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过去两三百年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事实：美国凭借经济上的追赶和超越，连续三次击败了战略对手。
早期，英国是美国最大的对手，两国光热战就打了两次，但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超越了英国；进入二十世纪，美国靠经济体量和盟友帮助击败了德国和日本，顺便从老欧洲手上接下全球主导权；二战结束后，美国迎来了最强对手苏联，但克里姆林宫飘落的旗帜最终变成了一张裹尸布。
美国经济的成功，决定了战略的成功，但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全球三次工业革命，是帮助美国“三连胜”的核心因素。
所谓“工业革命”，叫做产业革命可能更合适，其背后驱动力无一例外都是技术浪潮：第一次工业革命，由蒸汽动力技术所推动，美国是“追赶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则由电力和内燃机等技术牵引，美国是“并进国”；第三次工业革命，引擎是芯片和软件等信息技术，美国是“领先国”。
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动于18世纪60年代，此时美国还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国，当曼彻斯特的天空已经塞满了滚滚煤烟时，美国人还在西进的大篷车上一路吃土，但在独立战争后，美国对英国技术进行系统性地引进和模仿，虽然后者以封锁应对，但最后没有成功。到1870年，美国经济总量虽然没追上英国，但人均产出已经达到了英国的76%[2]。
第二次工业革命启动于19世纪下半叶，核心驱动力是电力和内燃机技术，其大部分专利都诞生于欧洲，尤其是英、德两国。美国在结束了南北战争后大力发展这两项技术，在1900年后更是加速电气化。到1940年代，美国制造业产能已经超越了整个欧洲，在随后的二战中，美国工厂每10分钟下线一架B17轰炸机，凭借工业体量碾碎了日本和德国。
第三次工业革命启动于1950年代，又称信息革命。从晶体管到PC机，从数字通信到互联网，美国几乎引领了所有创新，在这个过程里欧洲和日韩逐渐掉队，只保留部分领域的竞争力，而最大战略对手苏联则全面落后，最终影响到了生产率和军事实力。1991年，美国用一场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海湾战争，向崩溃前夜的红色巨人集中展现了这种差距。
恰好在美国跟新战略对手中国博弈之际，OpenAI的一声炮响，给人类送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而在此之前，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已经追赶美国几十年，并定义了一个合格的“追赶者”标准：把上一轮科技革命的成果“吃干榨净”，在当前一轮科技革命中“紧跟死咬”。
在大部分诞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如钢铁、铁路、汽车、化工、电力和电器等制造业部门，中国做到了全球规模最大和几乎最强；在大部分诞生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如互联网、数字通信、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中国做到了紧跟死咬，即使最短板的集成电路，中国也在疯狂补课。
但AGI技术的出现，这给这场科技竞赛增添了新的变数，甚至可以说，历史又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美国既做过“追赶国”，也做过“打压国”，它会从历史的档案馆里找寻出哪些手段？而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新变化？
1.超越的轨迹：技术革命如何帮美国实现三连胜？
2.隔海的双峰：信息革命中美各自攒下多少家底？
3.再战五十年：美国如何行动，中国又如何应对？
一
在1789年建国之后，困扰美国的最大问题不是如何追赶英国，而是要不要追赶英国。
这在今天看起来匪夷所思，但当时的确如此。当时的美国分成两派，一派以开国元勋、《独立宣言》执笔人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提倡“以德治国”，他认为效仿英国发展制造业，会引发“道德败坏”，所以一度想把美国建成一个“以自耕农为主体、原始朴素、田园牧歌式的农业共和国”。
另一派以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代表，他构思了一个工业化社会：设立中央银行、建设统一市场、鼓励劳动分工、发展制造业、征收关税增加财政收入——按照当代网友的定义，汉密尔顿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工业党”，可以说是美国两百多年国运最重要的缔造者。
两人在美国都是神仙级的地位，但私底下都一言难尽：杰斐逊提倡自由平等，但却是一位拥有600多名奴隶的种植园主，不但跟黑人女奴私通生子，还常常公开拍卖奴隶还债；汉密尔顿则性格冲动，因为政见不同向副总统伯尔发起决斗挑战，他抢先开枪，但由于枪法奇烂，反而被副总统一枪击毙。
汉密尔顿虽然死得荒诞，但在他死之前，他已经目睹了“工业党”的一派逐渐占了上风。
谁不想过上工业革命时代英国人的生活呢？政府羡慕工业化带来的财政和税收、军队渴望流水线生产的精良武器、商人梦想着靠工业品来大发横财……除了美国农民不羡慕英国的底层群众（英国煤矿工人平均寿命仅有29岁），其他所有阶层都被“富国强兵”的前景所吸引，站在汉密尔顿一边。
杰斐逊的路线并非毫无道理，美国当时拥有广袤的“闲置”土地，靠农业的确能让国民过上好日子（印第安人除外）。但工业的诱惑显然更大，甚至杰斐逊本人也逐渐赞同。在后来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杰斐逊利用汉密尔顿建立的国家信用体系，融资1500万美元，向法国买下了214万平方公里土地。
美国早期工业化的路线图，基本上遵循汉密尔顿在1791年出台的《制造业报告》，其中有三个原则：一是对美国工业进行奖励或补贴；二是用关税等贸易管制手段来保护本国企业；三是鼓励引进海外的人才和技术。简单总结就是：产业靠补贴，贸易靠保护，技术靠模仿，人才靠引进。
这些写在脸上的野心，自然绕不开占据工业革命先发优势的英国。英国人对此严防死守，比如当时纺织业作为当时的“新质生产力”，被英国严密封锁：所有纺织业熟练工人一律不准离开英国、前往北美的乘客被禁止携带图纸和零件，而窃取技术机密的人一旦被抓获，就会被判处12年监禁甚至死刑。
作为一个“追赶国”，美国如何破局？简单说就是：它把日后指责别的国家做的事情，都做了一遍。
美国早期利用工农业“剪刀差”，一边出口木材、毛皮、烟草、粮食等农产品，一边从“世界工厂”英国进口工业品，中间通过高额关税来增加财政收入，然后用财政补贴本国制造业，而得到鼓励的工厂主则热衷于模仿、抄袭甚至逆向工程英国的先进技术，这期间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工业间谍。
斯莱特最后在英国老家，喜提了“叛徒斯莱特”的荣誉称号，但对他来说这不重要——他最后成为一个拥有了13家工厂的亿万富翁。这种财富示范效应足够强大，以至于无数人前仆后继地把英国制造业的机密——如冶金技术、纺织技术和化工和冶炼技术——带着横渡大西洋。
马克·吐温在《亚瑟王朝里的美国人》里勾勒出了那个时代美国人的轮廓：
我不懂得什么是诗情画意，我父亲是一名铁匠，叔叔是一名的兽医，我继承了他们的手艺，两种活儿都会干，然后我去了那些伟大的兵工厂……学会了所有东西的制作方法：手枪、加农炮、锅炉、引擎，任何能够节省劳动力的机械，我都学了。
美国当时的社会景象，用一个当代人熟悉的词来形容就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就这样，美国经济迅速支棱了起来。从1800年到1850年，美国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达到3.7%；同时人口也迅速扩张，1790年，美国的人口总数为390万，到1860年这一数字已经增至3150万——这是欧洲人口增速的4倍，全球平均人口增速的6倍。
有人可能会觉得：如此疯狂追赶100年，肯定能超越老东家英国了吧？可惜并没有。
美国在1776年建国时GDP大约是英国的三分之一，经过一百年的追赶，到1870年代GDP总量仍然没有超过英国，人均产出也只有英国的76%。相比之下，中国GDP在2002年是日本的三分之一，但到2010年就追上了。
原因很简单：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是一种非常恐怖的存在。凭借工业国对农业国的降维打击，全球200多个国家最后只剩22个没有被英国入侵过，英国在19世纪的殖民地横跨3367万平方米，占到全球陆地面积1/4，统治4～5亿人口。在经济总量和人均产出上，英国也能一直压制美国。
另外，一个事实是：美国的经济奇迹，其实也离不开英国的“外循环”。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DouglasNorth）曾提出：美国早期的经济增长动力，核心来自英国的原材料需求，尤其是棉花。具体就是美国南方的棉花种植商向英国出口棉花，占美国出口总值的50%，然后把赚来的外汇，向东北部购买工业品，向西部购买农产品，拉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
政府也严重依赖这种“外循环”。一个例子是：1812年英美之间爆发二次战争，美国对英国的工业品实施禁运，结果非但没撼动英国分毫，自己的关税收入反倒被重创，联邦财政入不敷出，到1814年美国政府就出现了违约，军饷都发不出，最后靠在国际上举债才撑了下去。
因此美国要想摆脱对英国的依赖，还需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到了19世纪最后几十年，美国终于等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其中三个新事物帮助完成了美国崛起的最后一步，那就是：电力、钢铁和内燃机。
二
今天，爱迪生的灯泡、卡耐基的钢铁、亨利福特的T型车世人皆知，但电力、钢铁和内燃机这些技术其实都诞生于欧洲，而非美国。
在电力领域，英国人焦耳（JamesJoule）奠定了机械和电能转换的理论基础，意大利人伏打（AlessandroVolta）发明了电池，另一个英国人法拉第（MichaelFaraday）则于1831年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法国人皮克西（HippolytePixii）在此基础上，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交流电发电机。
在内燃机领域，英国、法国和德国主导了早期几乎所有的发明，德国人卡尔·本茨（KarlBenz）在1879年最后一天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汽油内燃机，并在1885年推出装有内燃机的现代汽车；1889年，使用木头轮子的奔驰Model3（就是这个名字）在巴黎世博会上展出，现代汽车的时代由此开启。
在钢铁领域，1856年英国人亨利·贝塞麦发明了转炉炼钢技术，随后德国工程师西门子（CarlSiemens）发明了另一种蓄热炉工艺，然后被法国人马丁（Pierre-émileMartin）改进投入规模化生产，这就是著名的“西门子-马丁”工艺，即统治钢铁行业上百年的平炉炼钢法，人类进入廉价钢铁时代。
欧洲贡献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多数基础创新，但最后万万没想到的是：最大的果实却被美国人摘得。
以钢铁行业为例，1870年，美国钢铁产能只有大约38万吨，但美国企业从一开始就积极引入欧洲最先进的冶炼方法，并敢于上产能，规模迅速做大，克利夫兰、伯利恒、芝加哥、匹兹堡等都成为著名的“钢城”。到1913年，美国钢铁产量达到2840万吨，已经超过欧洲总和，占全球份额48%。
汽车行业也是一样。法国和德国的汽车工业伴随着内燃机一一同诞生，奔驰、标致、戴姆勒等欧洲公司占尽先发优势。但要论大规模生产制造，福特、通用等后起之秀更加擅长。到了1920年，美国已经生产了接近全球90%的汽车，平均每5.3个美国人就拥有一辆车，相比之下英国和法国平均每44人才拥有一辆汽车，远远落后于美国。
电力领域更是如此。美国在电力领域也拥有一大批如爱迪生、威斯丁豪斯、特斯拉（塞尔维亚移民）等科学家和发明家，但相比欧洲，美国更擅长两件事：一是把新技术转化成消费品，白炽灯、冰箱、空调等大众电力应用都发源于美国，并催生了GE、西屋、开利空调等电器巨头公司。
另一件事，则是美国更擅长把电力技术运用到工厂中去，大幅提升制造业效率。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工厂的动力源是蒸汽机或者水力，动力通过复杂的皮带、转轴和滑轮系统来远距离传输，驱动一台台机器。但进入到电力时代后，每一台机器都可以安装功率不同的电动机，工厂的复杂度降低了不少，生产环境也得到大幅度改善，员工连“请病假都减少了”。
在1900年之前，美国制造业电气化改造速度不高，但在1900年之后，随着交流电的成熟和普及，美国开始大规模建设电网和发电厂。从1902年到1929年美国人均发电量增长11倍，同时电价下跌80%，由电力驱动的工厂从5%，飙升到1939年的90%——工厂使用电的比例，甚至高于家庭使用电的比例。
电力、钢铁、汽车、铁路、石油等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无一例外都有着极强的“规模效应”属性——规模越大，成本越低，效率越高。凭借着对这些新技术的疯狂投资，美国制造业的效率打遍全球无敌手。结果就是：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份额占比从1870年的23.3%，提升到了1910年的35.3%，而同期的英国占比则从31.8%降至14.7%。
几乎是同样的市场经济制度，英国为何丢掉了先发优势，最终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落后？
欧美对这个问题研究了一个世纪，目前比较公认的观点是：英国享受了一个多世纪的工业革命荣光，存量工业资产庞大，既得利益集团顽固，拥抱新技术的力度远不如美国，既固守在旧的“煤炭-蒸汽”技术路线上，也没有把发展重点从纺织、煤炭等旧产业，升级到汽车、电气、化工等新兴产业上。
比如1865年，英国的马车制造商们联合在一起，推动议会通过了一部《机动车法案》，规定每一辆汽车至少要有3个人驾驶，其中一个人要在车前方50米处挥动红旗，给车开路。这部荒谬绝伦的“红旗法案”严重阻碍了英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居然硬是实行了三十年，直到1895年才被废除。
有意思的是，美国最大的马车制造商——杜兰特-多特公司，老板杜兰特（WilliamDurant）在意识到汽车的大趋势后，果断从造马车转型到造汽车，先是接管了陷入困境的别克公司，然后又创办了通用汽车，接着又收购了凯迪拉克，最后还联合创办了雪佛兰……全美汽车品牌IP一多半都跟他有关系，堪称产业领域“革自己的命”第一人。
在电力技术的使用上，英国更是落后美国一大截。
电动机相比蒸汽机，优点太多，因此美国迅速用电力来改造工厂。典型的如福特1908年在密歇根州建设的高地公园工厂（HighlandParkFordPlant），自建发电厂，车间装满电动机，“能用电的地方一律用电”，带来巨大的效率提升，这一座工厂的年产量，超过美国其他汽车公司的总和还多。
与之相比，英国的工厂仍然塞满了各式蒸汽机，不是他们不想拥抱电力，而是英国国内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讽刺的是，尽管英国当时是全球资本最充裕的国家，但投向海外殖民地的回报率更高，肥水只流外人田，对国内投资反而不足，而电力、钢铁、汽车和化工又恰恰是“规模经济”型产业。
英国经济学家LeslieHannah在几十年后痛心疾首地总结英国当时的落后：
“在1914年，英国最大的三家制造业公司都是外资企业：排第一的是英国西屋电气，是美国西屋的子公司，排第二的汤姆森休斯敦公司，是美国GE的子公司，而排第三的西门子兄弟公司，则是德国西门子的分公司——德国西门子雇佣超过80000名工人，但没有一家英国制造业企业人数超过1万。”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在一次英国之行后写道：“旧时的国家用蜗牛的速度缓慢爬行，新生的共和国以铁路快车的速度极速奔驰。”
有两个欧洲国家的电气化做得比英国好，一个是德国，一个是苏联，尤其是德国，它也同样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追赶窗口，工业实力在一战前就超过了英国，一战后虽然被协约国强行拆家，但纳粹上台后再次产能暴涨，钢铁、煤炭、铝、电力、汽车等产量都是仅次于美国的存在。
但德国最大的问题，在于跟美国和苏联这两大工业巨无霸死磕（这两大工业国又恰好是资源国），最后所有的积累都变成波音B-17轰炸机下的废墟，日本的结局也是一样。在1945年之后，无论是战略对手还是地缘盟友，美国产业的所有对手都被扫清，牌桌上只剩下了一个苏联。
历史总是饱含韵味：在冷战铁幕拉开的两年后，世界上第一根晶体管在贝尔实验室被点亮了。
三
1976年9月，一架苏联米格-25战斗机叛逃，从海参崴起飞后，强行降落在了日本函馆机场。
米格-25航电的落后，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苏联在晶体管以及集成电路工业上的严重滞后。这种滞后除了军事领域之外，还体现在民用方面，一个案例就是苏联产的电子管彩电，跟西方的产品相比体积大，发热猛，冬天还能当暖气用，以至连小偷都嫌弃，从来不偷电视机（也搬不动）。
苏联似乎点错了科技树，但倒回到冷战开始的1950年代，事情可不是这样的。
1957年10月，苏联平地一声惊雷，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尼克1号”，让全体美国人感受了一把震撼、沮丧和信心低落，史称“斯普特尼克危机”。美国决策层从那会儿开始意识到，如果政府不集中力量办大事，只让商业公司来背科技探索的挑子，以后只会更频繁地被苏联骑脸输出。
最后，美国形成了一套左右组合的拳法：左勾拳，是政府积极介入前沿科技的探索中，成立各类国家层面的基金和组织，真金白银给钱，并牵头搞类似阿波罗计划这样的超级工程；右勾拳，是继续高举资本主义的旗帜，鼓励科技成果向消费市场转化，培育商业巨头，实现自我造血。
美国一记左勾拳，一记右勾拳，就靠这左右两路招式，在信息革命中战胜甚至碾压了苏联。
首先看“左”路的招式。1958年，在苏联卫星上天满一年之后，美国成立了两家超级机构：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两家都拥有花不完的预算，前者专心搞航天，专攻能让人类走出地球的科技；后者的覆盖范围则更宽泛，发展一切能够捍卫美国霸权的技术。
在DARPA的官方简介中，是这样写的：
1958年成立时，DARPA的使命，是防止类似斯普特尼克发射的科技突破，因为这标志着苏联在太空领域打败了美国。今天，DARPA的任务，仍然是防止美国遭受科技突破，同时也针对我们的敌人，创造科技突破。
DARPA的口气不小，但赫赫战绩衬得上它的野心。信息革命中的很多突破创新，如GPS、气象卫星、语音界面、互联网、个人电脑、FinFET等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由DARPA推动。《经济学人》曾赞誉它“塑造了现代世界”，虽然有些夸张，但相比于它的资金投入额（占GDP大概0.015%），DARPA的确是美国政府推动科技创新的满分级答卷。
当然，金主远不止DARPA一家。在1964年，美国政府各类机构的研发投入加起来，占全美比例高达67%，私营公司只有30.8%。另外，来自政府和军队的订单输血了一大批新技术，比如晶体管，最初的应用就是民兵洲际导弹。1962年国防采购占晶体管销量的100%，到1966年这一比例仍然有53%，帮贝尔实验室和德州仪器等公司赚回了研发成本。
即便在今天，美国遍地VC，政府的角色也仍然没褪色。2020年政府研发投入占总比例仍然高达20%，受益企业众多，包括一批当红明星企业。比如英伟达CUDA的主导者伊恩·巴克，上学时就拿到了DARPA资助，研究用显卡制造超级计算机；而SpaceX最早两次火箭发射（都失败了），也都由DARPA来买单，后来更是拿到NASA的巨额订单。
如果说“左勾拳”的招式对苏联来说并不陌生，那么“右勾拳”则是苏联模仿不来的死结。
技术→产品→公司→利润→财富，这个链条是美国人最擅长的，格林斯潘在《繁荣与衰退》中就这样自夸过：“美国人的天赋隐藏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能把伟大的发明做成用户方便使用的产品，其二是能让把新发明商业化的企业成长壮大，其三是能用新的手段使企业经营获得成功。”
在利用技术来创富这一点上，不光是苏联没法跟美国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望尘莫及。爱迪生曾经锐评过欧洲的同行们：“你看那些德国的老教授们，只要每天能吃上黑面包，喝上黑啤酒，就能心满意足地用自己的一生去研究蜜蜂制造的噪音，我们可不能像他们那样活着！”
从1945年第一枚晶体管诞生开始，信息革命先后掀起了10次产业创新浪潮，分别是：晶体管/集成电路、大型机、PC机、企业软件、数字通信、互联网、云计算、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这些创新几乎全部源起于美国，而且每一次技术突破，都伴随诞生了新的商业巨头。
比如集成电路，给美国带来了英特尔和德州仪器；大型机浪潮，让IBM成为蓝色巨人；PC机问世，诞生了苹果和微软；企业软件，Oracle和Adobe成为千亿美金巨头；数字通信，帮助高通、思科和摩托罗拉屹立浪潮之巅；互联网，雅虎、亚马逊、谷歌和脸书各领风骚十几年；智能手机，让苹果复活；人工智能，又让英伟达和OpenAI成为全球焦点。
每涌现一个科技巨头，美国科技“国家队”的名单上就多了一行，日复一日，实力越来越强。相比之下，苏联的科技“国家队”名单永远只有一行。
在1980年初，苏联科研人员总数高达143万，规模世界第一，纸面实力雄厚，研发也占到GDP的4.7%，而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大都在2%～3%左右。但由于国内市场机制不足，海外市场被封锁，这些投入并没有孵化出自我造血的科技巨头，也是日复一日，科研投入逐渐变成财政的沉重负担。
商业公司的科研实力能比肩国家机器吗？我们可以拿大型机为例。
在1960～1970年代，使用晶体管的大型计算机，成为象征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神器。在美国，主导这一浪潮的是IBM。1960年IBM立项System/360项目，为此征召6万员工，建设五座新工厂，被称为“50亿美金豪赌”，一问世便震撼业界，大获成功。到了1966年，IBM员工超过25万人，净利润10亿美金，是当时美国计算机产业的头号选手。
而整个华约国家的计算机工业加起来，也比不过IBM一家。苏联在60年代干脆放弃自研，直接仿制System/360，不仅硬件照搬，操作系统也逆向工程强抄，但最后花了无数财政资金，却是越仿制越落后，越落后越仿制，PC机爆发后更是一落千里。到1990年，美国15%～20%的家庭拥有计算机，总量上千万台，而苏联全国只有20万台电脑。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追赶英国时用的手段，苏联在追赶美国时全用上了，包括仿造、抄袭、技术间谍、国家法案、财政补贴、贸易保护、人才引进……但唯一缺的，就是市场。正如米塞斯说的：“没有市场的地方，哪怕是立意最佳的指令，也不过是僵化的文字而已。”
美国在面对苏联的追赶时，尤其是斯普尼克卫星和加加林刺激之后，果断学习了“左手拳”，财政投入疯狂增长；但苏联在追赶美国时，却只是在加强“左勾拳”，无法学美国的“右勾拳”。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向苏联学习了“计划”，苏联却向美国学不到“市场”，最终导致信息领域的全面落后。
历史对待失败者是残酷的，苏联在信息时代能被世人记住的成就，只剩俄罗斯方块了，而这个诞生在1985年的游戏表达了一种隐喻：杀死你的，是你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错误。
四
回到1780年，整个美国只有三台蒸汽机，两百多年过去了，美国成了这个星球上科技最领先的国家。
这个历史只有几百年的新大陆帝国，做过“追赶者”，也打压过“追赶者”；有过“直道领先”，也有过“弯道超车”；有过自己不要脸的阶段，也有指责别人不要脸的时刻。所以面对下一个战略挑战者，美国对工具箱里的武器实在是太熟悉了：要么是它亲自用过的，要么是它曾经对抗过的。
似乎在每一次面对战略对手的关键时刻，技术革命总能给美国送来“助攻”——当美国费力追赶英国时，内燃机和电力出现了；当德国和日本组成轴心时，美国恰好构筑完第二次工业革命里最庞大的产能；当苏联成为最强对手时，建立在硅基材料上的信息革命又几乎跟冷战同时拉开帷幕。
在AGI似乎要开启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我们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
首先，市场经济和商业公司，是制胜的关键。
在每一轮技术浪潮的国家对决里，主力军团一直都是商业公司，而美国是最擅长培养商业巨子的国家，它不仅做得比苏联好，还比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好。因此作为追赶者，坚持市场经济是必选项，是所有“0”前面的那个“1”，鼓励技术创富，让每一个靠创新成为亿万富翁的人成为大众偶像，消除一切破坏这种环境的因素，是唯一正确的路。
其次，政府要坚决投资科技，切勿有“内疚感”。
从历史上看，美国无论是扮演“追赶者”，还是“并进者”，抑或是“领先者”，美国政府都在坚决地、果断地、毫不犹豫地参与到对科技的扶持中去，区别只在于程度深浅而已。但美国在苏联倒台之后，某种程度上重塑了叙事，动辄就把外国政府补贴研发列为制裁事项。作为追赶者，要从历史的轮廓中看清楚这里面的算计，切勿陷入虚假叙事的窠臼。
第三，对潜在的技术革命，不能抱“侥幸心理”。
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被美国超越，除了国家本身天花板较小的原因外，对新技术的重视程度不够、不敢对存量资产开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现在AGI的突破尚未能得到完全的验证（业界预计2025年到2027年），但切勿抱侥幸心理。对这种影响国运的大趋势，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最后，无论外部环境如何，都要坚持开放和学习。
美国在追赶英国时，积极引进来自英国的先进技术和人才；美国在超越欧洲时，把大西洋对岸所有的技术都拿来消化吸收；美国在打压苏联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借鉴了苏联的“举国机制”。因此，中国要坚持向西方学习，越不让学越得学，正如任正非说的：“我们不能因美国打压我们，就不认为它不是老师，不向美国学习，这样会走向自闭。”
当然，上述经验能起作用的一个前提是：作为美国的战略对手，本身需要具备战略实力。
中国的确错过了信息革命的前半场，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缩短差距，90年代初华为等一批公司从通信领域开始紧跟，2000年前后一批互联网公司崛起，之后历经二十多年的软硬件热潮，国内科技公司阵营不断壮大，虽然不敢说能与美国比肩，但至少也做到了没有掉队。
由于AGI浪潮本身就是信息革命第九次产业创新的延续和放大，国内科技产业在信息革命中的紧跟死咬，让中国攒下了全球仅次于美国的计算机技术、人才和商业资产——当美国人率先发现并驶向“新大陆”时，中国几乎是全球唯一能够迅速组建船队、紧随其后的国家。
而当OpenAI启动新一轮科技革命时（防杠：目前的确尚未100%确定），中国的任务和目标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中国需要在AGI技术领域再一次做到“紧跟死咬”，并避免在“换挡”的关键时刻让对手对自己产生“技术代差”。而毫无疑问，美国也会充分利用AGI这一技术武器，这一点，从国会议员们对SamAltman满脸宠溺的表情中，就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