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蝶，浙江安吉人，（北京100872）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①［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60页。
②李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49页。
④［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2页。
⑤同上，第473页。
【摘要】
历代注家关于《革》卦的主题思想为何，虽有不同的看法，但学术史上的主流看法基本统一为将《革》卦定位在革命、变革之义上。基于革命这一大前提，本文考察了历代注家对《革》卦的注解，就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道德价值观和革命的合理性等问题给出了新的探索。
【关键词】
《革》卦；革命；革言三就；有孚；顺天应人
中图分类号：B221文献标识码：A
关于《革》卦的“革”字究竟是何含义，学术史上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取革命、变革之义，二是皮革之革，三是“革”与“勒”通假。《说文解字》对“革”的解释是：“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古文革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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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兽皮从有毛到去掉毛这种状体的改变而引申出变更、变革之义。革同勒说，李零先生给出了详细的说明。他提出的证据是，马王堆本《革》卦中所有的“革”字都作“勒”，而银雀山汉简有《唐革》，“唐革”就是唐勒，二者是通假关系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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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革”字的理解不同，直接关系到对《革》卦的主题思想的认知的不同。历代旧说，无论是汉代易学的代表虞翻、荀爽，还是变象数为义理的关键人物王弼，亦或是唐代的官方注疏者孔颖达，直至宋明时期的程颐、朱熹等人都认为《革》卦是在讲革命、变革。近代的闻一多和李镜池两位先生，则一反古代各注家的观点，闻一多主张《革》卦主要在讲皮革，而李镜池则认为《革》卦讲的是战争
③。
但是，将“革”作为革命、变革之义来理解仍然是学术史上的主流。本文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进行阐发。
一、“革言三就”考释之革命策略之争
《革》卦九三爻辞有“革言三就”之语，历代注家对此歧见颇多，莫衷一是。《周易注疏》王弼注：“己处火极，上卦三爻，虽体水性，皆从革者也。自四至上，从命而变，不敢自违，故曰革言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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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解释：“既处于火极上之三爻，水在火上，皆从革者也。自四至上，从命而变，不敢有违，则从革之言三爻并成就不虚，故曰革言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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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注和孔疏都是先分析九三爻的爻位，《革》卦由三画卦的《离》卦和《兑》卦构成，离下兑上，九三爻的位置正好是《离》卦的最上一爻，离代表火，因此，九三处于火极，而《离》卦上面的《兑》卦则象征着水，所以，九四、九五、上六三爻是水性，是从革者，须依从天命进行变革，不可违抗。“革言”即从革之言，“三”指四至上三爻。王、孔主要是从爻位的角度来解释“革言三就”的。
另一种说法见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引崔憬之语：“虽得位以正，而未可顿革，故以言就之。夫安者有其危也。故受命之君，虽诛元恶，未改其命者。以即行改命，习俗不安，故曰‘征凶’。犹以正自危，故曰‘贞厉’。是以武王克纣，不即行周命，乃反商政，一就也。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二就也。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三就也。故曰‘革言三就’。”［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册，第764、765页。崔氏将“三就”直接对应于具体的历史事件，九三爻虽然处于当革之位，但却不能急躁冒进，在完成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后，必须要经过“三就”才可以继续进行变革社会制度的革命。这“三就”便是：一就商政，而不立即改行周命；二就殷商贵族，尊崇、厚待之；三就广大百姓，使大众百姓能享有革命所获之利。崔憬将王、孔视作整体的革命分成了循序渐进的两个部分。在行制度革命之前，必须处理好前朝贵族和普通大众的利益、习惯问题。
各家注《周易·革》卦新释
自宋以降，注家皆随程颐之观点。如元代的胡炳文也认为九三过刚，需“三就审之”，多番审察革命言论，方可避免“征而不已”会产生的凶兆［元］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4册，第427页。。明代的胡广则云：“朱子曰，革言三就，言三番结果成就，如第一番商量这个是当革不当革说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番然后说成了，却不是三人来说。”［明］胡广：《周易传义大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8册，第483页。这些学者都是从革命前需慎重地审视革命的言论的角度来论述的。
二、“孚”作为一种革命的道德价值观
“孚”在《革》卦中，共出现过五次，卦辞和《彖》传中均以“己日乃孚”的形式出现，另外三次是在九三、九四和九五爻辞中各出现一次的“有孚”。《说文解字》对“孚”的解释是：“卵孚也，从爪从子，一曰信也。”［汉］许慎：《说文解字》，第63页。基本与《说文》中的含义一致，易学史上对“孚”的解释，最为普遍的看法是将“孚”解为信、诚另有学者提出“孚”的不同解释，如高亨认为“孚读为浮，罚也”（氏著：《周易古经今注》，第303页），李镜池将“孚”释为“俘虏”（氏著：《周易通义》，第97—99页）。。
九四爻辞：“悔亡，有孚改命，吉。”王弼注：“处水火之际，居会变之始，能不固吝，不疑于下，信志改命，不失时怨，是以吉也，有孚则见信矣。见信以改命，则物安而无违，故曰悔亡，有孚改命，吉也。”［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前揭书，第473页。这里提出“下”的概念，提示“有孚”的对象问题。“不疑”便是“信”，“下”对应的是“上”。上信于下，是上被下所信。程颐同样也提到了信的主体问题，区分了上下。其曰：“既事当而弊革，行之以诚，上信而下顺，其吉可知。”［宋］程颐：《伊川易传》，前揭书，第348页。上为信的主体，上要信下，下要顺上。程颐和王弼一样，强调革命中，上对下的信任。
通过区分上、下来分析“孚”的主体与对象的还有易祓。他认为“有孚”乃是使上下交信，即上下都信九四革命之志：“是以下与初六爻相应，上与九五爻相比，上下交信为有孚，其志既孚于人，而后可以言改命。”［宋］易祓：《周易总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7册，第536页。“有孚”成了革命的前提条件，“有孚”的对象既包括上，也包括下，“有孚”的主体则是九四爻。革命主体需使上下皆相信其革命之志，才能开展革命。九四爻作为革命的主体，其革命之志必须获得上、下一致的信任，才能革命。易祓强调了革命主体的革命信念获得其他人的相信是开展革命的前提。
在孚信的问题上，信志是另一个重要方面。九四爻的《象》传就有“信志”的说法。孔颖达疏解：“信彼改命之志，而能从之，合于时愿，所以得吉，故曰‘有孚改命，吉’也。”［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前揭书，第473页。并在疏解小《象》传中的“信志也”时写道：“‘信志’者，信下之志而行其命也。”［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前揭书，第473页。清人陈梦雷则认为信志乃“上下信九四之志”［清］陈梦雷：《周易浅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3册，第199页。。“志”指的是革命之志，而“志”的主体则有所不同，孔颖达认为是下之志，即九四以下诸爻之志，而陈梦雷则认为“志”就是九四之志。不论革命的主体是谁，追随者有哪些，人民大众又是指何人，“孚”的作用都是维系这些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
孔颖达、朱熹对“有孚”的论述有个至关重要的差别，即孔颖达已经将信上升到革命的道德价值观层面，但在朱熹那儿，信还只停留在革命的策略层面上。
龚焕对《革》卦重视信，曾给出极为精准的评述。《周易集说》引其言曰：“《革》以孚信为主，故《彖》与三、四皆以孚为言，至五之未占有孚，则不言而信，而无以复加矣。”［清］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册，第194页。
三、论证革命合理性的逻辑推衍
“革言三就”讲的是如何从策略上来对待革命舆论，而“有孚”则是作为维系革命群体之间关系的道德价值观，这二者从外在形式上补充论证了革命的合理性。但“革言三就”和“有孚”就好比装饰，只有本于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基础之上才可以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无疑，这一基石便是革命合理性的先验证明和伦理证明。
《彖》传提到革命的合理性问题：“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汤武革命的合理性、合法性是建立在顺天应人的基础上的。那么，何为“顺天”？何为“应人”？孔颖达对此的疏解详细地从人道效法于天道的角度，论证了汤武革命是效法天道运行，顺天而行的。由于顺天，便能获人心，因此，也就可以应人，让天命、人心担负起了保障革命合理性的重任。孔氏先广明“天地革”是如何进行的：“天地之道，阴阳升降，温暑凉寒，迭相变革，然后四时之序皆有成也。”［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前揭书，第472页。然后从“天地革”转向“人革”。先阐明夏桀、殷纣由于凶狂无度带来的天怒人怨，继而将殷汤、周武作为正面典型例证说明何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孔疏沿着天人感应、人道效法天道的思路展开。用天道保证人道的合法性，这是中国儒家伦理理念获得保证的一个基本方式。革命的发生学虽然是源于与实然相对抗的应然理念，但这种理念被置于有关社会过程的自然规律之上。
在《周易》的系统中，这种自然规律已经十分接近于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概念。顺天的“天”并不是神学意义上的人格神，《易经》中所提到的“天”都是无意识、无目的、无主观能动性、物理的自然现象与自然规律，是认知的对象。
应人更具体的解释便是《彖》传中提到的“革之时”。关于“革之时”，解说得最为详尽的莫过于程颐。他在分析九四爻时有云：“阳刚，革之才也。离下体而进上体，革之时也。居水火之际，革之势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系应，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刚柔相济，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谓当革之时也。”［宋］程颐：《伊川易传》，前揭书，第348页。“革之时”的问题，包含革命主体的正当性和革命的时机两方面的内容。
只有在才、德、位、志、用等方面都符合革命的要求，才能算是正当的革命主体。正当的革命主体是保证革命合法性的关键要素。革命主体需要有卓越的革命理论才能，需要处于能够革命的恰当地位，需要有坚定的革命志向，需要在实践中做出革命贡献。革命主体具备上述要求，便符合于大众对革命主体的要求与期待，这就能赢得人心，保证革命的合法性。
顺天是从参照自然规律的角度考量的，表面上依恃着天命的可验证性，实质仍然是凭借着天道的先验立场，为革命的正当性搭建一块基石。应人是从革命领导者与从革者、人民大众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的，人民被划分为实际的个人和体现在革命领导者之中的人民。于是革命的领导者就变得不容置疑，因为任何对革命领导者的攻击与质疑，就成了对人民大众的攻讦与敌对。基于此，革命的合理性也就在革命领导者的合法性基础上得到了保障。
各家注《革》卦对于革命的策略，以信作为核心观念的革命道德价值观，以及革命合理性的逻辑论证等方面，都影响着中国古代的革命观和革命实践。
（责任编辑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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