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中英：教育中的民主概念—一种批判性考察
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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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师生关系的民主
一谈到教育中的民主或教育民主化的具体内容，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就是师生关系的民主或民主化。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师生关系是最重要的教育关系，是整个教育大厦的基石。一个社会中教育的性质首先通过师生关系的性质体现出来，而民主社会的教育也应该首先体现在民主的师生关系上。长久以来，中国教育学界把师生关系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自由)放任型师生关系、专制型师生关系和民主型师生关系，并将民主型师生关系作为一种理想的师生关系模式加以追求。至于“民主型师生关系”的具体内涵，人们的定义或解释主要集中在“教师与学生关系平等”上，把师生关系看成是一种“朋友关系”，反对教师权威主义的存在。王坍教授认为，“教育活动中的权威主义的存在使学生的人格、尊严被忽视及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受到压抑，并因此产生师生心理上的距离与师生关系的淡漠或疏远。清楚地认识到师生关系是一种‘人—人’关系，教师与学生都是相互独立的人，这是形成民主的师生关系的基础”。[1]
三、学生自治中的民主
谈到教育中的民主，人们比较容易想到的另一种内容就是学生自治中的民主，将民主看成是实现学生自治、自我认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一种主要机制。正如袁桂林教授在其主编的《现代教育思想专题》中所说:“学生自治是学校民主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学生自己选举各类学生干部，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开展各种各样的自我教育和民主管理的活动，既锻炼了学生，又可使学生成为学校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基于这种主张，我国大中小学校广泛建立了各种学生自治机构，比较正式的如“少先队”(小学阶段)、“学生会”(中学和大学阶段)、“团委”(中学和大学阶段)、“党支部”(大学阶段)以及在学校管理机构中正式注册的其他诸多学生组织(多为兴趣组织或自愿者组织，遍布在大中小学阶段)。在这些学生自治组织中，学生遵循民主的原则选举领导机构，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制订每学期的工作计划，对若干重要事项进行民主表决等。
学生自治的目的是为了造就未来社会民主的公民，而未来社会的民主公民不单单是懂得如何应用或利用参与、竞选、投票、拉票、演说等政治民主程序的人，也应该是懂得把公共利益放在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前面加以优先考虑的人。没有正确的价值方向和价值基础，民主就是一架没有灵魂的“政治机器”，就有可能沦为各种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工具。为r预防和克服这种情况的出现，学校在实施学生自治时就必须在指导学生练习政治民主原则的同时，引导青少年学生学习价值的关怀。很多时候，把那些重要的公共管理位置直接给予那些最需要这些位置的人，帮助这些特别需要帮助的同学发展公共服务的意识、精神和能力，尽管在形式上有悖于民主的原则，但是在实质上却正是体现了充分的民主精神—一方面有助于防止学生民主成为少数精英学生的特权，另一方面也教会了所有学生把价值的关怀和实现放在民主程序的前面加以优先考虑。如果忽视了这一点，那么学生自治机构就会被少数学生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把持，他们从自治中所获得的狭隘“民主”经验就有可能在他们成人以后的政治生活中被加以重现和放大，促使他们成为“民主的政客”，而不是引领他们成为“民主的政治家”。
四、学校管理中的民主
五、进一步的讨论与结论
尽管杜威当年不遗余力地倡导民主主义的教育与教育中的民主主义，坚信“学校应被民主地加以组织”，[7]要求按照民主主义的理想“对传统的文化理想、传统的课程以及传统的教学和训练的方法进行必要的改革”，[8]但是他并没有论述到教育或学校民主化的所有细节，甚至可以说他对于教育活动或学校组织如何才能做到民主化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晰和具体的思考。关于这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谦卑的自白”—“我真的不知道，在人类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主等具体关系的整个范围内，民主主义在细节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那下一个问题将会是:‘我们将要为学校工作指明什么方向，可以促使民主主义生活方式在它的全部范围内更为丰富和充实’”[9]可以认为，杜威已经为学校的民主化指明了方向，只是还没有勾画出更加具体的实施蓝图。这一实践的任务由20世纪世界各国包括我国的学校教育工作者加以创造性地完成。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查看那些民主化的学校生活细节时，却惊讶地发现，正是在当年杜威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具体思考和试验的地方，教育民主化存在着许多值得批判性反思的问题。热衷于适用民主化原则来推动学校变革的理论家和实践工作者们越来越不能忽视这些具体的问题，因为它们汇聚到一起，启迪我们去深思一个具有根本性和前提性的问题—学校是一个可以“被民主化”的场所吗
注释：
①这个题目与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第七章的题目完全一样，不过，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及其背景与杜威意欲讨论的问题及背景却大不相同。本文所有讨论的问题是教育实践中人们对于民主概念的运用与理解，讨论的背景主要是21世纪中国的学校教育实践。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第七章中所讨论的与其说是教育的民主，不如说是“社会中的民主“，其背景是当时的美国社会及其教育实践。
②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育学者黄济教授和王策三教授在《现代教育论》一书中明确提出:“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与教育民主化的进程是同步向前的。……民主化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不民主的教育，不能认为是现代教育”黄济、王策三主编:《现代教育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38页。
③还有的人认为，老师在和学生交谈时不宜用“老师”白称，最好用“我”白称。在论者看来，以“老师”自称。久而久之会强化教师的权威角色，损害师生之间的民主平等关系。具体案例参见陈桂生:《中国教育学问题》，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32-236页。
④李镇西在分析陶行知先生“不可轻视小孩子”的观点后还说；“在(陶)先生那里，师爱的最高境界不是母爱，也不是父爱，而是朋友之爱，同志之爱，因为这种爱的基础是平等:以感情赢得感情，以心灵感受心灵。”参见李镇西著:《民主与教育—一个中学教师对民主教育的思考》，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第200页。
⑥例如，在班级委员会选举时，小学高年级的同学几乎就能够准确地估算到自己参与选举的胜算可能性，也能够对他人参与选举的胜算可能性进行估计，并根据这种估算决定自己是否参加选举或与准组成竞选班子、竞选过程中如何增加自己的胜算可能性等等。
⑦这正是精英民主的雏形。精英民主论认为，民主并不意味着也不可能意味着人民的统治。民主只能是社会精英的统治；民主的过程是少数社会精英通过竞取人民选票从而竞取权力的过程，这一过程采取的是政党竞争的形式。参见顾听；《以社会制约权力》，收人罗伯特·达尔(RobertA.Dahl)；《民主理论的前言》，顾听、朱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12-213页。
⑧薛天祥在《高等教育管理学》一书中，把“民主性原则”作为高等学校管理过程中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并据此提出高等学校“制定政策的民主化”、“执行政策的民主化”、“检查政策执行情况的民主化”、“评定政策执行结果的民主化”等四项‘民主化要求”。参见薛天祥主编:《高等教育管理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2－174页。
⑨这一点也正如马利坦(JacquesMattain)所说：“教育的目标就是指引人们在不断进步的世界中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完整的个体，也就是说，他具有知识、强烈的判断力和道德心等条件，同时他也接受了他的国家和文明的精神遗产，并努力地将它保持下去”。参见马利坦：崔十字路门的教育—通识教育的理论基础》，简成熙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13页。
⑩悉尼．胡克认为，这种照搬照抄政治生活中民主概念的“走曲”了杜威的原意，“民主主义的教育观是否意味着所有学生的才能不论在智力或创造能力方面一津平等，而学校组织应该像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一样，由多数人来规定应该学什么，什么时候学和怎样学呢还是意味着应该允许各个人做他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不受别人阻碍，正如自然走它自由和仁慈的道路呢这些观点和类似的观点都歪曲了杜威的意义”。参见悉尼．胡克为(杜威全集》第九卷《民主主义与教育》写的导言，收人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83页。
(11)温明丽:《师道岂能止于民主—再论批判性思考的美学理念》，载《教育资料与研究》(台湾)2009年第88期，第18-44页。在该文中，温明丽教授认为：“教育虽然讲求绩效，但却仍是人文性活动，更需要强化伦理性与审美性。简言之，教育乃以德为核心的活动，在此过程中，师生不仅求同，也会从对立中撞击出探索和追求真理的行动，共同为兼顾个人自主和社群和谐的美好生活而努力，进而更因视域的融合而关系更为紧密。然而此并非质疑学生的自律能力，也非剥夺学生的白主性，只是强调，师道绝不应仅依循民主实然面的轨迹，更必须具备抵挡矛盾的毅力、勇气和智慧的德行。”她在该文的末尾处更明确提出:“无论教育的认知性、伦理性或审美性，均有待校园中人文气息的涵蕴，也必须在教学活动中实现理性的互动与情性交流的生命共融，并在社会、历史与文化的激情、知性、感性和德行中点滴地晕散开来。此等师道看似娟娟细流，实则气势磅礴，如此的师道，又岂是民主一词所能穷尽。”
(12)有大量的案例可以说明这一点。著名作家张贤亮在中篇小说(青春期》中一开头就讲了一个自己启蒙老师的故事及其对自己一生的影响，这种影响远非“民主的”师生关系所能给予或解释。他的启蒙老师是一位老秀才，非常喜欢杜甫的诗，也是抗战期间从江浙一带逃难到“陪都”重庆的。有一次当他在孩子们面前念到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赏。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诗句时，“突然把书本捂住脸失声痛苦”，“他哭得全身骨头发颤，特别额下一缕花白的胡须抖动得厉害，眼泪鼻涕随手往书案上抹”。张贤亮评价说:“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一位真正会沉浸到诗赋里的读书人”，“越往后我越敬佩他仍然保持着精神上的独立”，“我可以断定他属于中国最后一代有风骨的文士。后来我跑遍中国和世界，再没有见过哪个人有那份凭借某种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真诚，再没有见过哪个人被某件艺术作品打动的如此酣畅琳漓”。见张贤亮：《青春期》，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参考文献：
[1]王机．教育原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5.
[2]李镇西.民主与教育—一个中学教师对民主教育的思考[M].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201.
[3]袁桂林，许丽英.现代教育思想专题[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71.
[4][英]帕特里夏．怀特.公民品德与公共教育[M].朱红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1一9.
[5]萧宗六.教育改革与学术争鸣[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270-271.
[6]顾明远.教育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16.
[7][美]奈尔．诺丁斯.教育哲学[M]许立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1,97.
[8][10][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09.
[9]杜祖贻.杜威论教育与民主主义M].陈汉生，洪光磊，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90.
（石中英：长安街读书会成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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