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决议》的关键是如何评价毛主席和“文革”
我想到：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他的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候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中，他两下两上，曾与妻子卓琳和年过七十的继母南迁至江西囚禁劳动，一走就是四年；子女们四处分离、无家可归又不得相见；儿子邓朴方在“文革”肆虐中摔成重伤，导致残疾。这一切，对于一位为中国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领袖，能说公平
吗？绝对不能！况且，一些时候，毛泽东主席听信人言，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小平身上。如今，事过境迁，他不去理会非常时期留下的那些痛苦，不去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宽广豁达的心胸，从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身先士卒，公平公正地对待毛泽东以及毛泽东的错误，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作出榜样。这种高尚的品德和情操之为，绝非常人可以做到。
在窗外的我，听着首长这一席掏心窝子的话，既感动又荣幸。我想：“能在这样一位胸怀宽广、高尚而伟大的领袖身边工作，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即使自己在‘文革’中受到了牵连，比起首长的境遇，又算得了什么？”
邓小平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给全中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如果说“如何评价和对待毛泽东”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个案，而在以后的日子里，在对待众多老同志和诸多问题的态度上，邓小平一如既往地展示了他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方法。这里，不妨再说一件事情，就是在对待胡耀邦的问题上，小平的态度让人心悦诚服。
我记得：那是1986年，资产阶级“自由化”首先在上海萌动。当时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认为，胡耀邦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活动在思想上重视不够，措施不力。因而，在如何评价和对待胡耀邦的问题上，领导层进行了讨论。
胡耀邦离任后休假三个月。回到北京后，胡
小平说：“好啊！”
随后，约好了日子，小平和胡耀邦等人在人民大会堂高兴地打了一场桥牌。
从此以后，他们在大会堂一起打牌的机会就多了起来。
从这件事进一步说明：邓小平对任何人犯任何错误，从来都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看待和解决问题，从不掺杂个人私心和恩怨。
（四）关键时刻接受采访
《决议》起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的时候，小平同志决定，接受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
法拉奇是一位世界有名的意大利女记者。1930年6月，她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从1946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曾经担任意大利《时代》杂志记者。从1950年起，任意大利《欧洲人》周刊
特派记者。她先后采访了各国政府和政党的著名人物30多人，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两次获圣文森特新闻奖，以及其他多种奖励。
在世界各地的关键时刻，总有法拉奇的身影。她也是让许多世界风云人物最头疼的记者。无论是在越战炽热、中东危机时，还是在西德与东德暗中交易、西班牙风云突变时，法拉奇都可以胜人一筹地获得关键人物的第一手资料。她的采访几乎百战百胜，采访对象似乎是身不由己地跟着她的路子走。就连足智多谋、被誉为“超人”的基辛格也没抵得住她的诱惑而吐露真情。事后，基辛格追悔莫及，直呼“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最愚蠢的事情”。
这一年，法拉奇决定会一会传说中的东方“小个子伟人”邓小平。她选中了《决议》起草工作最忙碌的1980年。这个时期，正是我国“文革”结束以后百废待兴的时候。
邓小平决定在这个时候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有深远考虑的。
事先，小平同志已经知道法拉奇独具的采访风格，她提问尖锐、言辞锋利，只要能挖出东西，她不考虑对方的面子。然而，了解邓小平的人也都知道，小平同志向来不怵以智慧交锋、用犀利周旋的场面。
采访共有两次，8月21日和23日。
1980年8月21日上午，小平同志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厅。还没进入会议厅，数十名记者已经在厅内里外三层地摆好了阵式。小平来到法拉奇面前，简单客套后，双方就座。
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都知道首长的右耳朵背，听力差，所以接见客人时，小平都会坐到客人左面的沙发上。而这次，小平同志与客人的座位几乎是面对面，但是首长的左耳仍旧离法拉奇稍微近点，听得会清楚些。事先，我把带来的香烟放在中间的茶几上。
现场采访用的录相设备早已就绪，除了数十人呼吸的声音外，再无干扰。
法拉奇打破沉寂的第一个问题竟然如此单刀直入。她面向小平，连眼都不眨一下地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问题很直白，法拉奇最先想知道中国将如何对待开国领袖毛泽东。
邓小平接得很快，随口答道：“永远要保留下去！”
接着，小平语气平和地继续说：“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