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最初为什么结婚。我们结婚，因为那个特别的人是我们真正所爱的人。我们必须互相尊重，并且，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彼此争论。
彼得前书4章8节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箴言书3章1-5节
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版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路加福音10章27节
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马太福音19章4-6节
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约翰福音15章9-12节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箴言书5章18-19节
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麀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的是从殷商时期延续到春秋时期的作品共三百零五篇。在《诗经》创作的时代，诗与乐是一体的，也就是说，诗是乐的配词，而乐则是诗能够演奏的旋律和乐曲。在《诗经》中，收录的作品十分丰富，也充满了不同的地方特色，可以说《诗经》也是我国音乐史上的第一部歌曲总集。它收录的所有作品在当时的时代都可以用音乐演奏和歌唱出来，可以说是“篇篇可歌”。在《诗经》中，有一部分作品的创作缘由是为了最终的歌唱。例如，在《墓门》中就有提及:“夫也不良，歌以讯之。”
(三)歌功颂德之《颂》《颂》包含的主要内容分为了三个大的模块:商颂、周颂和鲁颂，也被后人合称为《诗经》中的“三颂”。《颂》一般是贵族用来祭奠祖先的歌曲，在内容上一方面表现了对功德的歌颂，同时也对贵族的祖先祭祀起到了一定的呈示作用。
二、《诗经》中展现的中国古代音乐艺术
(二)雍容平和之《雅》在诗经的《雅》中，我们能够体会到音乐艺术着重表现为雍容平和的风格。《雅》中所表现的内容主要是贵族的生活和宫廷中的雍容富贵典雅，也是对周代的统治阶层真实生活场面的描绘。有趣的是，由于周代一向很注重礼乐方面的文化与制度，由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用来歌唱的《小雅》更直观地突出了一种“乐”的形式特征和意义。统治阶层用音乐的形式告诉人们礼乐的重要性，并突出表达了典雅精致的华贵风格。其中《小雅》部分与演奏突出的是一种较为含蓄的、节制内敛的情绪;而《大雅》部分更多的则突出了一种宏伟的气势和刚劲的表现力。在这点上，《大雅》和《小雅》各自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特点。在演唱中《小雅》所表现的是采用丝竹为主的演奏风格，《大雅》则通过钟鼓来表现更为宽广的气势。如果说《大雅》是“大家闺秀”，那么《小雅》毋庸置疑坐拥“小家碧玉”的美称。
三、结语
[关键词]《梧桐雨》；民俗事象；故事情节；俗化倾向
《梧桐雨》之前，关涉李、杨故事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故事情节也异彩纷呈，仅《杨太真外传》中就出现了二十五个情节元素{2}。白朴在创作《梧桐雨》时择取“洗儿会”、“七夕乞巧”、“爱情盟誓”、“信物定情”、“通奸”等五个民俗事象，将李、杨、安三个主人公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推动剧情发展。白朴之所以选择这五个民俗事象，是因为他深谙于杂剧的情节艺术本质，他按照平民百姓所熟知的、喜闻乐见的民俗事象去设置情节，从而展示出《梧桐雨》作为杂剧的通俗之美。
王国维先生对戏曲的定义为：“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3]“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的意义始全。”[4]可见，戏曲艺术的内核是一个故事，怎样表现这个故事，让故事触动人心才是戏曲所追求的，其它因素如言语、动作、歌唱、舞蹈等只是为“演一个故事”而服务的。而故事的核心元素是情节，因此，情节艺术才是戏曲之根本。《梧桐雨》的俗化恰在于情节设置上对民俗的倚重。这种倚重突出地表现于它借助于五个民俗事象，完成了整个情节的建构。
一、洗儿会、七夕乞巧
《梧桐雨》剧中洗儿会和七夕乞巧，这两个节日的择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将杨贵妃与安禄山、杨贵妃与唐玄宗之间的感情纠葛提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激化了剧中人物之间的冲突。从受众角度而言，洗儿会与七夕乞巧的习俗已是当时平民百姓所熟知乐见的。
（一）以传奇目的再现洗儿会
洗儿之风开始盛行于唐代宫廷，并且上行下效。而最有传奇色彩也最具特殊性质的洗儿礼是杨贵妃给安禄山所办的“洗儿会”，后人对其多持征信态度。《资治通鉴》载曰：“甲辰，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撰甚厚。后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褪袱，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异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5]这一故事在文人中影响较大，宋代出现了一些有关杨贵妃洗儿的诗句，如舒邦佐的《读》：“锦绷儿啼妃子笑，鸡头肉念禄山来。”[6]刘克庄的《明皇按乐图》：“惜哉傍有锦绷儿，蹴破咸秦跳河陇。”[7]《唐二妃相》：“原来玉环子，别有锦绷儿。”[8]姚勉的《题杨妃出浴图》：“谁知迎洗锦绷儿，已在华清赐浴时。”[9]可见，许多文人对贵妃洗儿这一故事颇熟。
宋时，民间“洗儿会”已经作为一种习俗，为千家万户所接纳和遵守。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育子”条记载北宋都城东京一带民间盛行满月洗儿，此时洗儿程序复杂而有规范，有“围盆”、“搅盆”、“添盆”，还有“落胎发”等程序[10]。甚至当时一些著名文人也按习俗操办“洗儿会”，梅尧臣五十七岁时喜得贵子，当时一些著名文人和朝中大臣参加了其洗儿会，留下贺诗有欧阳修的《洗儿歌》[11]、范仲淹的《次韵永叔贺圣俞洗儿》[12]、富弼的《次韵永叔贺圣俞洗儿诗》[13]等。梅尧臣为答谢诸友的洗儿贺诗，作《依韵答永叔洗儿歌》诗以答[14]。
白朴作为由金入元文人，对“洗儿会”习俗应该非常了解。杨贵妃给安禄山作“洗儿会”的故事在李、杨故事中是一件堪称引人注目的新奇事。因此，白朴既考虑到金元时期洗儿会盛行的风俗，又考虑到杂剧的民众性，选择杨贵妃为安禄山作“洗儿会”剧情，是有意识地以传奇之目的叙写这段传奇故事。
（二）以嫁接手法演绎七夕乞巧
魏晋南北朝以来，因七夕乞巧的习俗，产生了大量的诗篇。民间也有《乞巧歌》流传：“乞手巧，乞容貌，乞心能，乞颜容，乞我爹娘千百岁，乞我姊妹千万年。”[19]这一习俗发展到北宋，则显得繁华无比，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七夕”条[20]和罗烨《醉翁谈录》卷四“京城风俗记”“七月”条[21]中关于七夕的记述都非常详细，从中可以看出宋时七夕节的隆重，因七夕节所带来的市场繁荣场面与市民的购物狂潮丝毫不逊于中国传统的春节和中秋节。
元代七夕节的隆盛场面也令人叹为观止。生活于金元之际的杜仁杰有套曲《商调·集贤宾北·七夕》：
宋元时期，作为俗文学之大宗，小说戏曲中有关七夕的记载也繁荣起来，有些甚至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元素，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民间七夕节的热闹繁荣为人间男女欢会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以此为背景，产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如《新编醉翁谈录》乙集卷一有《静女私通陈彦和》的故事[29]，《绿窗新话》卷上有《杨生私通孙玉娘》的故事等[30]。
白朴则另辟蹊径，《梧桐雨》中关于杨贵妃七夕乞巧的叙写采取了张冠李戴的表现手法，将元代的七夕节习俗嫁接到了唐宫中，使得杨贵妃七夕乞巧情节具有了元代的民俗风情，从而大大加强了其作为戏剧的现实性和通俗化特质。因为随着时代的流变，七夕节中的诸多习俗虽然大致相同，但是某些具体习俗却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宋代开始七夕节流行买卖“魔合罗”。而元代七夕节最为典型的时代特征就是悬挂鹊桥图。元人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岁纪》中云：“宫庭宰辅、士庶之家咸作大棚，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盛陈瓜、果、酒、饼、蔬菜、肉脯，邀请亲眷、小姐、女流，作巧节会，称女孩儿节。”[31]《梧桐雨》中关于杨贵妃七夕乞巧的内容，就有典型的元代七夕节特征，剧中唐明皇唱词：“小小金盆种五生，供养着鹊桥会丹青帧，把一个米来大蜘蛛儿抱定。”这里提到了悬挂鹊桥图，而文献记载显示，唐宫中七夕乞巧并没有悬挂鹊桥图的习俗，可见白朴所描绘的七夕乞巧其实是元代民俗生活中的节日活动，而非唐代宫中的七夕乞巧。
其实，在元杂剧中七夕节也是一个非常通俗化、大众化的男女情感表达的媒介。如白朴《墙头马上》剧中嬷嬷问李千金：“你看上这穷酸饿醋甚么好？”李千金唱道：“却待要宴瑶池七夕会，便银汉水两分开！委实这乌鹊桥边女，舍不的斗牛星畔客。”[32]武昌龄《张天师》中陈世英云：“既蒙仙子相许，小生怎敢负了此心？但仙子虽同织女，小生非比牵牛，怎么也要一年一会？做这般老远的期约也。”桂花仙子唱曰：“那七夕，会牛女佳期，你可也休卖弄。”[33]
二、爱情盟誓、信物定情
《梧桐雨》中择取唐明皇与杨贵妃于七夕之夜为爱情盟誓，寄钗钿信物以定情的情节，不仅为了表达李、杨二人之真情，也充分说明了白朴在创作《梧桐雨》时的市民化取向。
（一）以真情遇挫打动人心——爱情盟誓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关爱情盟誓的记载非常丰富而动人。《诗经·王风·大车》有：“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34]汉乐府民歌中的《上邪》通篇以咒为诗，动人心魄：“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35]《敦煌曲子词集》中一首【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非斗回南面。休即未熊休，且待三更见日头。”[36]在主人公的眼中，爱情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共存，都是将宇宙之不可能以衬托主人公对爱情的真挚，对真情的坚守。
《梧桐雨》中设置李、杨二人在七夕之夜为爱情盟誓的情节也是非常打动人心的，通过爱情盟誓以表主人公情坚意长。而且，以皇帝与贵妃身份而情盟誓，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将二人的角色下移，更接近普通百姓的心理，即尽管他们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和贵妃，但是在爱情面前，他们也像市井男女一样，会为了爱情的忠贞而盟誓，这自然拉近了受众与剧情的心理距离。
在元杂剧中，为爱情盟誓，甚至赌咒发誓的作品非常多，如关汉卿《救风尘》第三折周舍对赵盼儿的婚约产生了怀疑，赵盼儿赌咒发誓曰：“你若休了媳妇，我不嫁你呵，我着塘子里马踏杀，灯草打折臁儿骨。你逼我的赌这般重咒哩！”周舍听完赵盼儿的誓词之后就回家休了妻[37]。杨显之《潇湘雨》第一折张翠鸾怕“崔秀才此一去，久后负了人也”，崔甸士赌咒发誓以表决心曰：“小生若负了你呵，天不盖，地不载，日月不照临。”[38]
以上诸杂剧，均有为爱赌咒发誓的剧情，但是在海誓山盟之后，主人公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获得天长地久的大团圆式结局。这种真情遇挫的剧情更能扣人心弦、打动人心。剧作家择取这类剧情除了能够吸引受众的眼球和调动观众的期待视野和观剧情绪外，对剧作家而言，还有利于激化戏剧冲突，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使得剧情跌宕起伏、张弛有度。
（二）以诚信受阻推动剧情——信物定情
《梧桐雨》中李、杨二人通过“钗钿”信物定情这一情节，也是中国古代民俗事象中的一个典型。《说文》云：“信者，诚也。”[39]即我们今天所讲的诚信。可见，所谓信物，不在于物的贵贱，而在于赠物之人的诚信。信物的种类丰富多彩，在中国文学史上，信物是抒情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意象，但是，发展到元明清俗文学中，信物定情几乎成为关涉爱情的叙事文学中的固定情节模式，在一些小说戏剧中，它起到穿针引线、贯穿整个故事情节的作用。而在这类故事发展中，作为信物定情的主人公，大多遭遇种种阻碍和磨难，从而形成了三类结局：第一类是因主人公坚守诚信，并且不屈不挠地同现实阻碍抗争，最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第二类是主人公没有坚守，男人始乱终弃，或女人见异思迁；第三类是主人公虽然坚守诚信，但是由于外力阻碍所不可抗拒，最终相爱之人只能落得悲剧结局。《梧桐雨》就属于第三类情况。
在中国文学作品记载中，定情信物的样式也多种多样。《诗经·王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40]《诗经·郑风·丘中有麻》：“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治我佩玖。”[41]除了上述的瓜果、玉器作为定情信物，中国古代情人间的定情信物五花八门、各有特色，也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世说新语·惑弱》有“韩寿偷香”的故事[42]，唐传奇中也有许多情人间互赠定情信物的，如《柳氏传》、《李章武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莺莺传》等[43]，所赠信物各不相同，如相思枕、扬州青铜镜、扇子、交颈鸳鸯绮、同心结、香囊等等。这些信物大多是人间珍品，名贵异常。而到宋元明清小说戏剧中，主人公的汗衫、裹肚、袜儿之类也被当情信物，赠送给爱人。这些随带的贴身用品，不仅将赠送信物的范围普及化，而且也是社会风尚日趋俗化的表现。在宋元市井文化转型的浪潮中，普通人家男女之间为了表达爱情的真诚，以贴身俗物相赠，表达那种以“信”赠物，以真爱定情的寓意。元杂剧《金钱记》、《玉镜台》、《对玉梳》、《鸳鸯被》等，都是以信物作为杂剧之名，也是以信物贯穿全剧始终。
因此，《梧桐雨》里设置李、杨二人信物定情的故事情节，是通俗文学发展到元代的时代必然选择。在白朴《梧桐雨》中，信物定情在通俗意义上所预示的美满结局同现实中悲惨结局作对比所形成的剧情张力，也为剧本蒙上了浓重的不可抗拒命运的悲剧色彩，从而使剧情更具震撼力。
三、民众接受中对婚外情的想象与心理补偿——通奸
陶慕宁先生在《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中曾论到：“对男女两性关系的问题，民间的理解却并不认同于统治者所倡导的原则。如果说士大夫阶层是通过纳妾狎来弥补婚姻生活的缺陷的话，那么在下层社会则是用私通来解决同一问题。民间的男女所追求的是那种比较形而下的，侧重本能的两性之爱。”[44]这段话论述得颇为精到。从中国古代流行于下层社会的通俗文学中可以看出，私通、通奸等话题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特殊调味剂，颇受，其实从民众心理视角而论，这种好奇心与民众接受中对婚外情的缺失性体验的想象与心理补偿有关。《梧桐雨》中也写到通奸的剧情，即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这受到同题材宋小说的影响，但是白朴在作为面向大众的杂剧中设置这一通奸行为的剧情，无疑是充分考虑到民众的接受与期待的，这一选择本身就体现了白朴创作剧本时主观上的俗化倾向。
而《梧桐雨》中虽然也写到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但是却与宋小说中大不相同。首先，《梧桐雨》将杨贵妃与安禄山通奸设置成自愿而为之，并且肯定了二人的真情。第一折中写到杨国忠发现其妹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他谏言唐明皇发配安禄山去镇守边疆，以免东窗事发，累及整个杨氏家族。安禄山走后，杨贵妃是“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其次，《梧桐雨》中的安禄山形象并非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十恶不赦和下流，而是一位了解政治形势的武将。第二折安禄山起兵时说：“如今明皇年已昏眊，杨国忠、李林甫播弄朝政。”再次，《梧桐雨》中的安禄山还是一位爱江山更爱美人的重情之人：“我今只以讨贼为名，起兵到长安，抢了贵妃，夺了唐朝天下，才是我平生愿足。”“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梧桐雨》中对杨贵妃与安禄山之间自愿通奸行为的叙述与安禄山爱江山更爱美人形象的树立，无疑极大调动了受众对故事情节的好奇和对剧中人物的复杂心理。受众既对剧中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通奸行为大加谴责，同时也会对安禄山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举动唏嘘不已，而并非宋小说中仅仅给人以感官刺激和对小说中人物的可耻行为深恶痛绝这种单一的情感体验所能比拟的。
白朴并没有因为《梧桐雨》作为历史题材而刻意加强剧本的严肃感，其对杨、安二人通奸剧情的选择与元代其它杂剧一样，元到通奸主题的剧作也很普遍，郑传寅在《论元人杂剧中“贪破家”悲剧》一文中专门对元杂剧中关涉有妇之夫“贪破家”剧情的剧本做过统计：“现存150多部元杂剧中有12部以有夫之妇贪破家的故事为表现对象，其中有4部具有较强的悲剧性。”[47]这种通奸模式在明清小说中更是大量出现，有人曾统计明末涉及情节的小说，竟然有近四十余部[48]。元明清时期通俗文学中对主题的选择和大肆抒写，除了一部分是为了劝人遵守妇道，大多情况下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呈现出强烈的民间化叙事倾向。
四、结语
[参考文献]
[1][日]狩野直喜.元曲の由来と白仁甫の《梧桐雨》[J].艺文，1911（2）.（3）.
[2]张石川.白朴《墙头马上》的俗化倾向[J].艺术百家，2010（6）：p192.
[3]王国维.戏曲考原[M].清宣统元年晨风阁刊本.
[4]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p32.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卷216.北京：中华书局，1956.p6903.
[6][7][8][9]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卷2552，卷3039，卷3051，卷3048.
[10][20][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p152，p209.
[11][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2][宋]范仲淹.范丈正公集[O].四部丛刊本.
[13]周义敢，周雷.梅尧臣资料汇编[G].北京：中华书局，2007.
[14][宋]梅尧臣撰.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5][16][元]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p185，p1716.
[17][元]方回.桐江集[M].四库全书本.
[18][28][元]谢应芳.龟巢稿[M].四库全书本.
[19]李善奎.中国诗歌文化[M].济南：齐鲁书社，1999.p184.
[21][宋]罗烨.醉翁谈录[M].北京：古典文献出版社，1957.
[22]隋树森.全元散曲[M].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64.p34～35.
[23][清]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编选.元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4][元]华幼武.黄杨集[M].华仲厚，华叔和，华季平重编.赵承中点校.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
[25][元]陆文圭.墙东类稿[M].四库全书本.
[26][元]刘仁本.羽庭诗集[M].四库全书本.
[27][元]宋褧.燕石集[M].[清]顾嗣立编选.元诗选二集·戊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2.
[29][宋]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30][宋]皇都风月主人编.周夷校补[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31][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p220.
[32][33][37][38][明]臧晋叔编.元曲选[C].北京：中华书局，1958.p348～364.关汉卿.救风尘[A].p202.杨显之.潇湘雨[A].p338.武昌龄.张天师（A）.p178.
[34][40][41]周振甫.诗经译著[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5]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6]王重民校辑.敦煌曲子词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
[39][汉]许慎.徐铉注.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43]鲁迅.唐宋传奇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7.
[44]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p109～110.
[45][46][宋]刘斧.青琐高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7]郑传寅.论元人杂剧中“贪破家”悲剧[J].戏剧，2000（4）：p92.
关键词：古典诗词；传统节日；节庆文化
诗和词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形式，而同样古老的传统节庆与诗词结缘也已十分久远。早在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年节时人们庆祝丰收、拜贺新岁的诗句。魏晋已降，与诗词艺术进入巅峰时代相同时，传统节庆也日渐发展和完善，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和喜爱。文人墨客参与其中，难免高歌浅唱，瞩笔成句。仅在流传至今的古典诗词之中，以节庆为主题的佳作名诗即层见叠出，许多文字早已成为流传不辍的千古绝句。
1古典诗词中的春节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在1911年以前称为新正、元日、正旦、三元日等。自汉武帝颁行《太初历》始，新年就定在夏历的正月初一，此后历代相延。春节，在数千年的传承发展中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它负载着厚重的文化积淀，是亿万中国人情感的聚合。新春佳节，是辞旧迎新的时刻。古往今来，文人墨客每到此时，总是诗兴大发，赋诗言志，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这些诗篇，有的描写春节的习俗，有的抒发诗人的情怀，是春节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除夕之夜，人们通宵达旦地守岁，等待天明。南朝诗人徐君倩的《共内人夜坐守岁》，描写了除夕之夜，阖家团圆，一边饮酒一边等待天明的情景：“欢多情未及，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尽碳成灰。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催。”唐太宗李世民在《守岁》一诗中描绘了皇宫之内除夕守岁的情景：“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其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唐代诗人张说的《钦州守岁》表达了春节辞旧迎新、春回大地的特殊意义：“故岁今宵尽，新年明日来。悉心随斗柄，东北望春回。”宋代晏殊的《元日》描绘了人们斟满美酒，贴上门神，祈求福寿的情景：“屠苏醴酒盈金校郁垒神符卫紫关。三境上真垂介福，绵绵洪算等南山。”北宋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尤眨总把新桃换旧符。”描绘了一派喜庆吉祥的节日景象：在哔哔啵啵的鞭炮声中，人们送走了旧的一年；春风把温暖吹进屠苏酒里，一家人团聚在一起，饮着屠苏酒，迎接新年的到来。每天的旭日照耀着千家万户，人们忙着除旧布新，取下旧桃符，换上新桃符，庆贺新春佳节。
春节有拜会、拜年的习俗。三国曹植的《元会》：“初会元祚，吉日为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衣裳鲜洁，黼黻玄黄。珍膳杂沓，充溢圆方。俯视文轩，仰瞻华梁。愿保兹善，千载为常。欢笑尽娱，乐哉未央。皇室荣贵，寿考无疆。”描绘了皇帝在“元日”这一天朝会群臣的景象，君臣穿着有华美纹饰的礼服，朝堂上陈列着美味佳肴，君臣欢笑喜悦，祈祝皇家荣贵，祝愿皇帝万寿无疆。
普通农家的新春佳节也别有一番风味。唐代孟浩然的《田家元日》：“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壮，无禄尚忧农。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此诗风格清新，展现了农家庆祝新年的情形，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给晚辈压岁钱。清代吴曼云的《压岁钱》：“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萧价，添得娇儿一夜忙。”描写了儿童得到压岁钱，悄悄藏在枕头底下，琢磨着是买爆竹还是买萧吹，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清新自然，十分传神。
春节还是辞旧迎新的时刻，容易让人感到岁月的无情，因此，感慨时序变化和时光流逝，勉励人们珍惜光阴，是春节诗词的另一大主题。北宋文学家梅尧臣的《除夕》诗云：“莫嫌寒漏尽，春色应来早。风开玉砌梅，熏歇金炉草。稚齿喜成人，白头嗟更老。年华日夜催，清镜宁长好。”
2古典诗词中的元宵节
元宵节是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据一般的文献资料与民俗传说，正月十五（元宵）在西汉已受到重视，汉武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活动，被后人视为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声。不过，元宵真正作为民俗节日是在汉魏之后，佛教文化的传入，对于形成元宵节俗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赏月、观灯是元宵节的主要活动，也是历代元宵诗词歌咏的主要内容。唐朝诗人崔液的《上元夜》描绘了元宵之夜家家赏月观灯的盛况：“玉漏铜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夜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唐朝卢照龄的《十五夜观灯》：“锦里开芳宴，兰红艳早年。褥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描写了元宵节的各种灯饰，远看如繁星落地，近观如明月高悬，更有少女的笑脸相映成辉，为节日增添了无限的情趣。宋代曾巩的《上元》：“金鞍驰骋属儿曹，夜半喧阗意气豪。明月满街流水远，华灯入望众星高。风吹玉漏穿花急，人近朱阑送目劳。自笑低心逐年少，只寻前事铀毛。”诗人登上高楼，凭栏远眺，只见月光如水，花灯似星，一群少年骑马驰骋，意气风发。诗人感慨万千，勉励向年轻人学习，焕发生命的活力。
元宵观灯赏灯之际，人们还参与猜灯谜的游戏。清人顾震涛有一首《打灯谜》的诗：“一灯如豆挂门旁，草野能随艺苑忙。欲问还疑终缱绻，有何名利费思量。”除了观灯赏灯，元宵节还有一项传统活动，那就是吃元宵。在历代的元宵诗词中，也有很多歌咏这种节庆美食的篇章。宋朝周必大“”星灿乌云里，珠浮浊水中”的诗句，形象地描绘了煮元宵的情景。清代李调元在《元宵》中描绘了元宵节深夜小贩叫卖汤圆的情境：“”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唤卖汤元。”
3古典诗词中的清明节
提到清明节抒怀的诗词，就不得不说唐代诗人杜牧的那首千古佳作《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的广为流传不仅在于其意境的深刻，更在于其置“清明”二字于首，描绘了清明时节的物候。在每年清明节的丝丝细雨中，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这首诗。
早在战国时代，介子推的故事就与清明节产生了联系，后世更相传清明节就是起源于介子推，在清明节歌颂介子推就是理所当然了。北宋黄庭坚《清明》：“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由清明时节百花盛开的景象联想到埋葬在荒郊野外的逝者，进而思考人生的价值。
凄风苦雨再加上离愁别绪，使清明节诗词笼罩在一片愁云惨淡中。如唐代张继《清明日自西午桥至瓜岩村有怀》：“晚霁龙门雨，春生汝穴风。鸟啼官路静，花发毁垣空。鸣玉惭时辈，垂丝学老翁。旧游人不见，惆怅洛城东。”大唐帝国的两座都城长安与洛阳，聚集了无数文人墨客，也饱含了这些人的辛酸血泪，洛阳城东，张继惆怅；长安城内，顾非熊憔悴，其有诗《长安清明言怀》：“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雨初晴。客中下第逢今日，愁里看花厌此生。春色来年谁是主，不堪憔悴更无成。”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诗人在清明节都是愁云惨淡的，比如宋代大文豪坡，一生虽然历经坎坷，但始终保持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平稳心态，一首《南歌子》一扫哀节悲凉，让江南的春意跃然纸上：“日薄花房绽，风和麦浪轻。夜来微雨洗郊垌，正是一年春好近清明。”
人们在清明节扫墓，缅怀逝者，寄托哀思：“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宋代高翳《清明》）；人们怀念亲人和故友：“二年隔绝黄泉下，尽日悲凉曲水头。”（罗隐《清明日曲江怀友》）；人们踏青郊游：“芳草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周”（北宋程颢《郊行即事》）；人们蹴鞠“白打”，强身健体：“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彩绳拂花去，轻露雀罄础！保ㄌ拼韦应物《寒食》）；人们荡秋千，放纸鸢：“好似隔帘红杏里，女郎缭乱送秋千”（韦庄《丙辰年~州遇寒食城外醉吟》）、“石马当道立，纸鸢鸣半空。”（宋代范成大《清明日狸渡道中》）。节庆活动在古典诗词中生动再现，古典诗词也因为节庆文化而有了更深沉的底蕴和更加长久的生命力。
4古典诗词中的端午节
古代有以地支记月的习惯，称五月为“午月”。从史籍上看“端午”一词最早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午节为夏季大节，它从夏至节俗演变而来，人们要在仲夏之月（五月）的端午这一天煮粽子吃，人们把这一天当做夏至一样的大节日来对待。唐代以后，端午才用来专指五月初五。
《全唐诗》与《全宋诗》中有95篇作品与端午节有关，这些诗词记述了节日的意绪，描摹了节日的习俗，追忆了节日的源流，寄托了诗人的感遇，成为了端午节庆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屈原与端午节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历代在端午节歌颂屈原的诗词也最多。古典诗词以其特有的魅力弘扬了屈夫子”“好修为常，怀瑾握瑜”的独立不迁的文化人格。如唐代文秀的《端午》：“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端午节的习俗也会勾起诗人对屈原的感慨，如唐代张耒在观看龙舟竞渡时写了一首《和端午》凭吊屈原：“竞渡深悲千古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端午节纪念屈原这样的爱国先贤，不仅来自民俗社会的朴素情感，“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更应该是国家层面的祭祀，在诗的国度对爱国诗人的纪念，其意义重大而深远。“多难兴邦”，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定会历经磨难与挑战，我们需要培养屈原那样的对国家忠诚、对人民悲悯的家国情怀。
端午节是传承家国情怀的重要节日，端午节在起源时主要是避瘟保健、水上祭祀活动等，随着历史的推移，人们逐渐在端午节日中加注纪念爱国先贤的内涵。自汉朝以来，屈原成了端午节文化习俗的核心，但我们也发现，各地端午纪念的历史人物不尽相同，除了楚地纪念屈原之外，越地纪念勾践、曹娥，吴地纪念伍子胥、古苍梧郡祭祀陈临等，但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中，同时由于区域的局限性，歌咏除屈原之外其他爱国先贤的诗词较少，影响也有限。如北齐魏收的《五日诗》：“麦凉殊未毕，蜩鸣早欲闻。喧林尚黄鸟，浮天已白云。辟兵书鬼字，神印题灵文。因想苍梧郡，兹日祀陈君。”在这首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时的端午习俗，并且可以感受到当时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背景，处在北方的鲜卑族政权已经知道南海之滨的苍梧郡于五月五日祭祀陈临的风俗。
端午节习俗众多，在古典诗词中多有反映。在这一天，人们吃粽子，插艾枝，储草药，配药方，饮雄黄酒，如南宋陆游的《乙卯重五诗》：“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旧俗方储药，羸躯亦点丹。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盘。”在这一天，人们龙舟竞渡，百舸争流，如唐代张说《岳州观竞渡》：“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低装山色变，急棹水华浮。土尚三闾俗，江传二女游。”在这一天，人们还击球、射柳，如清人饶智元：“簇簇朱衣分两队，百花深处蹴珠隆薄《天启宫词百首》：“飞凤三花逐电流，例逢e柳拜前旒。”在这一天，人们还插石榴花，采药，系五彩线，贴辟兵符，蒋之翘有诗云：“葵榴初缬药阑敷，彩线珍成续命需。遥听三韩烽火急，真人刚进避兵符。”
5古典诗词中的中秋节
中秋节，是仲秋之节，以仲秋十五月圆为节日标志。中秋起源于古代“秋分夕月”的礼俗，唐朝时期中秋明月为游历之人思乡的物象寄托。唐代还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杨贵妃变月神、唐明皇游月宫等神话故事，使仲秋明月充满浪漫色彩。宋朝中秋节开始成为社会民俗节日，明清时期中秋节上升为仅次于春节的民俗大节。古代诗词中关于中秋节的内容有很多，但广为传诵、最为广大世人所熟知的，当属唐朝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和宋代词人苏轼的《水调歌头》。
张九龄在唐玄宗时，当过中书侍郎等大官，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他一生写下不少诗歌，但最为著名和广为流传的就是这首《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气象恢弘，意趣不凡。
另一首家喻户晓关于中秋节的诗词，就是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是词人在一个中秋之夜，思念弟弟“子由”就是苏辙，感时伤情，大醉，对月抒怀，发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吟啸。这一声长啸，成为后世亲友之间忆念、共勉的永恒绝唱。就是在千年后的今天，这些句子依然令人动容，因为这是最接近生命本体的人生情怀，具有千古不灭的普世价值。
古人对于中秋的重视，仅次于春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远胜过年。因为在这个晚上，仰望天上的月亮，无限感慨涌上心头，于是想及关于它的传说和故事。早在唐朝，就已经有了月亮上银蟾玉兔的传说。白居易在《中秋月》一诗中说道：“照他几许人肠断，玉兔银蟾远不知。”宋代词人辛弃疾在《满江红中秋》一诗中也说：“著意登楼瞻玉兔，何人张幕遮银阙？”唐代诗人皮日休在《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中，就认为月亮上是有嫦娥居住的：“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高高在上的那轮明月，成为诗人浪漫、遐想的最好事物。
在很多古人关于中秋的诗词中，不仅仅只是怀念亲人、感怀身世，充盈着惆怅和低沉。也还有很多关于中秋风俗、节庆饮食等方面的描述。有个叫袁景澜的诗人，专门为中秋的月饼写了一首《咏月饼诗》。诗中道：“形殊寒具制，名从食单核。巧出饼师心，貌得婵娟月。入厨光夺霜，蒸釜气流液。揉搓细面尘，点缀胭脂迹。戚里相馈遗，节物无容忽……”这应该是对制作月饼最为详细的诗歌了。
可以这样说，翻开古代文人关于中秋节的诗词歌赋，从中不难窥见那高挂天空的一轮圆月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也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6古典诗词与传统节庆的关系
古诗有云：“有雪无梅不精神，有梅无诗俗了人。”我们则可以说，有人类活动而无节庆活动则无精神，有节庆而无诗词的点缀则俗不可耐。幸运的是，中国传统节庆不仅与文学艺术早早结缘而行，而且相得益彰、泽被后世。
㈠传统节庆在内容上赋予古典诗词强烈深刻的启发刺激，同时又提供给其以充分展示、不断创新的机缘。
中国的传统节日，从悠远的时空隧道一路走来，经历了几千年的岁月，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节庆文化。中国的传统节日，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道德情感和人文精神。
多姿多彩的传统节日，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要，清明节的怀祖情思、端午节的爱国情怀、七夕节的爱情绝唱、中秋节的团圆之盼……饱含了人们多少情感和寄托。传统节日也折射着中国人对“天、地、人”的思考，体现了中国人追求“天、地、人”的和谐统一，讲究顺应天时地宜、遵循自然规律的思想。中华民族的节庆文化，体现着一种民俗情结，凝聚着一种民族精神。传统节日，使每一个中国人加强了同家庭、家族、家乡和国家的情感联系，寻找到了个体融入群体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这一切，都为古典诗词在内容和气度的提升上增添了丰厚的文化内涵。
㈡古典诗词不仅大大活跃了节庆气氛，扩展了节庆影响，提高了节庆品味，而且它们本身也成为节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节庆文化载体。
“诗言志”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可以说诗歌历来便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其文化身份的独特标志。对一个诗歌大国来说，诗歌便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大至忧国忧民的社稷之慨，小至抒怀感悟，迎来送往，起居作息的生活常态，几乎无不成诗。因此，大量以节庆为主题的佳作名诗早已成为流传不辍的千古绝句。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等等。这些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佳句，早已成为了节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节庆文化的重要载体。
参考文献
[1]萧放.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现代语境下的春节习俗意义[J].江西社会科学，2006（2）.
[2]萧放.传统节日：一宗重大文化遗产[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3]柏宏军.中华传统节日诗词赏析[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
[4]赵东玉.中华传统节庆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等.全唐诗[Z].北京：中华书局，1960.
[6]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7]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河北师范大学;中国诗经学会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