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的多种文化在其兴起之日起，就各具其特色，人们所食用的物产也因其所处地域的差异而不尽相同，但是酒却是世界绝大多数地区不同民族所共同拥有的。一般而言，酒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因为酒是用农作物尤其是粮食制作的。“凡酒，稻为上，黍次之，粟次之。”“五齐三酒，俱用秫、稻、麴蘖、鬯酒用黑黍。”传说在神农黄帝时便有了酒，文字有《太平御览》：“神农耕而作陶”，而陶是用来盛酒的；《抱朴子》载，黄帝造酒泉法，以曲米和成丹药；《素问》载：“黄帝命作汤液酒醴以为备。”实物则有如龙山遗址中尊、斝、盉等陶制酒器；大汶口遗址中的灰陶尊、白陶豆、黑陶杯等酒器；以及甲骨文、金文中便有“酒”字等等。可见，酒在的出现肯定相当久远。
就象古代许多伟大的发明与发现一样，个造酒或发现酒的人已经湮不可考。东晋时江统在《酒诰》中论述道：“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认为酒是吃剩的饭久放之下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不需要什么神妙奇方。这一观点可以说是较为客观地反映了酒的源起，因为酒总要在粮食略有节余的情况下才有出现的可能，而且在初民那里酒因剩余粮食发酵而偶然出现的可能性，当远远大于有人刻意去造酒的可能性。
心理人类学家维特·巴诺通过对美洲印地安人社群的调查研究，认为酒是一些民族焦虑程度的指标，这一结论几乎可以说适用于所有的饮酒民族。因为自从人类出现，人就生活在一种他无法控制的紧张与矛盾状态中，其中既有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及为克服协调这些矛盾而带来的紧张，也有整个人类为协调自身所共存的文明倾向和动物本性而带来的某种紧张，这些紧张、焦虑持续到一定程度时，人就必定需要一种释放，以求得一种平衡。现代人发泄的渠道相对说来要多一些，但在文明初始和许多原始民族那里，酒则是一种比较普遍也比较容易让人采用的一条释放渠道。因而酒可以说成了许多民族焦虑程度的指标。但这一结论在古代却有些许不一样。
能够在仪礼之外的日常生活中随意饮酒，而且是酒味日趋于厚的酒饮，其给人们带来的生理和精神上的快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帝王与官吏纵酒的危害太大，商王朝虽然制定了惩治官吏纵酒及臣下不劝谏帝王饮酒的法条：“敢有……酣歌于室，……臣下不匡，其刑墨。”但殷纣王还是因为沉湎于酒而亡国。取而代商的周武王很明白地看到了这一点，“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因而在《酒诰》中他谆谆教诲臣下“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警告大家要戒酒“汝典听朕毖，勿辨乃司民湎于酒”。前文所引大禹疏仪狄绝旨酒也是因为他预见到了酒对社会秩序的危害性。但是尽管如此，酒仍然未被逐出“礼”的高贵殿堂。因而正如汉代邹阳在其《酒赋》中所说的那样：“清者为酒，浊者为醴。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在古代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是酒作为礼等社会秩序的象征，在殿堂庙宇中洋洋作态，一方面又是酒已经成了上自帝王百官下至平民乞丐的饮料，因纵酒无度等而引发的灾祸不绝于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酒在文化中作为秩序与礼仪载体的同时，又蕴含了它们的负面效应，即非理性的、否定秩序的成分，是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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