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问卷包括幼儿性别和年龄、父母性别和年龄、父母的职业和学历、疫情期间家庭人均月收入以及家庭收入变化等信息。
2.2.2.婚姻关系调查问卷
本研究采用Locke婚姻调适测定(ShortMaritalAdjustmentandPredictionTests,SMAT)，主要用于评价夫妻婚姻质量。该量表共有15题，由主观幸福度、夫妻意见一致性及冲突解决方式等题目组成，得分范围为2~158分，得分越高代表婚姻质量越好(Locke,1959)。中文版的婚姻调适测定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本研究中，婚姻调适测定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42。
将公开婚姻冲突频率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几乎没有、一个月几次、一周几次和一天几次，按照频率从低到高进行1~4的赋分，考察家长发生冲突时幼儿在场的频率。此外，本研究还自行编制了一些有关婚姻主观感受和婚姻冲突原因、频率以及冲突解决策略的封闭作答题目，用于探讨疫情期间婚姻关系的变化。
2.2.3.亲子关系调查问卷
本研究中采用Pianta编制的亲子关系量表(Child-ParentRelationshipScale,CPRS)，该量表适用于评价学前儿童的亲子关系，原量表共有题目30道，包含了亲子冲突性、亲子亲密性和亲子依赖性三个维度，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形式记分(Driscoll&Pianta,2011)。中国的学者引进并检验了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除亲子依赖性维度之外，亲子冲突性以及亲子亲密性维度的信度和效度较好(申青慧，2014；张晓，陈会昌，张桂芳，周博芳，吴巍，2008)。因此，本研究采用亲子冲突性和亲子亲密性两个维度进行测量。本研究中，亲子冲突性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65，亲子亲密性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56。此外，本研究还自行编制了亲子关系主观感受、亲子冲突原因、频率以及冲突解决策略的题目，用于探讨疫情期间亲子关系的变化。
2.3.数据收集与分析
3.研究结果
3.1.疫情期间学前儿童父母婚姻关系的基本情况
3.1.1.学前儿童父母冲突的原因
Table1.Causesofconflictbetweenparentsduringepidemicperiod
3.1.2.学前儿童父母冲突解决策略的改变
本研究参考Kerig(1996)对于婚姻冲突解决策略的划分，将冲突解决策略划分为“合作(和配偶讲道理，或者开放地讨论问题)”、“妥协(为了避免冲突产生或者升级，选择顺从配偶的观点)”、“拒绝和解(试图与配偶继续延续争吵，不肯和解)”、“言语攻击(对配偶进行指责、谩骂)”以及“身体攻击(对配偶实施暴力攻击和虐待)”。除了“合作”为积极策略外，其他均为消极的冲突解决策略。
Table2.Thechangeofparentalconflictresolutionstrategiesofpreschoolchildren
注：*p<0.05，**p<0.01，***p<0.001，下同。
3.1.3.学前儿童父母婚姻关系主观感受的改变
Table3.Thechangeofsubjectivefeelingsofmaritalrelationshipbetweenhusbandandwife
注：事后比较只将选项1和选项2的数据进行比较，仅报告显著的两两比较结果，#p<0.017，##p<0.0033，###p<0.00033。
3.2.疫情期间学前儿童亲子关系的基本情况
3.2.1.学前儿童亲子冲突原因
Table4.Causesofparent-childconflictamongpreschoolchildrenduringepidemicperiod
3.2.2.学前儿童亲子冲突解决策略的变化
本研究参考俞国良和周雪梅(2003)对青春期亲子冲突解决策略的划分方法，将亲子冲突策略划分为“合作(和孩子讲道理等方式)”、“妥协(给孩子许下新的承诺)”、“屈从(父母威胁恐吓孩子，使孩子顺从或者孩子以哭闹逼迫家长退让等方式)”、“退缩(父母对冲突进行冷处理，最后不了了之等方式)”以及“第三方介入(邀请配偶进行调节等方式)”5种策略。
Table5.Changesofparent-childconflictresolutionstrategiesofpreschoolchildrenduringepidemicperiod
注：事后比较只对选项1、选项2和选项3的数据进行两两比较，仅报告显著的两两比较结果，#p<0.083，##p<0.0016,###p<0.00016。
3.2.3.学前儿童父母对亲子关系主观感受的变化
Table6.Thechangeofparents’subjectiveperceptionofparent-childrelationshipofpreschoolchildren
3.4.婚姻质量与亲子关系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Table7.Thedescriptivestatisticsandcorrelationcoefficientsofthemainvariables
Table8.Themediatingeffectofovertmaritalconflictfrequencyontherelationshipbetweenmaritalqualityandparent-childcloseness
注：Boot标准误、BootCI下限和BootCI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所有数值通过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下同。
在控制幼儿年龄等变量的基础上继续采用Hayes(2012)编制的SPSS宏程序考察父母性别在婚姻质量与亲子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婚姻质量与父母性别的乘积项对公开婚姻冲突频率和亲子亲密性、亲子冲突性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B=0.09,t=0.97,p=0.33;B=0.08,t=1.87,p=0.06;B=0.03,t=0.40,p=0.68)。公开婚姻冲突频率与父母性别的乘积项对亲子亲密性和亲子冲突性的预测作用也不显著(B=0.02,t=0.57,p=0.56;B=0.01,t=0.19,p=0.84)。这说明婚姻质量和亲子关系之间的关系不受父母性别的调节。
Table9.Themediatingeffectofovertmaritalconflictfrequencyontherelationshipbetweenmaritalqualityandparent-childconflict
Table10.Thetestofmoderatedmediatingeffect
4.分析与讨论
4.1.疫情期间学前儿童父母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现状及变化
4.2.婚姻质量、公开婚姻冲突频率与亲子关系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婚姻质量和公开婚姻冲突频率对亲子关系存在“溢出”效应，并且婚姻质量对亲子亲密性和亲子冲突性的作用机制不同。学前儿童父母的公开婚姻冲突频率在婚姻质量和亲子亲密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但在婚姻质量与亲子冲突性之间的起完全中介作用。
5.展望与局限
本研究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既回应了学前儿童父母的婚姻质量如何影响亲子关系质量的这一问题，而且也回答了父母公开冲突频率的中介作用在何种条件下才达到统计意义的显著问题。对于深化和发展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下婚姻关系与亲子关系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本研究还存在着以下局限：第一、采用问卷的形式对家长进行调查，与所有问卷研究相似，问卷填写结果可能会受到社会性赞许的影响以及遗忘水平的影响。第二、本研究是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对学前儿童婚姻质量和亲子关系进行研究，是一个横向研究，然而疫情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如果能进一步对被试进行追踪研究更有助于了解疫情期间婚姻质量与亲子关系的作用机制的变化过程。第三、本研究只考察了父母的公开婚姻冲突频率，没有涉及公开婚姻冲突的强度和解决方式，这一点在以后的研究中仍然需要改进。第四、本研究考察了父母婚姻质量、公开婚姻冲突频率和亲子关系之间的关系，但亲子关系也可能反向作用于其他两者，因此后续的研究可以考察幼儿卷入父母冲突的程度和幼儿的气质类型等变量是否也在婚姻质量与亲子关系之间中起调节作用。
6.教育建议
第二、避免婚姻中消极情绪的外溢。家庭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家庭中的婚姻关系所产生的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会传递到亲子关系中去，家长要将婚姻冲突消化在婚姻系统内，尽可能更多地在孩子面前展示夫妻温馨的一面，有意识地降低儿童暴露在婚姻冲突下的频率。如果被孩子目睹父母冲突，应当及时向孩子说明冲突发生的原因，并尽量在幼儿面前采用积极的解决方式化解冲突，这有助于帮助幼儿形成安全感，习得如何运用合理的策略解决人际交往中的冲突。
第三、夫妻形成一致、积极的教养方式。父母在育儿过程中要注意自己的抚养行为与态度，尽量与配偶形成一致的教养方式，不在孩子面前抱怨配偶，避免因为赌气而在孩子面前与配偶唱反调。面对激烈的亲子冲突，可先与孩子短暂分开，待冷静后再与孩子共同协商来解决问题，尊重幼儿的想法，加强与孩子的有效沟通，为孩子提供温暖的情感支持，参与到孩子的日常活动中，用平和的心态对待孩子的过错，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2021WTSCX090)和惠州市科技计划项目(2017C0411017)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