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墓葬中，存有解注文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解注文是指在陶瓶、陶瓮等器物上作特定的文字、符号，其反映的风俗观念是安稳冢墓，为生人解除注害、灾害。解注文的内容与早期道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墓葬风俗“解注”释义
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也……（泰山府君处）忽见其父着械徒作，此辈数百人…父云：吾死不幸，见遣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处。知汝今为明府所识，可为吾陈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尔。班乃依教，叩头陈乞。府君曰：生死异路，不可相近，身无所惜……班乃自说：昔辞旷拙，及还家，儿死亡至尽，今恐祸故未已，辄来启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语君死生异路，不可相近故也。
其他再如《幽明录》所讲吕顺与亡妻“死生之隔”，《列异传》所讲蒋济与亡儿“生死异路”。道教吸收了民间鬼神信仰中的这一观念，在道经中，“解”指分解、断开，如“收捕分解冢墓殃逮之鬼”，“断绝注气”，具体是指生者与冢墓、死者注气相分离。这是道教文化所讲生人与“注气”相分离的思想，同时对“注”的含义也作了一定的说明，指某种“气。
西凉建初元年朱书陶钵文。（张勋燎．白彬著：《中国道教考古》．北京：线装书局．２00６年１月．第463、464页。图版又见甘肃省敦煌县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五凉时期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第57页．图十六。）
墓葬风俗的注害观念和现实问题
解注这一问题的产生与古代民间传说的注害有关。在墓葬风俗中注害的表现，如解注文中讲是导致死亡，“无令死者注仵生人”，“相注而死”再如东晋建兴二十八年（340），松、柏人木牍文“洛子死注咎，松人当之。不得拘校复重父兄、兄弟、妻子”，是讲死者注害生人，特别是导致其家中的人死亡。如《搜神记》讲：“汉不其县有孤竹城，古孤竹君之国也。灵帝光和元年，辽西人见辽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语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坏我棺椁，是以漂流。汝斫我何为？’人惧，不敢斫，因为立庙祠祀。吏民有欲发视者，皆无病而死。”对于这种不明原因造成的死亡，古人便以鬼神信仰看待这一问题，以为与亡灵有关。
民间还把凶祸理解为注害，《幽明录》记载，齐郡司马隆等３人用棺木作车而遭祸患。
东魏徐忘名，还作本郡，卒，墓在东安灵山。墓先为人所发，棺柩已毁。谢玄在彭城，将有齐郡司马隆，弟进，及东安王箱等，共取坏棺，分以作车。少时三人悉见患，更相注连，凶祸不已。箱母灵语子孙云：箱昔与司马隆兄弟，取徐府君墓中棺为车，隆等死亡丧破，皆由此也。
古代风俗观念认为，破坏了死者的棺木会受到死者亡灵注害。较多见的还是古人把某些疾病、疫病理解为注害，如《肘后备急方》所讲“尸注鬼注病者，葛云即是五尸之中尸注，又挟诸鬼邪为害也”，尸注鬼注病，按现代医学来看是指“肺痨病”，易传染他人造成死亡。注病有多种，在道教文化看来，产生这类疾病与邪气、注鬼有关。如《道要灵衹神鬼品经》讲“西方白气鬼主姓赵名公明，领万鬼行注气之病”。注病有的表现为身体不适，如《赤松子章历？解五墓章》讲：“臣谨按玄科，今据乡贯某，叩头自列，素以胎生，下官子孙，但某身中，今岁行年到某辰上，入墓之年，或为五墓所缠，及三杀之下。夫人入墓之年，恐被墓神注连，鬼气缠绕，比者脚手沉重，饮食不加，罔知拔赎五墓灾厄，扶护身命。”有的表现为精神恍然，“又请太玄君，官将百二十人，治无渠宫，主某家有凶注之气，令人精神爽越，疾病颠倒，惊邪恍惚，不自知觉者，使销灭贼害，永无殃患”。
民间也有鬼邪导致疫病、疾病的传说，如《异苑》讲：“广州治下有黄文鬼，出则为祟，所着衣帽皆黄。至人家张口而笑必得疫状。长短无定，随篱高下，自不出己十余年，土俗畏怖，惶恐不绝。”又《志怪》讲：“鬼曰：当荆杨二州，尔时此二州皆行心腹病，略无不死者。”在某些地方，古人将疫病或地方病也视为邪鬼注害造成的。由于民间无法解释某些因死者、冢墓或其他原因造成的灾害，便会以注鬼、死气、鬼气等风俗观念来理解此类问题。民间还认为冢墓对生者不利，“居无近绝溪、群冢、狐虫之所近，死气阴匿之处”，以为群冢的死气对人不利，并且在居住环境的选择上有禁忌。以上这些注害、禁忌涉及到了死亡、凶祸、疾病、棺木作车、居住环境，因此，道教文化关于“注气”“注鬼”的说法对墓葬风俗乃至古人的日常生活都有深刻的影响。
墓葬风俗中祛除灾害的活动
解注文所反映的是在墓葬风俗活动中，道士或民间术士，为生者祛除注害而作了厌解。例如，西晋建兴二年（314）朱书瓶文，“厌解天注、地注、岁注、月注、日注、时注，生死各异路。千秋万岁，不得相注忤，便利生人”。厌是指压制注害于地下，与断开注害是一致的，如西晋永兴三年（306）朱书瓶文所讲，“生者以天为界，死者以地为界”。
早期道教己有厌解、解注的法术，《广弘明集？二教论》就讲三张之鬼法有“解除墓门”，而且道教有多种厌解的法术。关于以文厌解，《真诘》讲：“若云冢墓，王相刑害，诸不足者，一以填文厌之，无不厌伏，反凶为吉。”“填文厌之”是早期道教在修建吉冢时使用的一种法术，与解注文的形式当有一定关系。
道教的章奏科仪也有分解注害的内容，《女青鬼律》讲：“立功建德，启告太上，一切收治，年初章奏，列名断之，众鬼畏慑，悉自逃亡，不告者一如律令”。再如《赤松子章历？又大冢讼章》讲：“臣谨为伏地拜章一通，特愿上官典者垂神省览，为某家分解先亡后死冢讼诉注之气，令复注绝灭，逮害潜消，人鬼异路，生死乖隔……”，是通过上章请神分解注气，其他还有“断决殃注章”“解五墓章”“断亡人复连章”等多种关于解注、厌解的章奏科仪
分解注害也是道教符篆的内容之一，关于以法篆厌解，《太上正一盟威法箓》中的“太上三五解妨害宝符妙篆”讲：
太玄中一金阙宝符真格妙箓，高皇玉帝于紫微宫，请西王母内篇之奥，有济拔之科，随世下化，救度生灵，解除防害。生属或犯三刑四杀，孤辰寡宿，天杀地杀，天年岁星，元辰六害，儿子父母死绝入墓中，生致得相妨。今请受解除大妨害箓，保身护命，延年益寿，和合年命，所克悉乞消散，和睦六亲，慈育九眷，父母兄弟宗族基系受之于身，永保长生。一如太上老君律令。
建兴十八年（330）朱书瓶文（张勋燎．白彬著：《中国道教考古》．第420、421页．图版又见《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03页．图七二，１。）
太上三五解妨害宝符妙箓中的道符
箓文说明这是用于解除冢墓妨害的法箓，为生者解除家中先亡的注害。道教以为，受法箓的弟子可以得到神将神兵的保护，为其驱除鬼气，消灾驱邪。约出于南北朝的《太上正一度仙灵篆仪》讲：“请上仙上灵二官百五十将军箓，谨拜章一通上闻，愿天曹上官典者分别课次，下将军吏兵，各案左右入肉人身中，当为甲消灾却邪，辟斥下官故气，复注鬼气。”关于以符箓厌解凶咎，《真诘》中“太上正一解六害神符箓品”讲：“头戴七星，法应天斗，司命留我，司录护我，疾病离我，盗贼避我，所求皆得，所厌皆伏，逾河渡海，风浪不起，虎狼见我，摧牙拆齿，丹书为符，凶咎灭亡。”道教以为佩戴此道符可在星神的护佑下驱赶、厌解各种疾病、凶祸。
古代民间传说中也有以道符厌解亡灵，如《幽明录》讲：“剡县胡章与上虞官双喜好干戈，双死后，章梦见之，跃刃戏其前。觉，甚不明日以符帖壁。章欲近行，己泛舟理楫，忽见双来，攀留之云：夫人相知，情贯千载。昨夜就卿戏，值眠，吾即去。今何故以符相厌？大丈夫不体天下之理，我畏符乎？”
早期道教斋醮中还以厨会解除先亡，《老君音诵戒经》讲：
道民求福愿厨，先刺客斋，上中下斋随意，明当设会。今日请客来在主人家中宿，诸求愿还，官众共保乃行，出无他适。鸡鸣至日出，尽皆上厨之列，来致仙官，唯解先亡厨。平旦至日中为限。若人士从愿到官，一切郡县，及以公侯卿相伯子男封土，随意欲设厨，可作耳求宰。民得腹心，土居安宁。风雨时节，随意而设，无有先科。今不限人头数，不设亦复无苦，但精勤香火。明慎奉行如律令。
厨会是颇有民间生活特色的解除活动，请道士或贤人来家中饮食、住宿，以为先亡解除罪罚，为家人解除注害。
应当说，上述道教的解除法术是在大量吸收了巫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实早在东汉时巫术中的解除术就已被道教吸收，“早期道教曾参与墓门解除活动，对巫师的解除瓶及解注文、解注符都曾应用和继承”。经过道教吸收和丰富了的厌解术，又深入到民间的墓葬风俗活动中，如《颜氏家训》讲：“偏傍之书，死有归杀。子孙逃窜，莫肯在家，书瓦画符，作诸厌胜，丧出之日，门前燃火，户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断注连”说明当时道士或术士在墓葬风俗中有各种厌解活动，而且对民间风俗有较大影响。那么，解注文反映的是在墓葬中保留下来的一种厌解形式。
墓葬解注文对疫病防治的几点启示
１．魏晋南北朝解注文以及古代有关墓葬风俗活动，都强调生者与死者的分离、分隔。其现实意义，对于疫病防治来说，是健康人员应当与疫病、病源分离。这是一种早在六朝乃至东汉就己经形成的疫病防治的历史经验，己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疫病防治中，这是一种非常原始又非常有效的基本方法。在古代墓葬风俗中，所谓入土为安和善后事宜，不仅是对死者的哀悼和怀念，也是对生者身体健康的保护和疫病的预防。
２．在墓葬风俗中，一个很直接很现实的问题是，生者呼吸了死者、冢墓散发的带有病毒的气体，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从而导致肺部疾病。肺部疾病应当是冢墓环境产生的主要疫病之一。由于口、鼻是空气进入肺的入口，应该特别注意卫生防护，以防止空气中的病毒侵入肺部。
３．在古代冢墓附近，特别是冢墓之中，往往空气拥塞，病毒不能及时疏散排出，容易造成生者的感染。因此，古代民间所谓远离冢墓居住的一个现实原因是对空气清新、环境卫生的要求。
（作者：刘志，工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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