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美国之音一则关于“科罗拉多州计划生育机构遭袭击”的报道称，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旗下的一家位于科罗拉多的诊所近日发生枪战，再一次把这个遍布全美的计生组织曝光于媒体。在此之前，美国国会曾拒绝给这个计生组织发放拔款立法。
戏剧性的是，导致民主共和两党难以在未来一年政府支出此等大事上实现妥协的分歧点，在于是否继续给一个叫做“亲子关系规划”的非政府组织提供5亿美元的年度拨款。该组织全称为“美国亲子关系规划联盟”（PlannedParenthoodFederationofAmerica），有时也会被直接译成国人熟知的“计划生育”组织。
这个负责美国计划生育的组织基本上是与美国生育控制运动同步发展出来的。目前公认的起始点，即1916年10月16日，护士玛格丽特·辛吉斯·桑格与其妹妹等人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创办了首家生育控制的诊所。其时，此举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就在诊所开设的第九天，桑格等人就因被控告在诊所内散发“淫秽”材料而遭遇逮捕，并因涉嫌违反著名的《康斯托克法》而被判处了30天的劳役。
美国亲子关系规划联盟主席CecileRichards。
桑格所处时代的美国，女性不但没有投票权，甚至都无力独立签约或拥有银行账户，最为基本的生育自由也几乎成了彻底的奢望。按照桑格本人回忆，她的母亲一生曾怀孕19次，生育了11个孩子，在40岁时就因病故去。看尽了女性因生育过多而饱受的痛苦、特别是那些私自堕胎而导致的不幸，在欧洲短暂流亡时接触自由派新理念、甚至受到英国性心理学家哈维洛克·艾利斯思想影响之后，桑格一返回美国就马上行动起来。
令人意外的是，两位女性生育权先驱之间很快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医护专业出身的桑格主张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避孕，而教育行业出身的丹内特却坚持要绕开医学的限制，理由是更多穷苦的妇女不会、也无力专门为控制生育而就医。
比较而言，更为审慎的桑格在1920年之后逐渐稳固了生育控制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掌握了更大话语权，丹内特则被不断边缘化。究其原因，除了桑格更勤于抛头露面、丹内特将部分精力转向和平运动之外，桑格显然也在两个女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占据了上风。不过到了1928年，迫于运动内部差异性声音的压力，桑格也不得不辞去了全美生育控制联盟主席的职务，专心以名誉主席即精神领袖的角色推进运动。
桑格（中）和美国作家、女权活动家赛珍珠（左）。
在持续得到社会正面回应的同时，桑格及其全美生育控制联盟也不得不直面众多针锋相对的阻挠。首当其冲的是法律上的种种纠纷多次让桑格身陷囹圄，直到1936年一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才将生育控制排除在“伤风败俗”的范围之外，其效力却只限于纽约、佛蒙特及康涅狄格三州，全美范围内的合法化还要再等30年。
为了避免“控制”一词带来的负面观感特别是“反家庭”的极端倾向，已开设了222个中心以及4.9万个诊所的全美生育控制联盟于1942年正式更名为“美国亲子关系规划联盟”。虽然这次改名从一开始并没能得到桑格的赞同，但从其后的历史表现上评估确实是明智的：亲子关系规划联邦很快跻身于美国女性运动的主力参与地位，充当起影响政治议程与政策方向的主流社会力量。1948年，亲子关系规划联盟为生物学家格雷戈里·平卡斯所进行的研究提供了一笔小额资助。7年后，平卡斯在东京举行的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宣布了避孕药的发明；又过了5年的1960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正式批准了避孕药的公开销售。根据统计，到1965年，每四个45岁以下的美国女性中就有一个使用过这种药物，从而落实了对亲子关系的有效规划。次年，86岁的桑格毫无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1960年代的美国可谓内外交困，传统价值观备受颠覆，私人生活中的过度开放酿成了意外怀孕率的疯狂滋长。
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迎来婴儿潮。
虽然被某些极端保守派认为是性开放的帮凶，但亲子关系规划联邦及其所倡导的生育服务逐渐获得了美国政治高层的重视。1970年，尼克松签署了所谓的“公共卫生服务法第十条生育计划法案”，基于自愿、保密及可负担等基本原则，向低收入女性提供计划生育服务。依照该法案，作为服务提供者的亲子关系规划联邦开始在医疗补助的项目下接受联邦拨款。如今，该组织年度支出的三分之一出自联邦的钱袋子。
针对紧急避孕药物，一般通常的规定是允许17岁以上的女性凭本人的有效证件直接购买，但近年来却多次出现了年龄限制的松动倾向，引发多方激烈反应。就这一细节纷争，亲子关系规划联邦给出的解决方案是，17岁以下的情况应该寻求医生建议，可以直接联系他们旗下的诊所、获取服务。针对长期避孕药物，美国基本上一贯采取了遵照医生处方方可购买的严格管理，其理由是因个体差异导致的对效果与副作用的不同预期而有必要得到专业医学指导。有意思的是，如今对于这一严格管理的最强反对意见却来自于对女权原本并不太感兴趣的共和党阵营。
正在艰难谋求2016年总统大选共和党提名的女性参选人卡莉·菲奥莉娜，曾要求彻底放开包括长期避孕药物在内的生育控制药物的购买。这位前惠普总裁给出的解释是：“计划之外”的孩子让女性的处境更糟糕，特别是单身妈妈，“她们的收入更少，而晋升的机会也会更少”。
今年上半年，国会参议院的两位共和党人也曾共同提出了类似法案。作为提出者之一的女性参议员凯莉·艾亚特指出，只有如此，才可以“让女性更有权为自己的健康做出决定”。共和党阵营的这些“开明”见解一定是为了在即将来临的选举周期吸引到更多女性选票，但却被解读为将伤害女性的实际权益。按照共和党版本，药物可以自由购买，但却并不被承诺纳入医疗保险。这就意味着低收入女性反而会无力承担药费、进而失去生育健康的保障，甚至会损害奥巴马全民医疗的成效。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提名的女性参选人卡莉·菲奥莉娜。她曾要求彻底放开包括长期避孕药物在内的生育控制药物的购买。
抛开一百多年来关于生育控制与健康的政治纠葛不谈，美国的这个“计划生育”组织在超越两党成见的公共服务意义上的确可圈可点。访问其官方网页时，除了关于生育健康的医学服务之外，竟然还会发现诸如“性倾向”和“关系”之类的栏目。在“关系”一栏里，访问者可以读到类似于“知心姐姐”的辅导：教你“如何建立好的关系”，甚至是教你“如何妥善地结束一段关系”，让人顿时有了些许窝心的暖意。
人口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而从任何意义上讲，将公权力伸进公民最隐私领域的生育制度，在哪里都会引发不同程度的争论。在“选择”与“生命”之间摇摆的美国如此，逐步积极调整人口战略的中国亦然。相信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中国的“计划生育”在内涵上将更为全面而丰富，实现从控制数量到提高质量的侧重转换，当好提升国民家庭幸福指数的公共服务提供者。
本文首发于腾讯.大家专栏。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腾讯·大家”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