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美烟草公司长期占据中国烟草市场的大半壁江山期间，伴随中国烟草工业的夹缝求生，中国烟草商人同时以另外一种形式对抗着英美烟草公司的霸主地位，那就是手工卷烟业。
20世纪30年代初，彼时中国烟草工业在英美卷烟公司的强势竞争及国民党当局的一番烟草税骚操作之下哀鸿遍野，死伤无数。然而缝隙市场并不会因为小型华资卷烟公司的倒闭而消失，市场永远存在，只不过是由谁来填充而已。
手工卷烟业在20世纪20年代本来已经在上海消失了，但到了1925年又在一些较小的乡镇和城市再次兴起，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快速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最让英美烟草公司头疼的不是中国的机制卷烟公司，而是无数的手工小作坊。
运用最基本的手摇设备，雇佣报酬低廉的女工，这些小作坊就可以开工，而且通常就位于国内主要烟草种植区和主要城市卷烟市场附近，手工卷烟与机制卷烟的税率不同，再加上他们的销售策略上经常模仿大公司的品牌名称，用和大品牌卷烟基本一致的标记和包装，甚至完全仿冒名牌卷烟，而手工作坊的女工技术娴熟，生产的卷烟几乎与工厂生产的机制卷烟完全相同。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无法轻易区分仿冒手工卷烟和真正的机制卷烟，而这种小作坊生产的手工卷烟价格又异常低廉，售价比最便宜的机制卷烟还要便宜的多，所以尽管消费者对冒牌货保持警惕，但手工卷烟的销量依然飙升。
和一般机械化生产机制卷烟的华资卷烟公司不同，小型的机制卷烟公司一般仍然会采用自己的商标和包装形式，所以在和英美烟草公司竞争的过程中最多是占领英美烟草公司覆盖不到的缝隙市场。但小作坊生产的手工卷烟在采用一般烟草的情况下，在产品品牌和包装上完全仿冒英美烟草公司的产品，这类产品投入市场之后经过快速发展，不但填补了低收入者的烟草消费市场，还会直接挤占英美烟草公司的市场份额。
到了1934年，手工卷烟业在中国卷烟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大约25%，美国对华进口烟叶的数量从1934年到1935年下跌了将近75%，这其中不排除英美烟草公司自身在华培训农民种植美国品种烟草以及当时美国烤烟价格上涨，加上日本烟草公司竞争加剧的原因，但手工卷烟的快速发展挤占英美烟草公司市场空间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恼火的英美烟草公司通过英国公使的政治外交手段向国民党政权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要求关闭手工卷烟作坊。
而依靠英美支持的国民党政府自然乖乖听话，通过制定一系列的税收政策，在1930年开始向原本不被征税的手工卷烟征收每箱约10元的税，但鉴于当时国民党当局的基层执政能力薄弱，而这些手工卷烟作坊往往藏匿在偏僻的乡镇之中，征收这笔税款困难重重，因此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这让英美烟草公司大为光火。
而国民党当局考虑的不仅仅是英美烟草公司和英国公使的压力，还有手工卷烟挤占机制卷烟市场份额之后造成的大量税收损失，政府当局开始采取一系列旨在控制和减少手工卷烟作坊的措施，包括手工卷烟户登记、使用指定卷烟纸、规定在限定城市之外的作坊搬迁甚至采用抽签的方式分阶段来吊销生产执照，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许多手工卷烟作坊完全忽视了这些政策，仍旧为那些因为英美烟草公司无孔不入的宣传对烟草产生消费欲望但却连最便宜的机制卷烟也买不起的人生产至少看上去和机制卷烟一模一样的手工卷烟产品。
笔者写到中国机制卷烟工业发展和手工卷烟发展这两个部分的时候不禁联想到当时的中国抗日战争时局，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开战，中国正规军初期在淞沪战场等一系列正面战场上损失惨重，败仗连连，但却一直坚持抗战，后期偶尔还能打几个胜仗，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在敌占区遍地开花，常常袭扰的日本侵略者气急败坏的进行反复扫荡，而敌后抗日武装在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中被打击之后又迅速恢复继续斗争。
这里我们先撇开手工卷烟小作坊仿冒英美名牌香烟的做法是不是涉及商业道德的问题不谈，整个民国期间的中国卷烟工业发展历史难道不正像我们的八年抗战一样吗？作为正规军的整个民族机制卷烟工业在英美烟草公司等外资烟草公司的进攻下连吃败仗，却屡败屡战一直努力坚持自己的卷烟工业发展，并且在不断的抗争中还能取得一定的发展。
而手工卷烟小作坊何尝不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一样，身处敌占区，靠着简陋的生产工具，生产的产品却让英美烟草公司恼火不已，如同游击队的破坏活动迫使日本侵略者留守大量军队守备，挤占其相当部分的军力，日本侵略者受不了了就拉着皇协军出来扫荡一圈。
英美烟草公司被挤占市场份额受不了就拉上国民党当局制定政策展开扫荡，但这些手工作坊却如同游击队一样在每次的扫荡中都能顽强的存活下来坚持抗争。整个民国烟草工业发展史基本就是一部民族工业抗击外资烟草工业野蛮扩张的血泪抗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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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伴随着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卷烟工业与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烟草市场的疯狂扩张，卷烟工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机制卷烟消费在整个中国烟草消费市场中仍然只占到15%的市场份额，其他仍然由手工卷烟、长柄烟袋和水烟等烟草消费方式占据。
时至今日，整个烟草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但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烟草产业发展和其他中国产业的发展一样，以1978年邓小平改革开放为分水岭，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开展针对四类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系列政策运动过程中，逐步将所有的烟草公司国有化，同时驱逐了外国烟草公司（前文提到长期占据中国大半壁烟草市场的英美烟草公司就是在这一时期衰弱，最终在1953年彻底退出中国内地市场。
与此同时政府鼓励各地方生产烤烟和建立卷烟工厂，使得卷烟产量以每年11%的增长率增长，到1958年，产量已经从1949年的800亿支增加到了2380亿支。紧接着在随后的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增长速度放缓，更在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供应不足。
同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机制卷烟依然供不应求，为满足农村市场对烟草产品的需求，1952-1982年之间农民被允许在国家计划之外种植烟草并晾晒出售，也因此这一时期的农村烟草消费仍然以旱烟为主，卷烟对于当时的大部分消费者来说仍然太贵了，因此在那个时代，一个男人在人群中拿出一包烟每人发一根会让其本人在人群中引起特有的注意。
在1949-1978年间，交换发放卷烟并一起抽烟成为男性社会之间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的最重要方式之一，直到现在，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卷烟已经丧失了其作为稀有商品的交换功能，但交换卷烟这一行为仍然是男性社会中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交互动方式（朋友同事之间见面给每人发一根烟这个行为大家是不是很熟悉）。
1978年总设计师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兜里普遍开始有钱了，城里的消费者有能力购买更加优质品牌的卷烟，而广大农村消费者也开始逐步由旱烟改为卷烟消费，卷烟市场的需求量快速增长，而中国的卷烟生产在1980-1990年之间则以每年12.3%的增长速度飙升。
笔者老家甘肃庆阳农村，小时候的记忆里对一家人种烤烟、采烟叶、绑烟叶、烤烟的烤烟楼和交烤烟印象极为深刻。
伴随着各地政府鼓励生产种植烤烟，虽然使得国产卷烟在一段时期内得到了极大范围的快速扩张，但同时也因为力量分散削弱了中国民族卷烟工业的整体竞争力。
虽然政府在1983年试图通过建立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加强对全国烟草工业的集中控制，但整个20世纪80年代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都无法减少计划外的烟草生产规模，到了1987年已经因为大量小型工厂生产过多的廉价卷烟分走了大型国营卷烟厂的原材料而开始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地步。
这一问题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谋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变得必须被解决。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大量跨国烟草公司势必会进入中国广阔的烟草市场，虽然当时的中国烟草工业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效应，但当时整个中国的烟草业年度收入和利润都不如菲利普·莫里斯一家烟草公司高，而国内的烟草品牌中没有一个能够在国内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当时国内烟草的领军品牌红塔山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也不过2%-3%，而万宝路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39%，世界范围内更是达到了61%，同时中国生产的卷烟大都是高焦油量的低端产品，在出口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整个民族烟草工业又该如何与英美烟草公司、日本烟草公司等一大堆外资跨国烟草公司正面竞争。
面临这种不利局面，中国烟草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基础性结构改革，只为提高整个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国家烟草专卖局通过鼓励中国烟草总公司的省级公司展开合作，将相对薄弱的烟草生产省份的烟草工厂关闭（这也与笔者记忆中儿时种植烤烟随后却快速消亡的记忆吻合），相对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则允许通过兼并和收购的方式来壮大实力，只为创造整体竞争力更强的国家烟草企业。
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改革，到了2006年，云南玉溪红塔山集团达到占有国内市场6.4%的份额，同期的上海烟草集团也达到了5.8%的市场份额，于此同时生产过滤嘴卷烟焦油含量也在逐步减少，慢慢达到国际标准以有利于出口。
到2008年中国烟草的出口额增长了22%，上海烟草集团将自己的金鹿牌卷烟推销到了台湾和菲律宾，玉溪红塔山将产品销售到香港和澳门地区，甚至将触角伸到东南亚、欧洲、非洲、澳大利亚和美洲烟草市场，同时在老挝和中国合资开办的老挝-中国财富烟草公司中占有61%的股份。
与之相对应的是，虽然国家烟草专卖局致力于发展高端国产烟草品牌，也取得了极大的成绩，但因为中国烟草市场过于庞大，到了2007年，低价卷烟仍然占有中国市场的86%（毕竟穷人永远是社会的大多数），同时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的视线之外，据估计中国市场流通烟草产品中有1000亿支左右是走私烟或者伪造品，也就是假烟。
面对中国超13亿人口和3.5亿烟民的超大市场，跨国烟草公司一边垂涎的直流口水一边又无可奈克。直到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外国烟草公司才开始有机会进入中国，并通过与中国工厂组成合资公司生产著名的国际品牌卷烟，和中国的其他行业一样，改革开放之初外企进入中国市场往往是因为中国市场需要他们的资金或技术，并在合资办厂的过程中逐渐吃透相应的生产技术转为己用，但对于一些高尖端的核心技术西方企业严防死守，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进入中国的跨国烟草公司生产的一些品牌香烟如555牌受到国人的欢迎，其他一些如万宝路、骆驼、希尔顿等等虽然消费人群较少，但却也享有极高的声誉度。
尽管外国卷烟在进入中国市场后销量一路不断提升，但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严格把控下（不把控后果会很严重），所占的市场份额仍然很小，从2004年的1%上升到2008年的1.6%，但因为此时的中国烟草市场过于巨大，即使占有这少量的市场份额，也足以吸引外国烟草公司积极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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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吸烟有害健康如今已经成为了所有人的共识，烟盒包装上也都明明白白的提醒吸烟者这一点，但在烟草一开始传入中国的明清时期却完全不同，这一时期的烟草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性人们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相反烟草往往被认为对某些疾病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而其中烟草与明清时期的“温补”医学流派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虽然早在1752年生前嗜烟如命的邗江吟社诗人厉鹗去世后，他的医生就认为他的肺部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并且明确指出和厉鹗常年吸食烟草具有莫大的关联，更有“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张介宾在经过自己大量的行医经历后指出烟草有毒，主张只能适度吸食，但同时仍旧认为烟草是一种温性物质，有助于增强人体阳气。
现在人的烟草消费量已经远远不是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消费量可比，对应的由此引发的烟草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也不断扩大。
有数据显示吸烟要对中国全部死亡男性的14%和女性的3%负责，2002年不仅直接吸烟的烟民导致了近100万中国人死亡，还有10万中国人由于长期的二手烟危害而失去生命。
2005年中国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随后通过媒体及各种措施积极宣传吸烟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同时提高烟草产品征税力度。这些措施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吸烟率有所下降，但面对中国数亿烟民的规模，这种下降显得非常有限，以至于有控烟人士就指责国家烟草专卖局及其下属公司没有严格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的控烟框架条约，认为中国对控烟活动的组织并不卖力。
中国烟草行业的经济规模大到了什么规模？中国烟草总公司总经理张建民在2019年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上公布了一组数据，2018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11556亿元，同比增长3.69%；上缴国家财政总额10000.8亿元，同比增长3.37%；实现工业增加值7877亿元，同比增长4.88%，全年实现烟农种烟总收入550亿元，户均种烟收入5.4万元，帮助4.1万户贫困烟农实现脱贫。
很多人对工商税利总额与上缴国家财政的金额11556亿元和10000.8亿元没有什么概念，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对比一下。2018年全国税收收入156401亿元；全国人民上缴的个税才13872亿元；2018年国防支出11069.51亿元人民币。
我们熟知的BAT三大互联网巨头2017年税前总利润分别是212.83亿元、796.11亿元和882.15亿元；2017年四大行的利润总额中国银行2229.03亿元、农业银行2394.78亿元、建设银行2997.87亿元、工商银行3646.41亿元；而大众熟知的中国平安2017年利润总额为1347.4亿元；中石油和中石化2018年的利润分别是525.91亿元和630.89亿元；
烟草行业一家的工商利税就接近全国13亿人上交的个税总额、超过当年的国防支出预算、相当于14个阿里巴巴的利润总和，而四大行的利润总额加起来仍然不如烟草一家工商利税高，这还没有计算实现烟农种烟总收入550亿元，户均种烟收入5.4万元，帮助4.1万户贫困烟农实现脱贫，以及烟草加工产业链上的附属产业及就业人员，都是极其庞大的经济体量。
现在的每一个卷烟产品包装上都会注明“吸烟有害健康”，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知道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一句“但有益于国家”。
吸烟引起的系统性疾病导致每年有越来越多的人因其丧失生命，但这其中更多的其实是老年人，一个成年烟民在他的整个青壮年时期吸烟并不会对自身的劳动生产能力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反而因为消费烟草在为国家烟草行业贡献收入，等到年老之后该到国家发放养老金负责养老的时候，却反而因为常年吸烟导致身体健康急剧下降，逝世之后国家养老金系统也就免除了这一部分的养老金支出，加上烟草产业产生的庞大经济市场，确实是”吸烟有害健康，但有益于国家“了。
也因此，与其抱着一腔愤懑抨击国家控烟不力，不如为自己身体健康着想少抽烟就好。
国家烟草专卖局2020年3月1日表示，2019年烟草行业工商利税总额12056亿元，上交国家财政总额11770亿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国家和地方财政增收、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中国烟草史》[美]班凯乐著皇甫秋实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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