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
此为孔子自述其生命成长与人格完成漫长之心路历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历来皆是人们重视精神修养提升生命境界的源头活水重要性“象征”资源。尽管每个人的生命成长与人格完成有其个别实例的特殊发展的例外，但孔子之“言”与“行”作为“历史原型”或“人格原型”的感召性“象征”,一经汇入整个文化传统的生命之流中，就时时处处都能透过多数人的实践,显示出生动普遍的范型意义和精神价值。后世每喜引孔子之言作为自己年龄阶段与境界成就的代名词,即可从中窥见其话语的历史份量与自觉认同的心理力量。盖表面简单的语句下，蕴涵了强烈的生命成长的实践与要求；在人生奋勉的理想下，含藏着深刻的形上意义的期盼和关怀。
一、生命意义的终极承诺：十五志于学
孔子言生命之成长，始于十五“志学”，乃是把建立自己的志向，当成朝向终极意义的人生的开始。建立志向不能没有“理念”，按照韦伯社会学的分析，正是“理念”所创造的“世界图像”，决定了人生轨道的价值发展方向，尽管推动人类在轨道上前行的原因极其复杂，但由价值构筑而成的轨道的范导作用仍决不可轻忽。可见“志向”就是理念导引的人生方向，无理念导引的人生，必然如无航的帆舟，脱缰之野马，四处漂荡奔逸，茫然不知底所。所以儒家以立志为生命之首要，即是因为透过志向所持的内在理念，我们才能清楚自觉人生的“图像”；只有心志广大清明,人生才有追寻的目标，才能肩任宏远大道。而也只有跋涉于生命成长的“大道”上，我们才能最终寻到安身立命的“精神之所”。
因此，孔门理想人格要求下的立志，与一般意义上的对事物的选择不同，乃是存在的根本性抉择。存在的根本性抉择之为抉择，在于说“是”的同时说“不”——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方面在抉择中获得了自由与超越，不能不是自由意忘与道德法则互涵下的主体自我行为，是无条件的依埋而行并当行而仃的人生目我实践；另方面也在选择中承担起责任与磨难，必须具备孤往直前的道德大勇，拥有安贫乐道的牺牲精神，―切都以道德心灵的满足与实现为根本前提。此非少数高义洁行、独立卓绝之士,即难做到，故孔子曾慨叹“好学”之士太少，并反复强调“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这是立乎其大，小不能夺的结果。而以自利自私为学者,其心志先已卑陋，其智量原已狭小,既无“志于道”之形上关怀与践履要求,当然就无法理解生命成长直趋之高胜境界，感受不到存在抉择取舍之间的无限庄严,更难有“守道”“行道”者一往不顾的生命充实光辉和人格伟岸挺立了。
由此可见,“立志”为儒家“宗教性”道德修养的关键和根本,也是“内圣之学”终极目标及终极承诺的出发点。熊十力先生对此体悟颇深，他说:“余以为志,天人之枢纽，天而不致流于物化者，志为之也。志不立,则人之于天，直是枢断纽绝，将成乎顽物，何复其天乎”他认为“此则吾平生亲切经验之言，垂老而益识之明，持之坚也。此枢纽树不起,则毋自欺不能,毋自欺作不到，而言涵养操存，其不陷于恶者鲜矣。”[3]立志作为人生自我的终极承诺，不仅提供了人格或道德挺立的力量资源,而且直接与活泼泼的天道合流，避免下陷、自欺、疏隔、物化的存在可能，其言颇值得三复玩味，从而不断砥砺人生应有的志节与志向。
二、人格自我的建立：三十而立
“三十而立”是指生命已有了主宰性、决定性、创造性，人的内在本性的发展与外在的伦理生活已完全统一，人的主体性与自由意志己彻底建立，能够自觉地反省自己行为的是非对错并及时地判断调整。易言之，既时时处处都能遵循或践履人类共同的生活准则与普遍的社会性规范公德，又能由此而在理知及情感两方面都感到并维护自我人格的卓然挺立和生命的道德尊严。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尧曰》)；又说“立于礼”（《泰伯》）；即显示了个人主体性的追求和高扬必然和“礼”的践履有关,“礼”既有助于生命素质的提升，也有助于人格尊严的维护。“礼”乃是人类共同生活准则与普遍社会公德的制度性架构，人正是通过生活世界的具体“礼义行为”，才建立起成熟的人格自我,表现出生命的尊严，创造出一个与动物有别的人文化成的世界，即所谓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与文明的新天地的。
“礼”必须本于真实本然的心性,在孔子那里就是可作为一切道德行为基础的“仁”。士之志于“道”与志于“仁”,即是对“道”必然显现为人间价值秩序,“仁”必然发用为社会生活行为,有一坚强之理想和信念,而志“道”志“仁”的当下,即努力实践的当下，不容一刻迟缓，不容一刻懈怠。“仁”发为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行为,就是人间活泼泼的“亲情”与“正义”,将此“亲情”与“正义”规范化、制度化,就是极富人世温情的“礼”或“礼制”。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这是以人为客观化的“礼制”的主体,内涵制度必须人性化——以人为目的而不是工具的深刻意义。而“礼”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必要，就在于它是人的内在“仁心”的根本呼唤与需要，同时又是天道和谐创生的基本原则的具体展现和有效落实。
三、不惑之智的证得：四十不惑
“不惑之智”的证得，当然也与为己之学的修养工夫有关。在长期的“习礼”“践礼”活动中，道德主体不断地反省自我,做“反求诸己”的工夫——“君子求诸己”,“见不贤而内省”，如孟子所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教；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不断依据行为及“心性”本体互相省察,生命素质、生活质量必然逐步趋向提高,久久功夫纯熟,心性本体亦必然会有“去蔽性”的豁然洞开,于是由心灵深处透出生命创造的智慧光明，涌出意义与价值的源头活水。这就是由本然“心体”的证悟,再次获得生命的飞跃式重大突破。在这样的境界中,人如何能不自立、自得,涌出无限自信的力量呢如此则面对一切价值抉择,无不有内在本体的准则为依据,有源自本真人性的理则为基础，有面对世俗万千变化，亦能不迷转于外物而自作主宰作决定，是真实主体性不期然而然的及时可靠的到场。这即是“智者不惑”的境界,也是“本体”“工夫”收摄合一的难得人生佳境。
内在心体性体全然洞开，由此呈现出的强大理性活力，自然能知是知非，由此涌现出的活泼道德感情,自然也能好“善”恶“恶”。“知者不惑”,即不混淆是非,不溺于好恶，且是非得当,好恶得宜,当是即是,当非即非，当恻隐则恻隐,当尊敬则尊敬,无执无著,恰到好处。如果是非累于“心”,好恶累其“情”,甚至执着偏至,违背中正平和的精神,譬如“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颜渊》),仍然为滞于“惑暗”之中，未能进入“智慧之境”。“迷滞”“惑暗”之中的自我,乃是尚未与真实沟通的自我,既不能与本然的“心性”相应,行为就难免有过或不及的偏差。“智慧之境”的“智者”,内证自“本心”“本性”,开出积极的“主体世界”,外显为中和广大,拓出广阔的“人文世界”。故“功夫”稍有所不及,即不能臻至此境。
“不惑”之“智者”,已熟悉“人文知识”，深知“人文价值”,领会“文化”精义，了解人与人、人与世界的本源性关系，透悟人在“人文世界”的行为意义,即所谓“心通于道，而无疑于天下之理”（《孟子·公孙丑》）。他只是以活泼泼的“人文态度”，通过自己的本体买践学行为，去积极落实人类共同的“价值”与“理想”,而一切的人生实践行为，在智慧之光的照耀之下,都是生命本体或本质的践履，都自有其“意义”和“价值”,都无不源于本心——心不容已,无疑无惑,无畏无惧,自得自如，胸次悠然。这在道德上已是很高的境界，但仍只是社会人生的“觉者”,尚需向上一层，进一步把自己的“主观格局”开尽,才能成为宇宙世界的“大觉者”,进入“知天命”的宗教性的境界。
四、天道与人道的贯通：五十知天命
“四十不感”尽扫一切“迷妄”与“惑疑”,已是有限人生的重要突破；“五十知命”透悟生命及天道宇宙，则更是生命提升的钜大飞跃。四十岁时已知人、知物、知自然,现在要更上层楼,再次拓展生命的空间,知“命”、知“天”或“天道”。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日》)此即显示“知命境界”对人生的重要,是孔门下学上达契合“天道”的必经法门。
由此可见，真正的“知命”，由于在生命深处领悟了无限超越的价值依据,涌现了活泼内在的创进源泉,会主动地投人上存与生活的世界,充满了道德和精神的自信，必然会在生活中积极面对各种人生的不幸，体验神圣庄严的超越。其所以能充满自信,其所以能直面各种人上与社会的不幸，乃是由于生命早已跃入了终级存在的境域,生命的意义与终极形上的“本体”已合为一体。在终极关怀的绝对性、无条件性面前,诸如成败、得丧、荣辱、毁誉以及一切幸或不幸，都必然显得次要或可以放弃，都必须以听命的姿态心甘情愿地服从于前者。
终极关怀的绝对性、无条件性在道德领域,即表现为道德要求的绝对性、无条件性,领悟了这绝对性、无条件性的人生“使命”，即是严格意义上的“知命”。终极关怀的绝对性、无条件性在超越领域,则表现为“天命”“天意”的绝对性、无条件性,体悟了这绝对性、无条件性的“天命”或“天意”，亦同样是严格意义上的“知命”。而“道德”的领域与“超越”的领域乃是同一个领域，“人性”与“天道”在究极根源处原本同一,在道德实践中即能超越,在尽心知性中即可体现“天道”,人在既内在又超越的终极意义中,感到了能“与天地参”的伟大创造源泉。因而人虽认同和承担起“偶然”与“有限”的艰难命运,仍可生出“必然”和“无限”的人生自信。实存主体的现实存在和形上化的本体存在不仅不疏离或分裂,反而更加融洽统一为精神生命安顿和超越的理想化存在处所。
在这一意义上,“知命”的境界即是“本体”（存在）如实呈现的境界,“本体”(存在)如实呈现的境界亦即“现实生命”与“宇宙生命”统一的整体境界。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又说“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天生德于予”(《述而》)；都是这一境界的自然流露。“惟天之命,于穆不已”，此天之为“天”,“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人之为“人”——“心灵”与“天意”契接，“人性”与“天道”贯通，“凡俗”与“神圣”不二,本体善与伦理善合一,人在大化流行的茫茫“宇宙”中不仅不孤独,反而时时处处感到“终极意义”的呈现；“知命”或“知天命”者已不仅是社会人生的“小觉者”,而且更是天地宇宙的“大觉者”。“宇宙内事即己份内事，己份内事即宇宙内事”(陆九渊语),“知天命”不仅是人生社会的豪迈承担者,而且也是天地宇宙的气魄承担者；不仅是社会中的人，同时史是宇宙中的人——遨游于“宇宙”大化之中,与“天地”精神来往的人。
五、境界自由与生命圆融：六十耳顺与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
生命与行为的圆融与完善,乃是由于感性的生命完全“净化”,人性已臻于无执熟化的境界,心体超越究极的价值根源亦全然朗现。在此超越心体的遍润圆融鉴照下,一切由经验自我虚掷出来的二元对立都立刻消解,万事万物无不各有其合理的价值秩序而呈现意义,透过无执熟化的“人性”境界看到的,只是绝对公平无争的“存有”的世界,如如呈现的亦为诗意的在其自己和是其自己的“物自体”存在。内在的“心性”修养已臻于完美,外在的“生命”气象必显发为圆融。内外浑然一体,如如圆融不二，“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知”“意”“物”只是一件(王龙溪语),美哉妙哉，不可思议,不可言诠，亦无从比拟！。
《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宇宙生生不息,其基本的原则即是“致中和,万物育”(《中庸》)。“知命”之时的人生境界，对此当已有深切透悟。而境界自由、生命圆融的人生，更对宇宙生命的奥秘洞悉无遗。人与宇宙息息相通,宇宙的精神即是创进或创造,人沐浴在盎然充沛的生命流行化境之中中,亦同样要富于创意或创造，如此才能不负人生，德配“天地”。生命本质上即是创进不已，充满生机的,如宋儒所说：“仁本生意,乃恻隐之心也。苟伤着这生意,则恻隐之心便发。”(《朱子语类》卷六十八《易四》)因而一旦达致“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就必然会重视生命的价值,赞扬生命的意义,在宇宙创化的参与活动中感受自然生命与人类生命的交融互摄，体悟无穷无尽的生机与妙趣，同时又将此自由创造的生命转化为人文世界的精神态度和生活风范,努力激发文化传统生气勃勃的创造伟力，由一己的主体的“自由”去谋求更大范围人类群体“不逾矩”的“自由”,无论个体或群体，着眼于人人都在其中的永恒福祉，都务必使生命更趋圆融，社会更臻完善。这既是儒家长期高悬的人文理想或道德理想,更是孔门对无内外之分的“生命”本质的存在彻悟与实践。
六、孔子生命成长观的现代性启示
生命成长的过程,不能脱离社会生活必需的实践，不能不经历复杂人生必须经历的一切,其中有磨难,有奋励,也有提升,有喜悦,最终在此完整的人生过程中实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进入与终极存在、终极意义合一的崇高胜境。生死界限的超越,实存主体的挺立,精神境界的自由,生命意义的圆融,诸事在此境界中亦一时并了。在现实的实践中即有阶段性的境界跃升,即能突破生命局限以安身立命。这是一种东方文化特有的生命智慧或人文智慧，也可说是―种即道德即宗教的生命智慧,一种以动态、实践、提升、超越的生命成长观来规定“人”、解释“人”的活泼智慧。长期以来,西方文化传统一直倾向于把活生生、活泼泼的“人”界定为思辨系统的静态逻辑概念或演绎推论范畴,“人”只是形式的观念的剥离于具体生活世界的有本质无内容的抽象“存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中国文化生命智慧，可说至今仍不失其具有普遍意义的殊胜和精彩。
当今世界的人类,除面临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财富浪费等外部危机外，还面临着深刻的人性异化、精神下陷,意义丧失,生命迷茫的内部危机,科学累积的成果愈多,人心愈向外贪婪奔驰；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愈强大压抑,生命意义及精神自由的空间愈狭小。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物质巨大丰富的同时，感到的却是人性的扭曲，自我的“物化”。如何从高瞻远瞩的角度使人一念觉悟,从根本上关怀人的生命本质及具体成长呢重新回到富有生机的文化传统，走向人类精神生命的深层,挖掘有关净化“人性”的人文资源,建构有利于每一个体生命全面成长的现代文化,在合乎“人性”合乎“人道”的前提下,创造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从而响应现代人类面临的问题,应刻说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孔子的真思想、真精神在这方面也是可以再建构和再发展的。
孔门生命成长所要经历的人文修养阶段和精神发展境界，自律与他律乃是一个长期复杂互动的过程,。尽管相对而言他律仅为第二义之事,但消极的制度架构仍是生命成长及境界自由的重要前提保障。“积极自由”的提倡并非就意味着否定“消极自由”，二者必须形成一个互补性的张力平衡结构。生命成长在“内圣”开出新境界的同时,也有必要由“内圣”开出新外王。譬如如何依据“仁”重建新时代的“礼”，而“礼”作一种社会规范或文明体系，如何体现“一体之仁”，如何实现社会正义，从而不断扩大儒家“居仁由义”文化理想事业的范围天地，就是“生命成长”的学问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限于主题及篇幅,当另撰专文讨论。
孔子的思想,渊懿浩博；孔子的精神,和平雍穆。伟哉美哉,其在斯乎本文虽试作对话性诠释,然仍仅为原书之“眉批”或“夹注”,是边缘性的非“正文”的“文本”。至于疏漏不妥之处,则有待高明指教匡正。
注释：
[1]《论语·为政》，《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461页。以下凡引《论语》，均仅出篇名，并夹注于正文中，不再另标明具体页码。
[3]熊十力：《十力语要初续》,台北乐天出版社1971年重排本,第186页
[4]“撄宁”说出自《庄子·大宗师》，“四十不动心”见《孟子·公孙丑》。
[5]参阅叶秀山：《无尽的学与思》,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8-9页。
[6]冯友兰：《觉解人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114-115页
[7]程颢：《明道文集》卷三,《答横渠先张子厚书》，《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0页。
[8]《论话·雍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作者简介
张新民，字止善，号迂叟，贵州贵阳人，祖籍安徽滁州，先世武进。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兼荣誉院长、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兼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儒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会长等。长期从事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治学范围广涉文、史、哲等多方面领域。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