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与SMG拍摄纪录片《上海记忆：他们在这里改变中国》，菲利普·肖特与无人机操作员谈话。
“上海记忆”系列纪录片在电视上播出。
纪录片拍摄结束后，菲利普·肖特与SMG团队合影。
菲利普·肖特近影。
(均采访对象供图)
菲利普·肖特，1945年出生于英国的布里斯托尔，曾任英国广播公司(BBC)驻中国记者站站长。作为一名驻外记者，他始终专注于各国政坛的风云变幻，并为很多外国领导人撰写了个人传记。1999年在伦敦出版的《毛泽东传》，便是肖特最为自豪的作品之一。
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肖特撰写的《毛泽东传》此后被陆续翻译成多国语言，并畅销世界各地。它为无数国内外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历史的新窗口。在这其中，被誉为世界军事奇迹的长征，是肖特最为着迷的“兴趣点”之一。他把红军长征比喻为“不可战胜与英雄主义色彩浓郁的神话。”
近日，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对远在法国的肖特进行了独家专访。比起“记者”这个称呼，在受访时，肖特更愿意自己被称作“历史学家”。他说：“记者报道每天发生的事实，但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往往是后退一步用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这么多年来，我靠做记者谋生，我深深地享受这个过程，但是在研究中国革命历史以及撰写这本《毛泽东传》时，我从记者变身为一个历史学家，相比于之前的记者生涯，这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体验。”
“那一次，红军真的命悬一线”
肖特的《毛泽东传》中，称长征为“不可战胜与英雄主义的神话”。在他看来，“神话”这个词并不夸张，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建国神话，这是民族认同的一部分：“就如同美国‘波士顿倾茶事件’，美国人第一次反抗英国殖民统治，这是美国的神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希特勒占领法国时，戴高乐高举争取民族独立的大旗，号召法国人民继续抗战到底，这是法国的神话；再比如不列颠之战中，伦敦在德国对英国发动的大规模空战中幸存下来，希特勒不得不放弃入侵英国的作战计划，这是英国的神话。而长征是中国的建国神话，创造了一个不可战胜与英雄主义的神话回荡在中国社会不同阶层。”
为了写这本《毛泽东传》，肖特曾多次来到中国，最长的一次，足足待了7年。肖特为自己能采访一些长征的参与者感到庆幸。这些采访对象中，有很多人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个精神矍铄的90岁老人回忆起他和战友们穿着草鞋和夏天单薄的衣服翻过大雪山，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冻伤的脚放在火上取暖。
整个长征中，最让肖特震撼的，莫过于红军的“飞夺泸定桥”。在肖特的《毛泽东传》中，他这样描述：“这是一座单跨度的，两端开阔并杂乱地铺着桥板、由13根粗铁索组成的悬桥，长度达到110米。正如早先的一位旅行家所说的那样，它是将中国与高原亚洲连接起来的‘人类之独创性的纤细蜘网’。在桥的西侧，国民党将领下令搬走了木板，只留下赤裸的铁索，摇曳不定。东岸就是小镇的镇门，还有一道七八米高的石墙，上面安置了俯视着桥头的几挺机枪。用杨(毛的团政委杨成武)本人的话来描述就是‘我们被需要克服的困难吓了一大跳’。”
肖特告诉记者，1992年的时候，他很幸运地采访到了一位长征的见证者———一个60多岁的老人。当时，还是孩子的他和另一个孩子藏在大渡河岸边，他们亲眼目睹了红军小心翼翼地沿着铁链向前渡河。在肖特看来，长征的其他时刻几乎没有飞夺泸定桥那么危险了：“那一次，红军真的命悬一线。”
就在前不久，菲利普·肖特又重返中国拍摄纪录片《上海记忆：他们在这里改变中国》。他向记者坦言，中国近些年的大变化让他惊讶：“在90年代早期，当我第一次到达保安时，那里的领导告诉我，我是自斯诺1936年采访毛泽东以来他们看到的第一个外国人。那时我记得穿过小镇需要通过很难走的肮脏马路，要从一端到另一端，你必须沿着干涸的河床走。可十年后的保安，有了全新的酒店、柏油公路、公寓，甚至百货商店。这样的变化，同样发生在其他长征经过的城市，包括延安、井冈山、于都等，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写“毛传”时，我是历史学家
作为一名外国人，为中国人尤其是毛泽东这样的建国领导人撰写人物传记是很有挑战性的。尤其是要从那成千上万的中文资料中理清毛泽东的人生脉络，使那些司空见惯的材料焕发出生机，肖特显然下足了苦功。在他看来，写得好不好与作者是不是中国人没有太大关联，无论是哪国人，避免迷失在数量庞大的信息海洋才是关键。肖特告诉记者，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决定哪些是重要的而哪些不是、哪些信息是关键的而哪些是多余的：“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有价值的传记都需要最少五六年甚至更长久的研究和撰写。”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肖特一直强调着自己的“历史学家”身份：“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重要的是坚持被证明的事实，并且当一个事实并不确定的时候也要诚实地说不确定。要描述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背景，避免偏袒任何一方。历史可不是宣传，只要给予读者足够的真实的信息，他们就能够作出自己的判断。”
中国情结，伴随我一生
其实，在国内外，为毛泽东写传记的学者很多。和他们的作品相比，菲利普·肖特认为自己的《毛泽东传》独特之处在于，与中国学者相比，他能有一个更远的距离视角。他把这种远距离视角比喻“树木和森林”：“中国学者能很清楚地看到树木———至少会比我更清楚，因为他们在森林中，树木在他们的周围。但是我———我看到的是森林，因为我在森林之外。即使我看不清楚这些具体的树木，但是我看到了森林。换句话说，那些在森林中无法看到的整体画面我看到了。”
而相较于跟他一样能看到“森林”的外国作家，肖特认为自己写作中的最大优点，莫过于严格尊重事实：“人物传记是关于一个人一生的经历，在我看来，它应该像小说一样是精彩的，有着小说的节奏、神韵和活力，所以要能让读者一口气读完这本书。但是，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就是严格尊重事实。不应该含有一点杜撰或想象的成分。人物传记不是虚构的作品，而是历史。我承认我讨厌一些假装知道主人公在思考的传记作者。其实没有人真正知道主人公在想什么的，所以，如果一个作家声称知道主体内心深处的想法时，读者就会明白这个是杜撰的。而一旦这个人物传记的部分是杜撰的，那怎么让人相信其他部分是真实的？”
“如果你读了我的书，就会知道，我不是简单地进行道德上的评价，只是讲述事实。我让读者自己做出判断，这很重要，这也许是我与大多数传记作者不同的一个方法。毫不夸张地说，我试着在我的《毛泽东传》中让读者看到毛泽东思想理念的连续性和差异性，无论是内容或呈现的形式。书中所有内容的真实性不容怀疑，我在书后特意附加了近200页的参考资料目录，如果你对哪个细节存在疑问，都可以在附录中找到出处。”肖特向记者坦然表示。
对于中国文化，肖特坦言自己一直很着迷，并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他对记者说：“说出来会让一些读者感到惊讶，当我还是一个在英国读书的15岁男孩时，我的同学借了我一本由唐代大诗人寒山写的诗集，当时我就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不仅如此，肖特还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她出生于北京，父亲是无锡人，母亲是天津人。他们的儿子，同样拥有着中国国籍。但是，作为一个“西方人”，接触中国文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文化上的“碰撞”。肖特告诉记者，尽管他接触中国文化已经长达40年，但偶尔仍然还会犯错误。“这次在中国拍摄‘上海记忆’系列纪录片期间，我曾无意惹恼了一个同事，我说了一句玩笑话，但这句玩笑话在我自己的文化中并不会令人吃惊。”
“在不同国家的文化风俗习惯面前，我们还是很难改变自己成长的环境下的思维方式，本国的文化，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宽容。比如说，在中国，呼哧呼哧地吃面条意味着你很享受它们。”肖特告诉记者。
在中国的四年驻外记者经历，为了写《毛泽东传》在中国七年的走访，以及近些年来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菲利普·肖特都看在眼里。今年，因为要拍摄“上海记忆”系列纪录片，肖特再次回到中国。这一次，他被大街小巷的年轻人数量所震惊：“这里的年轻人比欧洲要多。可以说，这次回中国，我在处处都感受到了年轻的活力，尤其是走在上海的街道上，能感受到空气里充满了中国年轻人乐观向上的动能。这应该也预示着中国美好的未来。”
这就是奇迹
1934年10月，当蒋介石的部队为了扼杀他们而推进包围圈时，共产党领导内部在极其痛苦地争论了几个月之后，红军放弃了他们的根据地，开始绝望的冒险，以避免全面的失败。他们穿越中国两万五千里的艰难跋涉，后来被赞美为“长征”，这是逆境中的胆量、无私的纪律与不屈不挠的意志的史诗般的标志。那时候，这件事被说得更富有诗意，称为“战略大转移”，不久又说是向西部进军。至于当时的计划就是一个，向湖南西北前进。因为在那里，当地的军阀一直提防蒋介石的野心，不愿与蒋合作，红军到那儿可与另一股共产党的力量会合，创建一个新的中央红色根据地，以代替他们正在丢失的这一个。
这次行动开始非常好。红军悄悄地突破了第一道堡垒封锁线，虽然遇到过一次小抵抗。紧接着又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国民党得到情报，他们追击的目标正在逃跑，可在此之前三个多礼拜红军已经过去了。但是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设在湘江，这就与前面的不同了。
湘江战役持续了一个多礼拜，从11月25日到12月3日。战斗结束时，红军损失了1.5万-2万战斗部队，遗弃了多达4万战士与随行人员。连绵50余英里的辎重车队———毛后来说，这个蜿蜒曲折的怪物，倒不像部队在行军，更像是一次搬家行动，在湘江崩溃了。
后来的一个星期，共产党红军的余部匆匆摆脱了追捕者，进入湖南南部，他们向往常一样重新编队。紧张、匆忙地争论以后，一个暂时的过渡办法被大家一致接受，这就是部队向西进发，进入贵州连绵不断的山区。
12月31日，部队得到命令，在乌江南岸一百多里的一个叫猴场的小镇停止前进，这是他们到达遵义之前的最后一道自然屏障。
1935年1月，红军逗留在遵义，由于毛的同僚们认识到，毛一直是对的，而他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博古、周恩来和李德)一直都是错的，因而他首次在党的领导中取得优势的地位。到了遵义，红军从三个月前出发时的8.6万人下降到3万人。一年多来还没有取得一次重要的胜利。因此，毛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尽力去恢复士气。
结果证明，做到这一点比他想象的要难得多。遵义会议结束得很突然，因为军事指挥员们不得不赶回自己的部队去，避开从南面来犯的军阀部队的锋芒。接下来的五个星期当中，红军又蒙受了一系列令人沮丧的失败。渡过长江上游地区的金沙江，在四川建立一块新的根据地的企图几乎演变成规模与湘江失败相仿的一场大灾难。部队落入由川黔两省军阀联合设置的一个埋伏圈。到红军突围出去时，它又损失了3000人。
最终，在2月初，共产党的运气转变了。娄山关一役使他们重占遵义，俘获3000人，击溃蒋的高级将领之一率领的两个国民党师。接下来的两个月中，毛进行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机动战表演，穿梭于云贵两省之间，使追兵如坠五里雾中，蒋介石的谋士们茫然不知所措，连毛本人的将领们也感到大惑不解。红军四渡川黔两省之间的赤水，然后突然向南划了一道弧形，进至距贵州省会贵阳仅数公里的地域，蒋就在该地建立了司令部，随后又威胁西南方600多公里的云南省主要城市昆明，此举只是为了突然挥师北上，最后在5月初，最令人意想不到地跨过了长江上游。
5月中离开会理后，摆脱重重困难，红军直奔向北面约100公里的大渡河而去。其时，红军已经到达安顺场的一个渡口。但此时江水猛涨，只有三条小船，仅够先头小分队渡河。毛命令一位团政委杨成武赶赴上游约160公里的泸定，那里的河上悬吊着一座古老的铁索桥。
这是一座单跨度、两端开阔并杂乱地铺着桥板、由13根粗铁索组成的悬桥，长度达到110米。用杨本人的话来描述就是，“我们被需要克服的困难吓了一大跳”。但是，无论采用什么手段，他们渡过去了，这就是奇迹。
领导层随即开会讨论下一步去向何方，毛选择越过一列4000多米海拔的夹金山脉的隘口去向东北方。对普通士兵来说，翻越雪山是整个长征中最艰苦的部分了。他们只穿着从南方带过来的草鞋和单衣。但是，事实证明，毛采取偏远路线的决定结果证明是英明的。6月12日，当红一方面军的突击队到达对面的山谷时，在懋功县碰上了张国焘四方面军的一支先头部队。
8月初在藏村沙窝堡的一系列会议，张国焘同意部队应当北进，越过大草地这一块危机四伏的大片沼泽和淖泥潭。从松潘失败后，这里成了他们希望到甘肃去的唯一可行的路线。在穿过草地的过程中，红一方面军失去的人数同三个月前在大雪山一样多。1935年10月22日，在他离开于都的一年又四天以后，(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正式宣告结束了。
1935年圣诞节那天，(在瓦窑堡)政治局通过一项决议，决议宣布，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一个阶级，中共领导不了抗日反蒋的斗争。富农、小资产阶级，甚至是民族资产阶级，也都有可发挥的作用。1935年12月，一方面军仅有7000人，刘志丹和高岗领导的陕西地方部队及徐海东的鄂豫皖部队也只有3000人。
从1936年1月到5月初，共产党人在陕西并没有进军到距离日本军队320公里以内的地区。相反，他们在距离黄河不到80公里的狭长地带里，与国民党军队不断发生冲突，在那里他们以没收地主财物的方式筹集到30万银元，招募到大约8000人，这使得毛的力量又回到2万人。
张国焘仍然在四川，大批的红军(第四方面军)跟随着他。过了不久，张的部队又加入了由任弼时和贺龙的两部分人马组成的第二方面军，他们是一年前在湘西合并起来的。7月初，新的混编部队循着一年前毛的一方面军走过的去陕西的相同道路，勉强地出发了。他们越过了草地，也遭受到同样可怕的损失。最后，在1936年10月，他们终于遇上了彭德怀率领的一方面军部队。(节选自菲利普？肖特的《毛泽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