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润琪1，孙佼佼2,3，陈盛伟4，郭英之1,2
此外，目前部分学者开始博物馆中的空间表达。一是从空间生产主体的角度，认为博物馆空间由藏品与各利益主体共同营造[8]；二是从受众的角度，认为观众与博物馆的关系是前者通过进入后者的叙事化、场景化空间并与之发生即时的互动[9-10]；三是从整体的视角，将博物馆看作一个基于馆外场域和馆内陈列的复合型媒介场域系统[11]。无论从何种视角，均展示了博物馆场域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复杂关系以及场域空间对文化传播的重要性。此外，在旅游情境下，场域是体验赖以发生的情境与环境基础[12]，因此，研究红色博物馆的场域建构对理解观众红色旅游体验形成过程尤为重要。然而，鲜有研究对“何为博物馆场域”“博物馆场域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博物馆场域与观众的互动过程”等问题展开讨论。因此，为了探究红色博物馆如何对观者产生影响，本研究在勒温提出的场域理论（fieldtheory）[13]基础上，对该类博物馆场域的内在建构路径进行剖析，旨在打开两者间关系的“黑匣子”。基于以上，本研究拟探讨的核心问题如下：（1）红色博物馆是如何进行时空叙事的；（2）观众的记忆是如何生成的；（3）红色博物馆的记忆场域是如何建构的。
与布迪厄场域理论强调社会学视角的行动者关系网络不同，勒温的场域理论从心理学的角度强调决定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因与外在条件[23]，解释了人如何能够对物质世界产生情感共鸣[24]，更契合本研究试图通过在博物馆认知环境与观众记忆间建立链接，从而理解红色博物馆价值传播的目的。在红色博物馆场域中，文本与场景的时空叙事可看作外在物理环境的主要表现形式，而观众的记忆则作为内在的心理环境影响着场域的建构。只有同时讨论物理场与心理场的组建过程及关系，才能对红色博物馆的记忆场域建构过程具有更加清晰的认知。
作为搭载文化的载体和记忆储存的仓库，博物馆中的叙事空间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博物馆展览中的时空叙事通过叙事媒介在实体空间中连续不断变化而形成[31]。基于博物馆与叙事之间的关系，部分学者认为博物馆承担了叙事主体的角色，通过媒介、场景、故事、身份的创新，构建博物馆的特殊语境以及隐喻功能，让受众在临场体验过程中进行文化认知[11，32]。也有学者认为博物馆就是一个被建构而成的叙事客体，通过既定的展览主题，参与到特定的群体对自身历史与身份的讲述之中，博物馆叙事同时包括建筑叙事、展陈空间叙事、参观者叙事3个不同类别[33]。博物馆通过选择性的叙事与缄默，实现集体记忆的塑造[34]。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强调游客在博物馆叙事中的作用，认为叙事除了需强调主体的作用外，还需依靠观众的涉入度、意愿以及体验能力，并基于游客的参与叙事实践展开讨论[35-36]。
为了探讨红色博物馆如何对红色历史展开时空叙事，以及红色记忆场域如何建构的问题，本研究选取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ShanghaiSonghuMemorialHallfor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SSMHWRAJA）作为案例地。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是全国唯一同时展示了两次淞沪战役和上海14年抗战全过程的主题纪念场所，展出具有整体化、多元化、创意化等特征，在红色历史内容的积淀和传播意义、展馆知名度以及观众数量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淞沪抗战作为中国抵抗日军侵略的第一场大型会战，具有打破日军“三月内亡华”妄想的重要意义，是提升中国人民集体荣誉感、强化民族身份、国家认同的重要历史事件，也是构筑中华民族情感记忆内核的关键一环。因此，本研究拟对该纪念馆的红色记忆场域建构方式和过程展开讨论。
如前文所述，博物馆是一个具有预设情境的阈限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展览方扮演着产品供应方和创造者的角色，通过将展品场景化表达实现文化和记忆的二次生产。观众则扮演着产品需求方和参与者的角色，通过进入这个被营造出来的阈限空间，完成消费和体验的动态流程。因此，博物馆实际上是一个被建构而成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既有以时空叙事为核心的物理世界建构，又有以互动仪式为链接的心理世界嵌入，是一个心-物交织的场域空间。因此，本文将通过分析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心、物两场的特点以及二者间的互动关系来讨论红色博物馆场域作为“记忆之场”的动态建构过程。
3.1.1基于文本时空的记忆营造
为了揭示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物理场域建构以及记忆生产过程，从而归纳出该纪念馆的叙事要素，本研究通过词频分析，对该纪念馆叙事文本中具有实际意义的叙事意象进行提炼（表1）。可以看出，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以历史事件为单位进行红色记忆生产，具有以下两点特征：一是基于宏观意象展开叙事，构筑淞沪抗战历史过程的完整叙述，为观众再现了战争的场景和记忆；二是通过重复使用具有情感倾向的词语，如“侵略”“抵抗”“保卫”“英勇”等词，向观众营造战争的残酷氛围和传递集体情感记忆。
表1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叙事文本高频特征词表Tab.1Thelistofhigh-frequencywordsofthenarrativetextintheSSMHWRAJA
表2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叙事类型的开放式编码Tab.2OpencodingofSSMHWRAJA’snarrativetypes
其二为创伤性叙事，主要展示战士们承受的悲剧与苦难。如纪念馆在描写淞沪抗战激烈战况时写道：“然而中国军队连日血战，伤亡极其惨重……战地满目疮痍，军民横尸遍地。”该段叙事将严峻的形势以及惨烈的伤亡通过文字与图片表述进行着重突出和强调，同时结合场景叙事对战斗现场进行模拟，包括枪林弹雨的袭击、风雨飘摇的蔽身之所等，为观众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创伤记忆实践场所。视角的切换让观众从叙事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为主动参与者，完成创伤性叙事的体验共创行为。同时，纪念馆将历史苦难通过文本描述、场景再现等方式构筑成为集体共同的创伤记忆，以此来建构和强化参观群体的集体记忆。
其三为成就性叙事，是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核心叙事类型，也是红色博物馆提高观众群体、国家认同感的主要途径。成就性叙事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首先为过程性成就叙述，如“中国守军第九十八师二九二旅五八三团，以姚子青为营长的第三营，抱着血战到底、与城共存亡之必死决心，誓死抵抗。”一方面从中国守军的视角切入，反映了中国战士们视死如归的态度和血战到底的伟大抗战精神；另一方面则通过陈述事件“虽孤城无援，仍予敌以重大杀伤”的结果，塑造中国军队虽境窘，却仍可破敌的正面形象。其次为意义性成就叙述，如“这场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展开的战役……改变了国际人士对中国抗战形势的认知，有力推动了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国际阵线形成。”通过将叙事时空延伸至淞沪抗战历史时空外，谈论淞沪抗战所造成的影响，从而加深观众对这场战役的认同感。
其四为反思性叙事，虽所占篇幅不大，但却是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点睛之笔。该叙事是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也是历史、成就、创伤叙事内容的升华和转化。如纪念馆结束语中写道：“今天的中国……愿同各国人民真诚团结起来，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而携手努力！”博物馆通过反思性叙事实现历史与当下、过去与未来的双向呼应，进一步凝练该纪念场所的精神主题，实现价值的呼吁与传播。此外，除了文字表述外，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反思性叙事还运用了艺术装置进行叙事表达，如伫立在纪念馆外的警世钟含蓄而深刻地提醒世人应时刻保持清醒，勿忘国耻，警钟长鸣。
3.1.2基于场景时空的记忆建构
图2《艰苦卓绝：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题展览叙事空间图式Fig.2“Hardship:ShanghaiinAnti-JapaneseWarandWorldAntiFascesWar”themeexhibitionnarrativespatialschema
（位于展览出口处的上海浦东城市景象，观者对于过去-当下记忆的反思性叙事空间）注：该图为笔者绘制
图3“战”艺术装置Fig.3“War”artinstallation
注：图3和图4为笔者实地摄影
图4“百人斩”日本军刀Fig.4Japanesesaberof“Contesttokill100peopleusingasword”
3.1.3多元叙事视角的融合叙述
首先是基于多视角的混合叙事。一是基于全知视角的历史叙述，主要以第三人称展开叙事，能够更加客观、有逻辑地阐述历史事实，让观众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掌握淞沪抗战历史发生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二是基于内视角叙事的情感注入。虽然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在整体上采用的全知视角叙述，看似游离于历史之外，但其中也杂糅着内视角的不断转换。如“从1932年到1937年，近90万的中国军人曾在淞沪大地洒下鲜血，这是他们的故事，也应当是我们的故事。我们回首以望……”这里叙述者的视角突然从“他们”转换成“我们”，猛然拉近了与观者之间的距离，同时让观众从旁观者的角色瞬间切换至与战争亲历者相同的“共同体”当中，更有益于引发在场观众思考与情感的共鸣，创建和强化共同体意识与民族集体精神价值。
探究博物馆的记忆场域建构时，离不开探讨“人”作为记忆主体的参与和嵌入，对外部环境与内心世界的互动过程进行合理解释。因此，本章以完成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参观的游客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记忆生成以及嵌入过程，完成记忆场域的动态建构。
表3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游记文本高频特征词及词频表Tab.3Thelistofhigh-frequencywordsofthetraveloguetextintheSSMHWRAJA
表4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游记文本的开放式编码Tab.4OpencodingoftheSSMHWRAJA’straveloguetext
图5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记忆形成过程Fig.5MemoryformationprocessoftheSSMHWRAJA
从空间建构主体上看，红色记忆场域同时依靠旅游“客体”的氛围营造和旅游“主体”的参与互动共同搭建。其中，纪念馆是叙事空间的主要生产者，游客则是空间中的共创者。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场域中，对该事件的时空叙事是氛围营造的过程，观众的参访体验行为则是将其内心世界嵌入的过程。基于此，本研究在心-物场论的基础上提出红色博物馆记忆场域的建构模型（图6）。红色博物馆记忆场域的建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3个阶段。
图6红色博物馆记忆场域建构模型Fig.6Constructionmodelofmemorysitesinredmuseums
一是基于同一社会认知空间的场域建构。在这一阶段，观众与博物馆的叙事者身处相同的社会建构而成的认知世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自初始的认知记忆。观众的认知记忆驱使其进入红色纪念场域，并使其具备理解和转化红色纪念场所叙事内容的能力，是观众嵌入红色记忆场域的重要前提条件。而红色博物馆作为叙事内容的初始生产者，通过选取叙事内容和主题进行“编码”成为符号表征物，并向参观者进行传递；观众则通过对该表征物的“解码”体悟其内含的精神价值，实现情感共鸣。也就是说，集体共有的社会认知与价值理念让纪念馆叙事者与参观者使用了统一的符号语言体系，而该符号语言则是集体能够产生情感共鸣的关键因素，也是纪念馆记忆场域得以建构的核心基础。
二是基于在场体验互动的记忆嵌入过程。即观众将叙事者“编码”后的叙事内容进行“翻译”的过程，在这一阶段中，观众前往搭载着红色文化的纪念场所，完成参观、体验、祭奠、学习等具身体验活动，实现从身体体验到精神体验转向，并将体验过程赋予“神圣性”的符号意义，而在场体验则是观众完成从认识的“共知”到情感的“共鸣”的仪式过程。在场互动仪式生成的体验记忆，则是参观者用以联结历史与现实、自我与集体记忆之间的纽带。
三是红色精神价值的凝练与集体记忆的重构。红色博物馆通过撷取和重点展示能够体现红色精神的历史节点，通过不同的叙事手段赋予历史节点不同意义，如创伤性叙事通过将历史的痛苦解释为对集体身份的伤害，进而赋予该节点民族创伤的符号意义；成就性叙事则通过将历史节点或事件的成功建构成为国家、民族的荣耀，进而塑造强国形象，弘扬民族精神。多元叙事类型对红色记忆场域进行多重意义的赋予，最后凝结成为该纪念场所的“母题”，即核心主题与精神价值。观众通过在场互动形成意义体验，生成了与场内叙事主题同频共振的情感与记忆，同时将个体与国家命运相联结，建构了共同体意识，强化其民族、国家和身份的认同，完成集体记忆的重构。
本研究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为例，详细讨论了红色博物馆的时空叙事以及记忆场域建构过程。研究认为，红色博物馆记忆场域是一个心理场与物理场同时存在并相互叠加作用的场域，在这一场域中，博物馆的时空叙事是物理场域建构的主要手段，而观众精神世界及其互动参与过程则主宰着心理场的形成与建构。
首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物理场域中的时空叙事包括文本的时空以及场景的时空。该纪念馆的时空叙事主要包括历史性叙事、创伤性叙事、成就性叙事和反思性叙事4种类型。在场景时空中依据特定的逻辑进行划分、排列，结合混合叙事视角进行红色文化的氛围营造和价值生产。意义的嵌入是场景空间叙事的核心所在[63]。从建构目的以及逻辑上看，本研究与以往研究研究相呼应，认为红色记忆场域的建构有别于一般旅游目的地[64]，表现为希望通过历史事件的创伤和成就建立与个体间的情感联结，引发共鸣与反思性思考，建立起集体身份的认同和构筑共同体记忆[65]。其中，历史的叙述强调客观[66]，创伤叙事则通过联系过去的创伤与当下社会价值，建立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情感凝聚[48]。一些研究将战争纪念场所作为黑色旅游地[67]，强调文化创伤的建构与体验[68]，但实际上国内的战争纪念场所更适合纳入红色旅游范畴，强调通过多类型叙事相互作用，达到唤起参观者价值认同的目的。
最后，本研究建构了红色博物馆记忆场域的概念模型，该模型认为，相同的社会认知空间是红色博物馆的心-物场域建构的基础和场间互动的前提条件，这与布迪厄的观点相一致，认为人在进入场域之前便已经拥有了基于社会历史的主观认知与惯习[70]。在此基础上，博物馆作为红色文化和叙事内容的初始生产者，承担着物理场域时空叙事功能；观众则作为叙事空间的共创者，通过旅游活动将其精神世界嵌入红色博物馆场域中；场域“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使心-物场域相互勾连，建构起完整的红色记忆场域，唤起参观者的情感共鸣以及强化其集体身份认同，使场域内红色精神价值与参观者的重构记忆达到“同构”的效果。
此外，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作为具体案例展开讨论，限定了红色博物馆的叙事内容与游记的样本范围，未来可以基于不同类型和主题的红色博物馆，进一步完善红色博物馆记忆场域的模型建构。其次，研究采用游客发表的线上游记作为记忆的表现形式，未来也可通过现场访谈获取更多即时、全面的旅游者记忆叙事。最后，未来还可拓宽研究的范围，可以通过检验该记忆场域模型在其他类型的红色旅游目的地或其他类型博物馆中是否适用，或者通过定量研究的方式探究红色博物馆记忆场域中不同叙事类型及记忆生成要素对游客行为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