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摘要
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
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
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
没有良法，善治就等于空谈
记者：“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类似的话以前就有。站在依法治国新的时代方位下，如何理解其意义？
李龙：如果说17年前，党的十五大树立了依法治国第一块里程碑，在党纲中写进了依法治国，是共和国的伟大创举；那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则树立依法治国的第二块里程碑，绘制了依法治国的新天地。它提出的依法治国总目标，必将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依法治国历史跨越的伟大进程。特别是《决定》提出的六大任务，彰显了依法治国的壮丽蓝图。
正如《决定》指出的：“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没有法律，特别是没有良法，善治就等于空谈。其实，法律有良法与恶法之分。历史早就证明，良法是治国之道、强国之路、民生之本。一般讲，改革之法，多系良法。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提倡良法，他在中学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中，就大力赞扬中国历史的改革者，说：“商鞅之法者，良法也。”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对德日法西斯分子进行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都高扬良法的大旗，有力批驳了帝国主义分子、战争罪犯以执行他们本国法律而战而公开否认其犯罪事实的伎俩，以“恶法非法”的正确理论，粉碎他们的阴谋。
良法的标准
记者：区分良法与恶法的标准是什么？
李龙：一般讲，良法标准基本有这么五条：
第一，良法必须是体现广大人民意志的法，它保护的是人民的利益，维护的是有利于人民的社会秩序。这条标准本来是明确的，但在当今世界，有些国家却打着保护人民利益的旗号，干着损害、破坏、侵犯人民利益的勾当，字面说得好听，本质上却危害人民。对于这样的法律，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人民的利益，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有着具体的内容：人民利益应当是多数人的利益，在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公共的利益、特别是应该符合人性，讲究人道，体恤人情，尊重人格的法律。同时，要看法律的实质，明确该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不能被一些假象所迷惑，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必须学好法律知识，深入体验生活，才能了解良法体现人民意志、保护人民的必要性。
第二，良法应该是顺应世界潮流、符合时代要求的法律规范。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顺者昌，逆者亡。人况且如此，法律也是。就是说，法律如果违背历史潮流，它必然被时代淘汰，成为逆潮流而动的牺牲品。当今世界潮流和时代特征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如果一个法律与此背向而行，宣扬和鼓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言行，那么它就是恶法。
第三，良法应该是可以操作的法律规范。正如《决定》所指出的，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如果一个法律不能实施，操作它极端困难，这样的法绝不是良法。至于不能操作的原因，也许是法律本身存在的漏洞太多，如规定主管执行机关不明确，或者对适用的对象不肯定等等。尽管这样的法律与明显的恶法在性质上有所差别，但由于它实际上不能适用，使法律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在客观上等于无法。
良法应该是联系实际的，这是良法的第四个标准。法律具有两重性：一是主观性，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一是客观性，即法的内容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法律必须结合实际。马克思甚至大声疾呼：法律如果脱离实际，就会在硬邦邦的东西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可以这样说，良法是客观规律、特别是经济规律的反映。因此，法律必须结合本国实际，直接引导、促进和保障经济的发展。
良法的第五个标准是，良法不仅可以“护航”，而且可以“导航”。我们过去强调法律的“护航”作用（比如为改革开放护航），而很少讲到“导航”，其实这是片面的。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实际上是强调了法律的“导航”作用。只有能够“导航”的法律才是良法。这是因为法律的导航作用是很明显的，它为人们提供了三种行为模式，明确告诉人们：哪些行为可以做，哪些行为禁止做，哪些行为必须做。前一条是权利，不做也不违法，但最好按法律导向去做。后面两种则是义务，违背法律的导向就要受到法律的干预、制止或惩罚。因此，我们在全面实施依法治国中，要强调法律的导向作用。
在制定和贯彻中保持良法的本色
记者：从历史的经验看，制定、贯彻良法，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李龙：立法工作是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作，它是一种科学，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发明。立法工作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与前提，必须坚持这些原则：一是民主立法。这是我国立法的性质决定的，要充分发挥协商民主在立法中的作用。二是科学立法，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充分调查研究。三要依宪立法。宪法是我国治国安邦总章程，是改革开放的伟大纲领。任何法律的制定必须依据宪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法制统一，更重要的是才能确保法律的社会主义本质。
中国法治道路，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全会，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1997年，党的十五大全体代表一致同意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了党纲，成为全党的奋斗目标，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明确改成“法治国家”。这一字之变，使“法治”二字开始印在中国人民的脑海之中。1999年，在宪法修正案中，又把“依法治国”写进了宪法，使“法治”成为治国安邦总章程的一部分。2002年，十六大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加以认可，并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要目标的组成部分。2007年，十七大提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列举了依法治国的一些具体要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步伐更快了，走得更稳了。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此基础上，十八届四中全会科学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的总目标，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所走过的历程，可用“艰巨而伟大”来形容。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前程，应该说是“无限光明”。总的说来，在党的领导下，实行依法治国，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也存在某些不足。在立法上，法律规范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备和完善。法律是不是良法，与法律实施有紧密关系，如果司法不公，良法也是无用的。因此，我们按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精神加快司法领域改革的步伐，切实建立起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就能使“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成为光辉的现实。制定良法，贯彻良法，还要做好法规清理、法律编撰、法律修改、法律解释等工作。这样做既有利于法制统一，也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更有利于保持良法的本色。（记者王才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