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系词是诗文意脉的重要载体。在中国诗体发达史上，关系词在诗中的出没呈现出“显—隐—显”的U字形轨迹，具体表现为古体中尚不忌讳，近体中基本消失，词曲中逐渐增多，而在新诗中则被广泛使用。新诗中关系词的这种“散文化”用法，不仅为中国诗体带来了从意合到形合、由混指到确指、由断续到连续等方面的重大改变，还牵涉出中国诗歌古今中外关系以及文野高下程度等诗学问题，具有重要的文体价值和文化价值。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现代汉语语法与中国新诗文体革命研究”(17YJA75103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黎明，暨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语言诗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关系词汉语诗歌意脉变迁新诗语法革新诗学影响
一、汉语诗歌意脉变迁与关系词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古诗在使用关系词做连接成分时是铁板一块，实际上，正如诗歌形式“散—韵—散”的历程一样，关系词在中国诗体中出现的频率也呈现出“显—隐—显”的U字结构。先看《诗经》中的例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经·小雅·采薇》)诗中，“昔”“今”二字把前后两个时点依次说出，两个“载”也把并列关系和盘托出。《楚辞》中也常使用这种关联词来表达语脉关系，如《离骚》：“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用“既……后……”表示承接关系，用“既……又……”表并列关系，用“既……(那)……”表因果关系，用“虽……”表示转折关系等，这类用法在《楚辞》里面已经十分普遍。
这种散文化的显性关联词，在汉朝乐府民歌中仍然大量存在，如“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乐府诗集·上邪》)前面“山无陵”等几个并列句，与后半句“与君绝”的假设关系，用“乃”(才)加以标示，使全诗的意脉十分清晰。类似的显性关联词用法，在《玉台新咏》颇为常见，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上山采蘼芜》)等，在汉代诗人创作里也屡见不鲜，如“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曹操《龟虽寿》)这足以说明，在古体诗歌里面实现意脉贯通的，不仅有隐性的意会成分，更有显性的形会成分，很多表达转折、因果、假设、并列等意义关系的，直接用相应的关系词来标示。
从与关联虚词的关系讲，近体诗之后的词曲又出现某种“返祖”趋向，即回到古体诗中随用关系词的状态，这一点与语序、叹词等语法用法颇为一致，体现出与散文亲近的趋势。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词中选择并列、转折递进等曲折幽微的意脉，全靠“还”“也”“又”“不是……(而)是”之类关联词连缀，近体诗中跳荡的空白几乎都被填平，颠倒的顺序几乎都被扶正。当然，就大多数词来讲，像这样频繁使用连接词的还不多见，很多地方也要依靠意会；而曲就更进一步，它用增加的衬字弥补了这一不足。
王力曾说：“曲和词的最大分别就在于有无衬字”(12)，曲中衬字，有实词，也有虚词，虚词之中当然不乏关联词语。这些新增的衬字，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把词中空白的地方补上，使逻辑断裂的空隙变得平直顺畅。这类增加关联词语衬字的例子有很多：转折关系(虽然……)：“虽然是暮景残，恰夜静更阑，对绿水青山，正天淡云闲”[梅花酒](金志甫《追韩信》)；并列关系(又……又、和)：“行者又嚎，沙弥又哨”(王实甫《西厢记》)；假设关系(若不是……怎……)：“[后庭花]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怎显得步香尘底样儿浅。且休题眼角儿留情处，则这脚踪儿将心事传”(王实甫《西厢记》)；承接关系(先……后……)：“[后庭花]先写下儿句寒温序，后题着五言八句诗”(王实甫《西厢记》)……其中有的只表达单一关系，有的掺杂着几种关系，如第三、第四种就是复合用例。
演变到白话新诗，诗词曲中的虚词使用禁忌就完全消失了。单从意脉的顺畅而言，说新诗是分行排列的散文并不为过，请看梁宗岱的《泪歌》：“你虽然毅然的舍弃我，/我却不舍弃你：/你光荣啊，我就暗地里欢喜；/忧愁呢，我也暗地里为你悲伤呵！/人人都说你是不道德的，/但我终肯原谅你的罪过。/要是你依旧爱我呵，/我的心泪就自然的由快乐之泉涌出来了。”八句诗起承转合，语脉全凭关联词贯通，首联用“虽然……却……”表转折关系，颔联以“(如果)……就……”表假设关系，颈联再以“(虽然)……但……”做一次转折，尾联终以“要是……就……”收场，全诗意义的回转均由关联词引导。这种密集使用关系词的做法，在新诗里当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即使在其他新诗作品中，表达某种关系时直接使用连接词而不必使人意会，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了。
二、关系词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前节所列事实显示，新诗使用显性关联词贯通诗句语脉并非一日形成，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相对于整齐划一的近体诗来说，词曲的长短参差体制和不断增添的衬字等，都给关系虚词生存预留不少空间，然而不管怎么说，它们毕竟有词牌、曲牌体式制约，而且受到音乐韵律的局限，所以关系词的使用还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新诗就不一样了，它不仅“把以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13)，将大量白话引入诗中，而且还“作诗如作文”(14)，主动拆除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壁垒，这就为关系词的自由使用解除了障碍。上述梁宗岱诗例说明，在关系词的使用方面新诗与散文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了。从汉语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这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变化，它带来的思维、审美、表现等方面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
然而在新诗里就不一样了，至少在关系语词的标示上，它不再给读者设置这样的迷障，而是明明白白地标出语脉转圜的路标，如张枣《镜中》：“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从表层形式看，诗歌意脉的流动，全靠“只要……便”、“固然……(还)不如”等显性关联词牵引。这还不是极端的，有些诗人走得更远，整个诗篇布满了关联词，如臧棣《室内脱衣舞》：“如果有谁以为他会/在这样的标题下找到……尽管如此，他遭遇的失望/仍然算不上是一种惩罚……”单从语词形式上看，这首诗已经充分散文化了，其意脉的跳跃性基本被密集的关系词拴实，读者不需要什么会意，也可以清楚它的明确走向，不过，真要弄懂它的诗意却要费更大的功夫，它涉及到的是更为复杂的诗学问题，这里暂且不表。
汉诗语言由抽象到具体的这种转变，显然来自外来诗歌的影响。高友工指出，“由于数、时态、定冠词和不定冠词、支配关系词和一致关系，以及形形色色罗列细节的结构，英语自然倾向于具体对象。”(18)其实不光英语如此，法、德等西语诗歌，也都关心真实时空中的具体对象，跟汉语诗歌中意义混指、指向普遍经验等形成鲜明对照。“罗列细节的手法在英语诗中是普遍存在的……我们的基本结论是：由于特定指称和罗列细节的普遍存在，英语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特别是它显示出突出的趋于对象本身的倾向，而且它的意象充满了细节。”(19)对照这段总结文字，结合于坚上述诗例，差不多可以断定，新诗中不论是关系词的使用，还是描述情景、罗列细节等做法，都少不了西洋诗歌的语言影响。
再次，意脉由断续到连续，诗的逻辑性进一步增强。在汉语古诗中，由于连接虚词的缺位，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呈现多种可能性，意脉也断断续续，缺乏连续性。从积极的方面说，这种排列可以造成某种复义，增强诗歌的艺术张力，比如“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这句诗，就被程抱一称赞不已，他认为至少可做以下三种解读：“1.在潭影中人心倾空。2.潭影在人心中倾空。3.潭影使人心倾空。”(20)在他看来，由于“于”类关系词和人称代词的省略，结果不仅“去掉了动词所有对方向的指示”，还由此“激发了一种可逆的语言”，从而导致“主语(主体)和宾语(客体)、内部和外部处于一种交互关系之中”(21)，最终创造出诗意的暧昧状态。他还指出古诗中无形态变化的动词时态，也可以营造出“现在和过去相混合，梦幻与现实相交融”，“打破线性逻辑”的朦胧境界。(22)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古代汉诗中，“条件句和结果句常常是自然衔接而无须任何‘如果——那么’或‘因为’之类的逻辑关联词”，以“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为例，将其译成英语就成了“当日落之际，江湖变成白色”，指义倒是更为清楚，逻辑性倒是进一步增强，但代价是将诗义变得更窄了。(23)
最后是诗人世界观的巨变。叶维廉曾以李白诗《送友人》的翻译为例，说明原作与译作文字运用背后世界观的差异。当“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被译为由关系词多导引的英语文字时，古诗“自然事物本身直接向我们呈现”就被“知性的、指导性”的关联词牵着鼻子走，文言诗中“水银灯”泻地无影的“自然呈现”瞬间被“加插了知性的指引”的叙述所取代。(25)他这一判断用于旧诗新诗身上似也适切，就语言运用所透露的哲学观而言，去除虚词关系词的人为指引，旧诗实字与实字并列所建立的自由关系，更能体现老庄哲学中物我两忘、万物自现的世界观念。而新诗则不然，除了硬生生地插入主体(“我”)，还辅以系列关联词将因果、顺序、方式等一一点明，使诗世界变成了由我支配解释的所在：“我必须以我之构成诸原子，/我之微小生命，/以及我之巨型心灵，/完成我之塔形计划……”(纪弦《我之塔形计划》)诗人世界观由此发生历史性翻转。
三、关系词使用所引发的诗学问题
场景的具体性、意脉的连续性、逻辑的连贯性，新诗将古典诗词那种普遍情境、断裂语脉、跳跃逻辑等抛掷脑后，开创出一种全新的、散文化的诗歌体裁，使传统诗歌的种种文体规训一一失效。且看冯至的《什么能够使你欢喜》：“如果是雨啊，我的泪珠儿也流了许多；/如果是风呢，我也常秋风一般地叹气。/你可真像是那古代的骄傲的美女，/专爱听裂帛的声息……”诗的意脉都由关联词如“如果……也”等连贯而起，如果不是文字分行排列，它们就是标准的散文形式。
关系词语使用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西诗学关系。毋庸讳言，新诗“散文化”的来路主要源自西语诗歌，西语中的时空限定、时态变化、关系限制等，转到中文世界里来就是一种“新诗”，如张继的《枫桥夜泊》，翻成英文就成了这种样子(孙大雨译)：“Themoonissinking；acrowcroaksa-dreaming;/Neaththenightskythefrostcastsahaze；/Fewfishing-boatlightsofth'riversidevillage……”(30)因此，新诗与旧诗之间，相隔的不仅仅是一层“白话”，还隔着一层西洋诗。西洋诗把时空限定、时态变化、关系限制等语法因素带进了汉语诗歌，使之成为与古诗有着双重隔阂的新的诗歌品种。
如何看待简单句法与复杂句法之间的关系？如何评价古体诗与现代诗表现形式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它既牵涉到中国诗体的发展变化，又关系到中外语文的交汇变异；既涉及文体与现实的相融性，也触及诗歌与语言的适应性，任何简单的判断都不免失之武断。但一些基本价值还是应该坚守的，即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体，不宜对其进行非此即彼的简单对比。新诗旧诗各自产生于不同时代，二者虽无高下之分，但有时序之别；虽无文野之分，但有适应程度的差异，在崇尚“理性”与“逻辑”的当今时代，当简古的文字再也无法胜任复杂意绪的传递，那就不妨采用蜿蜒曲折的关系词语，因为没有任何一本诗歌教科书敢于断言，诗意只能用一种文字形式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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