裕的英国人开始将自己的私人财产向海外市场投资。
一般人投资中常见的误区是，以为买三五只股票就叫分散化，实际上，真正实现风险分散需要一定数目的投资标的，个人资金有限，很难做到。而一只股票型基金，组合里通常会涉及多个行业，包括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股票，能够基本有效实现风险分散。个人购买了股票型基金，就相当于以少量资金实现了分散化投资。
除了分散化，专业化也是基金投资的一大优势。中国古话说“术业有专攻”，和普通人相比，基金在投资范围和投资技巧上都有很大的优势。QDII是“QualifiedDomesticInstitutionalInvestor”的字母缩写，也叫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基金是指在我国境内设立的，经我国有关部门批准，从事境外证券市场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投资业务的证券投资基金。国内基金市场已经有了多种投资境外市场的QDII基金，比如追踪美国标普500指数的ETF联接基金等。
早在理论出现之前，市场上实际有很多人已经运用投资组合的逻辑了。但直到1952年，这个逻辑才被芝加哥大学博士生马科维茨挖掘出来，形成一套系统的金融理论。在理解投资组合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之后，马科维茨开始思考怎么才能找到最优的投资组合。所谓最优，即在相同收益的情况下将投资风险降到最低。经过长期思考后马科维茨得出了一个简单且天才的解答。他把组合中所有证券的投资比例视为变量，将证券资金配置问题转化成设计一个数学模型——对每一个固定的收益率求最小方差，或者对每一个固定的方差求解最大的收益率的数学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解析一组多元方程得到标准答案。
随着马科维茨的投资理论的广泛使用和流行，各商学院金融系的教学开始向数理化和体系化方向发展。直到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现代金融学的几乎所有分析，仍没有脱离马科维茨投资组合理论中的“风险–收益”框架。同时，基金业的从业人员也开始朝着越来越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由于对基金行业和金融学科的重大理论贡献，马科维茨在1990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不管你的特性是什么，总是有很多条道路适合你，所以不要固守一条道路。——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基金投资的门槛低，属于大众型的投资。其实基金是个庞大的家族，其中有经济适用男，也有高富帅。神秘的对冲基金就属于后者。很多传奇的金融人物，量子基金的索罗斯、文艺复兴基金的西蒙斯、桥水基金的达利欧，他们共同的头衔就是“对冲基金经理”。
卖空，顾名思义，就是指卖出某个自己看跌却不拥有的资产。比如某只股票现在的市场价格是100元，投资者A判断它的价格会下跌，要怎么才能从中获利呢？A先从拥有这只股票的投资人B手中借1万股，约定3个月后归还，利率为5%。股票到手之后，A迅速全部卖出，获利100万元。不到3个月，股票果然跌到了80元，现在A再花80万元买回1万股归还给B，再加上要支付的5%的利息（100万元×5%=5万元），一共花了85万元。通过这次卖空操作，A赚到15万元的利润。当然，如果判断错了，股票上涨到了110元，A就必须花110万元买回1万股归还B，加上利息，要亏损15万元。
对冲（hedge）则是指在买入一个金融产品的同时，卖空另一个和它价格变动的方向、幅度都相近的产品，借此来规避风险。对冲听上去非常专业复杂，但类似的逻辑我们生活中天天在用：喝酒之前备点解酒药，吃火锅前先在健身房大练一场，这都是在“对冲”醉酒和长胖的风险。更直白点说，对冲就是找到事物的反作用力，抵消事物产生的效用。
用一个通俗点的比喻：如果将金融市场看成水果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就是贩卖水果的商贩，而私募股权基金则是果农。它从种果树开始培育果实，直到水果成熟可以销售，比如上市、被收购等。果园越大、果子培育得越好，价格卖得越高，果农的名气和声望也越大。
中国的“主权财富”投资实践也是从外汇储备资产的管理开始的。中国外汇管理局旗下有“四朵金花”，它们是华新、华欧、华美和华安四家投资公司，分别专注于新加坡、欧洲、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资产的投资。为了确保资金安全，这四家公司主要将外汇储备投向外国国债，尤其是美国国债。这种投资策略曾引来很多批评，称外汇储备投资渠道太单一，且过度依赖美国。2007年以后，我国正式成立了一家主权财富基金——中投有限责任公司。和“四朵金花”保守型的投资策略不一样，中投公司的投资非常分散，股票、债券、大宗商品、房地产等都是它的投资领域。
淡马锡模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淡马锡这种独立运营的基金模式，降低了主权财富的政治色彩，减少了被投资者的疑虑。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时设立丝路基金，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少都借鉴了这个思路，相当于设置市场化运作的基金。第二，政府在淡马锡模式中只充当财务投资者的角色，基金公司的经营管理完全遵循商业化的运作，形成了“政府——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企业”的三层构架。这种结构把政府对企业的影响降到了最低，政府只是所有者、监管者和战略指导者，避免了责权利不清晰带来的绩效问题。
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们容易被像100%这样超常的数据或者现象吸引。另外，我们也会对近期的数据更加敏感，比如，基金经理去年的业绩和前几年的业绩，在我们的决策中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不一样的。人们常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其实人类也一样，越是近期的信息，在我们脑中的权重越大。
从人类行为认知的角度出发，一个人以前的经历会影响他的偏好和决策。2018年，著名学术期刊《美国经济期刊》（AmericanEconomicJournal）发表了东洋大学和西蒙佛雷泽大学花冈（Hanaoka）、重冈（Shigeoka）和渡野边（Watannbe）的一篇论文。几位作者考察了日本几代人的风险投资决策，在控制年龄、职业、性别等各种因素之后发现，凡是经历过重大地震灾害的个人，都会明显地倾向于采取风险对冲的策略。这个逻辑如果放在基金行业，我们很容易做出推论：一个经历过繁荣衰退、牛熊市转换的基金经理，对外部冲击的承受力会更大，在资产配置上也会更加稳健。
当然，复杂的金融世界不可能有这样黑白分明的二分对立法则。比如说，贝塔收益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聪明人总会想办法主动赚取更高利润。
“老鼠仓”是金融市场的一个毒瘤。它的操作模式是基金经理人先用个人或者亲戚朋友的资金买入一只股票，低位建仓，然后用基金投资者的钱大量地买入同一只股票，等股票价格被拉到很高时，卖出私人账户上的股票套现获利，而基金投资者的资金却被套牢了。这种行为就像老鼠把别人的粮食偷到自己窝里，所以叫“老鼠仓”。
中国基金业是“老鼠仓”的高发区。2007年上投摩根的基金经理唐建、2008年南方基金的基金经理王黎敏，都是在自己管理的基金建仓前，利用自己父亲或第三人的账户买入股票，等基金资金当接盘侠拉高股价后，马上卖出个人仓的股票套现。这种操作动辄就能赚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
除了人性的贪婪，中国基金业“老鼠仓”现象无法绝迹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国证券市场上违规违法的成本实在太低。美国对“老鼠仓”这类行为的处罚非常严厉，行为人通常要面临可能倾家荡产的巨额罚款，而且可能会被判处高达20年的刑罚。相比之下，我国对“老鼠仓”行为的处罚有点“罚酒三杯”的意思：处罚数额一般与获利相当，即使判处有期徒刑，也常附带着缓刑。更重要的是，“老鼠仓”的行为一般被认定为基金经理的个人行为，而不追究基金公司的责任。这相当于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起不到什么震慑的作用。
基金业的另一个毒瘤是上市公司和基金公司之间的利益输送。基金本质上应该是独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为投资者服务、帮投资者赚钱。但在现实世界中，一些基金经理却和上市公司合谋哄抬股价，制造业绩的虚假繁荣，个人从中渔利。
在资本市场不断创造业绩“奇迹”的徐翔算是这方面的高手。徐翔管理的泽熙基金曾创下了5年平均收益率200%的纪录，受到市场的狂热追捧。仅在2015年上半年，其管理的基金就募资超过了300亿元。直到2015年股灾后，徐翔涉嫌操纵证券市场被抓，泽熙基金的套路才露出了水面。从2010年到2015年，徐翔先后与13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合谋操纵股价牟取暴利，每一次的手法都很类似。
ps：呵，徐总舵主
第五章
人类社会本质上就是形形色色的债务关系的总和。债务关系的背后是信用关系。货币则是这种信用关系的度量，也是市场复杂化、规模化运行的必要条件。
债务关系反映了债务主体信用的变化。从这个角度解构历史，中国千年的王朝更替就是一部原有债务关系破裂、新的债务关系重建的循环，是国家和民间债务关系互相影响恶化的“债务螺旋”。
印度的《梨俱吠陀》中写道：“自出生开始，人就是债务……他只有在牺牲自己以后，才能从死神手里赎回自己。”这样的表达大量存在于东西方的宗教文学典籍中，告诉我们：人类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债务形式，而债务的期限就是生命的长度。
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债是一种可以量化和货币化的“责任”。朋友聚会吃饭，“轮流请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一旦有人打破了这种默契，轮到他买单时总人间蒸发，这个人一定很快会受到朋友们的排挤。因为他的行为会被视为违背了一种隐性的债务关系。同样地，中国传统社会红白喜事中的“凑份子”，是在整个经济资源比较匮缺的情况下，人们为了应付一些不确定的外在冲击而设计的一种多边信贷网络，本质上也是隐性的债。
“债券”这个词可以通过中文的“券”字来理解：用一把刀来切割债务关系，将笨重的、缺乏流动性的债务合约，转换成更容易转让交易的小额债务工具。这种将不可转让的权利变成可自由转让证券的过程，是现代金融最重要的功能。股票的“票”，资产证券化的“券”，追本溯源，都是类似的转换功能。
从“债”到“债券”，是金融历史上一次质的飞跃。债券的发行有着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的流程，每张债券的票面价值、债券利率、发行价格、交易价格都是一样的——这种标准化的合同一方面实现了债务的小额化，降低了投资的门槛，使资金的募集变得更加容易；另一方面使债券的转让和交易变得更加容易，创造了一个具有流动性的二级市场。人们可以通过这个市场调整自己的资金需要。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因此得到了更优匹配，整个社会的资金使用效率大为提高。
尽管一个社会的债务关系纷繁芜杂，但是按大类分，无非是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形成的债务网络。农耕时代的中国，这个网络可以简化成国家和个人、个人和个人两类债务关系。国家和个人的债务关系主要体现为各种税负。在这种债务关系中，国家是债权人，百姓是债务人。税负越重，百姓对国家的负债就越重，杠杆率越高。而且债务违约成本也很高，不纳税可能会被送进监狱。
从中国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特征来看，一个相对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债务较轻、杠杆率较低的社会。第一，税负不重可以保证适度“藏富于民”，让民间休养生息，为扩大再生产做准备。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甚至是政治集权达到顶峰的“康乾盛世”，税负和民间借贷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因此，不同财政金融模式的选择其实反映的是各国的制度路径选择。“藏宝于库”的大多是中央集权式的帝国，而通过举债“藏富于民”的大多是封建分封制环境里成长出来的欧洲国家。人类社会以前一直处于金戈铁马、抢夺资源的状态，战争开支是各个国家最大的财政支出，中央集权式的国家依靠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征税，充实国库，支援军备支出。但如果遇到大的灾难，这些国家很快就会出现民不聊生、税收难以为继的情形。古代中国自秦朝以来财政危机会周期性发作，到了不可收拾之际，就会出现王朝更替。而欧洲的各个国家缺乏大规模征税的能力，被迫开创了“向未来融资”的金融手段，以国债这种契约的方式来筹集民间资金、协同资源，实现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制衡，同时帮助欧洲各国向外扩展。以国债为标的的二级市场逐渐发展，国家信用从虚拟概念转化为可以循环使用的活水，社会流动性增大。这也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的创造力，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
作为离数据最近的行业之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数据沉淀让贷款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变得更高效、便利和低成本。传统银行审批一笔几万元的贷款的成本是千元左右，而互联网金融机构只需要几元钱，而且数据失真的可能性更低，坏账率也随之下降。随着各大互联网平台上融资业务的发展，它们在放贷评价体系的构建方面也总结出了很多和传统银行不一样的信贷模型变量。比如，“商铺对顾客的回应速度”就是蚂蚁金服在对淘宝商铺发放贷款时会考查的一项数据，它能很好地预测坏账率。用过淘宝的女生对此会更有体会——及时响应顾客问题的店家，其顾客黏度会高很多，店铺的流水更有保障。从经济学的逻辑分析，这是有道理的：和线下店相比，顾客面对的供给几乎是“无限”的，在生产能力不匮乏的时代，各个小微商铺很难在产品端快速建立竞争壁垒，所以拼人力资本的“服务端”会更容易让店铺胜出，这种店铺的违约率自然也会相对较低。
现在各大互联网平台都在争取金融牌照，开展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借贷业务，这些业务思路都是一致的，就是利用互联网沉淀即时动态“活”数据的能力，将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尽量降低。在可见的将来，这些技术进步也许能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我们经常会在各种新闻报道中看到“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债务重组”，“中央对地方政府进行债务置换”，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减免欠发达国家债务”等消息——从金融视角看，这些都属于“债务违约”。这并不符合我们大多数人对债务的认知。欠债还钱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为什么违约会被描述得这样理直气壮？但真相是，违约是和债务关系相伴而生的。就像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一样，违约的存在保证了债务市场的正常运行。不允许违约的债市会像没有死亡的自然界一样，很难形成良好的生态。
这模式一推出就大受欢迎，对消费的刺激力度也特别大。有人总结了其成功原因：第一，方便；第二，非现金的支付方式降低了顾客消费的“罪恶感”；第三，会员制度带来了归属感；第四，能够为使用者平滑消费支出。其他商家也很快开始效仿和推广这种支付模式。随着商家“信用消费”的推广，金融机构逐渐意识到，当商品供给变得越来越充裕时，刺激消费需求才是王道。将“个人信用”转化成消费力将是一门大生意。
传统信用卡发展滞后有几个原因。其一，中国金融体系以国有大银行为主导，信贷模式偏重于服务国有大中型企业，所以银行对私个人业务一直不发达。其二，中国的个人征信体系也处于起步阶段，银行发卡的审批是相对严格的，对于申请者的职业、工资单的信息等都有明确的要求，这也导致很多收入很不错的蓝领、打工者被拒之门外。
近十来年，社会代际转变加速，80后和90后开始成为消费主力，同时，全社会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水涨船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商业模式被移动互联网深刻改变，尤其是移动支付的全面渗透，使得年青一代对于阿里、腾讯这些科技公司的“网络信用卡”有天然的亲近。
换言之，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个人的金融需求越来越多，但由于传统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问题，这类金融需求被严重低估和抑制。所以，当信息技术碰到了“信用消费”这块很少被开垦的处女地时，需求被激发，市场也被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