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宏有多重身份。他是市民熟知的“张爸”，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11月30日，他又多了一个身份：上海市传染病与生物安全应急响应重点实验室主任。
此外，他还有一个重要身份——教师，在学生们眼中，他是医教研全面开花的“超人”。
11月公布的“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特等奖”获奖名单中，张文宏的名字打头阵，这表明评委会两轮投票表决后，他得票数排名第一。
“走上教师岗位，不在计划之中”
问：你是怎么走上教师岗位的？
张文宏：走上教师岗位，事实上不在我的计划之中。应该说，我原计划只是做一位医生，纯粹的医生，但是进了曾经的上海医科大学、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这个门，毕业后又留在学校附属医院工作，我的任务除了做医生以外，同时被自动赋予了另一个身份，那就是老师，跟那些带我的前辈和导师一样。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是最早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医学院，也是国内医学教学水平最高的医学院之一。附属医院承担着医学院所有的临床教学工作，我们一批批医生走向临床，都必须在医学院这个医生的摇篮里成长。所以我也是在这里，做医生的同时，学着怎样做老师、怎样做研究。
问：你的老师翁心华对您有什么影响？
张文宏：翁心华老师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他做事情非常专注，比如他做临床，可以专注到别的事情都不管，一辈子都在临床兢兢业业工作。所以他是我们整个内科学界非常著名的泰斗，也是大家公认的感染病领域以善于诊治疑难疾病的“福尔摩斯”。
这种对医疗的无比专注，在当下新的社会环境中，对我们这一代医生提出了挑战。今天是一个信息爆炸、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每个人每天接触海量的信息、无数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出现了略微的改变。
我们的临床医学研究生分两个体系，一个是临床型，一个是基础研究型。哪怕是纯粹做基础研究的，我都要求他们一定要在临床每年工作两个月以上。这样才会让我们所有的研究工作能够聚焦于要解决的临床问题。
问：感染病学科的人才培养，有哪些特殊性？
张文宏：感染病学科跟其他学科相比，有比较大的差异性。其他学科研究的都是器官，比如心脏病科研究的主要是心脏和血管，风湿科研究的主要是免疫系统，血液科研究的是血液系统，呼吸科研究的是整个呼吸道。只有感染科，你找不到身上有个叫感染的器官。
我们人类一直跟微生物相处，但不是每种微生物都会让我们生病。上千万种微生物从自然界中进入了我们的人体，超出正常范围，就会产生疾病。这千万种感染性疾病会分布在人体的各个部位，是一个非常泛化的概念，使得这门学科显得非常复杂。但我们感染科医生又不是全科医生，而是针对全身各系统专门研究微生物感染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有趣、值得探索的疾病体系，影响着人类的过去、当下和未来，甚至可以殃及全世界、全人类，比如说今年的新冠、历史上的鼠疫、大流感等。
但很多年轻医生一开始可能很难理解这到底是一门怎样的学科，真正入门以后才会理解其中非常丰富的内涵。这就对我们的教学提出很高的要求。如果在这门学科教学不好，学生了解不够，就会把它聚焦到某个器官的感染，比如把新冠肺炎看成一个肺炎而已，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简单。除了新冠肺炎，还有其他很多感染性疾病，包括细菌耐药，这些造成自然界微生物和人类相互作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
“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
问：从教20年，你觉得一名合格的大学教师，特别是医学院教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张文宏：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老师非常重要。应该说，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有的老师会觉得是不是学生不够聪明、不够努力，没有完成我交给他的任务，导致自己做的工作取得的结果不是很理想。但是我想，中国的教育史不是一天两天，是几千年，从孔子开始就说“有教无类”。别的医学院我不知道，我一直跟我们的医生讲，在中国，能考上复旦大学的学生应该都是非常优秀的。如果连这么优秀的学生，我们都不能培养他成才，我觉得还是要反省自己作为老师有没有尽到职责。
作为一个医学院的老师，我们要像对待医生职业、像对待子女那样认真对待学生。因为教学往往是没有报酬的，虽然有时上课也有点津贴，但这些津贴根本没办法跟你看专家门诊、去会诊相比，但这份工作关乎整个学校、国家、医学的未来。这是对学生的一份责任，这个责任跟我们医生对病人的责任，事实上是一样的。
问：你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张文宏：我从来没有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我唯一的希望是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做到最好的自己，因为在我眼里没有最好的学生，只有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学生，所以我培养学生基本上没有统一的模板，但希望帮助学生达到自己理想中最高的层面。
但我对他们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他们都具有合作性。医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职业，医学教育体系是一个独特的教育体系，所有的人通过合作才能达到共同的目标，所以我的学生既具有非常强的个性，又可以团结互相协作。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国其实就是通过各个学科的合作协作、全民的配合和政府的领导，最终取得了胜利。
但我可以非常自豪地告诉你，华山医院感染科近10年来，特别是近5年来，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学生，复旦大学八年制、五年制临床医学生，我们称他们是整个医学界皇冠上的明珠，他们在自主选择专业和导师的时候，我们总能挑选到当中最优秀的人。在我这里，聚集着八年制、五年制的班长、团支书、班级前几名，而且毕业的学生大多数都是每年一等奖学金获得者。所以我事实上并没有觉得招生困难。总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大家愿意走在一起。
但只有我这里不困难，我认为是不可以的。在全国范围内，确实是非常困难。这就涉及到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我想经过这次新冠疫情，国家在这个领域应该有相应布局和安排。
“跟学生定期交流，和我的门诊查房同等重要”
问：近三年来，你一直在为本科生开设专业基础课《传染病学》。为什么这么重视基础教学？疫情期间，你怎么上课？
张文宏：基础教育一直是我们医学发展最最重要的基础。没有谁生下来就可以做医生，如果基础不扎实，其实到一定程度就走不远了。为什么我们在本科阶段就要设置感染病的教学？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在各个领域都要接触到感染性疾病，另一方面，感染性疾病在内科学中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系。
在疫情期间，我们最早开设了一门传染病学的网络课程。这门课的选课人数就超过了10万次，据我所知，很多非医学类的人都在学习这门传染病课程，创造了中国大学生慕课的纪录。可以说，借新冠疫情对全民进行一次传染病教育，我们应该是走在了前面。
张文宏：是的，前几年我工作量没这么大的时候，为了保证跟每个学生每个星期都有超过一个小时的交流，我会每天早上6:30-8:00分批跟2-3个我带的研究生进行个人情况沟通。因为白天我们非常繁忙，会议、临床、会诊、教学等等。
问：你主编、参编20多部教材，如此大量和迅速，怎么做到的？
张文宏：我主编的其实不多，也就3-4本，因为这件事很累。但基于我们这个学科在全国的地位，基本上全国只要比较有影响力的教材要编写，一定会邀请我们来参加，所以我也是很多教材的副主编。
这也得益于我们的医学教育，因为在我后面站着一群有志于感染病研究的医生和科学工作者，所以我总是能够完成比较多学术论文和书籍。
“我的角色一直都在切换”
问：你今年获了不少奖，有的表彰您作为医生，有的作为教师。对这些身份，你如何把握？
如果你问我这个礼拜做了哪些工作，我周一、周二一般是门诊、查房，今天周三算是教学，明天算是科研，所以对于我们现在的医生来讲，从事医疗工作不再是单纯的医疗，还涉及到非常重要的医学教育、医学研究。医、教、研三者，对我们来说都同等重要。
在这次新冠当中大家也看到，如果说脱离了医学研究，脱离了人才队伍，那么新冠这一仗，事实上你是没办法去打的。今天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比如说我出了很多书，做了很多演讲、科普，发表很多研究论文等等，实际上都凝结着教学的力量。没有一支很好的医生团队和研究团队，这些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