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据祖传谱书《殷氏家传》记载，利用许剑伟《寿星天文历》给出的推算方法，结合现代碳14测年给出的年代范围，推算出殷代开国大帝成汤始建国日为公元前1618年2月20日【或黄帝纪元1081年元日（正月初一），或成汤十八年元日，或干支纪元癸亥年甲寅月壬辰日】，周殷牧野之战发生导致殷代覆亡日为公元前1044年1月9日【或黄帝纪元1654年十二月初四日，或帝辛（纣）五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或干支纪元丙申年庚子月甲子日】，得出殷代始年为公元前1618年癸亥、殷代终年为公元前1045年丙申、殷代积年为574年的结论。最后给出基于《殷氏家传》记载的殷代17世27帝纪年表。
【关键词】殷代纪年、公元纪元、黄帝纪元、干支纪元、公元纪年的标称干支年、公元纪年转换为标称干支年的年头年尾效应
【一】缘起
三千多年前殷商王朝的纪年问题，特别是关于导致殷商覆亡的牧野之战发生日——甲子日的系年问题，历来为学界所看重。据统计，自古至今在关于周武王伐商灭纣克殷之甲子日究竟是哪一年的研究成果方面，以1996年启动至2000年9月结题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辑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〇〇〇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为界，可分为两段。之前的有44种之多；之后，除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一锤定音的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以外，又陆续出现了多种，如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力倡的“公元前1044年1月9日说”、云南考古专家黄懿陆的“公元前1050年（辛卯年）殷历正月初二甲子日木星合下弦月的黎明时分（相当于周历二月初二甲子日）说”、吕昭进的“公元前1070年（辛未年）甲子日说”等。其中的江晓原“公元前1044年1月9日说”，早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期间就提出让“断代工程”专家组讨论过【注1】。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学术秘书江林昌在《夏商周文明新探》【注2】一书中透露：
根据金文历谱及《武成》历日、《国语》“岁在鹑火”等天象，“工程”得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根据武丁时期五次月食推算以及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西周积年257年，“工程”得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27年。根据《武成》文献及利簋“岁鼎”为岁在当头解，“工程”得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44年。
以上三数也均在考古测年范围内，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综合考虑的前提下，“工程”对公元前1046年方案作出了倾向性选择。
①满足利簋铭文关于武王克商之日的日干支为甲子的要求；
②满足利簋铭文关于武王克商之日的清晨应有岁星（木星）当头天象的要求；
③满足《淮南子兵略训》记载的关于周师出发时应能在当地东方见到明亮岁星（木星）的要求；
④符合《国语》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武王率领周师伐纣出发前后呈现特殊天象的记载及《三统历世经》中对当时天象的有关描述——在周师出发前后应有“月在天驷”和“日在析木之津”的天象；
⑥满足《武成》与《世俘》所记历日出现两次“朔”的天象要求——在周师出发后到甲子日克商（朝歌）前，应有两次“朔”发生，第一次“朔”发生的日干支必须为辛卯或壬辰，第二次“朔”发生的日干支必须为克商前五日的庚申或辛酉（考虑到周初对“朔”的确定有误差）；
⑦满足《国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伐纣过程中还呈现“星在天鼋”天象的要求——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应能见到“星在天鼋”【注3】的天象。
笔者认为，江晓原工作团队永远值得后世景仰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就是他们明确提出了“如何避免沦为‘第45’的命运问题”。根据学界的统计，截止1997年5月1日学界专家们共提出了至少44种不同的也都是不正确的周殷牧野之战发生之年，江晓原声称其工作团队的奋战目标，就是“使自己的工作免于沦为‘第45’的命运”。他在2014年新版的《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一书的第033页中写道：
在我们开始本课题研究之始，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何才能使自己的工作免于“第45”的命运，或者说，得出超越前贤众多工作的全新成果？经过我们对前贤工作的反复考察和思考，我们终于确信，免于“第45”的命运是可能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自1997年5月1日以后，提出的周武王伐商灭纣克殷年虽然在原有的44种的基础上又添加了好几种，但最先提出的只有两种：一是将牧野之战发生日定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可换算为干支纪元的甲午年丁丑月甲子日，即甲午年十一月二十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说”，二是将牧野之战发生日定为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可换算为干支纪元的丙申年庚子月甲子日，即丙申年十二月初四日）的“江晓原说”。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中必定至少有一种会沦为“第45”的命运。
从目前的学术形势来看，“江晓原说”似乎有免于沦为“第45”命运的可能。
笔者下此断语的理由是：笔者据祖传魏晋谱书《殷氏家传》的记载和许剑伟《寿星天文历》推算出的殷商王朝末帝帝辛（纣）之失国日正好和“江晓原说”完全一致。笔者认为，运用两种不同推算方法对同一问题的研究竟然得到相同的结论绝对不是偶然的。
现在回想起来，在殷商史研究领域内，《殷氏家传》似乎比今古两种版本的《竹书纪年》还重要。例如，《殷氏家传》对殷商先王私名和帝辛之子武庚私名的记载比今本《竹书纪年》还可信，今本《竹书纪年》上没有记载的，其上也有记载。例如太丁、孝己两位未立先逝的太子及帝辛之子武庚的私名，今本《竹书纪年》未记，但《殷氏家传》则谓：“太丁谱名睿、孝己谱名晅、武庚谱名聖。”
太丁谱名睿、孝己谱名晅，虽然尚未得到考古材料的印证，但是武庚谱名聖已经得到金文和清华简的证实。另外《殷氏家传》中还说殷人祭祀“冥”不说祭祀“冥”，而说祭祀“先祖河”，这与甲骨文中殷人祭祀“高祖河”一致。《殷氏家传》中还说，殷人经常祭祀契、河、上甲、汤四位高祖，而不祭黄帝，这些似乎已经得到甲骨文的印证和学界的普遍认同，《殷氏家传》的殷人不祭黄帝之说与殷商史学界著名科学家王震中教授谓“帝喾既非商人的始祖，也非周人的始祖”的论断完全一致。迄今为止，笔者已经发现，《殷氏家传》的记载与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完全一致的至少还有下列四个方面：
①《殷氏家传》记载殷代有实行“祖都、子都双都制”的传统，与殷商史著名科学家郑州大学李民教授、李民门生张国硕教授、张国硕门生张新耀师徒三代进行多年研究得出的殷代有实行“主都、辅都双都制”传统的研究成果完全一致，也与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韦心滢女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的殷代有实行“圣都、行都双都制”传统的研究成果完全一致【注4】。1700多年前编撰《殷氏家传》的先祖、现代的李民教授和韦心滢博士都认为，殷代中期中丁迁嚣（隞）、河亶甲迁相、祖乙迁邢（耿、庇）、南庚迁奄，迁的只是实际军事中心的辅都，位于郑州的主都一直没有迁，只有后来的盘庚迁殷才是殷代历史上的真正迁都，正因为盘庚要把位于郑州的主都（实际祭祀中心）和位于奄邑的辅都（实际军事中心）连同住于主都、辅都的殷商贵族“二心合一”地、一劳永逸地一起迁到位于今安阳的“殷”去，所以才遭受到恋家族人的坚决反对，甚至抵制。
②《殷氏家传》认为成汤十八年即天子位之“亳”就在郑州，并被成汤复命以亳。笔者认为，《殷氏家传》认为成汤十八年即天子位之“都”在郑州并被成汤复命以“亳”的说法已经得到考古材料的证实和学界的普遍认同，它就是1955年发现的郑州商城。尽管学界尚有不少学者对《殷氏家传》断言成汤“始居之亳”不在郑州，而应在离郑州和夏之畿地很远且与东夷各部族方国较近以利结盟的地方，仍持有异议。
③就成汤建国以后的殷代早期能够实际控制的疆域而言，《殷氏家传》记载，成汤代夏成为新的“天下共主”，实际控制的疆域以中原腹地郑洛地区为中心，北至豫北冀南，南至丰富铜矿带的长江流域，东至泰山以西和淮河流域，西至晋中、晋南。《殷氏家传》的这个说法虽然没有完全得到考古材料的证实，也没得到学界专家的普遍认同，但《殷氏家传》记载的成汤建国以后的“殷代早期能够实际控制的疆域南至丰富铜矿带的长江流域”已经为考古界发现的武汉盘龙城是殷代早期在长江流域的重要据点的考古材料所证实，并为学界普遍认同。
④就武丁时期能够实际控制的疆域而言，《殷氏家传》记载，在南方武丁已经收复了殷代中期主动放弃的长江流域的铜矿资源并有所扩展，在东边已经牢牢控制了渤海、黄海沿岸的盐业资源，只是淮河流域尚不在武丁掌控之中。
在西方，连年的反侵扰战争的胜利已经能够不断地捕获羌人以补充祭祀人牲的不足。《殷氏家传》的这种说法大体与文献记载及甲骨文的发现一致，也为学界普遍认同。
尽管笔者对《殷氏家传》的许多记载深信不疑，但受北宋邵雍《皇极经世》的影响，对《殷氏家传》关于殷代纪年的下述记载多持怀疑态度：上至夏桀元年壬辰；中历成汤即殷侯位元年丙午（夏桀十五年）、夏桀三十一年壬戌（成汤十七年）夏亡、成汤十八年癸亥即天子位、成汤二十七年壬申迁九鼎于商邑、成汤二十九年甲戌，陟；下迄帝辛元年乙巳、帝辛失国日为“丙申年甲子日”的六字记载等。后来受到“江晓原说”的启发和许剑伟《寿星天文历》的指引，并结合现代碳14测年给出的成汤建国始年范围（约在公元前1610年至公元前1580年之间）和牧野之战发生日的年代范围（约在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之间），笔者对《殷氏家传》关于殷代纪年的上述记载，重新进行研究和推算，觉得《殷氏家传》的“年干支”记载与北宋邵雍《皇极经世》推断的“年干支”记载虽然完全不一致，但却与今本《竹书纪年》的夏末殷初“年干支”记载和江晓原教授推的牧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044年1月9日的研究成果惊人的一致，于是才改变认识，认为《殷氏家传》关于殷代纪年的记载还是可信的，故才下决心将其整理出来，写出本文，供学界参考。
【二】中国传统干支纪年与公元纪年换算的知识简介
传说中国古代有六种历法：黄帝历、殷历、夏历、周历、鲁历、颛顼历。
到了清朝未年，革命党人不满清朝的统治，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概念，旨在推翻当时中国由满族所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恢复中华各民族本身的民族文化传统，建立汉族掌权的新政府。于是，以黄帝为血缘纽带的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的血缘政治的概念得到加强，黄帝纪元年大行其道，并由孙中山先生在《改历改元通电》中通告全球。他们认为中国干支纪年的开始年——第一个干支纪年的甲子年起源于黄帝，称为“黄帝元载甲子年”或“黄帝纪元元年”，并且认为“黄帝元载甲子年”或“黄帝纪元元年”为公元前2697年。于是公元前2697年就成为中华民国时代公认的中国黄帝纪元元年，也就是中国的第一个甲子年。新中国成立后，有人也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在2009年8月1日提出名称为《建议建立以中国历史文化为主体的中华纪年体系》的建议。在该《建议》中，共列出了关于中国黄帝纪年的九种方案，其中的公元前2697年和公元前2997的的两种方案都恰好是中国农历的甲子年。因为公元前2697方案和孙中山《通电》的方案相同，于是社会大众就认准公元前2697年为中国黄帝纪元元年的方案。
以上就是公元前2697年被认为是中国黄帝纪元元年（中国第一个甲子年）和公元前2697年立春那天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甲子年第一天的由来。传说黄帝就是于公元前2697年（甲子年）登基为帝的，传说自公元前2697年起，黄帝纪年就逐年不乱地一直沿用到现在。这就产生一个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和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怎么互相转换的问题。我们知道，公元纪年是中间只有“公元1年”和“公元前1年”两个反向递增方式的起始年代，不存在公元0年。要想掌握将公元纪年转换为干支纪年的方法，得要掌握干支纪年方式60年周而复始的规律。即若已知公元纪年“a年”的干支，则有下列规律：
公元前a年的“年干支”与公元前(a±60n)的“年干支”相同，（其中a为已知常自然数，n为确保a±60n>0的任意自然数）；公元（后）a年的“年干支”与公元（后）(a±60n)的“年干支”相同，（其中a为已知常自然数，n为确保a±60n>0的任意自然数）。
例如：
①已知公元2022年为壬寅年，则公元2322年也是壬寅年（2022+60×5=2322>0）；
②已知公元前1635年为丙午年，则公元前1035年也是丙午年（1635-60×10=1035>0）；
读者只要掌握下述两个由“公元纪年尾数”和“公元纪年尾数÷12的余数”定干支规律，即可将任何公元纪年数转换成相应的“标称干支纪年数”：
①公元前的公元纪年数转成“标称干支纪年数”的规律：
天干字可由公元前纪年数的尾数决定，其对应规律如下：
例如：公元前1年的尾数为1，对应的天干字为“庚”，1÷12，商0余1，对应的地支字为“申”，则公元前1年为“标称庚申年”。
再如：公元前1050年的尾数为0，对应的天干字为“辛”，1050÷12，商87余6，对应地支字为“卯”，则公元前1050年为“标称辛卯年”。
②公元后的公元纪年数转成“标称干支纪年数”的规律：
天干字可由公元后纪年数的尾数决定，其对应规律如下：
例如：公元1年的尾数为1，对应的天干字为“辛”，1÷12，商0余1，对应的地支字为“酉”，则公元1年为“标称辛酉年”。读者可用此法判断一下公元2022年的标称干支纪年是否是壬寅年。
值得读者注意的是，上述的公元纪年转换为中国传统干支纪念的方法只适用于同一年中两种纪年模式的绝大多数月份，不能用来求解年头年尾具体年月日的属年（属相）问题。例如，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据诸多特殊天象推断的周殷牧野之战发生日为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其中的“公元前1044年”，若用上述方法转换，会得到“公元前1044年是丁酉年”的结论，公元前1044年的绝大多数月份确实属于丁酉年，例如“公元前1044年6月9日”为“丁酉年乙巳月乙未日星期一，即丁酉年四月初八日”，但是位于公元纪年年初的“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却不属于丁酉年，查许剑伟《寿星天文历》得知“公元前1044年1月9日”的干支纪年确切日期为“丙申年庚子月甲子日星期四，即丙申年十二月初四日”。为什么标准转换方法不适用于“年头年尾”的转换呢？
【三】殷代起始年公元前1618年癸亥的推断
①《殷氏家传》明确记载，成汤即天子位年为成汤十八年癸亥：“汤奉天命放桀，遂有天下，改天下之号曰殷。”依此记载，可选的殷代起始年代为公元前1498年、公元前1558年、公元前1618年、公元前1678年等，考虑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碳14测年给出的误差范围，笔者觉得将《殷氏家传》记载的成汤即天子位年“癸亥年”定为“前1618年”比较合理。
②《殷氏家传》的“年干支”记载是符合干支纪年规律的，是绝对无错的。
③《殷氏家传》关于夏末殷初的“年干支”记载得到传世文献今本《竹书纪年》的完全印证。这说明《殷氏家传》的“年干支”记载不仅符合干支纪年规律，而且是可信的。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帝癸，一名桀。元年壬辰（笔者推算为公元前1649年），帝即位，居斟鄩……十五年（笔者推算为公元前1635年丙午），商侯履迁于亳……三十一年（成汤十七年壬戌，笔者推算为公元前1619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战于鸣条……获桀于焦门，放之于南巢……殷商成汤名履……改天下之号曰殷。十八年癸亥（笔者推算为公元前1618年），王即位，居亳……
二十七年（笔者推算为公元前1609年壬申），迁九鼎于商邑……二十九年（笔者推算为公元前1607年甲戌），陟。”
【四】殷代末年公元前1045年丙申的推断
《殷氏家传》记载，帝辛于乙巳年即位（笔者推算为公元前1096年），只说在位52年失国，避称其为周武王诛灭。笔者将帝辛即位年1096减52加即位起算的1年，推算得帝辛末年为公元前1045年（1096-52+1=1045），并用本卷前面介绍的公元纪年转换为干支纪年的基本方法，算得“公元前1045年的标称干支年为丙申年”。查许剑伟《寿星万年历》知公元前1045年的标称干支年丙申年的起止日期如下表所示：
公元前1045年的标称干支年——丙申年的起止日期一览表
由上表可知：
由上述推导可知，殷代始年为公元前1618年癸亥，终年为公元前1045年丙申，由此可推算出整个殷代的积年为574年（1618-1045+1=574）。
【五】牧野之战发生日——公元前1044年1月9日的推断
公元前1045年的标称干支年——丙申年内含的六个甲子日一览表
上表中所列发生牧野之战的六个可选甲子日，是由《殷氏家传》记载的帝辛失国日为“丙申年甲子日”的六字记载直接推出的，推算时只需考虑“夏商周断代工程”利用碳14测年给出的年代范围，不需要另外任何其它的资料，可见《殷氏家传》的记载之真。
从上表中所列的公元前1045年的标称干支年——丙申年内含的六个甲子日中可看出，由《殷氏家传》记载的帝辛于“丙申年甲子日”失国的六字记载，即可推出表中六个可选的牧野之战发生日的具体日期，并且断定这六个可选日期中必有一个也只有一个是牧野之战发生日确切日期。不过，光凭《殷氏家传》的六字记载，还不能确定上述6个甲子日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牧野之战发生的的甲子日，这时就必须用传世文献记载的“天象”资料来帮忙。由上文提到的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一书中列出的牧野之战发生日的“天象”资料立刻可推知，在由《殷氏家传》的帝辛于“丙申年甲子日”失国的六字记载直接推出的的六个牧野之战发生的甲子日中，只有公元前1044的1月9日的甲子日（或黄帝纪元一千六百五十四年十二月初四的甲子日，或干支纪元的丙申年庚子月甲子日），才是帝辛失国或周殷牧野之战发生日的确切日期。
公元前1044年1月9日这个日期虽然属于公元前1044年，但它还在公元前1045年的标称干支年丙申年之内，只有到公元前1944年2月13日5时44分52秒的立春时刻以后才属于公元前1044年的标称干支年——丁酉年。这就是我们前面将殷代末年定为公元前1045年丙申而没有定为公元前1044年丁酉的原因。
也由于光凭《殷氏家传》的记载，只能在帝辛末年的丙申年内推出六个可选的的发生牧野之战的甲子日，还不能推出这六个甲子日中到底哪一个才是发生牧野之战的甲子日，只有靠牧野之战发生日呈现特殊天象的文献记载，才能从六个可选的甲子中挑选出公元前1044年1月9日才是真正的武王伐纣日，这就是本文特别看重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定公元前1044年1月9日为武王伐纣克殷日这项重大科研成果的原因。
【六】据许剑传《寿星天文历》编辑的殷代始日、终日图解
图1殷代始建国日图解：
图2殷代覆亡日图解：
【七】基于《殷氏家传》记载的殷代17世27帝纪年表
【说明】表中《家传》为《殷氏家传》的简称，“谱名”为家谱中私名，“公元前”一般简作“前”，干支纪年为《殷氏家传》中的记载，公元纪年为推算得。
注释：
【注1】详见江晓原、钮卫星著《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新版。以江晓原教授为首的天文学研究团队曾应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之一的席泽宗院士的安排，接受“工程”中《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和《三代大火星象》两个专题的研究任务，均获得重大成果，尤以天象研究得出周殷牧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044年1月9日（甲子日）的重大成果最引人注目。
江晓原教授得出的公元前1044年1月9日（甲子日）为周殷牧野之战发生日之说，虽未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倾向性选择，但“夏商周断代工程”确认他有特大贡献（即他的“武王克商年的推定研究”于2001年获“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科技成果奖”）。“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前夕时（200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初版《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获上海市第六届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
【注2】江林昌著《夏商周文明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注3】这里的“星在天鼋”之“星”，韦昭注云“辰星也”，即水星。
【注4】韦心滢：《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4月第1版。
【注5】汉章帝刘炟公开宣布中止执行西汉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开始实施的刘歆《三统历》，正式废除秦汉以前一直使用的“岁星纪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