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阿贵一词，出自《韩非子·有度》一文。原文有“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意思是说，执法应当一视同仁，不分富贵贫贱、不论官职大小，所有人都受到法律所施与的平等奖赏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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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不阿贵的思想，并非始于韩非子。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已在极力推行法不阿贵的思想。变法之初，为使新法具有权威和公信，商鞅首先“徙木立信”，以示国家有诺必践、有令必行。
初时，秦国国民，上至公卿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多感不便。于是太子犯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依法应当惩罚太子的违法行为。但是，由于太子是未来国家的储君，不可以施加刑罚，故而将刑罚施加在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身上。
从此以后，商鞅在秦国推行的法令畅行无阻。秦国人人奉法而行。商鞅的法令推行十年后，秦国的国民大悦，秦国更是呈现出“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的繁盛景况。
然而，在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死后，曾经因太子犯法而受刑的公子虔即举报商鞅欲谋反，继任之新君随即将商鞅车裂，并灭商鞅之家。坚持法不阿贵、依法治国的商鞅，虽然为秦国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却落得个身死族灭的悲惨下场。
由此可见，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律，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法，是将天下百姓网入笼中的工具。法律并不拥有最高的权威和地位。君王的权力在法律之上，而非法律之下。这是商鞅变法永远无法、也不敢触及的禁区。
商鞅因得到最高权力的支持而兴，因失去最高权力的支持而亡。商鞅身死族灭的悲剧告诉我们，权力是靠不住的，没有最高权威的法律是靠不住的。唯有坚持法律至上，自己的生命、自由、财产才有保障。
商鞅固然能够坚守法不阿贵的法家思想，是因为给商鞅支持的不是法律，而是权力，一旦支持其变法的君王发生了变化，商鞅身死族灭的下场也就不难预料。
（二）
西汉文帝名臣张释之，官至廷尉（最高审判机构长官），以不畏权贵、执法公正闻名于世。按照当时的律法，所有人进入司马门时都应当下马，一日，太子与梁王乘车入朝因不下司马门被张释之拦住。张释之欲弹劾太子、梁王不敬公门之罪。汉文帝脱帽向张释之致歉说：“是我教育儿子不当。”后来薄太后专门派人传召，太子、梁王才得以入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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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有个人不小心惊了汉文帝乘坐的舆马，被抓后交张释之治罪。张释之依法对犯人处以罚金。汉文帝愤怒地说道，这个人惊了我的马，幸好我的马性情温和，所以我才没有受伤，如果换作是其他的马，我肯定会受伤，你现在只对他判处罚金，实在是太轻了。
张释之对汉文帝说，如果陛下要杀他，那么直接杀了便是。但是，既然交给我来审理，我就要依法处理。因为法律是陛下制定来供天下臣民共同遵守的，如果不按照法律处理，那么法律就无法取信于民。我作为廷尉，必须秉公裁断。如果我执法有所偏倚，那么天下臣民就会不知所措，不知道是否还应当将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汉文帝思虑良久后对张释之说，廷尉处理得当。
汉文帝去世后，汉景帝继位。因为害怕以前宫门事件得罪过景帝会被诛杀，张释之称病在家。最后，张释之离开朝廷，在淮南王那里为相。
张释之身为司掌“天下之平”的最高司法长官，拥有“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的权力，却不能依法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在自己曾经得罪过的太子成为新君后，他整日惴惴不安，担惊受怕。这说明，法律并不具有最高的权威，法律之上还有皇权。正如张释之所说的：“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法律不过是天子制定出来供臣民遵守的，君王的权力在法律之上。
在封建专制社会，由于法律并不具有最高的权威，坚持法不阿贵的大臣，虽然人格值得钦佩，但下场却很可悲。
（三）
古代法律中的法不阿贵思想，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萌芽，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平等性、普遍性价值得到了张扬。但是，由于法律始终居于皇权之下，法律不过是一家一姓追求私利的工具。守护法律的正义之士，虽具高尚的道德情操与英勇无畏的执法精神，但却始终屈居于君王的意志之下。君王贤明，法律尚可法不阿贵，执法之士得以成名于世；君王暴虐，所有的法律皆可失效。
在封建专制时代，倚靠在法律之上安身立命的执法之士，不过是君王意志唯命是从的工具。即使是严格依法公正执法，如果违背了君王的意志，执法之士依旧难逃悲惨的下场。法律不足以保护自身，因为法律始终不具有最高的权威。
法不阿贵的主张，只有在现代民主社会才能够真正实现。因为民主社会的法律，才是真正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是具有理性、自由、正当品质的法律。在民主社会，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
在现代民主社会，坚持法不阿贵，不仅不用担心自己会受到惩罚，而且还会因为秉公执法而获得法律的奖赏。因为法律已经拥有最高的权威，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组织都不再拥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