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迎来繁荣发展新契机。中国特色政治学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总纲，大力推进中国政治学“三大体系”建设，各方面发展取得显著进展，为回应中国政治发展要求，突出本土特色；为体现中国政治文明贡献，恢弘中国意蕴；为努力匹配中国大国地位，传播中国声音，进入了“自立、自主、自为、自强”的全新阶段。回顾总结十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取得的成绩，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迎来繁荣发展新契机。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鼓舞着广大政治学人奋进新时代，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努力工作。十年来，中国政治学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为进一步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本文基于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从研究议题、学科发展、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探讨总结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情况，提出前瞻性思考。
一、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要求与新任务
与时代的脉搏互动，与时代的主题呼应，是中国政治学安身立命之本。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一伟大历史实践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布置了艰巨的任务。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提出政治学研究新要求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判断对中国政治实践产生深刻影响。中国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格局中，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成为中国发展的历史新方位和历史新起点；另一方面，当前世界格局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做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基本判断。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在这一背景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政治实践的方向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基本判断是认识与推进中国现阶段政治学研究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中国政治学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在时代变局中大变革大发展，尤其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会遇到更多来自国内和国际的风险挑战，这为中国政治学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空间。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政治学理论创新发展
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时代要求必然要求新理论、新思想的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指针，也成为当前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发展的指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其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政治理论创新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并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理论遵循和根本指南。
（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政治学创新发展提供新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这一总任务，需要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被实践证明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的治理体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保障。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实践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提供了实践素材，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中央提出了许多新思想和新举措，成为推动政治学创新发展的实践动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主要任务、重大举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该决定明确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基础性和前瞻性任务，为新时代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任务。
（四）社会大变革强化政治学研究的问题导向
社会大变革是推动政治学研究创新发展的现实土壤。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政治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在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历史进程中，更是获得了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
运用现代政治学科学方法揭示中国政治发展内在规律是中国政治实践的内在要求。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是中国社会处于社会大变革、人口大流动、社会关系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追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当前中国正处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的时期，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时代背景下，“行百里者半九十”，各种问题和矛盾也会被放大，因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挑战、风险、阻力和矛盾就成为当前政治学需要研究的紧要任务，以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学研究得到大力推进。
（五）中国政治学本土意识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中国政治学本土意识的觉醒来自对中国政治实践的深入探索。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而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中国学界引入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分析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用西方政治概念裁剪中国现实无法真实地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故事”，更无法从中国的政治实践出发探索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因此，中国丰富的政治实践为推动政治学本土意识的觉醒提供了重要契机。
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强烈反差使我们对中国制度的优势和西方制度的缺陷更加明确，促使中国政治学的本土意识更为强烈。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整套完备、稳定、管用的制度体系，成功应对了一系列风险挑战，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而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制度带来的种种混乱更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优势。正是在这种长期的政治实践观察中，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视角更为扎实地立足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借鉴国外的先进成果，探索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推动中国政治学的自主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拓展中国政治学本土意识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现实基础。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战略和措施，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了系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经验，为中国政治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政治实践资源。中国政治学本土意识的发展有了更加重要的切入点和研究路径。
二、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研究主题的新视阈与新突破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学阐释
（二）对新时代党的领导体制和基本政治秩序的阐释
研究强调，党的领导体制在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中蕴含权力属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在党领导国家发展的历史中展开和完善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地位与执政地位所延伸出的党的领导体系，其实质是党作为一个权力主体在执掌国家政权和领导国家发展时所形成的权力关系、权力运作和权力规则三重维度的有机结合。党的领导贯穿于国家机构和经济社会发展，基于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加强对政府依法行政的领导和监督监察，赋予党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三）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阐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此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释，对中国的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各领域的建设内容进行了整体部署。这一重大决策开启了政治学研究的新方向和新领域。
（四）对优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运行机制的研究分析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推进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从政治学角度讲，这是对公共权力配置和运行的改革，调整了公共权力的边界、内部结构、运行机制和工具。据此，政治学界从多个维度对优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行了研究。
（五）对构筑新型政党关系的政治学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构筑新型政党关系进行了多次论述，为新型政党关系研究提出了基本遵循。政治学界深入推进新型政党关系研究，从内涵阐释和理论基础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释。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但以何种形式出现，以何种方式运行，并不存在一种所谓“历史终结”的模式，而是在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的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在新时代凝炼为“新型政党关系”。新型政党关系之“新”表现在：一是基于政党合作协商和参与，创新政党政治形式，形成政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中国实际，创新实践了基于共同使命和绝大多数利益且通过一体多元的利益协调实现协商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团结一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最基本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参与。
（六）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学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全球变革，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促使国际关系变革，全球化与保守主义激烈碰撞。对于如何构筑新的国家关系，推动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时代命题。政治学界对此在理论研究中积极回应，从本质内容、议题和构建方式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研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在新时代的新判断，既是现实的写照，也是追求的理想图景；既是一种创新的理论逻辑阐释，也是一种创新的价值设定。从“世界历史”的历时性和“全球化”的空间性来看，每个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每个区域和群体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从战争与和平，贫困与发展等历久弥新的议题，以及全球化、信息化、恐怖主义、疾病、环境等新的议题来看，全球的公共性问题和不确定性日益凸显，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逃避主义、孤立主义等“零和博弈”竞争思维不再适应新时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求，需要建构多元共生、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世界新秩序、新格局。
（七）对强化基层治理效能的政治学研究
基层治理可以分为常规治理和非常规治理的形式，也可以分为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乡村治理等领域。不同的治理形式和治理领域，其相应的治理目标、主体及主体间关系、内容、流程和工具虽有所不同，但其中基本目标和效能较为一致，是制度优势在治理中的有效转换，在效率（响应、资源配置、流程处理的及时性和低成本性）、效果（结果与目标的一致性）、效应（公平、可获得性、可持续性、良好的社会影响与价值）之间的选择与权衡。从单项治理的流程来看，效能既是治理的结果和产生的效应，也是治理目标的呈现。基层治理效能表现在基层社会治理、基层民主选举、基层民主协商和政治参与、基层公共服务与环境治理、基层风险防控与应急反应、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既简约有效，也回应民众需求和问题，实现良好的效率、效果和效应。
非常规治理在基层治理中非常重要，一些问题需要在基层化解才能得以有效控制。基层非常规治理的有效实现，强化效能关键在于以下几点：第一，突出效率，兼顾效果与效应，需要及时反应，快速调配各种资源，控制事态发展，以尽快解决问题；第二，突出政府导向，强化组织动员，提升社会主体的自觉性，形成问题的控制和解决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关联；第三，突出场景要求的目标性，达成行动协同在具体场景中的适应性，创新治理工具和技术在效能提升中的可应用性。这些与强化常规治理效能有所区别，需要制度优势在不同场景中调适并发挥效能，体现其效率，最终达成效果。
（八）对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政治学研究
党的十八以来，民主理论的研究主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展开，强调作为中国民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论判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内容。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形态的精确阐释与科学表达，是对中国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等具体实践经验的创新总结。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激发了中国政治学界对民主问题的研究热情，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呈现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这些研究呈现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包括从内涵理解上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行阐述和解析，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作形态和应用领域来探讨其重要作用，从制度实践和国家治理的角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指导意义进行阐发等。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全新理论总结，会随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呈现新的理论生长点，特别是要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高度出发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意义。要在中西比较的理论视野中探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源，充分发掘其理论实质和先进性，特别是要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以全过程为核心的实践要求、以有效性为基础的治理经验等进行理论升华。同时，还要进一步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学理化高度，并由此引领和超越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理论争议。
（九）对共同富裕和分配正义的政治学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需要贯彻分配正义的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举措，不断推进精准脱贫和全面小康建设。党的十九大也作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论断。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社会分配是政治学研究的传统议题，通过合法政治程序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也是各国政治实践中的重要课题。因此，随着中国两个一百年目标顺利交汇，共同富裕与分配正义已经日益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关键性议题。
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围绕共同富裕的目标和政策议程、精准脱贫的中国治理经验、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关系、福利国家与福利政治的反思、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西方分配正义理论与实践等议题，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共识。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目标的胜利完成，为共同富裕的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时代契机。对中国而言，共同富裕要体现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统一，要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共同富裕，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推动分配正义的实现，要不断优化资源和机会分配格局，同时也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推进实现分配正义的政治学研究成果强调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需求，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兼顾效率与公平、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发展与福利等多种关系，在保持发展积极性的基础上推进社会分配正义；也要根据中西方在共同富裕和分配正义领域的长期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加强政治哲学、政治制度和具体政策等多层次研究，总结具有指导意义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三、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学科的新发展与新面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在基于既往、综合创新的道路上取得了新发展，呈现了新面貌。
（一）历史政治学
放眼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视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历史方位和历史起点。中国的治理体系呈现出崭新格局，这对中国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一是在中国和世界大历史的视野下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二是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的历史文明基因，进一步解释政治生活中的普遍重大问题。
（二）农村政治学（田野政治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形成一套较为系统完整的农村社会治理思想，蕴含着国家关于乡村治理的战略意图和发展思路的动态变化，为新时代农村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和研究任务。
农村政治学是以实践问题为导向，研究农村政治关系、权力、制度及其发展规律的政治学分支学科。农村政治学运用田野调查、历史分析、结构主义、“过程-事件”等研究方法，强调在政治学的视角下，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农村基层治理和农村社会变革为核心，以农村自治、农村政治关系、农村政治管理等为研究主线，聚焦于国家社会与农业农村农民的实践问题。近年来，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政治学研究试图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在研究中嵌入与历史相联系的因素进行历时性分析，从对农村政治生态的审视与理解中提炼出学理性概念，研究单元不断深入地向内、向下延伸拓展。基于此，农村政治学力图为国家治理提供独特视角，建构发展政治理论的新路径：转向微观权力、话语及日常政治分析的研究范式；将农村问题置于历史深处，从时空情景下探究农村政治环境、功能、行为、文化、发展的独特性，寻找乡村治理的中国根基；不断与国际学术接轨、对话、超越本土化。
从学科发展来看，农村政治学的研究还推动了中国田野政治学的理论自觉和学科建构。田野政治学是基于田野调查而形成的政治学研究路径，一方面注重用政治学理论去开发田野调查资料，另一方面从开发研究中提炼中国化政治学理论。田野政治学注重从基层制度实践特别是农村政治中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和理论，例如农民理性、韧性小农、家户制度和东方自由主义等。目前，中国正在逐渐完成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农业、农村发展形态正在发生根本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田野政治学的建设乃是基于农村政治学而开展的一场符合时代要求的学术转型，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术体系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和重要学术基础。
（三）民族政治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治国理政的时代主题，深入思考中国民族工作的根本大计，深刻阐述了对多民族国家建设、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民族与民族的关系、民族与区域的关系、繁荣发展与团结进步以及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关系等重大命题。源自中国民族政治问题研究的民族政治学，从党和国家的立场与视角理解和分析国内民族政治问题，对民族政治问题做出更加合理有效的阐释，赋予民族工作建设可行之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更强大的知识供给。
（四）比较政治学
（五）政治思想史
西方政治思想史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亮点之一，推动了对西方经典政治思想的论著译介和研究阐释，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在此基础上，近年来中国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逐步推动了具体研究领域的细化、研究方法的多元综合、不同思想流派的深度追踪以及国际学术对话能力的提升等，极大地提升了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学术水平。同时，随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愈加重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在既有基础上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一方面学科地位和研究力量获得了长足发展；另一方面不断探索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对传统政治文化和思想观念进行了新的研究阐释。近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通史类著作和专题性研究不断涌现，围绕传统中央集权、君权合法性以及大一统政治等议题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研究热点。与此同时，关于中西方政治哲学的深度研究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包括对经典政治哲学议题的反思探讨、对西方新兴政治哲学论著的译介、对政治学和哲学的学科交叉发展的推进等，都推动了政治学基础研究的不断拓展和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
（六）科技政治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深刻推动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带来了以人工智能、新材料技术等为技术突破口的工业革命，并且对国内政治社会发展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这一革命性进程推动了不同学科领域间的有机交叉和深度融合，而科技政治学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中不断发展起来的。目前，中国的科技政治学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但已经围绕研究范式和方法、研究议题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与探索，并逐步成为当前“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政治学的发展具有时代性、交叉性、跨学科等新特点，为政治学研究拓展了崭新的研究领域和更加广泛的研究议题，同时也在深刻影响政治学研究的基础范式转型。
（七）空间政治学
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空间政治学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也得到了发展。空间政治学将研究核心聚焦于对空间资本化的深刻批判与反思，以空间生产、尺度重构及空间正义构成其分析框架。三者之间本身也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空间生产是空间政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它将空间的价值从传统地理学中挖掘并彰显出来，进而赋予其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尺度重构是空间政治学的核心分析框架和机制；空间正义是空间政治学的价值准则与理论支撑，空间生产异化和尺度重构的价值缺位都需要以空间正义作为价值导向。空间政治学不仅实现了政治研究和空间研究的结合，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现象和空间现象做出了具有自身独特性视角的解析，其学科发展兼具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从认识论考察，空间政治学为我们研究认识社会生活和政治学科提供了新视角及新的概念工具，为研究中国复杂的社会空间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八）环境政治学
学者们讨论了环境政治学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在研究意义上，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大背景下，环境政治学研究具备迫切性和必要性；在研究方法上，在传统的定性与定量研究之外，环境政治学正逐渐引介新的先进研究方法，如社会网络分析、元分析等，推动了环境政治学科的深入发展；在研究内容上，中国环境政治学的“本土意识”向更深入的方向发展，不再单纯追随国际学术研究热点，而是以当下环境现状为基，从中国环境政治实践中探寻问题，形成“政治+实践”的新兴议题。环境政治学虽然相较于环境学及其他政治学科分支起步较晚，但在实践需求的强烈呼吁下及其多学科交叉特色的基础上，其发展前景广阔。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吸纳环境政治的有益因素，学习和统筹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回应和解决现实环境治理问题，促进中国绿色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环境政治学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九）政治传播学
（十）政治心理学
四、新时代中国政治研究方法论的拓展与求新
在新时代这一研究背景和趋势下，研究方法的先进性是促进政治学保持学科生命力，推进其持续深入发展，扩大其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广大学人基于政治学研究方法创新和应用的学术关怀，在传承和创新中探索政治学研究的新方法，努力开创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特色化新境界。
（一）学科交叉试验与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进行有效的学科交叉和融合，形成分析问题的新视角，注重理论创新。特别是，其与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相融合，形成了历史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政治传播学、政治心理学等诸多新交叉学科，为政治学“固本开源”增添了多样性和互动性。
基于交叉形成的新兴学科的出现为政治学领域带来了新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成为政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同时反映了中国各发展阶段的现实对各个学科领域的深刻影响，既是对政治现实的关照，也从侧面反映了理论创新的迫切性。学科交叉试验与创新，即强调采用其他学科路径，运用多学科视角和范式来分析政治学，从而提出新方案，发现并解决新问题，形成范式跨越。一些研究通过将新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直接推动了政治学与生命科学、心理学、传播学等的跨学科研究；通过将政治学与民族学、历史学相结合，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结构着手，运用“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辩证统一原则进行重新解剖；通过将政治学、经济学及历史学相结合，以公共产品的理论逻辑，结合微观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地方治理和区域秩序建构提出创新方案。学科交叉实验与创新能够形成新的研究视角，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更好地应对和回答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社会科学应用
（三）实验性研究
实验方法对得到清晰的因果解释具有重要作用，实验逻辑也因此成为各类实证研究设计的起点。实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践中的实验，即在设定条件下，对现有假设和结论进行验证，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二是作为研究方法的实验，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主动干预变量和控制干扰变量，以实现探究特定研究对象和揭示社会生活因果关系的研究目的。
近年来，实验法成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新工具。政治学领域的实验研究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50年代的竞选动员研究，实验方法在探究政治现象的因果关系领域备受认可，其发展反映了政治科学对因果关系探究和经验理论创新的价值导向。实验性方法的应用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控制数据采集和生成过程偏差的机会，避免数据因被试者主观因素而造成的失真问题；同时，其对于改善“理论、假设与研究结论”三者之间的匹配程度具有重要意义，使得研究因果推断更加系统严谨,并加大研究过程的透明性和可复制性；最重要的是，有助于有效建构政治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化、信息化飞速发展，在坚持政治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要善于运用实验研究等新兴科学研究方法，为政治学注入生机，不断反思研究议题选择以及方法的适用性和局限性等问题,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提供借鉴。
（四）调查研究方法的创新
调查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学科融合交叉和理论拓展的重要体现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继承传统调查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政治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学习西方成熟的田野调查方法，借鉴具有规范性、科学性的知识生产机制和理论建构方法，从“野性思维”转向“知识生产”，建立起了“知识扩大再生产的机制”。
从研究方法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除以往定性与定量研究中传统的研究方法外，学者们也在积极引入其他先进研究方法，并结合本土实际进行创新，如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元分析等分析政治环境等热点问题，受到广泛认可。就农村政治研究来看，在西方传统历史学的影响下，徐勇、张鸣、金观涛等学者开始运用西方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政治，相继出现了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张鸣的《乡土心路八十年》、金观涛和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等成果。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改进完善，在实证实地调查中开始将文献考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以姜义华主编的《革命与乡村》系列丛书为代表。研究范式的科学化、实证化和模型化越来越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学研究更多强调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尤其是质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质性研究方法如案例分析、历史分析和参与式观察，运用得比较普遍。随着政治学研究者的不断努力，中国政治学的质性研究出现了定量化的发展趋势。最为直接的表现是比较政治学中的质性比较分析研究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于质性和量化两种方法论争论的产物，一方面融入运用量化分析的逻辑，另一方面发挥质性分析特质，引入布尔代数，强化了在中等数量样本背景下处理更具复杂性案例及变量的能力，是对多因组合和多因解释研究的最大回应。
五、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创新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离不开两个一百年交汇期伟大实践的推动，离不开政治学人自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及为人民做学问的情怀，离不开国家范围内日趋激烈的竞争推动。内外驱动是政治学在新时代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使命性引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着中国政治学创新的领域和方向，推动学界深入探讨政治观、政党理论、民主理论、国家理论、民族理论、政治学理论等议题。
（二）实践性驱动
当今中国深化改革的政治实践需求是促使政治学创新的关键驱动力，为政治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和应用前景。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并不依赖于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的照搬照抄，也不是空想出来的理论框套，而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在脚踏实地探索中获得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更是饱含中国特色的发展，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引领的发展，展现出与中国政治学理论与时俱进的基本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中国进行了多方面实践，主要包括放管服改革、机构调整和改革、服务型政府建设、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治理、社会治理创新等。这些实践为政治学发展提供了客观依据，政治学的研究重心也逐步从求变转向求治、从社会转向国家、从民主转向民生。改革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包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交织叠加、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党的建设仍需加强等。除了这些实际问题之外，深挖现实背后的理论依据也引起一系列问题。例如，如何把市场逻辑与政治逻辑有机结合？如何在国家治理和制度优化层面跳出概念化和片面化的误区，真正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在新时代应该治理什么样的国家以及怎样治理这样的国家？诸如此类的具有时代性和实践性的问题，都是推动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政治实践面对的问题，无不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与削足适履、用旧理论应对新实践相对比，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工作重点就是创新理论，让处于统领地位、战略性的政治学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本土化驱动
在当前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和西方理论张力凸显的现实状况下，中国政治学创新在本土化意识不断觉醒中逐渐成长。在当今社会，虽然不断对西方“成功模式”进行总结，以自由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国家管理和国际协调仍然大行其道，但是贫富差距加大、国际局势动荡等问题让政治学研究学者认识到照搬西方理论是不可行的，将西方案例变成中国案例也是走不通的。中国政治学只有从本国国情出发，扎根基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中国的理论解释中国的政治现象，引领中国的政治过程，才能具有生命力。
要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关于政治关系、国家和政治体制、社会解放和革命等学说，长期引导着中国政治学的价值取向、话语体系、研究范式和议题选择，需要始终坚持和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传统政治文化资源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复兴。中国政治学的创新也继续继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优秀成果，但并非简单地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资源的复制，而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和自觉创新的基础上，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在不断解答新时代进程中出现的全局性、战略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综合创新。
（四）竞争性驱动
世界政治的碰撞、竞争推动着政治学的发展与创新。政治学研究加大了关于全球政治发展趋势对中国的影响研究，深入分析复杂的国际环境、世界政治转型、西方新型政治思潮等。
近年来西方国家认为新兴国家在全球化中受益更大，自己获益不多，因此反全球化的各种声音渐盛。随着西方政治思潮的多元化趋势，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着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保守主义、“去中国化”等威胁。民族主义对中国有重要的影响，从积极层面来讲，民族主义是中国民族复兴的新意识形态，也是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动力之一，但要走出“一国一族”的误区，拒绝民族割裂。民粹主义强调“大多数人的利益”，对于平民的崇尚扩展到反全球化框架之下，抵制全球经济和贸易交流，增加了政治格局不稳定性，加深了民族隔阂和社会裂痕。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打着“美国优先”“美国至上”“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旗帜，反全球化甚嚣尘上。特朗普执政将中美之间长期的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更是积极推动“去中国化”，并纠集若干势力搞所谓“价值观同盟”，从意识形态上围堵中国。这样的国际形势驱动中国政治学界必须客观冷静地分析当前局势和全球政治发展趋势，理性辨析各种思潮，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包容开放，讲好中国故事。
（五）新技术驱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政治议题及原有政治议题的新变化也驱动着政治学向前发展。
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推进，科技进步带领人类进入了智能时代，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对人类社会当前和将来产生重大影响，深刻地改变着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和组织关系。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改变数据和信息的传播与分析能力，提高了劳动者能力和素质，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成就了新的产业形态和消费模式；改变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内容，促进人们复杂交往网络的形成；降低了交易成本，促使组织内部趋于灵活化和外部化，组织的边界模式以及平台化和生态化组织不断形成。
（六）开放性导向
2016年，在亚投行开业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中非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中国正积极促进政治文明互鉴，倡导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建设高水平、深层次、高标准的区域合作与关联网络。这为新时代政治学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力。对外开放举措的推进，让很少被列入政治学研究视野的非英语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受到重视，通过跨国合作，展开研讨活动，建设数据库，进行海外田野调查，并以比较视野进行分析，丰富了政治学研究中区域和国别研究领域。通过跨国合作项目，研究者有机会能实地调查并掌握一手资料。新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成为中国政治学走出去的重要窗口。中非合作问题、东亚发展型国家在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也逐渐被比较政治研究纳入学术视野，形成了研究的新领域；中国由“追求自身发展”到“引领亚非发展”等多方面变化，促使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涵从“西方语境”转变为“全球语境”，推动政治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展。
六、结论与展望
（一）进一步增强自觉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学研究的“自觉”特征更加凸显，日益脱离照搬西方的概念、模式、理论、方法对中国政治现象进行泛泛分析的境况，对政治学特别是中国政治问题的思考逐步深入，形成了系统、科学的理论成果。总体来看，经过“补课”“取经”阶段后，中国政治学开启了“自觉”的历程，更加自信，对本土资源开发更加全面，本土化意识更为突出。
（二）进一步增强战略意识
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的关键力量源于现实中的政治实践，与中国政治实践的战略性和实践性相耦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这既是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交替关键期，也是夯实第二个百年目标基础以及规划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的关键期。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发展始终保持推进和实现国家重大战略的定力，为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努力。
党的十八大以后，政治研究学者通过立体的研究视域和多样的研究方法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政治学解读，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作出更深层次的理论总结，揭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的普遍规律。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越是进入激烈变革期，中国越是进入深刻变革时期，愈加需要推进中国政治学的创新发展。
（三）进一步增强共同体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建设实践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国际化的视野和较高的研究平台，同时推动了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学术生活、内在精神和特殊专业技能的政治学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目标或兴趣，遵循共同规范而构成了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学术群体。主体统一、目标一致、制度严格、领域相同的学术共同体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学科繁荣的有生力量。
秉持共同体意识，中国政治学学术共同体建设从多个维度推进自身建设：学者个人虽然对特定政治问题的看法形成了极具个人风格的范式与理论体系，但在共同认识基础上增强了对政治学科的认同；政府对构建学术共同体给予政策指导和多方面支持鼓励，营造了宽松的学术环境；学术期刊系统、专业学会系统、高校研究机构等正式的学术交流平台凝聚了价值共识；围绕同行评议这一核心原则形成的系统性学术制度规范了学术资源的再分配；借助数字与网络发展起来的学术新媒介所催生的协同研究打破了政治学学派藩篱。
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需要中国政治学学术共同体以中国政治实践为引领，以学术活动为纽带，聚焦于问题研讨、理论创新，力求去形式化，在自由批判的学风下促进学者们共同思考、交流、对话和合作，在相互支持、良性互动中激发对政治学热点问题的研究热忱，促进政治学研究在学者个人智慧与共同体力量的双重驱动下实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任务，促进自身繁荣和发展。
（四）进一步增强融合意识
“学科交叉”“学科融合”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普遍特征，政治学也不例外。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一方面在于政治学自身创新的需要，更主要的在于新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亟待新型政治理论进行解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断完善学科建设各项机制保障措施，切实鼓励跨学科、跨机构的协同攻关，大力推进学科开放和交叉融合机制，促进新兴学科形成，构建交叉学科体系。
面对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政治学在未来发展中应继续致力于多学科融合发展，积极求新求变。在问题统一的框架下，还需要综合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构建一套能够涵盖整个政治学学科体系，把所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囊括在内的方法论体系。唯有如此，学科之间的融合程度才会提高，所产生的交叉学科才能更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