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祺：英文有关中国教育史研究概述（下）
五、书院、教育思想与学生运动
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严格言之，战后写作有关中国书院的书到目前为止，还是屈指可数。这可能是因为书院所代表的儒学价值在解放以后的中国不再受重视，用中文和日文出版的书也不多，[1]因此连带影响了英文学界的兴趣。
写书院而成书的首推JohnMeskill的《明代书院——历史论文》[2]。这本书集中研究了七个明代的书院。这些书院分布全国，正好让我们对明代书院的发展有一个比较持平的看法。我们过去对书院的印象都是从江南地区的政治活动着眼，但是Meskill从书院的起源（名称起自唐代），简述其发展的历史，对中国传统的书院观提出一些挑战。另外Meskill也重视书院的藏书，这是过去中国学者所不太注意的。[3]
Meskill之后，专研究书院又后起无人。[4]但是书院是地方史上面的重要课题，因为书院对地方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所以凡是写明清地方史的人，大多不会不接触地方书院的发展。
如上所述，地方史的研究，现在才开始起步，但是虽然如此，我们期望不久之后，它的方法论一定会影响书院的研究，而地方书院的发展对地方文化乃至于经济的影响的情况，我们一定会有以前未有的认识。但是要真正了解书院的组织，及其结构上的特质，那么就仍然必须把书院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不能只把它放在地方史的脉络作附带的探讨。在这方面，目前的确还有相当的不足，必须尽快填补。
关于教育思想，当然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很多，过去三十年中，研究宋元明思想史的，特别是所谓的“道学”的学者，[5]人数很多，成果十分辉煌。近年以来，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异军突起，出了不少佳作。但是这些作品中与教育有关的还是凤毛麟角。现在就从古代思想史的研究简单谈起。
这几年出版的书中，我认为MarkEdwardsLewis所写的《古代中国的文字与权威》可能对教育史的研究最有帮助。这本书讨论的是文字的经典式权威，以及它的形成。[6]这是相当具有后现代性格的一种新论述。用作者的话说：“这本书要探讨的是古代中国如何使用文字来胁迫老百姓的同意和服从。”他论及的各种文书包括占卜、政府文书、通灵祭祀的文字以及思想的文本，说话的记录乃至于纪传、注疏、会要等等文字。它们扮演了宣示政府意志的工具，也因此带有经典式的性格，可以作为统治的工具。严格言之，这本书类似一本中国书写文字的历史，但不是单纯的图书馆学或图书的历史。[7]它要利用对中国书写文字的各种范畴的分析，来了解它们的性质，并从而说明它们在政治上所带有的权威以及控制的性格。所谓“经典”也者，并不以儒家经典为规范，而是指它们崇高而具影响力的性质。这本书对教育史的研究容或有些帮助，但它的关心实在也还是相当间接。
ChristopherL．Connery所写的《文本的帝国——秦汉时期的书写与权威》则集中讨论中国秦汉时代经典意识的形成过程。其手法也相当的后现代。[8]书中有长篇讨论“士”的生活和教育。其他有关古代思想史的书都比较专门，不涉教育。[9]
宋代思想史是其次值得介绍的。应从包弼德（PeterBol）的《斯文》一书及田浩（HoytTillman）所写两本有关宋代“道学”的书讲起。前者讲的是唐宋之际的知识或学风的转型，由重视“文”转到重视“道”，其中提到一些宋代的考试制度对教育及思想潮流的影响。[10]后者都集中介绍宋代“道学”的兴起及朱熹的思想，[11]这两本书对教育的教材或考试的内容也有所涉猎，因此有一定的用处。但是严格言之，这几本书毕竟也都不能算是教育思想史。[12]
就元代言之，狄百瑞（Win．TheodoredeBary）和陈学林(HokLainChan）所编的《元代思想》一书，[13]包括了一些与宋明儒学有关的文字，对了解元代的教育有一定的贡献。另外，狄百瑞所著的《道学与心学》一书，[14]讨论正统道学的形成，并提出所谓的“心学”实际上与道学是不可分割的这一个新的看法。这本书有一大部分谈及真德秀和许衡。这就与教育有相当的关系。本书并论及德川时代的儒学。
明代的阳明思想，特别是像李贽等后学所承续发展的，对明末的教育有一定的影响，可以说明末书院的会讲（而不只是讲学）制度，在在受到像何心隐、王艮或黄绾的影响。狄氏的其他作品，特别是《明代儒学的开展》[16]，集中讨论阳明学派，以及明遗民的思想。[17]
研究明代思想家的其他学者的著作近二十年来也有一些。但是除了上面我已经提到的有关民间或通俗教育的书以外（如吕坤），大多与教育无关，因此不在这里列举。[18]
至于艾尔曼所写的两本有关清初考证学问的书，[19]因为论及这些学问与江浙文人家族组织的关系，也论及他们对地方文风与文化特质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与教育思想也有些相当的关系。艾氏一直对教育及科举有兴趣（上面已经提到，下面将会再讨论他最近的新书），因此这两本书堪称是与明清教育有关的比较重要的著作。
六、儒家经典的外史与内史
这里用“外史”和“内史”的观念，借用的是科学史的说法。“外史”指的是外在的历史条件，而“内史”指的是内在思路的发展和继承的痕迹。中国经学的研究是一门十分复杂、繁琐的学问。它的发展当然有外在的历史背景和影响，例如上述的《文本的帝国》，它就是一本从外在的历史背景，参考后现代理论的观念来讨论“文字的权威”（相对于政治的权威）形成的历史的一本书。儒家的经典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太大了，因此任何有关中国经典的编撰以及著述传统的研究，治教育史的学者都必须注意。过去因为治经学史（更遑论经学传统）十分困难，因此英语世界这方面的出版品几乎是绝无仅有。直到近年来才在这方面有了一些突破。EdwardSchaughnessy所著的《孔子以前——中国经典的创立》是一本十分难得的书。[23]它的特点就是在于用最近出土的材料，以及西方学者们不囿于中国传统的习惯和方法论的自由，而提出许多对中国经书上的难题的新解释。但是它能际合新旧的说法，因此有不少精彩的见解。不过这本书没有系统讨论中国经典传统的形成过程。从教育史的眼光言之，这本书虽然是西方第一本能深入中国经典注疏传统的著作，但是没有教育思想史上的意义。
把儒家的五经的成立做了初步研究的人是戴梅可（MichaelNylan）。她的《所谓“儒学”五经》把儒家的经典的影响历史从古代一直讨论到当代。[24]著者的目的不在于把儒家经典的形成过程作考证式的研究，而是在提出这些经典形成时候的社会背景，以及它们所吸取的各种影响。因此作者的书名把“儒学”两个字括号起来（所以我把它翻成“所谓的五经”），来表现它们的历史性格。这本书对研究中国老百姓或国民的性格养成应当有一定的贡献。MichaelNylan曾把扬雄的《太玄经》译成英文，是一个扎实的学者。对儒家《五经》的研究，这算是近代以来第一本专著，观点和研究方法都与19世纪的理雅各有很大的不同，[25]反映了现代学术的手法。
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仍然是未开发的处女地。但是如上所述，戴梅可已经初步把《五经》的历史作一个交待。但是对《五经正义》的研究，那么就必须提到DavidMcMullen所写关于《五经正义》编撰及成书的历史，[26]这本书与教育史关系最为密切。McMullen重视政府对学术发展的影响。严格言之，他这样的切入点已经陈旧，完全和近十多年来重视地方文化的发展扯不上关系。但是一如上所说，由于当前学界过分重视地方社会，有很多学者也因此感到必须重新厘定国家或中央政府的角色。由此言之，McMullen这本书又显得不是那么陈腐了。
宋代之后《四书》兴起，DanielK.Gardner在他所写的有关《大学》的书中作了简单的介绍，可以参考，[27]但是由于这本书主要是介绍《大学》，因此对所谓的《四书》形成史，只是点到为止。总之，中国经学的历史，繁复难懂，要写出一本它的发展史，戛戛乎其难矣。因此，我认为MichaelLoewe所编的有关先秦典籍的解题书最为实用。[28]西方学者希望了解中国重要的儒家经籍，那么在英文著作当中，此书允为第一方便之参考著作。
七、其他有关传统中国科举及教育的综合研究
以上从广义的定义来讨论传统中国的科举与教育。似乎英语世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五花八门，而没有主旨。其实仅三十年来，专门有关教育史的著作也不是没有。我早年写的有关宋代教育史的著作，上面已经提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发展。首先是狄百瑞（Win．TheodoredeBary）和贾志扬合编的《道学教育，第一阶段》。这本论文集出版于1989年。狄百瑞的兴趣主要在道学思想。这本书的内容反映了狄百瑞对韦伯影响下的现代化理论（特别是由派森斯[TalcottParsons]所带领的哈佛学派，派森斯是翻译韦伯的哈佛社会学家），以及该理论支配下的中国研究的思想的不满。严格言之，哈佛学派（有如费正清以及他最重要的弟子MaryC．Wright）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到了70年代已经开始式微。但是由于其式微，一直是孤军奋斗的狄百瑞遂得以短暂地独领了一时的风骚。今天，哈佛仍然是中国研究的重镇，但是已经不再是韦伯的属地了，而它的思想史的研究也一直无法真正地蔚然成风。
简单地说，狄百瑞对宋代教育的关心，乃是来自一种让文字自己讲话的素朴信仰。他认为宋代的教育对其后中国的教育传统有深远的影响。他希望让专门研究宋代历史的学者表述他们所了解的宋代教育的各种措施和思想。这样便可以达到历史的真相。当然，这样的单纯（却也很深刻）信念，会受到一般史家的轻视，不过，狄百瑞并不为忤，相信中国历史的特点不必假手西方的理论。他所关心的范围从正统的官学到私人书院，到妇女、识字、儿童教育，乃至于宗教（佛教）、法律以及各种榜文或宣告政府政令（劝谕）的文字。他所采用的定义显然十分的广，反映了当代西方的中国史家对这样的课题所采用的观点和方法论，但是狄百瑞并不一定认为自己只是反映了当前史学的发展。狄氏对日本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当重视，也给予适当的尊重，比起其他学者，这一点可以肯定。就结论言之，狄百瑞完全规避了所谓中国为什么不能现代化这类的老问题。他认为我们完全不能、也不应该想要来评价宋代教育的成绩，只能说传统中国的教育成就固然辉煌，但还是未能达到朱熹所立下的理想。
1999年，艾尔曼更出版了一本专论明清考试制度的书。[30]这本厚书长达九百多页。他的范围广及科举对政治、社会及心理的影响，当然，作者也注意到政治、社会乃至于学术的趋势对科举所产生的作用。作者不仅详列科举的内容，讨论它们对思想史或甚至于科学观念的影响，企图证明考试制度对学术的发展有正面的影响。艾尔曼更主张八股制艺实际上对中国人的逻辑思考有帮助，因此不应认为它是中国文化衰落的原因。总之，这本书多有翻案之论，而且更把科举研究的范围作了相当广阔的新定义。这当然会影响后来的学者们的研究方向。
我于2000年出版的《中国传统教育通史》列举了中国教育的六大特点：
（一）儒家经典的发展及影响是中国教育的中心课题。
（二）科举或考试的目的与传统治术（经营好的政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性。
（三）学习本身应该是一个可以享受的、“自得”的经验。
（四）科举考试的教学方法使得分年（层）学习的教学方法难以发展成型。
（五）对道德人格的养成的过分强调影响了明清以后的教育实践。
（六）中国教育的思想源流是多方面的，不能以儒家作为单一的或甚至于是最具支配性的源头。
我的书分成七章：
（一）引言：讨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中心课题：（1）个人、社会与受教育的人（学以为己；教育的社会目的；通才、经典学者与君子；道学家对人的看法：道德人、豪杰与殉道者；传统中国教育的衰落）。（2）文化的一致性与其反面（保守主义；互为主体性与相互间的影响；名教“儒家正统”）。（3）本书的主要议论（即上述的六大特点）。
（二）制度史：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谈官学的制度，第二部分讨论科举制度的演变。
（三）教育的思想史：本部分最长，目的是希望对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些重要的观念提出他们的思想源流，并扩大一般对教育思想史只专门讨论个别思想家思想的做法。本章中对佛教以及道教的讨论与一般教育史的写法有相当的不同，不仅篇幅比较多，也强调它们对中国教育传统的影响。本书也以较大的篇幅介绍元明之后的三教以及一般平民教育的思想观念。
（四）历代的课程以及学以自得：第一部分讨论历代的课程，包括考试制度下的课程，以及道学兴起后的新的课程观点。本章的第二部分讨论读书的快乐，以及历代公私藏书的制度及旨趣。
（五）识字教育、家庭教育与技术教育。这一章并论及妇女教育。
（六）学生与学生运动：讨论历代官学学生的入学规定、资格以及生活情形。本章并讨论汉代及宋代的学生运动。
以上简单介绍了我所写的传统中国教育通史。它算是近五十年来第一本比较全面的著作。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英文世界对中国通史的解释方向和研究的成果。[32]
八、对近、现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附论）
《家训》一文主张中国人（特别是明清时代的中国人）重视礼教（ritual），而为了维护礼教的久远，因此写出许多家训。这些家训和宋元以来受“道学”影响的新宗族组织有相当大的关系。家训的内容因此反映了维系这种宗族组织的需要。由于这种宗族比过去以宗法为原则的家族主旨更为严密，而组成的分子也大很多，因此如何维系族人的和睦就变得十分重要。家训内容常常强调这样的道德教训。可以说近世中国的家训所提倡的德性和规矩都围绕在如何治家这个核心上面。但是作者也指出许多人的生活并不一定合乎儒家家训的规范，反映了清代以降的世俗化的趋势。
对家训的研究方才伊始，因此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本书所介绍的几本书来看，我们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晚清以至当代中国教育的看法已经渐渐从现代化理论的樊篱走出来，而希望能从中国文化传统内在的动力和需求来了解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意义和动力。这一点是当前西方研究中国学问的基调，虽然不能说已经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的确是在挑战西方过去以西方近代化成果来衡量其他（特别是中国）文明的做法。这是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我们很难说清楚，不过这是潮流之所趋，因此值得加以注意。
例如SallyBorthwick所写的《中国教育与社会变迁——近代的开始》一书，[37]出版于1983年。这本书一个重要的论点是虽然晚清的中国不得不接受新式的教育，但是绝大部分的学校仍然继续传授传统学问。因此她认为这一段时期的新式教育的发展不能不仍是建筑在能赓续原有的教育价值上面。当然，在这样的过程里，教育改革不是容易的事情。通读Borthwick的书，可以感到当时推动新式教育的困难。总的来说，Borthwick认为在困境中新旧交融，艰辛地沿着新途径前进，这是不得不经历的历史现实，但也因此中国的教育就有了它自己的新面貌了。
P.J．Bailey所写有关晚清普通教育（指社会教育及通俗教育两者）的书，[38]其论点就与Borthwick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Bailey希望从普通教育入手，来看中国如何在20世纪初年，特别是在科举制度废了之后，摸索教育改革的途径的历程。Bailey也指出中国思想家继续努力在反思中国的教育传统，对这个传统有重大的发明。Bailey这本书和上面Borthwick的书的确都比从前的作品更强调传统中国教育思想和体制在改革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认为正面的或负面的都有，虽然负面的部分较少提到。这透露出从现代化思想解放出来的讯号。
民国时期的教育，从蔡元培的传记，到五四运动以及其他的学生运动，到蒋介石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从杜威在中国的经历，到上海的教会学校，到中国留日学生的历史，作品也是很多，这里不能多讲。本书所收的一篇有关民国时代的教育的书是叶文心所写的《疏离的学院：1919年至1937年民国时期的文化与政治》。我想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描绘民国时期大学生如何在中西两个不同的学术传统里探索个人和社会的生命的意义，以及他们在憧憬国家的未来时所遭逢的种种不愉快的经验。这本书俨然是民国时代的教育及学术史，描绘当时多方面相互拉扯、牵制的现象，讨论由此导致的充满紧张矛盾的情形。本来多元化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现代社会建设的标的和理想，但是在民国时代的中国，多元的紧张性只造成不可克服的、内在与外在的种种矛盾，以致无法共存。连学生也都经常被逼作出不需要的选择。哀哉。
共产党兴起的过程中，教育和社会建设的工作吸引许多学者的注意。这是因为它们所带有的民粹色彩十分浓厚，大胆批判传统中国（特别是儒家）的教育价值和理想。国共内战期间，共区的教育也受到很大的重视，著作不少。可惜本书未能多加介绍。[39]本书所收入有关当代中国教育的两本书都与近、现代中国的大学教育，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学改革有关。两书的作者都是许美德（RuthHayhoe）。[40]基本上，Hayhoe的解释采用的仍然是现代化理论，但却能对传统中国教育（特别是书院）的优点做相当程度的肯定。虽然她崇信的是自由主义的教育理想，但是她认为社会主义式的大学教育其实也替中国打开了一定的途径。至于近2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她相当肯定，并对未来的发展显得非常乐观。
九、结论
近四五十年来的英语（特别是美国）学界对中国传统教育的研究虽然不能说蓬勃，对制度史的研究更是有式微的现象，但是如果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看教育，那么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其实可以说打开了许多新的视野。这是因为英语世界的中国史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了长足的进步，所以这些新的方法和研究的角度也就影响了人们对教育经验的想象。这些想象都在支配我们如何看待和了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
从这个角度言之，我们甚至于可以说由宋元以来宗教伦理开展的商人精神，虽然强调的是勤勉的美德，却和这种世俗化了的，或功利化了的道德伦理合流，强化生活空间的规律性、严肃性和压迫性。这是传统中国教育最后阶段的情况。
相同地，就方法的视野言之，近三十年来的研究也有重要的突破，这就是对家族所扮演的角色的重新认识。家族史是经济及社会史的课题，但是家族在地方小区的文化事业和发展上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如果要了解一个地方的文风和科举的表现，那就不能不对中国（特别是宋元以后）家族组织和理想有一定的了解。这方面的研究现在已经蔚为大观，并因此引起许多学者开始注意地方文化的特色以及发展的过程。这些发展都一定会触及中国考试制度的作用，因此与教育有一定的关联。
也因此，我们可以了解许多人对传统中国妇女地位和角色有了一些比较同情和了解的看法；也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八股文其实并不是那么坏，不应该拿来当作是中国“衰落”的原因。何况中国是不是“衰落”都成了可以辩论的问题。也因此，对中国教育经验的历史研究，至少找到了利用相同的材料来写出不同结论的平台。比较持平的说法或许因此会逐渐地浮现，而过去一些以西方为标准的看法也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虽然，至少我认为，中国教育史的本身和它的研究仍然必须严肃地面对近代理性主义及其所创造的开放、多元世界观的挑战。这种世界观必须永远作为东方世界追求稳定和和谐理想的我师和伴侣。
最后，当然，美国方面的研究仍然有他们的偏好，与东亚地区的关心未必完全相同。例如他们对“学礼”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对家礼的研究，虽然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43]但是也只限于零星的作品。相同地，对学规的研究也没有什么成就。我虽然在所著的EducationinTraditionalChina,aHistory书中对宋代以来的学规有初步的介绍（对各样学礼也略有涉及），但总的来说，这方面的研究仍付之阙如，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注释：
[1]邓洪波写有《中国书院研究综述》，刊于高明士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台北：台湾大学，2005）。
[2]JohnMeskill，AcademiesinMingChina:AHistoricalEssay(Tucson：TheUniversityofArizonaPress,1982).Meskill后来又写了一本书，题为PoliticsintheMingExaminations，没有正式出版。
[3]早年班书阁写有《书院藏书考》一文，发表于《北京图书馆馆刊》5卷3期（1931）。参看上举邓洪波的论文《中国书院研究综述》。邓氏指出这个课题要到80年代以后才重新被注意。
[4]1999年LindaWalton出版了一本《南宋书院与社会》（AcademiesandSocietyinSungChina）。
[6]MarkEdwardsLewis，WritingandAuthorityinEarlyChina（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9）．
[7]最近第一本关于中国图书馆学及图书分类的英文著作已经出版：SharonChienLiu，LibrariesandLibrarianshipinChina(Hamden,CT.：Greenwood，1998）。
[8]TheEmpireoftheText,(Lanham:Rowman&Littlefield,1998).
[9]兹举数本为例：MichaelJ.Puett,TheAmbivalenceofCreation,DebatesConcerningInnovationandArtificeinEarly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1);DavidSchaberg,APatternedPast,FormandThoughtinEarlyChineseHistoriography(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AsianCenter,2001).另外RogerAmes和RobertHall合写了几本书，都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允为比较思想史或比较哲学的重要著作，但是它们对教育思想的研究，没有直接的用途。再者，最近出版的《剑桥中国上古史》(MichaelLoewe&EdwardL.Shaughnessy,ed.,CambridgeHistoryofAncientChina,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其引得部分也没有“教育”（education）、“选举——科举”（examinations）或“学校”（schools）的项目。
[10]“ThisCultureofOurs”,IntellectualTransitionsinT’angandSung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2).
[11]HoytC.Tillman,UtilitarianConfucianism:Ch’enLiang’sChallengetoChuHis(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CouncilonEastAsianStudies，1982）；ConfucianDiscourseandChuHis’sAscendancy（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92）．按，田浩另外写有中文的《朱熹的思维世界》（台北：允晨，1996），是后书的中文版。
[12]唐代思想史的研究，近年来十分沉寂。最近出版的书我留意到的有CharlesHartman，HanYuandtheT’angSearchforUnit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这本书由于是讲韩愈的，因此当然与教育思想有一定的关系。至于陈弱水（Jo-shutChen）的LiuTsung-yuanandIntellectualChangeinT’angChina,pp.773－819（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讲的是柳宗元，对中唐思想的分野有相当的贡献，但并没有特别谈到他的教育思想。实际上，柳宗元对读书的进程有相当新的看法。请参看我的EducationinTraditionalChina，pp.375－376。ArthurWaley早年所写论白居易的书及论诗的著作，虽谈及唐代的考试制度及公券的习俗，但与教育的关系其实甚少。至于另一本讨论白居易任拾遗的书（EugenFerfel，PoChg-IasaCensor［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65］），亦略及考试制度，但亦无关宏旨。另外，早年RobertdesRotours曾把《新唐书》选举制翻成法文，现在仍有参考的价值。但这不是论思想的书。
[13]YuanThought,ChineseThoughtandReligionundertheMongol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2).
[14]Neo-ConfucianOrthodoxyandtheLearningoftheMind-and-Heart(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1).
[15]SelfandSocietyinMingThought(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0).
[16]TheUnfoldingofNeo-Confucianism(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1975).
[17]杜维明(Wei-mingTu)和秦家懿(JuliaChing)也各写有关于王阳明的书，但和教育思想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18]例如IreneBloom,KnowledgePainfullyAcquired,theK’un-chihChiofLoCh’in-shu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WillardPeterson,BitterGuard,FangI-chiliandtheImpetusforIntellectualChange(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79)。前者讨论罗钦顺，后者讨论方以智。
[19]BenjaminA.Elman,FromPhilosophytoPhilology,IntellectualandSocialAspectsofChangeinLateImperialChina(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CouncilonEastAsianStudies,1984);Classicism,Politics,andKinship,theCh’ang-chouSchoolofNewTextConfucianisminLateImperial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0).
[20]RafedeCrespigny,“PoliticalProtestinImperialChina:TheGreatProscriptionofLaterHan,”inPapersonFarEasternHistory,no.11(1975),3－15;“PoliticsandPhilosophyundertheGovernmentofEmperorHan,pp.159－168,AD.,”inT’oungPao,vol.56(1976),pp.41－83.ChristopherL.Cotmery在他的《文本的帝国》一书中也略微讨论汉代的学生运动；见TheEmpireoftheText,PP.86－92.
[21]ArtandPoliticalExpressionsinEarlyChina(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91).
[22]RichardL.Davis,WindAgainsttheMountain(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CouncilonEastAsianStudies,1996).
[23]BeforeConfucius:StudiesintheCreationoftheChineseClassics(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1997).
[24]MichaelNylan,TheFiveConfucianClassics(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2001).
[25]JamesLegge,TheChineseClassicsin5volumes(HongKong:UniversityofHongKongPress,1965reprint).
[26]DavidMcMullen,StateandScholarshipinTangChin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
[27]DanielK.Gardner,ChuHsiandtheTa-hsueh:Neo-ConfucianReflectionontheConfucianCanon(Cambridge:HarvardCouncilonEastAsianStudies,1986).
[28]MichaelLoewe,EarlyChineseTexts:ABibliographicalGuide(Berkeley:TheSocietyofEarlyChinaandtheInstituteofEastAsianStudies,UniversityofCalifornia,1993).
[29]BenjaminElman&AlexanderWoodside,ed.:EducationandSocietyinLateImperialChina，1600－1900（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我写有书评，登于ChinaReviewInternational（UniversityofHawaii），vol．4（1995），pp．93－99．
[30]BenjaminElman，ACulturalHistoryofCivilExaminationsinLateImperial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9）．本人写有书评《中国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及解释：从艾尔曼（BenjaminElman）对明清考试制度的研究谈起》，《台大历史学报》，32期（2003），pp.237－267。
[31]参看我的EducationinTraditionalChina，aHistory，pp．574－580。我在该处论及学生的法律地位，引用唐代太学生攻击大学教官的记载。事实上，日人多贺秋五郎在20世纪50年代写《唐代教育史の研究》（东京：不昧堂，1953）时便已经征引相同《列传》的史料（见《新唐书》卷130；《旧唐书》185下）。这就反映了他在开阔材料的视野上所做的努力。但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大陆的教育史作品就看不到有人这么做。
[32]读者可以参看下面两篇书评：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vol.62,pp.419－426及ChinaReviewInternational,vol.9,no.2(2002),pp.478－481.
[33]Kwang-chingLiu,OrthodoxyinLateImperial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0).
[34]AlexanderWoodside写了“State,Scholars,andOrthodoxy,theCh’ingAcademies,1736－l839”一文，谈的是清代中叶的书院。他认为书院在当时扮演的角色是作为传统儒家思想的重镇，帮助维护所谓的道德正统。
[35]R.DavidArkush,“OrthodoxyandHeterodoxyinTwentieth-CenturyChinesePeasantProverbs,”inpp.311－335.
[36]CharlotteFurth,“ThePatriarch’sLegacy,HouseholdInstructionsandtheTransmissionofOrthodoxValues,”inpp.187－207.
[37]EducationandSocialChangeinChina:theBeginningsoftheModernEra(Stanford,CA.:HooverInstitutionPress,1983).我写有本书的述评。登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学报》，11卷1期（1984），PP．107－108。我当时对这本书的研究背景还不是很清楚，所以这篇书评写得并不是很满意。
[38]ReformthePeople:ChangingAttitudestowardsPopularEducationinEarlyTwentieth-CenturyChina(Edinburgh: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90).
[40]China’sUniversities,1895－1995.aCenturyofCulturalConflict(NewYork:Garland,1996);China’sUniversitiesandtheOpenDoor(Armonk,NY:M.E.Shame,1989).
[41]MaryC.Wright所写的TheLastStandofChineseConservatism(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2)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42]晚到1997年由TheodoreHuters,R.BinWong,andPaulineYu所编的Culture&StateinChineseHistory,Conventions,Accommodations,andCritiques(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仍在讨论国家及其在中国传统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但是，当然，这本书已经不再被现代化的理论所牢笼，而大量引用后现代的说辞及说法了。
[43]PatriciaB.Ebrey写有有关朱熹家礼的研究，并将之翻译成英文：ConfucianismandFamilyRitualsinImperialChina,aSocialHistoryofWritingaboutRituals以及ChuHis’sFamilyRituals.两书皆由PrincetonUniversityPress于1991年出版。我写有书评，登于JournalofAsianStudies,vol.52,no.3(1993),pp.708－710。
作者单位：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历史系
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七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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