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矗立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张纯如纪念铜像。（图/CFP）
②张纯如父母讲述女儿成长历程。文汇报记者郑蔚摄
③现任加州众议员朱感生，张纯如纪念公园发起人。文汇报记者付鑫鑫摄
④丁元（前排左三）等世界史维会部分成员在北京合影。（资料照片）
《论语八佾第三》：“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美国女作家、《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作者张纯如，名为“纯如”，意即（音律）和谐悦耳。
“在伊利诺伊大学教书时，同事总说，自从有了纯如这个女儿，我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在美国家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感慨。
1968年生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张纯如，从小活泼可爱。由于祖辈在台湾没法帮忙，张纯如完全是跟着父母长大的。“因为我和她妈妈在家都说中文，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先教纯如中文。等她长大了，能跟附近小朋友一块玩，自然就会说英文了。”张家爸爸说。
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幼时的张纯如对外界很好奇，每天都有“十万个为什么”。而她问父母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你们在我这么大年纪时，在做些什么呢？”张绍进告诉女儿，那一时期，抗日战争正进入最残酷的阶段，爸爸是在战时的“陪都”重庆长大的。
“爸爸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日本人每天都派飞机来狂轰滥炸。早晨，我们的外婆做好早饭、带上午饭，把小孩子全赶进防空洞里躲起来，挨过一天是一天。”张绍进将自己的经历告诉女儿，并向她描述了发生在1937年年底的南京大屠杀。“尽管我没有亲见南京大屠杀，但我们在学校上课时，老师都会讲南京大屠杀这一暴行。日本人把婴儿撕成两半、甚至三块、四块，那时候，长江水都被血染成了红色。”
因为喜欢，所以写作
于是，南京大屠杀，在童年张纯如的眼里，成为邪恶的代名词，挥之不去。中学时代，张纯如寻遍旧金山的图书馆，想了解更多南京大屠杀的情况，但一无所获。她不禁好奇：如果南京大屠杀真是那么骇人听闻，像父母所说的那样，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残酷的屠城，那为什么没有人将它记录下来呢？
1985年，上大学以后，张纯如选的是理科“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并在课余参加了一本校内杂志的采写工作。为办好杂志，张纯如选修了不少新闻系的课程。
有一次，张纯如回家告诉父亲，她好喜欢写作。父亲问她：“既然你这么喜欢写作，为什么不转系呢？”父亲一句话，让张纯如顿时愣住了。
半晌之后，她说：“你研究物理，妈妈研究生物化学，你们不是不喜欢我搞文学方面的东西吗？”父母告诉她，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父亲还鼓励她说：“你只有做你喜欢的东西，才有可能做得好。你喜欢的话，当然可以转系。”她听过以后很开心。
“实际上，她从小就喜欢写作，看书看得厉害。小时候，我们给她买了电脑。读大学时，为了编杂志，她去采访别人，每次回来都很开心。”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从旁补充道。
转系以后，张纯如告诉父母，她这个大学恐怕要5年才能毕业了。然而，让她喜出望外的是，之前她选修的新闻系课程的学分，转系后，都变成了必修课的学分，不用恶补学分。
“纯如在写作方面，很有天赋。尚未转系成功，她就因为在校内杂志的出色表现，被遴选为《新闻周刊》的实习生。”张盈盈说，这是新闻系本专业学生都很难获得的锻炼机会。
正式实习的暑假，张纯如自告奋勇地告诉教授，每个礼拜，她都会上交一份报告，告知实习进展。恰是这个大实习，纯如又拿了不少学分，最终促成她大学四年如期毕业。
本科毕业后，张纯如申请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深造写作，一年后，硕士毕业。那时，有个教授认识一位出版商朋友。出版商朋友曾听说钱学森毅然离开美国回到中国并造出原子弹的故事，便将这个故事转述给教授，请他推荐人来写钱学森。教授觉得，张纯如的中文不错，对中国比较熟悉，就推荐了她。有了教授的首肯，作为纽约最大的出版商，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对初出茅庐、时年22岁的张纯如非常信任。
1995年，张纯如回到中国。钱学森夫妇不愿接受采访，张纯如就访问了钱学森的学生、同事和秘书。历时4年搜集资料，那年年底最终写成了第一本著作《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
“不是学航空航天的人，能出色完成这样一本书，连她的教授都不得不佩服她。”张盈盈开心地说，并非因为是自己女儿，她就特别夸赞，而是因为张纯如对写作的确认真，也很优秀。
张绍进解释说，女儿曾学过数学，逻辑思维能力较强；又有计算机学科的基础，懂得如何快捷、有效地搜集资料。“这些历练对她的写作有很大帮助，包括《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也是如此”。
婚后的张纯如，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在加州圣巴巴拉过着平静的生活。听闻一个搞电影的朋友说，有几个东海岸的制片人完成了一部关于南京暴行的纪录片，但由于筹不到资金，无法进行宣传和发行。
这位朋友的话重新激起了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兴趣。不久，她同两个纪录片制片人谈起了这个题目。一位是邵子平，华裔美国人、社会活动家，曾在纽约为联合国工作，曾任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主席，协助制作过DV《马吉的证言》。另一位是汤美如，独立电影制片人，曾与崔明慧合作过专题片《以天皇的名义》。通过两人的介绍，张纯如进入到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圈子。
圈内的大多数人都是第一代的美籍或加籍华人，像张纯如一样，他们认为应当在幸存的受难者去世前，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公布于世。甚至，还有人要将战争的记忆传给子孙后代，以免后人在北美文化的同化下，忘却历史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12月，张纯如参加了一个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会议。在加州圣何塞城郊的库帕提诺，会议大厅里陈列着海报大小的南京暴行的照片。
“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可怕的照片。虽然我从小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但我对这些照片毫无思想准备——完全黑白的图片：被砍下的人头，被刺刀剖开的肚肠，赤裸裸的妇女……令人刻骨难忘。”在《南京暴行》一书的导言中，张纯如写道。
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张纯如得知，直到那时，还没有人用英文写出一本关于南京暴行的长篇叙事纪实著作。于是，她勇敢地向当时的会议主办人之一丁元先生提出申请，希望能够获得主办方更多资料，撰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实著作。
在库帕提诺的家中，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丁元回溯了第一次见到张纯如的情景。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硅谷的崛起，华人在美国的地位日益提高。很多在加州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中日关系里，日方始终缺少一个对二战的清晰交代。与此同时，在纽约、华盛顿等地，已有很多华人在从事抗战纪念活动，如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等。为使美国东西两岸遥相呼应，加州的华人决定在库帕提诺城郊举办一个展览。
“展厅本来可以容纳250个人，我们当初怕位子太多，来的人太少，稀稀拉拉不好看，就把椅子撤到50张。”丁元记忆犹新地说，没想到，预备2点开始的会议，2点不到竟来了几百号人。最后，会议正式开始时，已有700多人挤在展厅内外，其中大部分是老人，一个个抢着发言。老人们都说：“你们还年轻，又有一定经济条件，有责任为中国争口气。”
丁元说，恰是办展览那会儿，他见到了张纯如。那天下午5点多，身着白衬衫、黑裤子，扎着马尾辫的张纯如，守在展厅外面的前台。“就像现在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纯如穿着很朴素，外表很文静。”丁元说，“我问她，为什么想要写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她说，以前就听父母讲过这个故事，后来接触愈多，就愈发想要向世人公布真相。”
当年的张纯如，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本书，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
张纯如的想法与丁元等人不谋而合。于是，张纯如很快成为世界史维会的一分子，并为史维会撰写了联合会宗旨——保存二战亚太战争历史的真相，以及四个目标——道歉、赔偿、立碑、建馆。初成立时，史维会仅有15个组织加盟；目前，下属的会员单位已发展到40多个。
“日本右翼总号称自己是受害国，在广岛和长崎挨了美国的原子弹。到现在，他们还参拜靖国神社、二战战犯，难道就不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对中国、韩国、菲律宾等亚洲人民犯下的暴行吗？”采访中，丁元的声音瞬时提高了几分。
“钢铁玫瑰”，生命意外定格
1995年，张纯如专程前往南京。在“火炉”南京，她每天工作长达10小时。虽然，有不能准确理解部分中文史料和南京地方方言的困难，她仍潜心专研、坚持啃下硬骨头。
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柯比在此书序言中写道：“南京的暴行在西方已几乎被人们遗忘，所以，本书的问世尤显重要。张小姐把它称作‘被遗忘的大屠杀’，将二战期间在欧洲和亚洲发生的对数百万无辜者的屠杀联系在一起。”
一炮而红以后，张纯如被很多媒体邀请去演讲。
“一年之内，纯如就变成了公众演说家。有些演讲技巧，完全靠她自学。记得，她还曾经向我抱怨说，为什么小时候要送她去学钢琴，应该学公众演讲才对。”张盈盈说，“一开始，她可能有点舞台焦虑，但后来慢慢就不会怕了。”
史维会通过募捐资助张纯如往返各地的机票，并协同她设计演讲的线路。丁元说，张纯如行程几十万公里，在140多所学校宣讲过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因此，有的媒体宣称，张纯如是赛珍珠以外，最为世人所知的美国作家。
2003年4月28日，张纯如出版第三本书《美国华裔史录》。
2004年11月9日，年仅36岁的年轻生命意外定格。张纯如，因抑郁症，在自己的车内用手枪自杀身亡，留下遗书说：“我觉得被CIA（中央情报局）或是别的什么组织盯上了……我走在街上被人跟踪，无法面对将来的痛苦与折磨。”
此前，同年3月，张纯如和丁元约在桑尼维尔见面，丁元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却迟迟不见张纯如。一个半小时后，张纯如仓皇赶到，并抱歉地说，开车出了家门，她竟开反了方向。走到一半，越想越不对，才折返到指定的地点。
丁元惋惜地说：“我觉得，她是精神压力太大，身体透支厉害才会自杀的。她的书房里，贴有南京的地图和放大版的万人坑照片。为了寻求历史的真实，纯如常常把自己假想成受难者本身，用第一人称创作，心理压力很大。加上，有了儿子以后，向来日夜颠倒的她，白天要照顾儿子、晚上又要呕心沥血地写作，吃不下东西，身体完全垮了，精神恍惚得厉害……”
对自杀源于日本右翼势力恐吓的说法，丁元认为，1997年出书以后，一直都有日本右翼势力作祟，但张纯如挺身而出，勇敢辩论。可见，她并非害怕日本右翼的迫害，何况，时隔已有7年之久。
“而且，日本人骂我们骂得越厉害，我们就越开心，更加斗志昂扬。这说明我们对史实的求证和纪念，达到目的，戳到日本人的痛处了。”年逾古稀的丁元充满激情地挥舞了一下拳头，“我们作为第一代美籍华人，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但也不能白活，不能忘记祖籍国才是最坚强的后盾。今天，我们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让日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曾经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向中国人民真诚道歉！”
朱感生：让更多美国人知道这段真实的历史
在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时，朱感生先生说，早在2012年，圣何塞市就有一个关于大型公共艺术的建造计划。考虑到当时的预算和选址，时任市议员的他，提出可以建一个张纯如铜像。
“在美国，很多人对于二战的记忆停留在欧洲战场上，对亚洲战场的事情知之甚少。别说美国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731部队，就是飞虎队，他们也很陌生。”朱感生颇为激动地说，“我们一开始希望修建张纯如铜像，不是为了挑起中日之间的仇恨，而是要让更多美国人知道过去真实的历史。”
后来，大型公共艺术的提案未获市议会通过，建铜像的想法被搁置下来。
为建公园拉票
今年初，朱感生所辖片区恰巧其中有个绿色公园项目，地址就在张纯如父母家附近。于是，他立即联络了张绍进、张盈盈夫妇，发动他们对“张纯如纪念公园”的命名宣传。
在朱感生看来，博物馆里血淋淋的照片未必是让人们记住历史的最好方式，或许，略为抽象、更有内涵的展示更为有效，“比如说，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里，一堆鞋子，大人的、小孩的、男人的、女人的……这就很好地说明了，犹太人作为受难者的历史，直抵人心、扣人心弦。”
在美国，社区公园如何取名，必须通过附近居民的投票表决。有的居民很好奇：“为什么要叫张纯如纪念公园？张纯如是谁？她做了什么？”朱感生说，这些问题是他拉票期间，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即便如此，他依然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解释。
除了去社区做好约500户居民的宣讲工作，对于自己的同事，朱感生也是苦口婆心地劝说：“有些关系好的同事，你提醒一两句，人家自然会去查，然后也就知道张纯如是何许人、做过什么事情。有些关系一般的，就得送些书和资料，让他们被动学习一下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朱感生的太太周云菊说，在美国办事，除了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遇到政府经费不够，还得向社会募捐。比如，张纯如纪念公园的地皮、建设、后期维护，费用高达300万美元。为此，朱感生不得不向公园周边的商户“兜售”自己的好提案：“公园的前身只是一块荒地，经过绿化养护以后，社区捐给政府，命名以后，商户们都可以享受‘张纯如纪念公园’的增值效应。在以后长达10年的维护过程中，房价、租金也可以水涨船高。”
努力传播史实
不过，令张绍进、朱感生两对夫妇都颇为遗憾的是：至今，《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尚未写进美国中学补充教材当中。
张盈盈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和多伦多，《南京暴行》已列入中学的补充教材。而朱感生议员，曾在3年前，努力提出过一个法案，希望能将张纯如的书收入美国加州的辅助教材。
“法案已由加州下议院提交上议院，只差一个州长的签名，就可以通过了。可惜，因为法案提前曝光，惊动了日本政府，州长迫于美日关系的压力，不得不动用一票否决权，最后‘枪毙’了这一法案。”周云菊气愤地说。
朱感生一再强调，将日本侵华的暴行列入教材，并非为了在加州——这个面向亚洲的门户来报复日本，而是为了用二战时期亚洲战场的历史真相教育未来一代：战争对人性的扭曲、摧残与戕害。
虽然法案没有获得通过，但是，这些年，张盈盈一直通过张纯如基金会，联合其他海外爱国组织，每年输送四五十名美国或加拿大的历史老师、语文老师到南京、上海等地考察学习，了解真实的亚洲二战历史和今天的中国。
恰如张纯如在《南京暴行》的导言中写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利·威赛尔多年前就曾提出警告：忘记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屠杀。……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