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救亲”，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时代
《环球时报》记者在港采访期间住在港岛上环附近，楼下有很多便宜又地道的餐馆，一到饭点，尽管就餐的上班族让每家店都爆满，老板们并没因记者的内地口音而稍有怠慢，反而更积极地推荐店里的招牌菜。一位老板娘甚至跟记者“约定”第二天午餐来店里尝尝清汤牛腩。
与“洋气”的中环相比，上环地区烟火气更浓。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来港内地人带来资金和营商经验，上环发展成华人主要商贸区。阳光明媚时，贩卖海味的永乐街老板们常把生鲜铺在门前，空气中都是咸鲜的市井味。上环不乏百年老店，尽管这些挂着中国结和福字的店铺与常被暴徒占据的干诺道近在咫尺，但近几个月的暴力似乎并未影响到这些老铺。吃苦耐劳、灵活应变、和气生财是早期内地移民带给香港的第一抹底色，也是日后香港从小渔村成长为国际大都会的精神之源。
1962年出生的梁明兴在襁褓中随父母从深圳来到香港，那时一家人的想法很简单：希望生活好一些。梁明兴说，香港的条件比深圳好，但努力工作是生存下来的唯一途径，他16岁开始在餐馆打工，常常一天工作12个小时。在他的记忆中，自己并没因“内地人”身份而招来歧视，“只要努力工作，香港人就会认可你”。
在背井离乡的内地人眼中，香港是改变命运的地方，而对于香港来说，大量吃苦耐劳的内地人的涌入，是香港经济腾飞的重要贡献者。
改革开放，两地携手改变国家命运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内地与香港的相互扶持还停留在个体命运层面，那么改革开放则是两地“相互成全”、共同改变国家命运的重大契机。香港中华总商会是香港历史最悠久、最具规模的商会之一，自1982年起中华总商会每年举办“香港工商业研讨班”，为内地培训经贸人才，并见证改革开放给两地带来的巨大变迁。
“那时的合作非常红火，可以说，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内地就没有今天;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香港也没有今天。”蔡冠深说，“香港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以及受惠者!”
香港得利钟表制品厂有限公司常务总经理刘仁还记得，1996年他大学毕业刚入职时，工厂的高管基本上都是香港人。作为香港的强势产业，钟表业成为香港向内地转移的众多产业之一。“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层面，香港都承担着(内地产业)启蒙导师的作用。”刘仁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那时内地在工资水平和生活习惯上同香港有巨大差异，但两地人员却没有太多隔阂，比如都愿意学习对方的方言来加强交流。据刘仁介绍，目前公司在香港还保留着十几个人的团队，主要负责物流、会计和结算等业务，其余近800人都在内地。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不仅为内地企业提供一个几千亿美元的融资市场，也是人民币最大的离岸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无可替代的窗口。有人甚至将香港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在蔡冠深看来，香港不仅是“中国的华尔街”，还应是“中国的硅谷”，“香港虽然生产能力不强，但拥有5所顶尖大学以及超强的基础科研能力，现在国家把香港定位为中国的创新科技中心，与深圳、澳门等一起打造科技走廊”。
“风暴”来袭，“有中央政府做依靠真好”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香港。彼时，现在的立法会财经委员会主席陈健波仍在银行工作。这场危机在他身上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此前每年超过10%的加薪，在这一年戛然而止。他第一次感到恐惧。
那场风暴有多严重？蔡冠深给《环球时报》记者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去曼谷市中心看，那里有很多高楼大厦，但几乎都是这场风暴之前修建的，之后就没有变化过。为什么香港不但没有被击倒，还保住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蔡冠深认为，这样的结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帮助是不可能的。
“当时，面临外国大鳄的猛烈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做出了一个空前的决定，动用政府储备购买股票，直接面对外国做空势力。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步，如果政府储备撑不住，意味着香港经济面临垮台。”蔡冠深说，这个时候中央决定介入，央行派了很多顾问到香港，为香港提供各方面帮助，一起打退了金融大鳄。“这是非常漂亮的一战。”“我们衷心感激中央政府在关键时刻公开表示，只要香港有需要，中央将不惜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联系汇率制度。在此非常时刻，中央政府的支持无疑是强大后盾。”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2003年“非典”是另一件让包括陈健波在内的港人不堪回首的事件。“香港当时人心惶惶，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病，不敢出门，都戴口罩，市面很萧条。以前顾客满堂的餐厅无人光顾，餐饮旅游受到重大打击，楼价大跌，犹如‘悲情城市’。”他说，“好在当时广东、深圳与香港一起携手，大家都很努力地去解决这些问题。内地防疫专家钟南山就如何处理‘非典’给香港医疗界提出很多宝贵意见。”陈健波表示，“非典”之后香港经济疲弱，幸运的是，国家为香港引入“自由行”，刺激香港旅游、零售及饮食业的发展。之后，内地资金加快来港投资，令香港再次繁荣。
“我们夫妇所在的两个行业(餐饮和旅游)都依赖客流”，梁明兴说，“当时就觉得，有中央政府做依靠真好。”
“风水轮流转”，但在同一天空下
“风水轮流转”，梁明兴这样评价两地这些年相互扶持走过的路。上世纪60年代，梁明兴在深圳的堂兄弟来到香港，梁明兴的母亲就给他们买很多东西带回深圳，他们很羡慕梁明兴一家的生活。“可是人家现在在深圳过得很好，个个是土豪，我们回去好像很穷一样。”梁明兴说。
“其实从1997年开始，内地就开始慢慢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和人家比？房屋建设、医疗、金融都没有内地好。这是实话实说。在我们看来，20年前深圳的治安不是很好，但现在很好了。”梁明兴在采访中不断感叹，“在我们这个年纪回看两地的变化，真的很大，而且很快。”
眼下，社会动荡让梁明兴夫妇近两个月没有开工。梁明兴所在的餐馆面临倒闭，妻子所在的旅行社很久没有接内地团。梁明兴和他在香港的亲戚不敢在一起吃饭，怕聊政治话题闹出不愉快。
“不应该说香港和内地谁欠了谁!我不认为港人与内地同胞要争论这个问题。”陈健波对《环球时报》记者谈起这个话题时态度很坚决，“香港与国家根本是血脉相连的亲人，至亲之间根本不会计较谁欠谁。不同的时候大家做不同的工作，比如早期香港把资金、技术、做生意的方法带入内地，而香港在助力内地发展的同时，很多投资设厂的港商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很多事情都是互惠互利的。内地市场非常庞大，近些年，很多人来香港做生意都是为了进入内地市场，所以根本就是国家变成香港的大靠山。”
李晓兵也表示，“到底谁欠谁”只是一笔很低级的账，如果局限于算这个账，很容易使得香港和内地陷入对立和区隔的状态中。他认为，香港这样一个地方被割让、租借，这件事带给整个民族一种巨大的屈辱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会对香港有这么深的感情，同时将这种感情转换成整个国家发展的动力，即要洗刷民族耻辱。所以我们为香港做很多事情都是心甘情愿的，也是不计代价的。
“我们经常说，如果国家再造几个香港，或者说整体发展达到香港的水平，那中国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香港极大丰富了我们对未来发展的期待，这一点不是通过从香港获得了多少资金或技术可以感知的。”李晓兵说，另一方面，香港能够创造奇迹的一个基本支撑要素就是它不是孤悬海外的小岛，而是那个年代内地通往海外的“单一通道”，多种因素聚集在香港，让它迸发出活力。当国家发展需要时，香港恰恰能给国家提供所需要的东西，然后香港也需要整个国家层面对它提供支持。
陈健波表示，他明白，香港曾经是殖民地，两地民众可能在文化及生活方式上有些差异，但大家应该和而不同，毕竟都是中国人，是血脉至亲，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守护。“打个比喻，回归前，香港好像是在寄养家庭居住，回归后，再与家人在同一天空下，好好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