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国末期由荀子创立的群学，是百家争鸣的硕果，是中国社会学名副其实的“开端”。不论从客观还是主观方面来看，群学的创立条件都是得天独厚的。群学具有内涵丰富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这既是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确凿根据，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学走向崛起的宝贵历史资源。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而言，群学基本概念和命题提供了直接可用的珍贵资源，作为群学精义的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奠定了贯通古今的思想基础，群学元典的形成提供了中西社会学会通的宝贵启示。荀子群学适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难得历史机遇，必能在当代中国社会学崛起过程中大放异彩。
关键词：群学概念体系；群学命题体；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魏厚宾（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我们重新书写中国社会学史的首要目的，是证明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达到了这个目的，才可能讨论清楚荀子群学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的意义。为此，就必须对一百多年来，所谓社会学对中国来说只是“舶来品”“中国本无社会学”的旧说予以辩驳。其实，早在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初，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刘师培等前辈就明确认为荀子群学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社会学，英国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也指出“中国早在战国末期已由荀子创立了（社会学）这个学科”。可惜在民国时期不认可中国有自己本土社会学的观点，这在学术界已被视为“定论”。以这种所谓“定论”作为先入之见，就只能承认中国古代只有“社会思想”没有社会学，反而对我们证明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感到难以理解。
那么，有些人到底为什么难以接受荀子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这一论断呢？原因可能很多。在过去，主要是文化自信问题，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国人的文化自信丧失殆尽，觉得欧洲那么先进，到1838年才产生社会学这个学科，中国凭什么早在战国末期就能创立这个学科？在今天，则主要是认识问题——不了解群学的创立条件和具体内涵，就难免对战国末期中国就能创立自己的社会学觉得难以置信。
一、关于荀子群学创立条件之辨正
确认荀子群学为中国古典社会学，就可以让中国社会学得以直接接续和依靠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学术传统，从而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奠定雄厚的学科历史基础。为此，就有必要在荀子群学的创立条件上做出若干辨正。
1.荀子创立群学的客观条件是得天独厚的
群学的创立是战国末期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合群性在文明社会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表现，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发展高峰的学术硕果，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百家争鸣”的伟大结晶。只要我们知晓春秋战国社会剧变、中国特有的士阶层的崛起、世界历史上独有的长达几百年的百家争鸣，以及作为群学天赐圣地稷下学宫的盛况，就可以确知荀子创立群学的客观条件是无比优越的。对于这些条件，我们在《中国社会学史》第１卷中已经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这里不再重复。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些客观条件与群学创立的内在关联？
如果先入为主地接受世界上只有孔德在1838年创立了社会学这个定论，确认这种唯一性，那就会认为法国当时的社会条件是创立社会学的必备条件。孔德时代的法国初步进入了工业社会，于是就推论社会学只能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而荀子所处的时代还是农业社会，于是得出结论——农耕文明产生不了社会学。可是，社会学是以人们日常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这种学科的诞生条件主要依靠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的积累，并不像有些自然科学或技术学科那样需要特定的技术手段和产业基础，有什么可信的根据能够证明社会学只能诞生于工业社会，农业社会无论多么发达都不可能产生这个学科呢？即使欧洲确实是在工业社会才诞生了社会学，又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农业社会比欧洲早得多、复杂得多、昌盛得多，农业文明比欧洲灿烂得多的中国，就一定不能产生社会学这个学科？
所谓社会学只能诞生于工业社会，这个论断的背后是进化主义逻辑——社会历史是从简单到复杂、由落后到先进分阶段地直线演进的，因此，后出的一定比先前的更先进。粗看起来，进化主义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但细究起来，其简单化、直线性致使其解释力大大折损了，特别是在对文化艺术和学术等方面的解释上往往说不通。
众所周知，春秋时期的孔子被尊为“世界十大名人之首”。为什么获得如此殊荣的是孔子？其最大贡献就是开创了平民教育，他首创的“有教无类”，即教育不问出身，将当时只属于贵族的接受教育的权利扩大到了平民阶层。发展到战国时期，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士阶层——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阶层。而在同时期的古希腊，虽然有杰出的文化巨人，但他们多为贵族知识分子，并没有出现群体性平民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而中国的士阶层，早在春秋末年已经兴起为具有“职业阶级意义”的新知识阶级。这一大群“不稼穑，无恒产，而以做官或讲学为生活的知识分子，即所谓‘文学游说之士者’”，非常活跃，到战国初年，就形成日益纷繁的派别。中国的士阶层从规模到历史担当、到知识水准、到创新能力，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大多出自平民的士人具有极强烈的进取意识和开拓精神，不仅形成了“诸子百家”，还上演了长达几百年的“百家争鸣”，开创了学术史上被梁启超赞为“全盛中的全盛”的辉煌时代，“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正是诸子百家层出不穷的学术和学科创新为中国社会学的诞生准备了无与伦比的条件。
我们不必追问欧洲学者为什么认可从孔德发明“社会学”一词才有社会学，不需要纠缠产生一个学科的一般条件，因为产生一个学科的一般条件只是一种可能性。在世界各大文明之间可以交流以后，一个学科在某一文明中产生后，一般经过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会传播到另一文明中去；但在各大文明相互交流之前，某一学科在一种文明中出现得早一些，另一学科在另一文明中出现得早一些，却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所谓社会学产生需要有工业社会作为条件，只是在人们已经认可1838年孔德发明了社会学这一名称之后，随之对这个现象之所以发生做出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是后人附会到历史上去的。这只是说，社会学事实上在欧洲是什么条件下诞生了，没有人能够证明社会学只能在这些条件下产生而不可能在其他条件下产生。在逻辑上，不能用欧洲诞生社会学的事实，否定中国在战国时期产生群学的事实。只有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偏执中，才会坚持西方社会学的唯一性。而所谓从“产生条件”证明西方社会学的唯一性，只能是把一种特定的社会条件当作了必要条件，把一种特殊性当作了普遍性，这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可见，进化主义过于简单、粗糙和单线性，不能解释中西历史文化复杂的发展脉络，不能妥切地解释中西学术的异同。
2.荀子创立群学的主观条件是无与伦比的
就荀子本人而言，他凭什么就能比孔德早两千多年创立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群学？其实，只要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羁绊，具体了解战国末期中国学术达到的高度，这是不难理解的。
第一，荀子的学识极为渊博。清代学者汪中称赞“荀卿于诸经无不通”。据他考证，中华先秦典籍如《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毛诗》《鲁诗》《易经》和《周礼》等，是靠荀子才得以传承下来的，“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不仅如此，荀子还是墨子以后杰出的逻辑学家，是战国末期可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比肩的百科全书式人物。而荀子的一大特长，是善于做经验观察和实地调查，他不但了解战国末期的东方六国，还是儒家代表人物中唯一亲自到秦国做过调查研究的人。而他又擅长从具体经验中加以理论概括，这从《荀子》一书的具体论述中可以得到明证。
第二，从思想基础看，战国末期，诸子百家之学由大分化转入大综合阶段，学派早已开始相互融合。按照司马谈的说法，诸子百家主要是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到荀子所处的年代，这六家已在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相互包容。思想大融合，就是按一般规律，也应该出现非凡的成果。这在思想史、科学史上不乏例证。更何况战国末期的思想大融合其规模之大、层次之高，世所罕见。作为大融合硕果的群学，其概念和命题有长期的思想积累，如商代甲骨文已有“”字，西周已有“群分”思想，《诗经》将“”与“和”相联系，《周易》讲“类聚”“群分”，《尚书》讲中和，《左传》讲亲亲。孔、孟、墨、老、庄等思想巨星对“群”多有论述；齐国之管子、晏子及稷下诸子宋!、尹文、邹衍、田骈、慎到、环渊、淳于髡等，还有积极参与百家争鸣的申不害等各派学者，荀子直接批评过的就有6个学派、12个代表人物，可谓“满天星斗”。他们碰撞不出灿烂的智慧火花，那才是怪事；融合成绚丽的学术画卷，实在是太正常了。
第三，从学术氛围看，百家之学大融合的“熔炉”主要在稷下学宫。这是举世无双的高等学府，集天下英才逾千人，大师云集，学派林立，包含了“诸子百家”各个学派。学宫实行“不治而议”的方针，不任职而论国事，无官守亦无言责，自由辩论，思想开放。学者们聚集一堂，展开天人之辩、王霸之辩、礼法之辩、义利之辨、群己之辩、善恶之辩、古今之辩等旷世的学术大辩论，相互抨击、相互驳难，也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而荀子在稷下学宫作为“三为祭酒”（学宫主持人）“最为老师”，主持学术争鸣长达数十年，对各家各派学说谙熟于胸，他善于博采百家之精华，得以成为众所仰慕的“集大成者”。这样的学术创新条件是天赐良机，无论从本人条件和时代机遇来看，荀子创立群学绝非偶然。
群学由荀子创立，是百家争鸣的硕果，也是先秦中华文明第一个高峰的思想结晶，是中国历史的必然产物，当然是中华学子必须倍加呵护和世代传承的珍宝。我们没有必要拿群学与西方社会学比优劣，更没有必要拿荀子与孔德论短长。我们尊重西方人对世界学术所做的贡献，也尊重自己的祖先所做的贡献。我们所应该做的，是认真地思考、研究，实事求是地摆出证明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的根据和理由。
二、关于荀子群学学科性质之辨正
证明群学的学科性质，可以打破西方社会学一统天下的独尊地位，使得中国社会学获得与西方社会学平等对话、实现会通的学科基础。为此，就必须在群学的学科性质上做若干辨正。
1.关于群学的研究对象
学科之为学科的首要标志是要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因此，判断群学是不是社会学首先要看二者的研究对象是否相同。这个问题本来是简单明确的。因为中国古代没有“社会”这个词，用以指称社会的就是“群”，所以，对于通晓文言文的严复等学者而言，将“sociology”译为“群学”是理所当然的。严复在《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中专门指明“群”与“社会”“中西字义之冥合”。并且从学科含义上指出：“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
为了维护欧洲在学科发明权上的独占地位，只好大大缩小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硬说社会学只研究“‘发达的’或现代的社会”。即只把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把一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特性夸大为历史的终极状态（顶点或终点）。这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单线进化论，即是欧洲中心主义所谓的“‘现代性’史观”。这种褊狭、高傲的历史观，遮蔽了历史眼光，减弱了对现实的解释力，限制了社会学的视野，使其无法平等地看待世界上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不能冷静地研究远比先行现代化的少数西方国家丰富得多的发展经验。显然，如果不摆脱西方所谓“‘现代性’史观”，社会学的发展难免受到严重束缚；如果我们不加警觉，它也会阻碍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因为所谓“中国本无社会学”之说的深层根源，正是西方“‘现代性’史观”。
实际上，人类文明不论是发生源头还是发展路径都是多元的，现代性也是多元的。正如笔者在1999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一文中所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这三者在时空中的压缩与聚汇。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个代替一个、一个否定一个的单线进化论关系，而是呈现为一种复杂的时空结构、一种超越进化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现代性’史观”也被超越了，再拿它来否定群学就是社会学，也就不足为据了。
2.关于群学的研究方法
学科之为学科，除了看研究对象之外，就要看研究方法了。对于荀子群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们早有论断。哈佛大学本杰明·史华兹教授肯定荀子在儒家学派中是“最富于‘社会学色彩的’”。他认为荀子是“以自然的实证化技术为导向的思想范式。”“荀子的科学是完全以对于自然所作的具体观察为基础的，不过是依照自然自发呈现在日常经验中的样子进行观察而已。”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著称于世的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甚至认为，作为科学方法的先驱，“荀子的观点也许是过于实证化和技术化了”。
或许是受到孔德所谓“人类进步三阶段法则”——神学—哲学—（实证）科学的影响，一些人相信只有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才可能诞生社会学，因而不承认荀子的实证方法，进而否定荀子群学是中国古典社会学。其实，孔德的“三阶段法则”是进化主义的，也像其他进化主义观点一样是较为粗糙的。在神学阶段，科学不可能连点萌芽都没有，哲学阶段的科学不可能毫无发展，有“形而上”（哲学）必有“形而下”（科学），二者是相伴而生的，不具有绝对的即进化主义意义上的“阶段性”。
何况孔德自己承认他的“三阶段法则”只是“欧洲文明所经历的”。可是，既然自知只是“欧洲文明所经历的”，为什么竟号称“人类进步法则”呢？这是活脱脱的欧洲“正统论”心态——欧洲就是世界。作为中华文明之子的我们，不能无视中西两大文明发展脉络的不同，更不能轻信所谓欧洲文明是“正统”“主流”、具有唯一的“普遍性”的偏见。曾任哈佛大学考古系主任的张光直指出，在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居于主流地位、更具有普遍性。他强调：“中国古代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过程中主要的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即技术上的变化，则是次要的；从史前到文明的过渡中，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有多方面的、重要的连续性。”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对社会的认识是主要的，社会科学的出现并不一定完全依赖自然科学，当然也不是只能出现在自然科学之后。
退一步看，自然科学的出现，在中国未必远在神学和哲学两大“阶段”之后。21世纪初发掘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距今8000年前中国先人已经会栽种水稻、做独木舟、熬制中草药。如果没有一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可能做到吗？发展到战国时期，已经有相当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足以令世人惊叹。战国时已开始修筑的长城，以火为信号，证明先人们已经懂得光的传播速度快于声速。即使当时不能准确测定光速和声速，那这种关于“光”和“声”的知识，关于“光”与“火”的区别，关于“火”不仅有热能，还有光能的知识，难道是宗教、是哲学，而不是科学？秦时修建的郑国渠、都江堰至今仍惠泽一方。能完成如此奇伟的工程，必须具备相当丰富的地理学、测绘学、力学、化学、水利学、气象学、农学知识，难道这些也都是宗教、是哲学？
再看社会科学领域，且不说被世界誉为“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比欧洲的军事学鼻祖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早了约2300年，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刘师培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证明，即使按照西方划分学科的标准，中国在战国时期也至少有16个社会科学学科。非常重视人际和社会关系的中国，诞生自己的社会学，可谓天经地义，何怪之有？
这里的症结正在于西方的学科划分标准。其实它有两个理论前提：一是进化主义的阶段论，二是西方文明正统论。孔德的宗教—哲学—（实证）科学“三阶段法则”正是建立在这两个理论前提之上。据此，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学术，只能被笼而统之地称为哲学。那时的社会思想只能属于哲学，不是社会学。诸子百家做了许多经验研究、政策研究，墨家早就发明了许多工程技术，这哪里都是哲学？西方一些学者例如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不是不承认中国古代有哲学吗？怎么现在一些人又能把春秋战国时期的所有知识、所有学问都归为哲学呢？这不矛盾吗？要想不相互矛盾，就要认识到知识发展的阶段不是那么绝对的，科学的出现也有一个长期孕育、萌发、形成、成型、成熟的过程，神学、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在历史上是非常复杂的。“进化论”“正统论”只能扭曲、不能正确地解释这种关系。既然如此，那到底能摆出什么像样的事实证明战国时期就连早期形态的社会学也不可能产生呢？
宗教、哲学和科学，确实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发展程度是不同的，但它们至少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绝对地前后取代的关系。事实上，近代科学兴起以后，宗教和哲学也并没有终结或消亡，同样，在宗教和哲学兴起之时，科学也已经在萌生、在形成。宗教、哲学和科学，不是进化主义意义上的三个绝然先后替代的“阶段”，而是人类认知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笔者早年就研究过“社会认识系统”，把人的认知方式划分为七种——日常的、科学的、技术的、艺术的、价值的、宗教的、哲学的。它们之间的区别根本上是在于主客观结构的不同，它们之间其实是相互补充的，共同组成了人的认知系统，从而使人们得以用一个复杂的认知系统去应对人类面对的复杂的对象世界。否则，人类何以能够成为主体，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可能？依这个认知系统论，而不是单线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宗教、哲学和科学之间，只不过它们各自发展的条件不同，因而兴起的过程不同而已。
其实，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既没有“宗教”之名，也没有“哲学”之名，当代仍有西方学者据此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看来，可以确定无疑的是，只要我们接受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这套概念、这种标准，那么，就必须承认中国历史上一片空白、一概虚无，中国学术根本缺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反之，只要不把西方划分学科的标准奉为圭臬，多少还能接受张光直关于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过程中，中华文明居于主流地位、更具普遍性的论断，那么，承认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就由荀子创立了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群学，就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再说，即使是通行于西方的社会学定义也大都强调这个学科是“综合地”研究社会整体的，就此而言，群学在方法上要比许多西方社会学学派更加具有“综合性”。西方之“学”，倾向于用一个个专门视角和方法，分别地去面对一部分一部分、一层次一层次的“学科对象”。中国之“学”总是倾向于把各种知识、各种方法综合起来，以综合知识应对社会整体。换言之，群学设定的研究视角是整体的，“学”本身是综合的。在研究方法上，中西社会学的区别，有点像中医与西医的区别。中医讲究综合论治、辨证施治，不像西医那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方法上的区别，不论孰优孰劣，它根本就不能作为否认群学是社会学的理由。
3.群学概念体系是证明群学存在性的确凿证据
对于群学就是社会学的证明，并不限于学科定义（研究对象和方法）之异同。《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一书梳理出了群学概念体系，概念体系就是基本的话语体系，据此可以进一步证明群学就是社会学。
群学概念体系包括4个基础性概念和30个基本概念，在群、伦、仁、中庸这四个基础性概念之上，以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为主线，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层面，逐次展开基本概念的关系结构。这些基础性概念和基本概念在形式上与西方社会学明显不同，有的甚至不易对译，但其内涵大多却是相当一致的，即使有区别也是可以沟通的。基础性概念和基本概念内涵相同或相近，则是证明群学就是社会学的确凿证据。
从以上四个层面看，群学与西方社会学在概念体系上的区别，只是“外在的真”，二者的一致性才是“内在的真”。“面对不同的概念体系，最好的办法是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相互研究、相互吸收，最终达到会通的目的，这是学术的繁荣之道。”
4.群学元典的命题体系是证明群学存在性的充分证据
从群学命题体系的要义和功用看，《荀子》一书从《劝学》篇、《修身》篇开始，首先阐述了合群的前提和根基。“合群”是群学的第一公理。荀子从社会性的高度出发讲人、讲群，讲人的“合群性”，认为人的合群性主要是后天习得的，来自教育，端在修身。《劝学篇》第一段话就说：“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吴国、越国、夷族、貉族的孩子，生下来哭声相同，长大了习俗相异，这是后天教育不同的结果。而所谓教育就是要学习礼义，对人来说，没有礼义就不成其为人，“人无礼则不生”，这是修身的根本。
《荀子》由合群而讲到能群。《王制》篇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讲能群强调“明分”和“礼义”的重要性。人“不可少顷舍礼义”，对这个核心思想，荀子从各个角度、多个层次反复强调和论证。就在这段话的结尾，荀子提出了“善群”概念。“君者，善群也。”所谓君，就是善于把人组织成群的人。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善群”，都可以“善群”。“礼义者，治之始也”，“始”即治国的“本源”。在《荀子》一书中，善群的命题大多包含在从《王制》到《强国》的篇章中。《天论》以后的篇章则进一步勾画了乐群的理想。荀子独创了“天人相分”命题，表现出对人类的理性能力充满了信心，从而能够早在战国末期就提出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命题，勾画了“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的乐群境界。
这样，《荀子》一书就明确地以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为核心要义，同时也作为主线贯穿于群学元典的始终。循着这条主线，《荀子》一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平台，将群学概念体系转化为命题体系，从而将命题体系展开为合群（修身）、能群（齐家）、善群（治国）、乐群（平天下）四个层面。
群学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所具有的这种连续的层次性，酷似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所说的“连续统”。他在谈到西方社会学研究层次的连续性时，将从个人、互动，到群体、组织，再到社会和世界体系，称为“连续统”。其实，不论是主张连续层次还是非连续层次，也不论是瑞泽尔还是我们所知道的其他社会学理论著作，所设定的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整体对象一般也都有这样从微观到宏观的层次性。
显而易见，与《论语》和《孟子》的篇章结构多以开头一词为篇目名称不同，《荀子》一书的内容层次，从《劝学》《修身》到《不苟》，基本讲的是合群/修身，相当于西方社会学的个人社会化；从《荣辱》到《儒效》，主要讲的是能群/齐家，相当于西方社会学的群体和组织层面；从《王制》《富国》《议兵》到《强国》，大量讲的是善群/治国，相当于西方社会学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从《天论》到《乐论》，大致讲的是乐群/平天下，相当于西方社会学讲的良好秩序和社会理想。《解蔽》篇以后，大致讲的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可见群学与西方社会学之间，基本结构、论述层次和基本命题惊人地相似。
诚然，群学不像西方社会学那样，把对“社会是什么”的描述，与应该怎么办的行动实践决然分开，也不区分什么“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但群学与西方社会学的这一区别，并没有妨碍严复做出群学就是社会学的判断。毋宁说，不机械地划分“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而是将二者统一起来，正是群学的难能可贵之处。在群学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中，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既是社会关系和状态，回答社会是什么的问题，也包含行动和实践，回答怎么办的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社会静力学与动力学的统一，这是中国学术经世致用的特质和传统。
对于群学的功用，严复早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中就指出，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约其所论，其节目枝条，与吾《大学》所谓诚正修齐治平之事有不期而合者”。严复明确认为，西方社会学与群学的功用都是“发挥修齐治平之事”。而在诸种学问中，“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兴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在中国学术史上，群学的修齐治平之功在其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地发挥。尽管群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功用相同，但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的群学精义是中华民族之所以繁盛强大的基因，是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的密码，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不竭的思想之源。更由于中国学术历来具有的经世济用传统，群学实际发挥的作用是西方社会学望尘莫及的。
三、荀子群学对于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意义
我们论证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不只是为了解决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为了创建中国特色社会学，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因为群学元典命题体系是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第一个范本，尽管荀子创立群学距今已逾2200年，然而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却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1.群学基本概念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提供了直接可用的珍贵资源
群学基本概念既是历史的又是活在当下的。2017年我们出版的《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一书梳理出了群学概念体系，从中可以看到，群学的大部分基本概念在两千多年来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流传延续，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知识体系，既存在于学术语言中，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像群、伦、仁、中庸，在各个朝代都是基础性概念；家、宗族、孝、义、利、信、贤与能、公与私、身与心、天与道、社与会等等一直贯通古今，基本含义没有什么改变；有些概念像礼、天下、王道、霸道等，虽然具体所指有所变化，但仍然保持了连贯性；小康、大同等概念虽然被赋予了许多新含义，但却一直在使用，并且很容易理解。至于很多命题，则演变成为日常语汇和成语，为世世代代人们所喜闻乐见。例如，“四海一家”“群居和一”“选贤任能”“诚信为本”“锲而不舍”“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公生明，偏生暗”等等，皆出自《荀子》，不论是否读过原著，很多人已经对此娴熟于心了，以至于并没注意它们是直接来自荀子群学的命题。
我们今天强调“共同富裕”，荀子早就提出“上下俱富”的观点，“俱富”即同富，与“共富”同。《荀子·富国》篇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有“下富”才有“上富”，这是明确地从“富民”到“富国”的思想。“上下”即君王和百姓能够“俱富”，百姓之间更能够“俱富”了，这是圣王之治，“是知国计之极也”，就是懂得治国大计的最高道理。尽管荀子主张礼治，承认尊卑贵贱之别，但他的理想却是“天下莫不平均”的公平公正社会。此“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即是荀子礼法的大纲要领。《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独荀子，孔、孟、墨、老、庄等诸子皆然。他们是时代的，又是超时代的；他们的思想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这是古代圣哲至为高明处。当然，思想和学术的这种贯通性，根源在于中国历史是连续的，中华文明是绵延的，有革新，但没有断裂，更没有断绝。这就使得我们与古代圣哲之间，文化一脉相承，尽管时代不同，思想却是古今贯通的。
所以，研究中国社会，必须有历史眼光、历史逻辑、历史方法、历史精神。一个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其学术不可能有厚重的历史感；那种文明中绝的国家，也不可能真正体会文化连续性的意义和价值。像中国这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而且保持历史连续性的国家，再如何现代化也不可能脱离历史根基，再激进也不可能割断历史联系。恰恰相反，只有自觉地树立历史意识，将现代科学方法与历史、与人文、与国情结合起来，才可能对中国社会做出贴切的、深刻的解释。
2.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奠定了贯通古今的思想基础
面对中国如此悠远的历史、如此庞大的社会、如此灿烂的文明、如此复杂的因果关系，西方社会学可以从某个角度、某个断面、某些点位给出解释，有些还很独到、形式很规范、细节很精致，但是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甚至所能提出的问题也只能涉及有限的时域、局部的场景，最为著名的“韦伯问题”“李约瑟问题”也只涉及几百年历史。在此之前几千年，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都是遥遥领先的、中国的社会治理都是更为出色的，这些远非西方社会学所能涵盖，更遑论给出像样的解释；至于在此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何以能够快速发展、中国社会何以能够稳定有序、中国文化何以能够再放异彩、中华民族何以能够实现伟大复兴，更难指望西方社会学做出像当年解释西方世界崛起那样有说服力的理论阐释。
当然，对于西方社会学所取得的成就、给予我们的启发，我们应该尊重、学习和吸收。但是，与此同时，也应更加重视本土的学术成果，我们的历代先贤依靠中国智慧，运用中国概念，基于亲身观察、体验和思考得到的命题和理论，可能更接地气，更有说服力。群学就是能够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给出整体的、系统的解释的学术瑰宝之一。群学作为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之学，其本身是从中国丰富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因而对于中国的事情更能窥其堂奥。俗话说，原汤化原食，本土理论的解释力也就更强。我们寻根溯源，方能知其本义。
不论是盛世还是乱世、对内还是对外、上层还是下层，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是一直贯通的，并不是今天要搞现代化，就不需要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了。恰恰相反，越是现代化，个人越是自主，越是所谓“原子化”，越需要分工，越是分工就越需要合作、越要求合群，作为群学第一原理的合群就依然有效。不论家庭如何小型化，不论社会流动性多大，不论是网络社会还是信息社会，人们之间总需要社会联结，总需要能群，而且能群的力度会更强，作为群学第二原理的能群也依然有效。中国自古以来家国一体，礼法并用，王霸杂之，既没有神权的绝对统治，也没有神权和王权的对立，天道、王道与人道都归于“仁”，天、地、人三才并立且相通。群学自始至终都是以人为中心，家事、国事、天下事皆以“人事”而相连接。这就使得中国的治国之道、天下之道，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为基础，又以治国、平天下为旨归，环环相扣，具有独具特色的整合—贯通逻辑。所以，作为群学第三原理的善群和第四原理的乐群，在现代化时代也都是有效的。
这四个原理蕴含着群学的根本价值——正如严复所言，群学“以明治乱兴衰之由”，而于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事操其本耳”。“操其本”就是能够从根本上予以说明，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解释“密码”。对于严复确认群学就是中国社会学，费孝通先生极为称赞说：“不能不承认严氏的远见超群。《群学》成为中国改革的启蒙也是社会学的光荣”。
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之所以必须走古今贯通之路，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延续而不是断绝中华文明的根脉，必须以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为基础而不是抛弃古代文明。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华文明的继续和发扬，绝不是中华文明的断绝和结束。中华文明是在农业文明时代形成的，我们面前的必答题，就是如何在实现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过程中保存、延续和发扬形成于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华文明，如何将强势传入的西方社会学与中国古典社会学即群学实现中西会通，致力于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中国特色社会学。古今贯通，这不是个人的学术偏好，而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3.群学元典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提供了中西社会学会通的宝贵启示
群学基本概念与西方社会学基本概念应该并且可能实现会通。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迄今120多年的历史表明：第一，西方社会学基本概念并不能取代群学基本概念，并不会因为要搞现代化，群学概念就要被抛弃；第二，群学基本概念与西方社会学基本概念不仅可以会通，而且只有会通，才更接地气、更有解释力；第三，只有实现群学基本概念与西方社会学基本概念的会通，才可能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
中国传统学术不主张把完整的本来相互联系的知识区隔得沟壑纵横，而是强调整体性联系，提倡融会贯通。这在康有为概括为“去界”说，在谭嗣同称为“道通为一”，在蔡元培则提倡“兼容并包”，都与荀子“解蔽”方法论一脉相承。
放眼望去，一个不自信的学科，才会有强烈的边界意识，才会忌惮其他学科侵入自己的领域，自己也不敢闯入别的学科的领域。强大的、成熟的学科不但欢迎其他学科来研究自己领域的问题，自己也敢于去涉足其他学科的传统领地。在今天，经济学就是如此，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社会学的传统领域它想进入就进入，无所顾忌；同样，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中国，社会学家陆学艺也曾入选经济学奖候选人。哲学、史学、文学这些成熟学科也都对所谓学科边界不敏感，对跨越边界习以为常。费孝通先生晚年号召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是中国社会学走向成熟和崛起的必然要求。费老所论实为高瞻远瞩之见，亦可视为对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遗训。
四、荀子群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的历史机遇
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前夕，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预言，21世纪将是“全世界的战国时代”；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也预言将发生“世界性百家争鸣”。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全盛中的全盛”时代，群学作为这一时代的学术硕果之一，是荀子集百家之大成的大综合、大创新。在新的“全世界的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学也唯有大综合、大创新，才能产生不负时代的学术成果，才能崛起于世界。
回顾自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的140年，中国经历了数不清的争论、实验、内战、内斗、挫折、失败。经过这个与春秋战国时期相类似的艰难探索过程，中国终于找到了实现伟大复兴之路。中西会通的中国社会学的崛起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又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180多年间所有参与引介、借鉴、学习、吸收西方社会学以及中国社会学创新、发展的学者，不论他们持何种观点、立场，做了何种工作和贡献，都是为争取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参与者、贡献者，观点正确者提出了正面经验和结论，观点错误者提供了反面经验和教训，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应该以包容的心态看待历史，以理性的精神总结历史得失。
尽管群学创立2200多年来，它的一些受历史局限的内容难免被时代的风雨冲刷掉，但是作为其内核的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理论却淬炼成金、历久弥新，到今天对于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社会学欲要实现崛起，必须先立其史。何况我们有悠久的中华文明，更何况中华文明不仅历史上就很优越，而且只要发挥其精华，就可以回答现实和未来发展的新问题。历史有时会惊人的相似，在战国末期的百家争鸣中诞生了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群学，在21世纪“世界性百家争鸣”中也必将迎来中国社会学的崛起。
荀子群学作为百家争鸣的硕果，是中国社会学名副其实的“开端”。我们把中国社会学的源头追溯到荀子群学，正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社会学的悠久传统，以史为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适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难得历史机遇，群学必能在当代中国社会学崛起过程中大放异彩。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新华文摘》2023年第4期/《人文杂志》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