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苏联解体；苏共；俄罗斯；党建
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残酷的法西斯战争、长期的冷战、政治孤立、经济封锁、文化渗透和军事竞赛等等，都没能撼动它。然而二十年前，一场由自己的执政党发动的“改革”在短短两三年内便摧毁了它。苏联的剧变堪称20世纪的“历史之谜”，吸引着无数专家学者探寻究竟，各种文字的著述已浩如烟海，各种各样的解释也令人眼花缭乱。不去说久远的年代发生的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同近代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辛亥革命等重大事变一样，苏联剧变必将成为永恒的历史研究课题，永远不会有最终结论。这里只能谈谈事变二十年后我作为一个中国的观察者和研究者的看法。
一、正确对待苏联解体与中国的关系
苏联解体，归根结底是苏联人的事。它深深牵动中国人的心，主要是中苏历史渊源很深和社会主义事业上的密切联系所致。中国人关心并研究它，主要是为吸取教训，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作为“局外人”，我们应超然洒脱，利用“旁观者清”的智慧，从容地进行研究。
（一）中国关心苏联改革，但不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十月革命以来，中国与苏联之间就发生了密切联系。孙中山提出过“以俄为师”；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建设时，因缺乏经验而学苏联，尊之为“老大哥”，还以“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口号来鼓舞自己。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也很争气，不仅援建中国156个项目，还在核武器的发展方面追上了美国，并在1957年第一个将人造卫星送上了天，超过了美国，大长社会主义志气。
后来中苏交恶，苏联在我北方边境陈兵百万，我不得不视苏联为主要威胁。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根据国内外形势调整了战略，苏联也表达了改善苏中关系的愿望并采取了实际步骤。这样，到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与邓小平会谈，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双方又互称“同志”，互认对方为“社会主义”。
中苏两国都搞改革，本可以相互借鉴，彼此促进。但是，中国的改革与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性质和做法上截然不同，二者的分野很快显露。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思维”，特别是提出了非常过分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口号，实行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脱离了“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目标，改革变成了对社会主义“改向”。改革性质不同，结果必然不同。随后，苏联形势越来越乱，无序失控，局势急剧变化。苏联改革的每一步都牵动着中国人的心。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怎么办？不同于50年代，此时中苏两党两国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不干涉内部事务。这是基本原则。在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特别是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之后，中国有人提出要公开批判，就像60年代初的“大论战”那样。这种意见认为，中共的“九评”是正确的，苏联就要红旗落地了，就要被“九评”言中了。中央没有理睬这种不冷静的意见。邓小平1990年3月在同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特别是后面“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这一句，显然是对上述意见的明确答复。
苏联改革怎么搞，这是苏联党和人民的事。1980年5月邓小平在总结国际共运意识形态争论的经验教训时说：“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2]所以，当苏联改革出现了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中国仍然坚持这一方针。
（二）面对苏联解体的冲击，中国稳如泰山并开创新局面
短短两年多，这个能与美国争霸的世界一流大国迅速崩塌，这对中国人思想上的冲击非常大。冲击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对“和平演变”危险性的估计加重了。有人提出应转向着重抓“阶级斗争”以应对西方的“和平演变”。如果这种思想占主导，那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必然受到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方针就坚持不下去了。二是对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某些措施产生怀疑，特别是对市场经济、三资企业提出了疑问，姓“资”姓“社”的争论又活跃起来。这关系到中国究竟应怎么办，向什么方向走？走回头路，还是继续往前闯？
在苏联解体不满一个月的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开始了他的“南方巡视”。他当时就是怀着这些担心上路的。苏联解体后，国内担心改革开放会滑向资本主义的思想情绪在增长。有人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焦点集中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一些人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直接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因此，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中心是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告诫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的这些谈话显然是以传统的苏联模式为靶子的。真正看透社会主义在苏东各国失败的根本原因的是邓小平。
在谈话中，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市场经济论”、“三个有利于”判断是非的“标准论”等一系列基本理论，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等。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引下，采取了加快改革开放的措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苏联崩溃了，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柳暗花明；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大挫折的严峻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蒸蒸日上，显示出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三）中国研究苏联解体，重在吸取教训，办好自己的事
我们对苏联及今天俄罗斯发生的事情应超然一些，不必将其与“中国的利害”联系得太紧，感情色彩太浓，更不能因为对中国的影响而“添油加醋”。从近年来的情况看，在对苏联发生的事情上，我们有时分寸把握得不够恰当。譬如不久前俄罗斯公布关于“卡廷事件”的绝密文件，其中包括斯大林亲自批准处决大批波兰人的文件后，我们国内有人认为这些文件“纯属伪造”，出面为斯大林辩护。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历史问题让历史学家去研究考证好了，真相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必要去为斯大林辩护呢？1956年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之后，有人担心会出现反共高潮，对社会主义不利，对中国不利。毛泽东当时就说，“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丧考妣”[3]。现在中国还是有这样一些人，一批斯大林他们就心痛，好像是批了中国，骂了中国。这是什么逻辑嘛！
对俄罗斯出现的“怀旧热”，要具体分析。有人怀念斯大林时期的“强国、公正、秩序”，对现在俄罗斯沦为二三流国家有失落感；有人怀念“大锅饭”、“铁饭碗”的稳定生活，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弱势的中老年人，自然觉得以前的物质保障和单位福利是值得怀念的。但这只是一部分人的想法，就整个社会多数人而言，能否说出现了怀念“斯大林时代”的情绪，愿意回头去过从前那种生活呢？恐怕不能这么认为。
二、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作为苏联解体的局外人，中国人无“过来人”的深切感受，却不乏“旁观者清”的优势。我们应利用这一点加强研究，吸取教训，把中国的事办好。为深入研究，我认为要紧的是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一）坚持“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
重大历史事变必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4]。像苏联解体这么重大而复杂的事变，必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对苏联解体的研究应从整体上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尽量避免瞎子摸象。
人们不否认苏联解体原因的多重性，甚至可举出十几种、几十种原因，诸如“戈氏葬送说”、“和平演变说”、“民族矛盾说”、“体制僵化说”、“党内危机说”、“腐败层自我政变说”、“群众抛弃说”、“背叛马列说”、“僵化教条说”、“历史合力说”等等。从“合力论”的观点看，上述每一“说”都可能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它们不是相互排斥的。
坚持“合力论”当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应区分主次。就“外因”、“内因”而言，内因为主，苏联是自毁长城。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内因当中，也应区分主次。现在这方面的分歧不小。我认为，执政党自身的问题，体制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执政党出问题，是全局性、致命性的。党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苏联解体的进程表明，直接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将“改革”变成“改向”，使苏共陷入了全面而深刻的危机，丧失了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最终遭民众抛弃。这样的党没法不亡。汲取苏共教训，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
制度体制问题也是全局性、根本性的。按邓小平的说法，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从苏共和苏联历史看，74年间领导人换了好几茬，新的领导人也有意解决前人的问题，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这说明执政党本身的问题归根到底也要从体制和制度上去找原因，而且执政党的问题本身也是整个体制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只强调党的问题而否定体制问题的根本性。
（二）一切从事实出发，坚持论从史出
对苏联解体的研究政治性很强，但它首先是“史论”而不是“政论”，不能脱离历史事实去空发议论，更不能按自己“立场、观点”的需要对事实进行裁剪。
有论者强调要站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这当然不错。但站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与站在尊重历史事实、追求真理的科学立场上，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一致的。
（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以往的历史结论是否站得住，一是要根据事实说话，二是要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随着新的档案材料的被发掘，随着实践的检验和认识的深化，原来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可能需要补充修正，不能死守着某些结论不放。从这一方法论出发，我认为有这样几个老问题需要再检讨。
——关于苏共二十大。“九评”认为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提出了“三和”（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路线，苏共是从此“变修”的，中苏关系也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恶化的。但是根据新公布的历史档案材料，这些说法和结论，看来应当重新认识和评价。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的《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一文根据俄国最近披露的档案文献，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观点。
中共八大的文件及《人民日报》社论也都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并非像后来中苏论战时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持反对和否定态度”。1956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就苏共二十大发表的《社论》，对赫鲁晓夫的工作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个文件“以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总结了苏联的历史性成就，“规划了苏联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同时也指明了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方向”。毛泽东在中共八大致开幕词时讲到：苏共二十大“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并断言苏共的工作“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的政治报告评价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而且对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指出，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对个人神化严重恶果的揭露。总之，直到1956年9月召开八大，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问题总体上看还是给予高度评价的。
苏共二十大路线与中共的主张没有根本分歧，为什么后来发展到严重分裂呢？沈志华教授认为：“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无疑是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其结果必然导致紧随苏联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中共固然不如苏共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但就领袖魅力而言，赫鲁晓夫则完全不能同毛泽东相比。至少在中共眼中，斯大林倒下了，站起来的应该是毛泽东！从历史过程来看，导致中苏同盟最终破裂的种子大概埋藏在这里。”
我对沈志华所作的原因分析有保留。中苏分裂的更重要的原因是苏联大国大党沙文主义与中华民族自尊心之间的尖锐矛盾。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在中国搞长波电台、建联合舰队，想控制中国；1959年因对美政策上的分歧赫鲁晓夫攻击中国“公鸡好斗”；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偏袒印度等，都严重损害恶化了中苏关系。中国对内对外政策上从1957年之后的“左”倾偏向的发展，也是重要因素。
——斯大林问题。自2003年斯大林逝世50周年以来的几年间，俄罗斯学界和媒体涌现出一股“斯大林热”，这既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反弹，也是俄罗斯现实形势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俄罗斯要回归“社会主义”，更不是要回归斯大林那种“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反对对斯大林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在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我们就不赞成，现在也无须随着俄罗斯的斯大林“重评热”而凑热闹。
苏共对斯大林的批评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在这一过程中苏共是有错误的。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领导苏共批判个人迷信，平反大批冤假错案，完全必要和正确。但赫鲁晓夫勇敢有余，谨慎不足，毛泽东说他既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这个评价全面而恰当。现在有人只讲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不承认对斯大林个人迷信错误的批判在大方向上的正确性，这是片面的，有害的。
如何对待党和国家的历史，如何对待领袖人物，关系社会稳定、国家前途和事业成败。斯大林领导苏联长达29年，在这极不平凡的岁月里，国家初创没有经验，残酷的反法西斯战争，帝国主义长期封锁和国内敌对力量的破坏，总之，在内外环境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斯大林领导的国家生存下来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功不可没。对待这样一位历史人物，苏共和赫鲁晓夫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太过轻率。在这一问题上，他们的重大失误在于没有就斯大林的功过是非进行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并以正式的党的历史决议的形式统一全党和公众的思想认识。
苏共和赫鲁晓夫另一重要错误和教训，就是对斯大林错误的事实、原因、根源等，没有实事求是地进行必要的“切割”，哪些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哪些是党和社会主义体制和制度上的问题，一锅粥搅在一起，很容易被反对派利用来彻底否定苏共，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斯大林问题是苏联—俄罗斯人的历史包袱。历史上斯大林搞“大清洗”，怨恨祸及几代人，成为不断发酵的种子，也成为敌人经常利用的口实。苏共无法回避这些历史错误，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处理好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较之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对待历史问题的错误更大。戈尔巴乔夫鼓吹“批评无禁区”、“不留历史空白点”。在这些口号鼓励下，对苏联和苏共历史进行揭露和批判汇成了颠覆苏联制度的强大舆论洪流，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与实践被描绘得漆黑一团，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这对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被否定起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之后，也出现过一股否定毛泽东的思潮，现在还没有绝迹，近年来在学术界还有发展。从政治上说，中国不能让否定毛泽东的势力得逞，否则党无宁日，国无宁日。邓小平远见卓识，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避免重蹈苏联在斯大林问题上的覆辙。这是值得庆幸的，我们感谢邓小平这个掌舵人。
我们反对对斯大林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但也应客观、超脱地与斯大林“切割”。现在中国出现了另一种极端倾向，即容不得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揭露和批评。必须重视这种不正常的倾向。中国与苏联和斯大林有历史联系，但不像东欧国家，中国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我们为什么要自觉不自觉地与斯大林“捆绑”到一起呢？我们没必要像毛泽东当年批评过的那样，“一批斯大林就如丧考妣”。中国从来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倒是长期存在着对斯大林的错误及其危害认识和估计不足的问题。这种偏向发展下去，会直接影响到对苏联解体的认识深度，也直接妨碍共产党人全面地吸取历史教训，这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不利的。
对斯大林的评价涉及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中国的政治体制要同西方模式划清界限，我们不搞多党制那一套。同时，我们也应同斯大林模式划清界线。西方有人将中国列入“斯大林主义”国家，我们国内有的学者不仅不进行澄清工作，反而以肯定的态度认为中国在政治体制上仍是“斯大林模式的沿袭”。
赫鲁晓夫的错误和问题很多，但他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目标，没有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在改革问题上，与其说他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他未摆脱传统的斯大林体制。赫鲁晓夫是想“改革”，而不是要“修正”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应继续沿用“九评”的立场和观点，将其视为“修正主义头子”和苏共“蜕化变质的源头”。
——如何看待“九评”。苏共二十大问题、斯大林问题、赫鲁晓夫问题，是中苏大论战的主要内容，因此，对这些问题的评析，自然要涉及对“九评”的总体看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大论战”和“九评”进行了总结反思，提出了明确的新认识。邓小平认为，“大论战”包括了两个不同性质的方面，一个是在党和国家关系上反对“老子党”和“指挥棒”的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问题。在前一问题上，我们是“反对得对了的”；在后一问题上，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今后不能再搞了。邓小平只肯定了我们反对苏共“老子党”和“指挥棒”的正确性，而对意识形态的争论，其态度是基本否定的。
1989年5月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又表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并且说，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11]。此外，胡耀邦（时任中央秘书长）在1979年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也提出：“过去我们说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我们那个时候研究得不成熟，提出的理由不充分。这个说法必须重新考虑。我们必须把苏联统治集团奉行的政策同它的社会制度区别开来。不然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和理论方面就站不住脚。”
学术界和理论界，至今仍有论者从“九评”的“反修”立场出发去思考和看待问题。1991年苏东剧变，国内有人说这“被‘九评’言中了”。其实，“九评”的立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九评”对苏联和南斯拉夫为搞活经济所采取的措施进行了全面批判，甚至把企业要注重利润，向国外学习管理经验，向国外贷款和取得援助，企业间竞争，允许私人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存在等等，统统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拒绝对社会主义进行任何改革开放。照“九评”的路线和观点去做，苏联解体的悲剧不仅不可能避免，而且还会否定我们党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九评”在整体上不应该继续被肯定。
三、苏联解体原因分析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学界众说纷纭，然而已明显地形成了两大派，一派强调“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的蜕化变质”，另一派则强调“根本原因在僵化的体制，在于斯大林模式”。我认为，双方所论及的问题，即党的问题和体制问题，都是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它们的关系密不可分，没必要将其对立起来。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根本性”问题未必只有一个，不同角度和层面有不同的“根本性”问题。这就是说，“根本原因”具有相对性，不宜将其绝对化。如能真正坚持“合力论”，真正承认苏联解体是“多重因素”，真正从整体上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现在的许多分歧是完全可以通过平心静气的讨论和交流取得一致的。
（一）体制问题虽具“根本性”，但用“深层根源”的概念更好
现在双方都将自己强调的问题称之为“根本原因”，而否定对方所强调的问题是“根本原因”。这种做法其实并无必要。何谓“根本原因”，内涵并不明确；究竟哪种原因是“根本原因”，也很难说得清楚。
双方都引证邓小平。一派说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12]。另一派说邓小平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体制和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3]。要全面完整地领会邓小平的思想，应当说，执政党问题和体制、制度问题都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前面讲过，执政党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和制度问题的组成部分。
体制和制度上的问题虽然具有根本性、全局性，但它好比慢性病，一般不会突然致人丧命，因此将其称为“深层根源”更合适。世界上有体制问题的国家很多，但它们不一定都发生剧变。古巴和朝鲜的体制“很传统”，但它们没有发生苏联那样的事。苏联体制上的问题很多很严重，但如果没有其他条件和原因，“解体”这样的事情不一定在当时以那样的形式发生。上世纪末国内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宫达菲主编的《苏联剧变新探》，另一本是汪道涵题写书名的《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这两本书都强调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剧变的“深层根源”。我认为，“深层根源”这一概念不同于“根本原因”的提法，在涵义上不易产生歧义，不会让人误解为“直接原因”。苏联解体是苏联国内各种力量在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催生下，借助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推动而酿成的悲剧。解体的直接原因虽多，但最主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将改革变成“改向”及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得手。
将体制和制度方面的“深层根源”与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区别开来，不等于说它纯属“历史因素”，而在解体的实际过程中没发挥过“现实作用”。当时局势那么严重，与旧体制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分不开的。苏联解体首先源于信念的动摇和崩溃，而长期扭曲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这种体制造成经济发展滞缓，人民长期过紧日子，使百姓羡慕西方的繁荣，动摇了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迷信“改制”回归资本主义就可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这是被反社会主义势力利用的重要心理因素。因此，决不能否认体制和制度上的问题是关系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
还需要指出，“体制问题”不仅是苏联解体的深层根源，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中心问题。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是向苏联学的，我们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去苏联化”，是搞“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全面突破和彻底超越了斯大林模式，这是中国成功的秘诀，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
（二）执政党问题具有“致命性”，但具体提法值得商榷
有论者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执政党”，“问题出在党内”。这很正确，符合历史事实。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党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
以苏联解体这一悲剧为教材，在我们党内开展教育很有意义，但首先应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把历史真相搞清楚，做到“论从史出”。目前在强调执政党问题重要性的论者中，有些观点和提法与历史事实出入较大。所谓“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苏共的蜕化变质”的观点，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
苏共存在着部分或局部的“蜕化变质”问题，但主要的还是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苏共在不同时期有“左”有右，但总体看还是“左”的教条主义长期起作用。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前已述及，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苏共的指导思想长期急于求成，脱离实际，超越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即使苏共领导层有过一些改革举措，在指导思想上仍然是“左”的东西占主导地位。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口号，看上去很右，但实际上是苏共超越发展阶段搞“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左”的指导思想的产物。很快就要超过美国建成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了，还能不是“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所以，“两全”口号是“左”而不是右。
（三）拒绝“邪路”和“老路”，要走“新路”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4]这句话指明了社会主义面临着三条路——邪路、老路和新路。苏联不坚持社会主义，走了邪路，结果亡党亡国了；想坚持社会主义，却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继续坚持走僵化体制的老路，那也是一条死路；只有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才是社会主义繁荣昌盛的新路。
苏共由长期的“左”发展到戈尔巴乔夫后期的右，这种右其实也是“左”的产物，是长期“左”倾路线的反弹。苏共就是这样在“左”和右两个极端之间打摆子，最后亡党亡国。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到“左”的教训和危害时真是痛心疾首呀！我们现在谈到汲取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时，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强调“坚持”，也必须强调“发展”。我们不应忘记邓小平尖锐指出过的另一种途径的“亡党亡国”，那就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5]
四、苏共党建失误的教训
（一）苏联直接毁于苏共的变质和危机
“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这是当过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博尔金在回忆录《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的看法。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伊·雷日科夫在《改革：背叛的历史》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说：“我认为改革被出卖了。是我们出卖的。是设想改革的人、开始改革的人、实施和埋葬了改革的那些人出卖的。我不把自己摈除于这个过程。不过幸运的是，我没有得到机会参与下葬（注：他在苏联解体前因心脏病住院了）。”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回忆录中也承认：苏联“制度本身还具有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是可能的”。这等于承认，如果不是因为他将改革变成“改向”，今天苏联还依然存在。
二、党内特权腐败积重难返，脱离人民群众。党的领导人丧失威信，成为民众攻击、嘲弄、唾弃的对象。剧变期间，学者搞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只占7％，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对这样的党，在关键时刻，人民群众是不会为它分忧的。
三、党的组织涣散、派系林立，丧失了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即放弃了民主和集中的有机结合，而是将民主和集中割裂开来。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是极端民主化，党内派系林立，联邦化倾向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个人独断专行更加厉害。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承认，“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戈尔巴乔夫没有忘记表白他是将权力“置于民主的监督之下”的，实际情况证明这是撒谎。雷日科夫回忆，“党的二十八大以后，我感觉不到政治局的存在”，许多重大问题都是戈氏个人决定。苏共党内民主早已被戈尔巴乔夫破坏殆尽。
这样的党不仅无法领导群众前进，甚至连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也没有了。1964年苏共还有能力解决赫鲁晓夫搞一言堂的问题，以“逼宫”方式逼他下台，20年后，到了戈尔巴乔夫手上，苏共就再也没有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了。正如瓦·博尔金在回忆录中讲到苏共中央全会的印象时所描述的：“在全会会议大厅中坐着的是过去伟大时代的一些影子，他们是否感到党和国家的崩溃已近在眼前？我想，大多数人是感觉到了。但是，在现任总书记领导下，他们已无力改变任何东西了，很多人在等待他们时代的结束。”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下令解散苏共中央委员会，宣布停止各级党组织的活动，广大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毫无反应，完全麻木。苏共的危机如此严重，岂能不亡！
苏共是这个国家的中枢，它自己先瘫痪了，国家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苏共消亡没过四个月，苏联克里姆林宫的红旗就黯然落地。
（二）苏共的蜕变是个长期而复杂、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有论者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这种将赫鲁晓夫及以后几任苏共领导“一锅煮”的简单含糊的说法，至少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苏共的蜕变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为界标，似乎此前苏共都是正确的，没有蜕变的问题，而此后苏共就突然蜕变了。这种说法是否合适？二是苏共的问题是否仅仅是“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即“右”的问题？苏共是否存在思想僵化和“左”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问题？
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缺乏党内民主，盛行个人专断，长期实行领袖终身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不惜通过“大清洗”的手段来确立和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在1937、1938年“大清洗”中，联共（布）党中央的139名委员中，89人被逮捕，几乎全部被枪决。在党的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在“大清洗”期间消失。据苏联官方提供的数字，在“大清洗”高潮的1937—1938年间，314万多人被逮捕，按反革命等罪被判刑的共有134万多人，68万多人被枪毙，其中属于政治迫害的至少有250万人[16]。由此不难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在1980年强调要吸取苏联的教训，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因此强调中国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并说：“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7]。应当说，与列宁时期不同，苏共的性质在斯大林时期已发生变化了。
前面我们讨论过苏共长期存在的“左”的脱离实际、超越发展阶段的教条主义的问题，以及在不触动斯大林模式的前提下进行的小打小闹的改革，这里不再重复。即使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的“改革”中，思想僵化仍显而易见。1986年苏联通过的《个体劳动法》，允许手工业、服务业从事个体经营，这算是戈尔巴乔夫的一种“改革”，但仍强调“不许经商、雇工、搞非劳动收入”；还规定农民贩卖农产品须持有集体农庄的生产证明，在市场上销售他人生产的产品可被认为犯有“投机倒把”罪。直到1988年苏联理论界还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和实质并不是商品生产”，并批判“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是右的“资产阶级理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上，仍主张单一公有制，只容许少量非国有的或私有的经济存在。这种教条主义和严重僵化的体制，束缚生产的发展，是苏联革命胜利七十多年仍未解决百姓的吃穿问题，人民长期过紧日子的重要原因。百姓将西方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与莫斯科排队抢购的情景加以对比，怎能不对社会主义信念产生动摇？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还不如说是教条主义太盛，思想太僵化，没能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苏共在总的指导思想上看近了共产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和僵化了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苏共的主要问题与其说是右的修正主义，不如说是思想僵化和“左”的教条主义。
（三）苏共“整体质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后期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前三年里，还没有脱离“完善社会主义”的目标。1986年2月他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中仍指出，苏共是“政治先锋队”，各级党委是“政治领导机关”，并明确提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使苏联社会继续向共产主义迈进，依然是党的基本方针”。在谈到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时，他仍坚持了共产党的原则立场。他说：“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的分歧是深刻的，经验和成就也不相同，不可等而视之。但是，不带偏见地彼此了解对方的立场和观点……是有好处的。”
两年后，即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次会议决定将“改革的主阵地”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要把“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职能严格分开”。从此，党的地位开始迅速变化，从过去的“以党代政、党包揽一切”这个极端，走到了“放弃党对国家和社会领导”的另一个极端。特别是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承认多党制，同意修改宪法第六条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之后，苏共丧失了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整个局势就急转直下了。
1990年是苏联改革加速“转向”和苏共加速“质变”的一年。1990年1月苏共党内开始出现有组织的反对派——“民主纲领派”，他们主张根本改变苏共的性质。2月4日莫斯科发生20万人大游行，要求将多党制写进宪法，取消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在次日开始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在党内党外双重压力下，会议很快就全盘接受了民主派游行中提出的各项政治要求。紧随这次全会，3月召开的苏联第三次非常人代会通过了废除苏共领导地位的决议，苏共不再是国家事务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了。
1991年8月19日苏共党内试图维护苏联联盟体制、避免苏联解体的一批政治骨干发动了“8·19”政变，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八人组成了“紧急状态委员会”，企图取代戈尔巴乔夫使国家摆脱危机，但这一被称之为“在悬崖边上挽救苏联的最后尝试”，只进行了三天就失败了。
五、变人之过失为我之财富
普京在2000年2月竞选俄罗斯总统时曾说，“谁不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回到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2004年普京谈到苏联解体时表示，“我深深地相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在解体过程中，“大多数公民一无所获”，而当时存在的问题“本可以在一个国家框架内在新的基础上加以解决”；2005年，普京在发表国情咨文时又强调，“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灾难”。这些话集中反映了当代多数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的心声。以往的主流倾向是对“8·19事件”持谴责立场的，视其为“反民主的政变”；现在，多数人反对并憎恨造成苏联解体的那些人，转而同情和支持企图阻止苏联解体而发动“8·19事件”的人。由于这一事变当时没能取得成功，现在的人们是“庆祝”还是应“惋惜”它的失败呢？心情是非常矛盾和复杂的。因此，每年“8·19事件”之际，变得越来越冷清了。从普京的话和俄罗斯民众的普遍情绪中，我们可以领悟俄罗斯今后的发展轨迹，中国的改革发展也能从中受到启迪。
俄罗斯民意离西方渐行渐远。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8]苏东剧变，历史经历了曲折，人民经受了锻炼，社会终将会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不可能再回到“斯大林模式”去了。但这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俄罗斯就此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而选择了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不要在“斯大林模式”与“社会主义”之间划等号，似乎只要是抛弃了“斯大林模式”就等于抛弃了“社会主义”。看来，俄罗斯人现在越来越多地主张走俄罗斯的“特殊道路”。
据俄罗斯一个学术机构——列瓦达中心做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六年当中，不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俄罗斯人显著增多。在2001年3月的民调中，对于“您希望俄罗斯成为怎样的国家”一题，人数最多的受访者（34％）回答说“像西方那样”，拥有市场经济、私人财产、民主制度等，只有27％的受访者希望俄罗斯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在2007年的调查中，赞同“特殊的俄罗斯之路”的人占74％。一位受访者的话反映了这部分人的心声：“俄罗斯有必要为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而趋之若骛吗？为何要拼命挤进那个总是躲避和害怕我们的家庭呢？”
调查还显示，“在打击犯罪、恐怖主义，防御生态灾难领域”，42％的人把西方国家看作俄罗斯的伙伴；46％的人视西方为“俄罗斯的敌人，总想借俄罗斯解决自身问题，然后适时损害俄罗斯的利益”。
列瓦达中心负责人列夫·古德科夫表示，俄罗斯人对“特殊道路”的青睐，首先是“俄罗斯日益增长的民族孤立主义的证明”，“同时还体现出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在获得外界认同方面的受挫感以及自卑情结”。他认为，“人们希望重现苏联昔日在世界上的辉煌”。此外，还可以发现某种规律：对西方的高度好感与某种距离感、排斥感并存。古德科夫说：现在“主张走‘特殊道路’的俄罗斯人通常并不清楚这条路是什么样子”。
作为这一事件的“局外人”，我们要认真地体会作为“过来人”的俄罗斯人的“肺腑之言”，从中吸取教训，获得启迪。
——牢记列宁遗训：搞社会主义必须要有“政治前提”。戈尔巴乔夫搞“改革”时常重复列宁的一句话：“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这句话是在1923年写的《论合作社》一文中说的。列宁说欧文那些旧日的合作社工作者，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而梦想通过发展合作社来改造社会，实现社会主义，这只是“幻想”。但在十月革命后，在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的情况下，列宁说：“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只有上述一点‘小小的’例外）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19]显然，戈尔巴乔夫是在断章取义。列宁是在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这一“政治前提”下讲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改变了，搞社会主义必须要有“政治前提”、必须要有“苏维埃政权”，这一点列宁没有丝毫改变过。人人都知道列宁把社会主义定义为“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里，列宁是以“苏维埃政权”为前提的。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强调，不要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为什么？因为“政权在我们手里”，“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20]。可见，邓小平也是很重视“政权在我们手里”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的。
戈尔巴乔夫忽视了这一“政治前提”，在改革中七改八改把政权给改丢了，结果社会主义的一切都谈不上了。这一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党必须掌握改革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决不能造成社会无序、政局失控；执政党一定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中国在邓小平思想指导下，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始终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统一关系，始终不让局势失控，始终让改革的主动权、领导权掌握在党的手里，这是改革成功的极其重要的经验。《环球人物》2006年第5期报道，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接受记者专访时强调：“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时，戈尔巴乔夫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了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说，他所谈的一切“都是肺腑之言，是多年来对往事的严肃思考”。如果戈尔巴乔夫真是这么认识的，说明他真是“有所反思和长进了”。
——经济没搞好，人民长期过紧日子会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这是西方“和平演变”能够得手的重要经济根源。苏联解体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经济因素带有基础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是我们从苏联解体中应当吸取的极重要的教训之一。
有论者偏于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民族和社会领域找问题或原因，而对经济基础方面的问题重视不够，甚至对解体的“深层根源在经济上”的说法持否定态度。譬如有人诘问：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和古巴的经济不比苏联东欧国家好，但却没有发生苏联东欧那样的事，怎能用经济原因来解释苏东剧变呢？这显然是混淆了剧变的“深层根源”与“直接原因”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不在经济上，而在于“改革”方向出了问题，但不能因此就否定经济问题是“深层根源”，朝鲜古巴经济不抓好迟早也会成为政治问题。
——要重视并处理好西方“西化分化”社会主义的图谋。西方的图谋在苏联得逞了，它们的下一个目标主要是中国，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现在中国形势比较好，是真正发展起来了，但是发展起来之后又有发展了的问题，国际环境并非都是顺利和有利的。小平同志晚年在反思中国发展道路时曾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小平同志这番话是就中国国内情况讲的。现在看，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情况何尝不是如此。近年的事态表明，中国的发展招来了别人的嫉妒、担心、算计，给中国带来了不少牵扯、压力和麻烦。现在西方对中国收起了“崩溃论”，却又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责任论”和“傲慢论”。这说明，中国发展了，国际环境却变得更复杂了。在国际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中国还面对台独、藏独、疆独势力，谁也不能保证我国不会成为第二个苏联，要真是到了那一步，悔之晚矣。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往前走，但改革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削弱国家政权。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一步一步地来。中国要继续深化改革，必须加大反腐败的力度，着力解决贫富差距拉大和分配不公等各种问题，要解决的问题是很多的。接受苏联解体的教训，一个重要原则是，“中国不能乱”，“中国不能再折腾”，这是中国大多数百姓的心声。
面对西方的“西化分化”，中国既不能放松警惕，也要采取开放态度，重视吸取人类先进的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成果。西方不会放弃对中国“西化分化”、“和平演变”，但我们不必草木皆兵。搞不搞“和平演变”在他们，然而变不变则在我们，在我们内部。只要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得好，内部搞得好，他们奈何不了我们。
面对西方的“西化分化”，我们应有争夺话语权的气魄。马克思恩格斯曾批判过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性，但并没有否定这些观念本身，我们应把这些旗帜拿在自己手里，不要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社会主义如果将自由、民主、人权、博爱、人道、公平、公正、和平、和谐、幸福等人类普遍追求的价值理念统统否定了，那只会将社会主义搞得面目可憎，不得人心。社会主义者必须承认和接受人类普遍追求的这类价值理念，并赋予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而不应绝对笼统地反对一切“普世价值”。在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大量的共同问题，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追求是不能否定的，面对西方与我们的思想文化斗争，靠否定“普世价值”解决不了问题。
从本质上看，所谓西方对中国的“和平演变”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软实力”的竞争问题。美国在历史上曾抵挡不过苏联“共产主义”渗透，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曾令美国惊恐过，花了很大力气来对付。上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大发展，但也引出众多社会问题，如大规模的黑人民权运动，反对越战运动和青年造反活动等；青年人还搞起反主流文化活动，一些人搞恐怖活动，号召进行城市游击战。当时美国的日子也不好过，经过70年代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美国后来逐渐转危为安，转而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发动攻势。到了80年代末，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思想攻势大大加强，他们常挥舞“两把刀子”，即“人权”和“民主”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和平演变”攻势，并且取得了使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的“大胜利”。
社会主义与西方国家在“和平演变”问题上的较量，本质上是国家软实力的竞争问题。什么是“软实力”？按约瑟夫·奈的观点，任何国家都需要两种国力，即“硬国力”（硬实力）和“软国力”（软实力）。国家的军事实力是硬实力，“软实力是通过劝说和魅力而非通过威胁或军事力量来影响别国的能力”，“它主要包括文化影响、外交合作、经济互利以及在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等价值观方面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
学者们认为，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当一国软实力全部丧失时，无论一国的硬实力有多大，其综合实力都等于零。苏联解体就是一个经典例子。1991年底，苏联军事力量仍可与美国媲美，经济实力也大于多数发达国家，然而由于其政府的内外动员能力全部丧失，因此国家解体，苏联不复存在。可见，国家生存、国家发展以及国家崛起都离不开软实力的支撑。当一国软实力丧失或被严重削弱时，无论多么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挽救不了这个国家衰败的命运。
关于如何从苏联解体中吸取反“和平演变”的经验问题，我的看法是必须转变角度，必须从国家软实力竞争的角度去综合考虑问题。中国要对付西方的“西化分化”和“和平演变”，单纯抓人权、民主这类意识形态问题是不够的，采用笼统地否定一切“普世价值”的“左”的态度和斗争方式，更是荒唐无力的。关键还是要在发展国家硬实力的同时，大力增强自己的“软实力”，包括“文化力量”和“人文力量”，即增强中国的吸引力，改善中国的形象，增大我们的国际话语权，光靠与西方硬顶，解决不了问题。
作者简介：肖枫，曾任中联部研究室副主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际问题学科组成员，现为中联部调研咨询组成员、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社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顾问（北京100000）。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
[3]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5]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8页。
[6]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40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8]《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7、401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
[10]《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4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381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16]参见陈之骅等《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248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9页。
[1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355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8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3页。
[25]《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