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相对稳定和运作独立的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智库扮演着“思想库”“点子库”和“沟通库”的角色。智库研究从本质上隶属于知识政治学，智库效用在知识和政治的互动中实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角色也必然在知识与政治的交织中生成。知识和政治成为探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出场的基础向度。
1.1理论逻辑：知识生产模式转变
现代智库以知识的创新与运用、政策的研究与咨询为中心工作，知识生产是智库的核心。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中指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正在涌现，区别于我们所熟知的基于某一学科、同质性、等级化的知识生产模式1，知识生产模式2彰显出跨学科、异质性、多变性和非等级化的特点。其中，知识的发现、应用和使用被紧密地整合在一起，知识生产则成为这一更大过程中的一部分。这主要归因于一个重要机制：知识市场的扩张和科学（不仅仅是技术）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深。[2]以问题为导向和跨学科知识生产是这一模式的显著特征。无疑，在知识社会的今天，模式2生产的综合性知识已经成为诸多领域不可或缺的生产性要素，任何知识的生产和组织机构此刻都不能忽视社会的知识诉求而独善其身，更难以逆知识生产从模式1向模式2转变的潮流。现代智库的生成即是社会适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变和跨学科知识成就孕育而生的制度性安排。
智库虽然兴起于权力知识化的过程，但仍以其商业价值为存在基础。智库内生于市场经济，反映着一定的生产方式。关于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尤其是知识应用化、市场化的转变，马克思早已把捉到了其中本质，并初步澄明智库产生的原生机理。他指出，当科学技术成为主要生产力后，对于科学技术知识，市场主体普遍形成了如下意识：“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3]。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工业革命必然将科学技术知识纳入资本要素以投入再生产。这样科学技术知识就逐渐“从属于资本……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4]，对于人文社科知识而言，情况同样如此。这样，知识具备了经济意义，知识与普通商品一样能够参与到市场交换中并且能够作为资本要素积累下来。至此，以工业革命的大机器生产为基础，以理性知识的运用为支撑，以市场经济为转化机制的体制，就成为现代智库的雏形。
当知识被纳入生产过程成为资本要素时，知识就受到资本增殖规律的支配，在特定条件下，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潜能就取决于是否获得资本的支持。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嵌入知识活动中，从而左右知识所有者的主动权。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有进行研究的本领，而没有进行研究的货币，那么我也就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即没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真正的本领。相反，如果我实际上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但我有愿望和货币，那么我也就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本领”[4]。知识能发挥的实际效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知识所有者对货币量的掌握。
马克思对于知识生产和资本运作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是对知识生产和市场经济关系的实质的揭露，向我们展示了知识生产的资本方式。可以说，他为我们进一步理解知识生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状态提供了启发。马克思的这些经典论断是对智库理念和行动的原始表达，对于剖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出场有着重要价值。
1.2时代逻辑：新时代语境的阐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时代。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6]。全球化、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将多元历史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社会纳入到一个交互、碰撞、混合、异动同存的共时系统中，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我国既面临着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又掺杂着发达国家的困惑，国家发展环境的复杂度大大增加。管理学家比尔所说：“旧世界的特点是管理事务，而新世界的特点需要处理复杂性”[7]。“强时代”“变时代”与“复杂时代”构成了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时代背景，也构成了其建构与发展的历史前提。时代问题的解决单靠一方力量难以完成，需要跨学科、跨专业的智慧汇聚。
首先，新时代经济发展需要新型智库建设的助力。我国的社会结构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社会进入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当下，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频现，社会风险点增多。公共决策日益复杂多样，社会对公共决策主动性、即时性、科学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智库作为公共决策机构的“外脑”，其业务能力和水平对于提升国家的现代经济治理效能有重要价值。国家在“新常态”下确保对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环境的把握，进而破解经济难题都需要高能智库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下，要实现更好发展，必须更好分析形势和环境，更好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变化，更好把握宏观经济大势，更好应对挑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养成问计于专家学者的习惯，调动专家学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用好、用活智力资源”[8]。
其次，新时代科学技术的指数式发展加速了新型智库的变革。科技在当代既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更成为智库变革的重要动因。科技发展经由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工程技术和大数据，一方面快捷而高效地为智库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另一方面通过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为智库研究拓宽了研究领域和探索视角。进入21世纪，我国在各领域探索的新现象、新规律剧增，形成了对自然和社会更加深入和完备的知识，在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实践的过程中，智库组织本身的工作规律和发展机制不断得到凸显，逐步形成了新的组织管理规范、体制和机制。同时，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应用还辅助提升了智库工作成效、研究能力和服务水平。从某种意义上看，新型智库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也离不开专业化的智库指导，新型智库与科技发展耦合共生、互促融溶。
第三，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新型智库提出了迫切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彰显了我国政府转变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如何弥合利益分歧，如何强化舆论引导，如何厘清政府职能，如何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并实现“善治”的复杂性日益增多。同时，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科技智能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核武器威胁、生态环境恶化、突发性疾病流行等问题挑战着人类的生存底线和社会底线，这些无一不反映出当今治理问题的艰巨性，专业研究机构、社会力量和民间智慧亟需被集中，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新型智库深度介入。
1.3价值逻辑：“以人民为中心”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达
2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运作机理
作为创造理论与政策知识的机构，智库首先要遵循知识逻辑，满足知识生产的条件以及体现知识本身的特性；作为决策咨询机构，智库的知识生产过程要受到权力逻辑的影响，由此构成“知识-权力”的互动结构；作为知识传播的平台，智库知识传播过程需要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呈现出“资本-知识”的互动结构。三种逻辑充分的演绎与交织展现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运行的内在机理。
2.1知识本身是实质和核心
对于任何以提供决策咨询和思想服务的机构而言，信息、知识和思想的生产创新都是其合法存在的基础和最核心的内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不例外。在现实政策制定过程中，智库首先是知识共同体，其任务就是以专业化的知识对政策作出分析和设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内在的真理力、话语力、自主力、逻辑力、意志力和德性力通过智库实践与具体事物相结合，在使用、传播、流转中发挥出生产力、创造力、洞察力、判断力、说服力和塑造力等等。
2.2知识和权力的动态互补
现代智库的兴起根植于国家的政治生态，在现实运作中受到政治权力的直接干预和影响，智库如果脱离了政治权力的监护，就会失去政治监护带来的影响力，智库本身天然的知识性也就失却了应用转化的基本场域，智库创造的知识就缺乏了最重要的对象性和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看，智库所创造的知识的价值实现倚赖于政治权力的支持和监护。从权力的角度看，高度技术化、职业化和理性化的政治权力仍须从不断更新的知识中找寻自身合法性的依据。作为权力载体的政治机构，其统治策略与方法同样需要借助知识来确证其科学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现了知识和权力的互动关系，知识和权力在动态实践中建构起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实际效能。
2.3知识与资本的耦合驱动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中国特色智库的运作不仅受到知识、权力及其相互作用的直接影响，还直接受到资本逻辑和市场规则的规制。知识从来不可无限量支取，虽然有无限增量的可能，但对于个体或群体而言，知识是稀缺的。随着科学技术知识及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巨大作用的日益凸显，人类社会发生着“知识价值革命”并逐渐步入“知识价值社会”[18]。马克思发现，科学技术（知识）逐渐成为首要生产力的事实从根本上赋予了科技（知识）生产的经济意义，并且孕育着知识生产规模化的可能性。当代社会生产发展的态势也证实了马克思当年的推断。依靠技术革命等知识基础转型，社会生产不断突破着资源、环境、时空和既有条件的束缚，持续开发着物质和精神、认知和实践的境界。由此，知识在呈现真理性的同时，不断展现着它的经济价值并发展成思想市场，而发轫于现代咨询业的智库正是思想市场活动的主体。马克思曾揭露出资本为了实现自我增殖，有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有用性内卷到自身逻辑中的属性。知识的市场化正是资本逻辑介入知识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难免受到资本逻辑的宰制。
从现象来看，资本逻辑介入智库运作“是以市场经济为平台，以科技发展及其经济运行为条件，以及信息技术对精神文化生产的装备为加速器，这样一种‘三合一’的社会经济文化运动多面体的逻辑整体。”[19]从本质上看，资本逻辑之所以能够影响智库运作，根源于资本和知识一定的融通性。具体而言，知识生产和资本存在共时性，知识生产与人类相伴而生，是人类在物质实践基础上与自然、社会和人本身交互作用的产物，贯穿于人类发展历史之中；资本是工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产物，存续在人类社会的某个阶段，但在人类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二者结伴同行。知识生产和资本在价值取向上相异，知识生产以真理性和社会效益为价值追寻，资本则追求价值增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但社会效益与经济价值之间并非全然对立，两者往往相互依存甚至相互转化。正是知识生产与资本的差异和内在的相互融通，生成了二者的耦合驱动机制。
图1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运作机理
3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现代智库的新范式
十九大以来，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不断丰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理论基础日益完备。新时代的条件也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了更多实践创新的要求，需要我们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和特征做出新的把握。
3.1时空语境中的双重发展向度
3.2共性与个性的双向建构关系
独立性与依赖性的统一。独立性是指智库作为由专业性人才组成的机构是独立设置、运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发展目标等方面具备相对自主性。独立性保障了智库建设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现代智库自产生以来始终秉持相对独立的价值品性和自由自觉的科学精神，使行动对策有深入坚实的理论基础，所提出的原创性理论能够经受住实践检验，推出的成果能够展现时代发展的高度。依赖性是指现代智库与政府部门有着直接的关联，在资金、课题、成果转化等方面受到政府部门的领导和管理。独立并非对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不能天马行空和特立独行，新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管理体制的基础决定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统一。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操作方式上表现出独立性；而在政治方向、研究课题、成果使用和经费支持等方面，较多地表现出非独立性。
学术性与政策性的统一。学术性是指智库专家在探究高深学问和追求真理中形成的系统性、理论性和专业性，体现在智库专家学者们的知识构成、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中。智库研究只有以学术性为前提才能保证决策的知识性、科学性和指导性。政策性一方面指智库专家要充分了解党政机关的运行机制和治理机制，了解决策的全周期全流程，了解研究议题的政策背景与政策基础；另一方面指智库在课题立项、绩效评估和成果发表等方面以公共政策研究和制定为范式，以使智库成果更贴近于政策需要，很多时候要为满足政策实际需求而量身定制课题研究项目。概言之，政策性即丹尼尔·勒纳（DanielLerner1927-1980）所说的“政策切合性（Policyrelevance）”，用儒家的话语来表达即“经世致用”。可以看到，对于智库发展而言，两种属性皆不可偏废，学术性保障了智库的客观性和合规律性，政策性则保障了智库研究的可行性和合目的性。“新型智库不仅要进行应用对策研究，而且要提供新思想、新知识、新战略，促使学术研究经世致用、为民造福”[21]。
公益性与赢利性的统一。公益性是指智库为实现公共利益而无偿地提供知识、智慧成果。赢利性是指智库凭借知识、智力成果的供给获得了一定的物质性的回报。理论上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23]但在市场竞争、资源拼捻和信息喧嚣之下，完全超脱于物质利益之外的智库就很难保障其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赢利性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智库公益性的副产品，其一是为了保持机构的正常运转与可持续发展、不断壮大，在财政拨拨款的基础上需要一定的资金来补充，一些社会智库（民间智库）更是如此；其二是为调动员工积极性，体现知识价值与职业价值。所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然要在以服务为宗旨和收获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既要将赢利性作为提升研究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动力和评价指标，促使智库快速、良性发展；更要坚持公益性，不忘服务的初心，避免走向“唯利是图”和盲目追求“短平快”的发展。
3.3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治理现代化的有机关联
对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内涵，除了从其内部存在形态和具体样态的角度进行把握，还应以外部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为参照系来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这一重大战略任务的发展进程。治理现代化同样推进、促进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成型和完善。“智”与“治”的有机融合和内在契合主要表现为：
其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专业化、多样化契合了治理现代化对于知识权威性和多元化的需求。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公共治理问题呈现出多元分化的趋势，治理现代化中“多元共治”的目标以及政府、市场或社会等主体受到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局限都可能难以有效应对这些问题，甚至导致决策失误或治理失败的现实，使专业化的知识和权威性的信息显得十分必要，而作为这两大元素聚集地的智库就成为必然指向。凭借多元化、稳定性的专业研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积极回应着治理现代化中复杂多元的决策咨询需求，成为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主体之一。
其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系统化和综合化契合了治理现代化对于治理整体化和系统化的需求。公共治理问题不仅表现出多元化特征，还表现出复杂化的趋势，在公共治理过程中，某一个问题情境往往牵涉多个致因，且每个致因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公共治理过程中问题时常以“集合”的形式出现，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混沌状态。这样，综合运用各类学科知识并以系统化思维分析研究就至关重要，集合了多学科知识信息和人才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对公共治理问题上具备了综合化与系统化的优势，这为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和知识基础。
强有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是治理现代化的直接和重要标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变革推进着治理现代化的步伐，同样，治理现代化也倒逼中国智库内部革新，使其不断朝着“新型”方向发展。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支撑，共同型构着多元治理、协同共进的治理系统。
总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智库优良属性，结合新时代特点、矛盾和问题而形成了崭新的政策咨询机构及其体系。新型智库以问题为导向，把出成果作为第一目标，切实提升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围绕国际国内系列重大议题深入研究，着力推动研究成果进决策进实践，转化为发展成果与民生福祉。我们有理由相信，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国内外局势和当下中国复杂而精致的现代社会体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定能以更富创新性的发展理念和更科学的治理机制，充分展现我国智库建设的“后发优势”[24]。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智库办主任、湖南省智库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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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