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期推出的“易卜生专号”，在当时的中国引起极大地反响。易卜生的《娜拉》，唤起了中国的女性意识，许多新女性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去争取个人爱情自由和婚姻幸福。《伤势》中的子君就是一位敢于冲破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她与涓生在一起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1］p46，甚至在爱情遭到整个家庭的反对时她毅然走出家庭并发起反抗——“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p46。但随着与涓生的结合，那位新知识女性也随之不见了，她沉溺于小家庭，安于贤妻良母的形象。“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禁锢着她，喂阿随，饲油鸡，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生活每天围绕着她，这些家务甚至使她连与涓生谈天的功夫都没有了。在涓生眼中，她不再娴熟体贴，而是变得索然无味，以致于最后涓生以她不能跟上自己的步伐为由抛弃，在无爱的人间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1.2《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
《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其婚后的心态几乎和《伤逝》中的子君一样。结婚后的子君一直维持着贤妻良母的形象，在家里坐着全职太太。十多年来，没有工作，没有理想，没有精神追求，生命在结婚、生子、琐碎的家务事中消耗掉，每天靠着喝茶逛街消磨时光，并且陷在那样的状态里其乐融融。直到丈夫涓生另结新欢，与她提出离婚，她才慢慢的反应过来，这十多年，自己除了依附涓生一无所有。离婚后悲伤失意的子君在女友的帮助下开始与脱离十几年的社会接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事业上取得了成功，精神上也渐渐成长，收获了真正的爱情，整个人获得了新生。
纵观国内的有关学术研究，对于鲁迅《伤逝》与亦舒《我的前半生》两者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观、女性命运、女性意识等方面，单方面的具体分析造成两代“子君”命运不同的原因这一方面较少，有的话所阐述的也是一两个方面。像李秀清对于两代“子君”命运的比较，是从所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这两方面来分析的；而王敏对于两者的比较则又提出了新的观点两位作家的叙事视角不同。有些学者注重到女性作为社会成员她的人际关系对其命运的影响，有的则通过对两代子君形象的分析来阐述自己所要表达的观点等。可见，对于鲁迅《伤逝》与亦舒《我的前半生》中子君命运比较的研究学术界一直在不断地深入。
1.4论文的组织结构
本文比较两位作者笔下子君最后结局的不同，并从两代子君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自我意识差异、作者叙事视角各异来分析两代子君命运不同的原因，揭示鲁迅和亦舒这两位作家对同一素材不同处理的深层意蕴。
2时代环境影响个人命运
鲁迅《伤逝》中的主人公是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此时的中国刚经历“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洗礼，表面上来看国家已经进入了“民主”的社会，从封建帝制中走了出来，实际上封建思想、封建意识，所谓的仁义道德并没有从人们心中拔除掉，它们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底，这些无形的、潜在的意识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环境下，鲁迅于1925年10月21日写完《伤逝》，描写了“五四”时期一对知识青年的爱情悲剧，铺设了一个中国式娜拉出走后的悲剧故事，凝聚着鲁迅对现实社会问题深层的探索。亦舒《我的前半生》的主人公是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香港，当时的香港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传统生活模式和人际关系也不复存在，相应带来的是文学题材和主题的变化。亦舒作为鲁迅的崇拜者，她最钟爱的小说就是鲁迅的《伤逝》，对于作品《伤逝》中子君的悲剧命运，亦舒从中获得灵感并站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对其进行审视，她的《我的前半生》也是在审视下续写了鲁迅笔下子君的香港故事，用作品来为人们探讨时代环境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并对女性命运进行深层次的探索。
2.1时代背景
鲁迅先生于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说道：“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2］在《伤逝》中，他塑造的子君这一人物形象就迎合了这句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人们脱离了传统生活模式，女性在这个时代可以说很大程度摆脱了封建传统的束缚，取得了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女性在生活中不再作为男性的附庸而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那些所谓的传统道德观对女性思想上的压抑也随着女性不断地融入社会而逐渐弱化。经济上的独立，生活上的自由，女性意识的加强，使得现代都市女性不仅拥有了人格上的尊严，也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成就事业、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对于现代女性来说，生活不止家庭和婚姻，社会还给了她们可以去外面工作的机会，经济上能够获得了独立，事业上施展自己的才华，找到自我的价值。婚姻已不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即使感情上受到了挫折也并非没有出路，可以从事业上找回自我价值。亦舒《我的前半生》中子君在婚姻受挫后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在身边女性的帮助下，经济上变得独立，事业上有所发展，从离婚的阴影中走出，自立自强，找回自我，找到新生活。
2.2社会环境不同决定两者命运不同
由于两部作品中子君所处的时代不同，所以社会环境也大相径庭，主要体现在社会对女性的容纳程度。
易卜生《娜拉》虽然在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反响，女性意识在增强，女性在不断地为争取自由而斗争，但整个社会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人们仍然无法接受女性自由的恋爱、自主的婚姻。《伤逝》中子君和涓生的结合是以众叛亲离为代价的，他们的婚姻是不被社会所承认的，子君实际上是涓生的妻子，可是到死都没有得到妻子的名分。当涓生走投无路，求告无门之际去访问他伯父幼年时期一个同窗时，才得到子君已死的消息。而这位先生在向涓生说时，他嗫嚅了半天，才说出口来：“你那，什么呢，你的朋友吧，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1］p59可见他并不承认子君是涓生的妻子。当涓生再问他子君是怎么死的，他更是冷酷无情地回答到：“谁知道呢。总之是死了就是了。”［1］p59子君和涓生的结合是两个人共同努力的，但在人们眼中子君的“叛逆”远远大于涓生，人们对子君的看法远远比涓生要邪恶的多，像子君这样伤风败俗的女子是得不到半点同情和尊重的。在没有离开涓生之前，他们就已经孤立无援了，离开涓生后，可想而知子君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回到父亲家后，人们早已把她视为不洁的异物，她得到的只有“冷眼”和“歧视”，在这样的境地里，她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只能选择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对各种事物的容纳程度有了显著增加。尤其是子君所生活的香港是一个典型的开放性城市，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这种交替而来的现代文化潜移默化地渗透到都市女性的心理结构中，改变着他们的价值取向。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被彻底摒弃，人们真正实现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而且要求女子“从一而终”、“三从四德”的观念也已被“多向选择，情投意合”的观念所取代，夫妻离异、重新择偶已被社会普遍认可。《我的前半生》中，子君和涓生是在大学自由恋爱的并且后来自主结了婚，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并没有受到外界的阻扰，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婚姻在当时得到了社会充分的承认。而当子君被涓生抛弃后，除了她的母亲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对她态度冷淡、与她疏远之外，她的女友、女儿和妹妹虽然对她有些埋怨之辞，那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希望她能尽快从离婚的阴影中走出来，开辟新的生活，也正是身边这些人的帮助使她度过了人生中的艰难时刻。而且整个社会也没有因为子君的离婚而对她有所偏见，没有使子君找不到工作，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而活，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有人评价《伤逝》：“与其说这是一个爱情悲剧，倒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悲剧。”［3］子君命运的悲剧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时的时代环境。而八十年代香港的子君时代环境给了她得以重生的机会。
3自我意识决定个人命运
自我意识是对自己身心活动的觉察，即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具体包括认识自己的生理状况、心理状况以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两代子君在婚后有大体一致的心态，在两位作者的笔下，婚后的子君最大的失误来自于自我意识的迷失。具体表现为追求的淡化、个性的泯灭、经济的依附以及与他人的关系。
3.1个人主体意识
《伤逝》中子君为了爱情勇敢地反传统，逃出父亲的家，走进了爱人的家。然而婚后的子君在无意识中，又回到了封建传统的规范中，满足于“男主外，女主内”、夫唱妇随的生活，她从“我是我自己的”彻底变成了“我是涓生的”，就连她家养的小狗她都把它取名为“阿随”，仿佛是她命运的写照，一切都是追随涓生，彻底依附于涓生。生活上，子君开始变得琐碎，以至于“见识也似乎只是浅薄起来”，她的思想几乎也停滞了，只能拉着涓生的衣角，这无疑是可悲的。小说中鲁迅用理性的眼光解剖出了子君悲剧命运的根源在于她思想中的因袭的传统思想和封建奴性，她不明白女性应该有和男性平等的人格尊严，他们应该在一条精神地平线上。子君为了爱情觉醒，同时也为了爱情丢失了自我，刘慧英在《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中说：“爱情确实是一种激人奋发的力量，而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激发的则是牺牲自多于确定和肯定自我，女人在爱情中发现的是作为妻子，情人的自我，而非真正自立的自我。”［4］当女性以男性为依附，丧失独立意识时，这才是女性真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