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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1
一、创伤博物馆是抵抗遗忘、
保存记忆的载体
战争和屠杀等非人道的行为给幸存者留下难以磨灭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的伤痛，这些引发了主体在认知、情感记忆、价值判断方面的相对反应，并“对生活中具有严重伤害性事件的记忆”就是创伤记忆。创伤记忆表现出个体性、亲历性和情绪性的特征，其中亲历性是核心的因素。然而，亲历过战争暴行和灾难的幸存者已逐渐逝去，记忆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而面对遗忘对记忆发起的挑战，无疑应寻找和选择保管记忆的新媒介。
创伤博物馆是比较晚近出现的博物馆类型，不仅“通过重新建构与诠释灾难本身，使得创伤经验之再体验成为可能，同时，它也承担了提高民众反思历史、凝聚民族情感与建构国家集体认同的重要职能”。在这个保管并展示创伤记忆的博物馆中，想要了解这段历史的公众能够直面创伤事件，对自己以往模糊的认知或者偏差的理解进行补充和修正，对人类过往非人道行为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民族和国家的情感认同。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所在地是目前中国乃至亚洲现存面积最大、保存较完整的日军慰安所遗址之一。利济巷旧址原建筑为国民党中将杨春普于1935—1937年间陆续建造的，旧名为“普庆新村”。日军占领南京后，改建为两处日军慰安所，即利济巷2号的“东云慰安所”和利济巷18号的“故乡楼慰安所”。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是在这些历史事件的真实发生地基础上建立的博物馆，以旧址建筑为抵抗遗忘和保管创伤记忆的有形载体，陈列馆采用“泪滴”作为核心意象，室外有表现“慰安妇”伤痛形象的人造景观，与室内五个展览陈列相结合，呈现了“慰安妇”的创伤历史，全面介绍了日军“慰安妇”制度的起源、确立与灭亡的过程。
二、借助叙事系统重构创伤记忆
创伤博物馆的藏品收集有别于普通的博物馆。它选择藏品的标准不是藏品自身的审美价值和珍稀性，而是与某段特定记忆的关联度，注重的是营造一种高情感卷入度的感性氛围。每件藏品都是记忆的碎片，通过讲述故事将这些碎片整合，串联起完整的记忆链条，让记忆历久弥新。叙事可以向观众呈现一种特定逻辑的话语体系，观众在与藏品的互动过程中体验一个故事或者事件，每件藏品在这个经过编辑的故事中有着自己的位置，并且在交流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创伤记忆的传递。
三、建筑空间与展览设计结合：
创伤记忆重构的实现
1.固着创伤记忆的建筑旧址
诺伯舒茨的场所精神理论认为，身处何处是由场所本身留有的历史记忆来表达的，通过知道自己身处何处而和这个独一无二的场所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或者自己所归属的群体的过去和未来。一方面，固着的历史建筑鲜明的表示这里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关键点；另一方面，人们出于找寻自身的需要和某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遗存发生联系，否则记忆将被遗忘。所以，在遗址建筑上改建的博物馆，要深入挖掘和体现遗址建筑的场所精神，为记忆的唤醒和重构营造符合新的叙事框架的场所精神，这样“人们在场所中与特定的历史时空产生了联系，场所中的某些要素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与场所之间就会产生情感，这种情感在人与人之间感染和传递，即使没有亲临此地的人也可以瞬间通过共情的作用而领悟。
在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慰安妇”的血泪史使得这里满含着创伤记忆，主题沉痛悲伤，对受害人群给予同情、悼念和关怀。旧址建筑的墙体恢复了原貌，无法协调的视觉阻隔造成感官上的压抑和沉闷。在陈列馆纪念广场主体建筑的墙体上悬挂着具有夸张的艺术表现形式的大颗泪珠，矗立着体现“慰安妇”群体痛苦形象的主题雕塑，广场入口右手处设置的“慰安妇”幸存者群体的照片墙等（图2），都给观众造成感官上的冲击。进入建筑内部参观时堆叠、积累的情绪逐渐达到高峰。参观结束后，再次回到纪念广场，环顾广场周边，心境又会与参观前有所不同。铁栅栏分隔了悲怆的过去与幸福的今天。一旦观众走出陈列馆的大门，就会突然有种重回岁月静好的感觉，内心会变得安稳踏实。这种创伤记忆场所带来的气氛反差，满足了观众在参观过程中的情感诉求。
2.“物”和“人”相结合的展览设计
以往，观众通过照片等只能知道这是一位受害者，而对他们的个人背景、生活环境、内心世界、事件前后的改变等都一无所知。这些留有影像的受害者随着资料的陈旧而变得身影模糊，却没有因为每个人都具有的独特性而留下哪怕一点点的痕迹。但相对于“物”，人是一个极活跃、有思想、有深度的元素，受害者与观众都是“人”。在展陈设计中，不仅需要从宏观的角度建构历史事件发展脉络，给观众营造地是在场感，还需要从微观的角度，围绕着历史事件中真实的“人”的点点滴滴进行叙事，更能走进并触动观众的内心，达到“沉浸”的效果。通过展示，受害者重生为一个立体、完整、饱满的人，在灾难降临前也曾平凡而又鲜活地活着；而观众也会产生一种“如果是我承受这样的创伤，我会怎样面对”的共情想象。这样不仅较容易建立起受害主体与观众的联结，唤起情感认同，也让正快速消逝的受创者及其伤痛记忆，得以继续为后代流传与铭记。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是经朝鲜籍“慰安妇”幸存者朴永心老人亲自指认过的日军慰安所。利济巷2号2楼的第19号房间是朴永心老人受了三年折磨的地方（图4）。19号房间的斜对面有一个附带小阁楼的房间，那是关押过朴永心老人和所谓“不听话”的“慰安妇”的地方。陈列馆复原了这两处承载历史意义，同时作为历史证据的房间，还展出了那张著名的二战题材照片——《怀孕的“慰安妇”》。2003年，老人又以年迈之躯重返中国，实地查证当年受难之地——南京、腾冲和松山，完成了她控诉日军罪恶的历程。通过场景复原、展品的陈列以及延伸出来的背景故事，观众看到的是一个花季少女在日军“慰安妇”制度下的伤痛经历，以及几十年后勇敢地站出来追索当年受难之地的勇气。
陈列馆建立起维系逝者和生者之间的一条建设性的纽带，利用场所精神，对固着在旧址建筑上的创伤记忆进行表达，拉近了观众与历史时空的距离。人和物的结合搭建起来的展陈，围绕着有代表性的人去征集和串联物以及通过物去挖掘和呈现背后人的故事，对创伤叙事效果的实现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不但给观众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时空中具体的事件以及与见证人对话的渠道，也能构建起人、历史事件和当今社会的关系，凸显“慰安妇”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现实意义。
四、纪念与治愈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通过展览的方式公开在社会面前呈现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历史。公共化的过程伴随着对创伤记忆的诠释，关系着受创主体“慰安妇”对创伤事件的理解以及之后从受害者到见证者的转变。因为“慰安妇”话题的敏感性和隐私性，她们长久承受这段经历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却不能向外界进行倾诉和求助。公众对日军“慰安妇”制度和“慰安妇”遭遇的误解更加重了她们内心深处的压抑。陈列馆安放了这些老人的记忆，促进了公众对她们的认知和包容，改善了她们生存的社会环境，为她们重新融入社会群体提供了值得依靠的途径，使她们得到心理疗愈和情感抚慰，也给她们提供和过去和解，重塑自我认同的途径，从而帮助她们回归正常的生命轨迹。陈列馆展示给观众的不仅是这些老人在最美好的年华遭受的苦难，更是她们坚强的求生意志和勇敢地活下去的人生态度。这些精神的传达，反而更能感染观众，缩短了观众和老人在情感上的距离。他们会在未来的日子里一起分担伤痛，一起弥合创伤。
本文改编自《博物馆语境下创伤记忆重构——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为例》，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20年第1期（总第19期）。作者：孙红芳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