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训蒙三字经》、赵南星的《三字经注》、王相作注的《三字经训诂》三个版本内容进行比较，勾勒出《三字经》在几百年间流传过程的主要增修状况。
《三字经》自问世以来，结构大体未变，但经历代文字修改、内容增添，原貌已略异。为最大限度还原古版本面目，梳理历代增修线索，剖析主要增修者在不同时期的观念，笔者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馆馆藏的《训蒙三字经》、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的明赵南星《三字经注》、清代王相作注的《三字经训诂》的主要增改内容作比较，在分析前人对《三字经》的理解与认识基础上，为日后研究者提供一个《三字经》最初形态及历代演化的大致脉络。
一、不同版本《三字经》的述史年考析
此外，清代云南学者许印芳(1832-1901年)著述的《增订训蒙三字经》叙述中引用陈灿回忆当年谭宗浚(1846-1888年)谈及《三字经》一事，谭宗浚也指出此书：“节录史事载至五代止，乃宋时粤中遗老某所作，非出自王伯厚。”陈灿强调“公(谭宗浚)极博群书，考订精核，其言当不诬。是此书之为伯厚作，未可定也。”许本人也认为古刻本《三字经》“其叙史事截止五代”。
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由清代陶格翻译的《满汉合璧〈三字经〉注解》虽大体根据王相注释本翻译，但叙述历史也只到“南北混”，不言“廿二史”，只写“十七史”。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由英国汉学家翟里斯(HERBERTA.GILES，1845-1935年)翻译，并在1910年出版的《三字经》英译本，历史叙述也只到“十七史”。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邹颖文女士指出：西方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牧师(RobertMorrison，1782-1834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l801-l861年)、德籍传教士欧德理(E.J、Eitel，1838-1908年)，他们的“四个英译本的中文正文在352句(1056字)至356句(1068字)之间，内容的历史部分均以十七史终，未加入明史，盖依据较早的版本翻译。”[5]
可见，叙述历史是否只到十七史是判断早期版本《三字经》的重要标志之一。赵南星远在中原，并不知早在1530年，也即约60年前广东学者黄佐(1490-1566年)在《泰泉乡礼》卷3《乡校》就说：“诵读务贵熟，不贵多。……年少者只教一二句而止，勿强其多记。或用《孝经》、《三字经》。不许先用《千字文》、《百家姓》、《幼学诗》、《神童酒诗》等书。”也没看过1531年左右出版的《广州人物志》里对区适子著述的记载，故有“不知谁氏所作”的说法，自然不知岭南早就流行《训蒙三字经》，故采用流传北方的版本作注，这情有可原。因此，它虽是现存可见的最早刻本，但这本叙史到“廿一史”的《三字经注》与最古老版本应存差异。
二、版本比较
广东省立图书馆中山文献馆馆藏的《训蒙三字经》，是民国年间广州民智书局刻印本。封面未署作者，但在图书馆借阅卡上书有“(宋)区适子撰(南海)”字样。封面右侧有“依韵府较正”字样。此书叙述历史结尾处是“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十七史，全在兹”，[6](P19)不直白述说宋亡历史，只以一“混”字带过，与文献记载古老版本述说历史内容，尤其是“十七史”大致吻合。
中山文献馆藏有《佛山栅下区氏谱》，内里全文辑录《三字经》，与《训蒙三字经》一致，可见佛山、顺德区氏族人对此版本的认可。佛山栅下区氏家族源于顺德登洲区适子家族，在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迁移佛山。
另外，许印芳、谭宗浚提出的“叙史事截止五代”也应成为进一步筛选是否为最古老版本的重要依据。所以，正如许、谭所见所述，最古老版本应没“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12字。《登洲三字经》、《三字经句释》都在“廿一史”旁注明，“区本原作十七史，今并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为廿一史(以上均从蜀刻范士云本增入)”。[4](P19)
曾先之与文天祥为至交，文天祥去世时，即1282年，仍称“十七史”。1297年，曾先之已有“十八史”之称，从此也可旁证“十七史”与“炎宋兴”内涵的矛盾，更难以解释王应麟在界定“十七史”范围后再写出“炎宋兴”这样冲突的内容。曾先之自称“前进士”。作为经历并目睹从宋亡到元统历程的前代知识分子，他在元朝建立20年后便提出“十八史”的观念，也可见当时知识分子对前朝历史欲说还休与对渐已稳定的当时形势欲拒还迎的复杂心态，因为当时不少曾经仕宋的知识分子都已进入元朝政府，如宁波江浙一带的邓文原(1258-1328年)、戴表元(1244-1310年)等，甚至后来王应麟之孙王厚孙(1300-1376年)也担任元朝教育官员。从中也可见出“十八史”的提出并非单纯曾先之的个人理念，而应是当时知识分子逐渐形成的对前朝怀念但又不无反思状况的反映，所以称“十七史”应在1297年开始甚至之前，而增添“炎宋兴”等四句应是《十八史略》大行其道的元中或明初，从此也可判断《三字经》原著，至少是历史叙述部分应在1297年前完成。
根据赵注本可知，赵南星所处时代已加入此12字，可见《训蒙三字经》保存了比赵注本更接近最古版本的状貌，但最古版本还应比《训蒙三字经》少“炎宋兴”等12字，全书总字数为1044字而非现在文献记载的1050字。
《三字经句释》版本内，注者根据自己拥有的区本《三字经》为蓝本作校订，每有与区本相异处，都指出“区本原作”为“某某”，“现王庵(即王相)改为‘某某’”。笔者对《三字经句释》与《训蒙三字经》作比较，发现《训蒙三字经》与《三字经句释》所引用“区本《三字经》”原文内容一致，而番禺学者凌扬藻在其著作《蠡勺篇》中指出王相随意更改《三字经》原著，并列出他拥有版本的原文内容，其实与《三字经句释》所指区本相同。可见清末广东学者拥有的是自明代以来一直流传广东，至今仍存于区氏后人族谱，且书名载入屈大均《广东新语》、黄佐《广州人物志》、叶春及《顺德县志》的区著《训蒙三字经》。明代学者郭(1529-1605年)在《粤大记》中更记录了在著述《广州人物志》时指出《三字经》作者为区适子的黄佐(1490-1566年)“(在1538年末-1539年初)至京，作《六经政要箴》，又更正《训蒙三字经》，欲上之。辅臣不悦，书不果上而止。”[8](卷24，P724)这一史实，也为佐证区适子撰述《训蒙三字经》提供了历史依据。
笔者对《训蒙三字经》(以下简称为训蒙本)和赵南星的《三字经注》(以下称赵注本)比较，发现赵本对《训蒙三字经》有18处修改，1处文字增添。现细列如下：
1、训蒙本：人不学，不知理。
赵注本：人不学，不知义。
2、训蒙本：孝于亲，所当识。
赵注本：孝于亲，所当执。
3、训蒙本：知某数，识某名。
赵注本：知某数，识某文。
4、训蒙本：三纲者，君臣也。
赵注本：三纲者，君臣义。
5、训蒙本：曰喜怒，曰哀乐。
赵注本：曰喜怒，曰哀惧。
6、训蒙本：爱恶欲，乃七情。
赵注本：爱恶欲，七情具。
7、训蒙本：自子孙，至玄曾。
赵注本：自子孙，至曾玄。
8、训蒙本：没有此段文字。
赵注本：长幼序，友与朋。
9、训蒙本：由孝经，至四书。
赵注本：小学终，至四书。
10、训蒙本：著六典，存治体。
赵注本：著六经，存治体。
11、训蒙本：大小戴，注礼记。
赵注本：大小戴，著礼记。
12、训蒙本：号四诗，当咏讽。
赵注本：号四诗，当讽咏。
13、训蒙本：相揖逊，称盛治。
赵注本：相揖逊，称盛世。
14、训蒙本：口而诵，心而维。
赵注本：口而诵，心而惟。
15、训蒙本：彼晚成，众称异。
赵注本：彼既成，众称异。
16、训蒙本：彼女子，且聪明。
赵注本：彼女子，且聪敏。
17、训蒙本：而男子，当少成。
赵注本：而男子，当自警。
18、训蒙本：彼虽幼，身已仕。
赵注本：彼虽劳，身已仕。
19、训蒙本：身虽劳，犹苦学。
赵注本：身虽劳，犹苦卓。
凌扬藻等人显然没见过赵南星的《三字经注》，故认为1666年后流行的《三字经训诂》为王相所著述和修改。其实，王相作注的版本(以下简称王注本)内容仍多沿袭赵注本，在历史沿革处没沿用赵注本内容，而是增添了自辽代到明代的历史叙说共54字和“唐刘晏，方七岁”6字，共60字，并调整了1处字序，修改了7处文字。现细录如下。
1、赵注本：与丝竹，乃八音。
王注本：丝与竹，乃八音。
2、赵注本：作中庸，乃孔。
王注本：作中庸，子思笔。
3、赵注本：我姬公，作周礼。
王注本：我周公，作周礼。
4、赵注本：著六经，存治体。
王注本：著六官，存治体。
5、赵注本：大小戴，著礼记。
王注本：大小戴，注礼记。
6、赵注本：二十一史历史。
王注本：十七史。
7、赵注本：没有唐刘晏记载。
王注本：增加了唐刘晏，方七岁。
8、赵注本：彼虽劳，身已仕。
王注本：彼虽幼，身已仕。
9、赵注本：光于前，垂于后。
王注本：光于前，裕于后。
综上所述，从古老的《训蒙三字经》、赵南星的《三字经注》到王相的《三字经训诂》共有28处修改或文字添加。比较定型且流传最广的王相《三字经训诂》共1098字。也就是说，根据迄今为止所能掌握的文献判断，从最早的版本到《三字经训诂》实增54字。
三、概念修改
在训蒙本和赵注本的比较中，笔者发现彼此概念涵括内容有所不同，修订前后，优劣互现，现对几个典型细释如下。
关于“七情”。训蒙本是指“喜、怒、哀、乐、爱、恶、欲”，而赵注本则指“喜、怒、哀、惧、爱、恶、欲”。训蒙本“喜、乐”涵义重复，而赵注本改“乐”为“惧”，内涵更丰，也符合《礼记》对“七情”的定义。
关于“九族”。训蒙本指“高曾祖，父而身，自子孙，至曾玄”，而赵注本则是“至玄曾”，次序与传统概念相异。
关于“六典”与“六经”。训蒙本指“我姬公，作周礼，著六典，存治体”。《六典》是指周礼天官大宰：“大宰之职，掌建都之六典，以佐王朝都国”。六典是指“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赵注本的“六经”则是《诗》、《书》、《礼》、《易》、《乐》、《春秋》，与周公无涉，故改不如不改。
关于“三纲”。训蒙本：“三纲者，君臣也。”赵注本：“三纲者，君臣义。”董仲舒提出“三纲”概念，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训蒙本并未精确定义君臣关系，而赵注本改为“君臣义”，其源出自孔子：“君不义，臣可以争于君，父不义，子可以争于父。”关系更趋清晰，意义更严谨，也符合南宋陈淳《启蒙初诵》的“君臣义，父子亲”的原文与本意。但训蒙本如此处理或许是出于对当时元朝统治者的一种保持距离的自觉或保留意见的谨慎态度。
关于“孝经”。训蒙本：“由孝经，至四书。”赵注本：“小学终，至四书。”训蒙本与赵注本后文都有“孝经通，四书熟”，但训蒙本一再强调《孝经》，意在提出《孝经》应为读书做人门径，而赵注本则以朱熹的《小学》书为入室门径，后文又出现“孝经通，四书熟”，突显出对启蒙读物倡导的内在思想的混乱，显然是因后人未经深思的修改所致。顺德陈村登洲区氏家族的《登洲区氏族谱》家训则一直强调《孝经》为入门书：教子训孙，玉必琢然后成器，人必教然后成才。凡子孙七岁以上，则延请名师教读《孝经》、《小学》，使知孝亲弟长之意，洒扫应对之节，然后令其读《四书》、《五经》、《左传》、《史记》等书，[9](P31)可见两个版本对启蒙课本使用的次序重点不同。究其原因，实有历史缘由。元朝至元七年(1270年)元政府成立司农司，并颁布农村立社诏令。这一诏令规定：“今后每社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分各令子弟入学，先读《孝经》、《小学》，次及《大学》、《论》、《孟》、经史……。”[10](卷23)于此也可作为推断《训蒙三字经》成书年代或思想基础的一个依据。对以上两条信息进行分析，也可判断出《训蒙三字经》与区氏家族确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元朝在至正二十八年(1291年)后在各地儒学中正式设立小学，从元贞元年(1295年)开始全社会小学正式以《小学》为首选启蒙书，当时江南行御史台还颁布了有关小学教育制度的规定，其中《庙学典礼行台坐下宪司讲究学校便宜》中规定：“所讲读书合用朱文公《小学》书为先，次及《孝经》、《论语》……《孝经》合用文公勘误本，《语》、《孟》用文公集注，《诗》、《书》用文公集传定订传本讲说……。”[11](P251)与王应麟同时代、同城生活的元代宁波教育家程端礼(1271-1345年)在他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也规定，蒙童入学需先读《小学》，“《小学》书毕，次读《大学》经传正文、次读《论语》正文、次读《孟子》正文、次读《中庸》正文、次读《孝经》刊误”，[12](卷1，P7-8)所有这些实与《训蒙三字经》要求相异而与赵南星注本一致，也可看出元朝政府管理比较完善的地区对《小学》推行的普及程度。出版于延佑二年(1315年)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后由国子监颁布给全国郡邑学校，元明清三代，尤其是元代初期官学、私塾、书院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后世对《小学》的重视也从这个版本中体现出来。
此外，宋朝灭亡是在1279年，区适子当是在进入元朝后才完成《训蒙三字经》的撰写，他与政府提倡的方向有点偏离，提出《孝经》为首当是有所寄寓。因为《孝经》是将“孝亲”与“忠君”相提并论的经典，更认为“忠”是“孝”的延伸与发展，所以他将《孝经》提到首位当是提醒学生对父母的“孝”不亚于对朝廷的“忠”，这一微妙的处理多少折射出作者不趋于时的价值评判，也是隐居林间，抱道不出的他唯一能做的事情。
关于“十义”。训蒙本的“十义”只是“父子恩，夫妇顺，兄则友，弟则恭，君则敬，臣则忠”，而赵注本增添了“长幼序，友与朋”，意在引入宋代陈淳《启蒙初诵》中“长幼序，朋友信”一句，以细化“十义”中的“长惠、幼顺”，但“友”、“朋”并不属“十义”，故赵注本实为画蛇添足。
可见，训蒙本虽最接近原本，但确有粗疏误阙处，故黄佐、许印芳等学者都曾作修订。赵注本虽对不少概念作完
善和补充，但自身又时出疏误。二书均尚欠完备。
四、字句修改及王相注本
赵注本的一些词汇则从押韵角度对《训蒙三字经》进行修改或调整。如训蒙本的“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名”，粤方言读来声母一致，韵母相近。但赵注本将“名”改“文”。因“闻”，明母;“名”亦明母，在《平水韵》中同是文部字。他改字以求押韵。如果仍用旧版本的“名”，则“名”为庚部字，与“闻”相去甚远。在王相注本中，此字照录不改，沿用至今。“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一句中，“蜜”、“物”二字粤语都读作med6，音韵一致。而在北方读音中，“蜜”在四齐微韵;“物”在五鱼模韵。从元代就开始，两韵则不能通押，与今天北方话相同。
赵注本的换字调韵，虽为数不多，但也能成为此书留存粤方言的一个旁证。《三字经训诂》叙述历史也只到“十七史”，所循版本也应古老，但对赵注本略作修改。首先更正了赵注本的一些错误，如将“大小戴，著礼记”改回“注礼记”，“著六经”改为“著六典”，因周公作《周礼》，内含“六官”，更符合史实。另外，一些人名也略作调整，如“我姬公”改为“我周公”，“作中庸，乃孔”改为“子思笔”等，更通俗易懂，此外增加了“唐刘晏，方七岁”一句，内容更具体化。
可以看出，王相注本只是在赵注本基础上略作修改，并不具太多原创成分。后人将窜改责任推到王相身上，确也有欠公允，因他只是将精力倾注在注解上，但也反映出当时确实存在更古老的《三字经》版本。
从《训蒙三字经》到《三字经训诂》，可见历代增修的版本对《三字经》内容的完善、细化、宣传、普及起到良性的推动作用，成为《三字经》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