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党人在莱姆里吉斯（LymeRegis，简称“莱姆”）被逼入绝境，保皇党人数是他们的6倍，并且还控制着高地，前者从那里猛烈轰击防守力量薄弱的港口。1644年，经历了两个月的炮兵轰击和多轮步兵游掠之后，这座小镇仍旧屹立不倒。议会党人凭借绝对的海上优势持续增援被围困的莱姆，终于让坚守的人们在与查理军队的持久战中得以幸存。
海军并非英国内战中的重要角色，它基本上没有直接参与作战。没有海军，查理一世的军队丧失了机动性，各部也难以获得长途补给供应。议会无法再向往来首都的航船征收税款，从而丧失了支撑战事开销的一笔重要财源，但查理手中也没有可以封锁伦敦港的水军。议会轻轻松松就把控了海面优势，海军给陆军和要塞送来救急的弹药，还切断了从国外增援国王的补给线。此外它还在援助像莱姆这样被压倒性地面部队围困的孤城。
莱姆包围战不仅揭示了海军在内战中不起眼的作用，还很好地展现了一名优秀将领的重要性。莱姆的人们最终能奋起保卫自己的城镇，要归功于一位迄今仍鲜为人知的陆军将领——罗伯特·布莱克（RobertBlake），是他点燃了他们心中守卫家园的正义之火。每当莱姆眼看要被攻下的时候，镇民们冒着皇家军队的枪林弹雨，冲上战场和数量上明显占优的敌人奋力拼杀。
罗伯特·布莱克的成长背景中没有任何征兆预示他会成为一名军功卓著的陆军军官。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初涉学术研究后便转入贸易领域。1640年，他成功当上了代表自己家乡布里奇沃特（Bridgwater）的城市议员并进入议会。英国内战的爆发以及由之引发的宗教和政治热潮让布莱克从一名普通商人转变为英勇领袖。17世纪40年代，英国内乱绵延，各种各样的思想主张以及随之而来的激烈争辩不绝于耳，风雨飘摇的时局唤醒了布莱克体内自大学时代就已潜伏着的共和主义因子。不过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是一名虔诚的清教徒，一直公开反对英国国教（ChurchofEngland）。他的宗教热情能让周围的人为了共同的事业聚集到一起，团结一心。布莱克十分擅长在面临绝境时扳回局势，能让一帮乌合之众变得号令严明，把防守战打成攻击战，反败为胜。
正因如此，1649年，51岁的罗伯特·布莱克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此职共有三人担任，他就是其中之一。谁也没有料到他日后竟能跻身英国历史上最伟大海军将领的行列。
他的陆军生涯是他日后功成名就的关键。1645年议会进行了“新模范化”改革，各地方部队合并成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实行新的领导机制。新军能获得史无前例的现金支持，其作战时日的上限也因此大大增加。1642年至1645年，议会每月的陆军开销为35671英镑；1645年至1651年，该数额攀升到了每月90416英镑。短短数年，新模范军（NewModelArmy）就得以跻身欧洲最强军队之列，尤以统率得力和纪律严明著称。
海军则恰恰相反，它还保留着一贯的传统作风，尽管在英国内战期间表现得尽职尽责。当时，船上的人手大多参加过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英国殖民探险。在许多方面他们似乎又重新回到了霍金斯和德雷克的那个时代。海务大臣沃里克就十分热衷于私掠行业和殖民地扩张，海军部成员也在这方面表现一致，他们都从事远洋贸易和殖民地的开拓，对海军的战略规划也有着深深根植于伊丽莎白时代的遗风。约翰·霍金斯如果穿越到17世纪40年代的海军也不会有什么陌生感，因为和陆军不一样，海军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动。“海上君王”号这种体积的大船停航，从商人们那里雇来的更小、更灵活的战船取而代之。这类精悍敏捷的新式战船便是护卫舰（frigate），是拦截保皇党航船和私掠行动时的利器，也是近海和港口作业的理想船型。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忠诚沃里克”号（ConstantWarwick）。
海军政治立场温和，身上有着浓重的伊丽莎白时代遗风。陆军则完全相反，其政治立场随着战事的发展日趋激进。1647年查理沦为议会的阶下囚，正当议会试图与查理缔结盟约并将陆军遣散的时候，军中发生哗变，伦敦旋即被占领。持激进的宗教立场和政治立场的独立派（Independents）和平等派（Levellers）是此次哗变的领导者，他们反对绝大多数议员所持的温和主张，他们要的不是与查理和解。1647年，军中激进势力曾提出实行普选（指男性）和宗教自由。其时无人可撄陆军锋芒。
他们对议会也强硬地发号施令。不过举国上下，包括海军在内，都对军队行为心存不满。1647年年末，舰队司令威廉·巴滕（WilliamBatten）被撤职，顶替他的是极端激进分子托马斯·雷伯勒（ThomasRainborow）上校。1648年5月，一场海军史上最为严重的哗变波及了整支舰队。
海军对陆军想要成为全国最高统治力量的意图发起挑战。肯特郡加入了海军的叛乱阵营。作为梅德韦屏障的阿普诺城堡（UpnorCastle）落入叛乱阵营之手。叛军的行动得到查塔姆一众军官、士兵和船厂官员的默许，他们还主动献出了包括“海上君王”号和“皇太子”号在内的船舰。巴滕掌控着这支舰队。
有那么短暂的一瞬，海军足以左右整个国家的未来走向。他们当时正筹划着封锁伦敦，把关押在怀特岛的查理解救出来，但很快就被陆军夺了先机。在海军中德高望重的沃里克伯爵召集起没有加入乱军的舰队余部，一路追击巴滕到了尼德兰。巴滕把他手里的这部分舰队交给了威尔士亲王查理。于是保皇党由查理一世之侄、莱茵的鲁珀特亲王（PrinceRupertoftheRhine）带领着转战海上。
没过多久，12月，陆军向英格兰内陆的各方敌对势力出击。遭受大清洗后的议会成了摆设。1月，查理一世被审判并遭处决。独裁的军政府把控着权柄，海内外都对其恨之入骨。
为了维系政权，英联邦（Commonwealth）在外交、军事和经济诸方面意图奋发有为，海军突然间成了新政府的重要倚助。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新政府的财力几乎被海军抽干，军中领导层腐败不堪，而且它曾隶属查理，眼下种种迹象都透露出它和共和政府离心离德。国王和议会都曾尝试建立一支国家海军，但最后都失败了。恶习久积、根深蒂固，很难彻底拔除。英国陆军已经彻底完成了现代化转型。对此无动于衷的海军是否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实现变革？
罗伯特·布莱克是陆军用来带领海军步入正轨的人选之一，同时一个16人组成的监管委员会开始审查海军全体成员的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上至船长下至船厂木匠，一个都不漏过。海军被整体肃清了一遍，许多有经验的官员和士兵都因为其保守的政治立场或宗教观而被清除出队伍。
所有和皇家有关的船舰都换上了新名字，庆祝英格兰终于摆脱违背上帝意志的暴政统治。“查理”号改为“自由”号（Liberty），“皇太子”号改为“决心”号（Resolution）。富丽堂皇的巨舰“海上君王”号则改为“主权”号（Sovereign），显然在君主制被推翻后的共和国时代，这里的“主权”二字只有一个含义——海洋管辖权。新建船只的命名中，有纪念击败斯图亚特王朝的重大战役的，如“内斯比”（Naseby）号和“伍斯特”号；也有纪念著名将领的，如“费尔法克斯”（Fairfax）号。从这些行动可以清晰地看出，陆军正沉浸在控海军于股掌之间的喜悦中。他们卸下花哨的皇室装饰，换以同样花哨的共和国装饰。皇家旗被替换为由圣乔治十字旗和竖琴状图案组合成的旗帜，水手们身边充斥着共和党人铺天盖地的爱国主义宣传。
海军完成改编后分为三队，分别在三名司令的率领下前往爱尔兰沿岸，鲁珀特亲王的保皇党海军正盘踞在那里。布莱克负责将鲁珀特堵在金塞尔（Kinsale）。
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任务。从5月到10月，布莱克一直让自己的队伍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严明的纪律。与参加莱姆和汤顿保卫战的人们一样，他的部下们也像中了魔咒一般听命于这个粗暴苛刻而又意志坚定的男人。鲁珀特无法骚扰布莱克以阻挡克伦威尔的军队登陆爱尔兰，也无法阻止他们掠夺英格兰商人，到了秋天，风暴吹散了英联邦的船只，鲁珀特也得以逃往葡萄牙。
后来布莱克又出海追击，一共在海上待了11个月。起先他把鲁珀特困在了里斯本，葡萄牙国王当然不会允许共和党人在本国海面上攻击英国皇室成员。布莱克只得一面向葡萄牙施压，一面紧紧盯着鲁珀特的动静。倘若有人熟知英国以往的海军史，他定会警告布莱克这么做必然失败。他远离国境，又要同时面对鲁珀特和葡萄牙两个敌人。或许因为布莱克并非水手出身，不受以往海战常识的影响，所以如此处境之下他仍然十分镇定。他的供给线畅通无阻，将士们的苦苦守候也终于迎来了转机。布莱克截获了返航途中的巴西护航船队，受到胁迫的葡萄牙只得默默忍受。
鲁珀特只得继续逃亡，布莱克也并未刻意阻拦，他一路尾随亲王到了地中海。正当鲁珀特准备攻击英国航运船时，布莱克的分队到了，保皇党众人知道自己死到临头了。亲王的船队中，有一艘船未做任何抵抗便投降了，还有一艘被赶至岸边动弹不得，剩下的四艘仓皇间逃入卡塔赫纳，后来在出逃的途中失事遇难。
布莱克挥戈舞戟乃是为上帝而战，而不像之前那些将领是为荣誉和黄金而战。因此他会专注于如何圆满完成任务而非走捷径了事，形势再困难、再复杂他也不会畏惧不前，反而乐在其中。倘若用一个词形容他，那就是刚毅。
布莱克在异乡奋力征战时，其他海军分队也没闲着，他们和陆军一起拿下了爱尔兰和苏格兰，还和不列颠海的海盗们交了手。乔治·艾斯丘（GeorgeAyscue）爵士率领他的分队力压巴巴多斯并使它向新政府俯首称臣；另一支分队远赴弗吉尼亚和马里兰（Maryland），志在将这两块地盘纳入共和政府的版图。除此之外，海军自1651年起开始组织保护地中海商船的护航船队，还下令大西洋上的英国战船攻打有所图谋的法国船只。海军第一次能够在全世界不同地点同时开展行动。布莱克追捕鲁珀特以及封锁里斯本的过程中，海军部（Admiralty）利用租借的商船源源不断地为他输送食物和弹药。布莱克撤走之后顶替他的是一支由威廉·佩恩（WilliamPenn）率领的新组舰队。
仅仅26年前，查理一世的海军在加的斯大败亏输，再算上拉罗谢尔那场败仗，不难看出当时海军离开本国海岸后连正常运作两个星期都做不到。折戟漂橹的场景尚历历在目，但1625年加的斯惨败和布莱克在伊比利亚海域长达一年的巡弋，这两者已经展现出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掌控了政治大权的英联邦政府以高压手段组建海军，为其筹措资金，最终军政府做成了皇室和议会都未能实现的事情。起初，他们主要出于防御性的目的——消灭保皇党以维持新政权的稳定。继此之后，海军的行动更具主动性，襄助英国商业发展，宣扬国威。
暗自警觉起来的欧洲诸国只得承认这支全新战力的诞生。待真正见识到英国共和政府对海军娴熟自如的部署之后，首先是葡萄牙，继而西班牙、法国、威尼斯都只得相继强抑敌意，对共和政府表示认可。得益于布莱克在伊比利亚海域的诸多建树，英国贸易商可以自由出入葡萄牙殖民地、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和西西里岛（Sicily）的各处。西班牙港口也向他们开放——在地中海进行任何军事和商业活动都必须仰赖这些港口提供补给。
陆战的胜利是英国新政府得以成立的奠基石，它也凭此统一了不列颠群岛。1651年后英国又拥有了强悍的海上实力。眼下只有一个国家有实力抗衡日渐强盛的英格兰。
1652年，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位海军上将交上了手。这年5月，海军上将马顿·哈珀茨松·特罗普率领分队驶入英吉利海峡，为即将到来的荷兰商贸航船保驾护航。海上风高浪急，特罗普带着42艘战船到唐斯暂避风雨。抵达近岸锚地后他像来到自家领地一样旁若无人（此前也一直是这样），并且拒绝向多佛城堡降旗致意。第二天，布莱克从拉伊（Rye）前往此处，他的队伍只有12艘船，却仍命令荷兰人降旗致礼。结果特罗普升起了示意开战的红旗，横过船身将舷侧黑洞洞的炮口对向了他们。双方随即开打。
占据绝对优势的荷兰人连一艘英国船舰也没能俘获或者击沉，反倒是英军俘虏一艘、重伤一艘荷兰船。布莱克和特罗普都没摆出什么繁复的战阵，双方进行的完全是一场混战。这场持续5个小时的对决被后人称为“古德温沙洲之战”（BattleofGoodwinSands），而这片沙洲包围的正是当初特罗普大获全胜，同时也最令英格兰人感到耻辱的地方——唐斯。
其后数月，英国人和荷兰人互不相让，龃龉不断。7月，双方正式开战。
17世纪的英荷战争在当今英国的历史中似乎并不太重要，但海军和不列颠此后的历史走向都因这场浩荡绵延的战事而彻底改变。
英荷两国之间的联系可谓千丝万缕。他们同属一个教派，长久以来英国都十分钦羡荷兰的政治和经济。两国的海上商路遍布世界，纵横交错。众多英国政府的头面人物都深信英国将来会和狭海对岸的邻朋一样，成为由商业寡头们掌权的共和制国家。海外贸易一片繁荣，加之帝国主义政策的推行以及企业的兴起，英国的社会结构以此为基石重建，将会和尼德兰的情况十分相近。
不过英国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有一个障碍——恰恰也是荷兰共和国。阿姆斯特丹是当时整个欧洲的货物集散地，荷兰航船掌控着贸易运输的命脉，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更是死死压制着英国。更不用说荷兰共和国议会大力支持本国贸易商，从丹麦那里争取到了免去荷兰航船进入波罗的海通行费的优惠待遇。17世纪50年代早期，英国航船已经被彻底逐出波罗的海，在伊比利亚半岛、亚洲、美洲等各地贸易上也都比荷兰人慢了一步，英国经济因此迅速萎靡。英国希望成为荷兰那样的国家，但如何先从眼前的竞争中胜出呢？
更令共和政府担忧的是，奥兰治家族（HouseofOrange）正在资助被流放海外的斯图亚特王室成员，在荷兰为他们提供避难之所，还往苏格兰输送武器。以此看来，成立不久的共和政府必然得说服荷兰人。1651年，双方就成立盎格鲁-荷兰政治经济联盟的议题开始了磋商。
如果真能达成协议，那么这个军事-商业一体化的联盟足以称霸世界，但实际并未如此。荷兰人提出双方建立自由贸易体系，这对英格兰来说根本无法接受——荷兰各方面均占优势，如此一来等于让英格兰把现存的贸易份额也拱手送上。
英格兰激进派的想法是，既然与荷兰人联合不成，那唯有打倒他们。激进派背负着强烈的使命感，视将英格兰打造成睥睨寰宇的世界强国为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因此必须率领主力军彻底从荷兰人手中夺过海上控制权。
他们还组织了征服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大规模海上行动，希望借此同时打击荷兰人和保皇党势力。自英国内战爆发以后，荷兰人的势力成功打入英属殖民地并站稳了脚跟，他们从事殖民地和欧洲间的往来贸易。当地的殖民者自是欣喜不已，因为往来的荷兰人为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英联邦政府要恢复对殖民地的控制权，这就意味着要将荷兰人势力驱逐出去。双方谈判破裂后，为反击荷兰人，1651年尾闾议会（RumpParliament）通过了《航海条例》（NavigationAct）。这意味着，此后只有英格兰航船或者货物原产国的航船才能将货物进口到英格兰及其殖民地。欧洲绝大部分的货物运输都由荷兰人承担，此条例实际旨在抑制他们的航运，不过效果微乎其微——英格兰贸易额只占荷兰人总体经济很小的一部分。而英格兰本国的进出口商人反而因此遭殃，他们无法再使用荷兰人低廉的航运业务。实施新条例的本意是为英格兰承运商谋取福祉，可结果根本没有英格兰商船买账。《航海条例》不是引发战争的最主要原因，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的动机才是。《航海条例》昭显的是英格兰迈向海上强国的雄心壮志，众所周知，荷兰此时成了这趟征程上必须移除的障碍。
英格兰还是一贯的脾气，急不可耐地染指别人的贸易，将之占为己有。
英格兰海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毫不遮掩自己好勇斗狠的天性。艾斯丘分队不仅招安了巴巴多斯，还在途中截获了许多荷兰航船。以船上有援助保皇党和苏格兰、爱尔兰叛军的武器和银钱为名——抑或只是以此为借口——英格兰战舰和私掠船对许多荷兰航船进行了拦停搜查。有证据显示他们还对船员严刑拷打。英联邦政府领导者对复兴英格兰海上霸主地位的热衷程度则更让荷兰人忧心不已。
查理一世虽死，可英格兰称王称霸的做派丝毫没有减弱，甚至更加嚣张跋扈。英格兰战舰遇到外国船只时坚持要求对方向共和政府行礼致敬。这原本是“不列颠海域”内的规矩，但现在“不列颠海域”的范围已经夸张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海军司令威廉·佩恩在直布罗陀海峡强令荷兰航船向自己致礼，一艘英格兰护卫舰途经巴巴里沿海时因为对方3艘荷兰航船没有降帆示意，就侧身给了他们一轮猛射。威尼斯大使坦言，照此下去英联邦政府要对整个大西洋都“宣示唯一主权”。
英格兰肆意叫嚣之下，荷兰各舰的船长们自不会忍气吞声，拳头上的事只有拳头上了。荷兰人的专横暴行遭到英格兰举国上下的激烈声讨，英格兰人的蛮勇也一样让尼德兰各省暗中胆寒。就贸易实力而言，荷兰并没有将英格兰放在眼里，《航海条例》对他们来说也无关痛痒。但偏偏这座民风粗蛮、掠夺成性的岛屿坐落在对荷兰十分不利的位置上。确实，英格兰岛海岸线漫长，形同展开双翼的苍鹰，沉着地盯着面前这条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随时准备扑食丰厚肥美的荷兰货船。英格兰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而荷兰是输不起的，因为荷兰的国之命脉就在于国际贸易。
1652年，荷兰共和国议院追加了150艘船的订单以充实海军实力，为来往英吉利海峡的商船更好地保驾护航，于是他们的海军船舰数量便超过了220艘。本希望这样可以吓住英格兰，使其退却。结果对方却因此更加认定战事无可避免，以为荷兰已经做好了率先发难的准备。
所以5月布莱克在唐斯港沿海要求特罗普行礼致意时，双方已经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当时荷兰政坛已经严令海军司令配合英方向其国旗致敬行礼的要求，特罗普明显是受不得对方的羞辱才发难的。即便在古德温沙洲之战结束以后，共和国议院仍极力避免与英方开战。只是荷兰避而不战的对策被英联邦政府看穿了，后者战意已决。“英格兰面前是一座金山，”大议长（GrandPensionary，荷兰共和国议院的政治领导人）说道，“我们面前则是一座铁山。”
这座“铁山”指的就是共和派的海军，三年间，它完成了革命性的转变。
而那座“金山”指的是荷兰共和国的近岸贸易。荷兰本国海军必须随侍商船船队左右以保其无虞，否则共和国便要遭受重创。和英格兰不同，联合省的存活全部仰赖进口，因此英格兰不用顾忌太多就能主动开战，但荷兰自始至终都只能被动防守，而且敌方海军四散出击的做法让他们变得更加被动。此前数十年中，荷兰一直都是海上霸主，但“三十年战争”（ThirtyYearsWar）让荷兰海军元气大伤。尽管它依然被视为世界最强海军，1652年时又重新扩充了规模，但实际上荷兰海军已是江河日下，徒有其表。军中舰载大炮超过50门的仅有特罗普的旗舰“布雷得罗德”号（Brederode），舰载20～30门大炮的战舰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二。而英军光是配备了50门以上大炮的战舰就有5艘，40门以上的占了全数的一半。以此看来，英格兰海军可谓船巨炮利。特罗普说，英军有50艘船优于己方最精良的战舰。在军备竞赛上荷兰天然逊于英格兰：他们的船为了适应本国的浅滩海岸吃水都不深。特罗普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好本国的“金山”——为商船船队保驾护航，不容那帮没有任何财富需要守护的英格兰人染指。
艾斯丘是第一个公然掠夺尼德兰海上财富的英格兰海军司令。从西印度群岛返航途中，他共计10艘船的舰队向从葡萄牙返航的30艘荷兰商船发动攻击，夺下7艘，击沉3艘。事后他在唐斯暂避风头，躲避特罗普和德·维特两人102艘战舰的追捕。原本荷兰二将可以再建1639年那样的功勋，可惜这一次他们遭到唐斯的浅滩和潮汐的阻滞。起先，海面一点风浪也没有，战船根本无法开进锚地。随后却又狂风乍起，而且风向还对荷军不利。特罗普乘风驶入北海，结果在那里遭遇了更为致命的一击。
罗伯特·布莱克当时正伏于设德兰，准备拦截经过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荷兰西印度公司船队，这些荷兰船队为避开狭海正从北方绕行。等候期间布莱克还乘机袭击了鲱鱼捕捞船队，并以维护英格兰权益为由强行征收了10%的税金。前来追捕的特罗普得知布莱克就在费尔岛（FairIsle）附近，可还没等他追上敌人，狂风突然袭来。一位荷兰作家描绘了当时的恐怖场景：
舰队犹如被海中无底的幽冥深洞拖曳下去，刚跃出水面，又一下子被飓风裹挟着高高抛起；巨桅倾折沉海，汹涌的波涛冲刷着甲板；风雨肆虐至极，船上众人已全然无法操控船舰，周遭的一切都预示着船毁人亡的悲惨命运。
荷兰人被吹到了萨姆堡角（SumburghHead），此处位于设德兰群岛南部海角，遍布嶙峋礁石，地形十分险恶。每个船长都在拼命挽救自己的船，避免船被礁石撞出窟窿。整支舰队立刻成了一盘散沙。驶入这片危险海域之前，船队大约有100艘船，三天后狂风终于平息的时候，特罗普发现自己身边只剩下了34艘——有一部分船只逃到了挪威的峡湾之中，更多的是为避开布莱克的队伍以及恶劣的天气而匆忙间散入了设德兰群岛各处，其中10艘战船遭受重创，6艘沉没。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船只在赶往费尔岛会合地点的时候亦损失惨重，其中小部分船葬身设德兰的礁石丛中，还有一些则拼死赶上了特罗普残部，随其一同逃窜回国。
但随后的战局又发生了变化。副准将米歇尔·德·鲁伊特（MichieldeRuyter）正率领30艘战舰为往来英吉利海峡的商船保驾护航，而舰队司令艾斯丘则在一旁密切注视着鲁伊特的动向，他身后是38艘海军战舰和一众征募来的商船。但艾斯丘一直犹豫不决。呈现在鲁伊特面前的形势一目了然，对面那位英格兰舰队司令只惦记荷兰商船，全然没有在海上交战的打算，因为打仗根本无利可图。终于在8月16日，艾斯丘中队向荷兰护航队的中军发起了冲锋。不过此举却让他的火力优势全然消弭于无形。艾斯丘中队瞬间乱了阵形，陷入对方的包围圈中。荷兰人再次运用他们精擅的战术，向气焰嚣张的英军压来。
英格兰海军也即将出征，那是它自1588年以后的首次舰队战斗。
硝烟弥漫，整个天空都已模糊不清，周遭尽是轰隆的炮声，砸落的炮弹撕裂了海面，船身也连带着震颤不已，举目四望，死神的气息笼罩了每一个角落。
——舰长托马斯·丘比特，斯赫维宁根战役（BattleofScheveningen）
她一路贵气凌人、威仪显赫，不过到了肯特角（KentishKnock）的时候，她和“詹姆斯”号却搁浅在一片海中沙洲之中，此地距离泰晤士河河口18英里。当时的人们把她和英格兰历史上的巨型战舰——“上帝恩典”号、“玛丽玫瑰”号——归为一类，都是耗材无数而又徒有其表的鸡肋。
荷兰共和国议院意识到了此时英吉利海峡的严峻形势。逾200艘商船排着长队，等待本国在多佛海峡开辟出安全航道。罗伯特·布莱克正带领英格兰舰队于唐斯港静候，等待发动雷霆一击。荷兰共和国议院传令共和国海军总指挥、舰队司令德·维特，主动出击扫除布莱克这个障碍，让本国的商业血脉恢复流动。
9月25日布莱克接到了德·维特出海的消息，翌日他的舰队也驶出唐斯港向北海进发。布莱克的中队第一个出港，其后是威廉·佩恩中队，后卫司令尼希米·伯恩（NehemiahBourne）的中队负责殿后。大船出唐斯港很费事，所以伯恩远远落在先行出港的布莱克和佩恩后面。由于有风相助，英格兰船舰顺利穿过鸥溪，不过开阔海面上的荷兰人却因这股风而难以控制舰队，德·维特布置战阵也遇到不小的麻烦。
布莱克当先，佩恩随后，两队一齐向荷军进击而来。恰巧这个时候“主权”号和“詹姆斯”号在肯特角搁浅了，当时佩恩正在“詹姆斯”号上，他只能眼看着布莱克带队疾驰而过，仅凭整支舰队的小部分力量去和敌人交手。不过正当布莱克快要冲进敌阵的时候，荷军却调转船头往东南方向去了。他们绕过搁浅的佩恩直奔伯恩的后卫中队而去，后者正手忙脚乱地出港，队形一片混乱。
荷兰人本可以通过这一手尽显高超精湛的航海技术，却不料弄巧成拙酿成大祸。“主权”号和“詹姆斯”号在牵引之下迅速脱离了浅滩，转瞬间最佳战机反倒落在了佩恩手中——他掉过头之后，此前调转方向一字排开的荷军全都暴露在他的炮口之下。
“主权”号一鼓作气冲入荷军阵中。再也不受拘束的“金色恶魔”凶焰滔天，巨大的破坏力喷涌而出，雨点般的炮火朝着前来迎战的20艘荷兰船舰倾泻而出。这艘超级战舰火舌喷吐，连周围的海面都被映得通红。
其他的英格兰巨型战舰面临的情况亦是如此。队形紧密时的荷兰人战斗力最强，他们一起出手，用大炮撕烂对方的船帆和索具，用滑膛枪齐射对方甲板，待围困的敌船彻底丧失行动能力之后发起登船。只是这一次，正当荷兰人朝着伯恩奔去的时候风力突然弱了下去，使他们相互之间靠得并不紧密，而拖荷兰人后腿的还远不只是天气。
普利茅斯之役后，共和国议院认为击败英格兰不在话下，德·维特同样陶醉其中，只是他手下的将士们并不认同。海军已经伤了元气：军中许多船舰不堪为用，要么是还未回国，要么是经历了设德兰那场风暴之后已无法再战；船员们拿不到饷银，心中郁积的不满一点就着；而且他们因德·维特军纪严苛而对他异常痛恨，希望转到特罗普麾下服役。就在开战前一刻，距离布莱克大军还有一英里的当口，德·维特决定改换“布雷得罗德”号为座舰，那是特罗普掌军时的旗舰。他在小舟上挥着共和国议院颁与他的委任状，结果“布雷得罗德”号的船员们嗤之一笑，拒绝让他登船。大战在即的关键时刻，他这个舰队司令竟然还在划着小船找自己的旗舰。最后他登上了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却发现从船长到将官全都醉醺醺的，船员也没有受过训练。于是他只能以一艘全然不靠谱的旗舰指挥舰队开始战斗。
肯特角战役后，特罗普被召回，同时荷兰国内掀起一股造船热潮。而英格兰这边却起了骄纵之心，放任自己的舰队走上下坡路。驻守唐斯的布莱克手中只有42艘船，而且弹药库存和粮食补给都不足，船员的薪水也没有发放。另外英格兰还往地中海调遣了20艘船。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打垮了荷兰海军。搜集来的情报其实并不支持这种想法，只是实际情况都被人们忽略了。
终于在11月29日星期日这天，布莱克接到消息称在北海岬沿海看到了荷兰大军。对方有500艘船，其中88艘是战舰。布莱克清楚自己必须撤离唐斯，否则他就会像1639年的西班牙人一样困死在这儿。上头传来的命令也是让他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和荷兰海军交战。
当夜布莱克的船舰停在唐斯港外，而海面上的荷兰军队离这里只有6英里。翌日清晨，特罗普做好了进攻的准备。起初双方舰队之间还隔着一片浅滩，即英吉利海峡中部的瓦恩沙洲（VarneBank）。当时布莱克正向西南方行驶，顺着浅滩往地面蔓延的方向朝邓杰内斯角（DungenessPoint）走，而荷兰海师则是朝着浅滩往海面延伸的方向行驶。正当布莱克行驶到浅滩尽头的时候，英格兰众船队纵列一下子暴露在特罗普船队的面前并被对方截断，随即布莱克的“主权”号也从这支孱弱的舰队中被隔离开来。由于靠邓杰内斯角太近，英格兰海军顿时被困得动弹不得。
此时的布莱克可谓作茧自缚，他突然发觉舰队中半数的船舰都已弃他而去，仍在坚持作战的船长们也对舰队司令的愚蠢计划愤懑不已。但布莱克并没有贸然加入战斗，他仍旧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尽管敌人在数量上多出太多，而且所处海面远比英军开阔，但他内心的战意丝毫没有动摇。眼前的形势如同曾经的莱姆之困和汤顿之困，是他渴望和期冀的战斗。他坚信上帝必会佑助，坚信不可摧折的勇武之心和狰狞的英格兰巨炮必能带他突破围困。
与此前肯特角之役中的荷军一样，这次英军也因为天色已晚而侥幸逃过一劫，全凭这一点英军才算没有覆没。待到夜幕彻底降临的时候，英军一共损失了5艘船，布莱克带着遍体鳞伤的幸存者们艰辛地回到唐斯暂避风头。英吉利海峡全部落入荷兰人手中。此时正是特罗普扩大战果的好时机。待安排好商船船队后，他就掉头来寻找布莱克残部，此时后者已经退到了泰晤士外河口的长沙滩滩头（LongSandsHead）。倘若特罗普这一次真能得手，那等待英格兰的可能就是史上最惨的败仗了。
在战争中，舰队司令往往都会选择风险最小的策略，因此特罗普没有进入处处暗藏杀机的泰晤士河水域。
英军慌了。包括布莱克哥哥在内的4名船长充当了替罪羊，布莱克则躲去了别的地方。此次大败暴露出布莱克在海战战略部署方面的缺陷，舰队中的船长们早已警告过布莱克他的做法会让己方不可避免地陷入苦战，必败无疑。布莱克不这样看，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战败是因为这些船长们缺乏军人所必备的血勇之气，而且有迹象表明，海军的政治立场并非完全明朗，其中很有可能还潜藏着保皇党秘密分子以及亲荷势力。
针对海军的改革开始进行。据称，曾有20艘商船船长表示不希望雇主的资产遭遇危险，布莱克为此十分恼火。于是那些充当辅助力量的商船改由和商船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海军将官掌舵。军中颁布了全新的《海战律令》，此律重新明确了将官和士兵各自的职责，同时加强了布莱克掌控整支舰队的力度。他可以惩罚任何悖逆其命令的将官，把他们送上军事法庭。因抗命而依据条令判处死刑的案子达到25起。所有这些都旨在削弱军事会议的力量，实现舰队司令对军队的绝对掌控，与此同时新律还提高了将士们的饷银。而这背后最关键的变化在于，国家也竭力从越发高涨的课税里拿出更多的钱来支撑海军。
眼下的形势可谓危急，荷兰海军势头正旺，他们已经牢牢掌握了英吉利海峡，在里窝那之役（BattleofLeghorn）击败英格兰海军后，地中海也落入他们手中。整个冬天，英格兰政府都在加紧为海军舰队筹措弹药、食物和新船。海军新订购了30艘护卫舰，船坞得到扩建，而且新盖了能够加工存储大批量食物和啤酒的建筑。此外还有新起的面包房、屠宰场和啤酒酿造厂，医院在多佛和南安普敦落成。众人的薪资也提高了。国家还为舰队补充了2万人。
扩充后的行政骨干力量以临时拼凑出的新法子监督这一系列遽然增加的工程。1652年，议会将税额从每月9万英镑升至12万英镑，海军获准从预期收入中借款。供应商还没拿到旧款就已经开始预先供应新的订单，可谓闻所未闻。不过考虑到新组海军部的巨大优势，它的还款速度实际上还是非常迅速的。
另外，海军还重新梳理并调整了战略部署。为实现此次改革新设立的层级制度，将整支舰队分为红、白、蓝三支中队。红队由总司令指挥，蓝队由副总司令指挥，白队由后卫司令指挥，各分队另外设有各自的副司令和后卫司令。
自2月起，英格兰海军沿英吉利海峡一线散布，静候即将到来的特罗普护航舰队，对方此时还正在雷岛集结队伍。只是布莱克百密一疏，竟忘了派出侦察船探察军情。当特罗普在2月18日行近波特兰半岛时，这位久经战阵的老将想必对眼前的景象感到奇怪，他的南边是带着零星几艘船的佩恩，东边的情形也差不多，而坐镇“主权”号的总司令布莱克和迪恩（Deane，RichardDeane）位于特罗普的西北面，也只领着很少几艘船舰。海军舰队的大部此时正由并无多少经验的第三司令乔治·蒙克（GeorgeMonck）率领，位于几英里开外的海面上。不仅特罗普惊讶，英军自己也意识到队伍实在散乱不堪。特罗普清楚摆在自己面前的是赢得一场大捷的绝佳战机。
特罗普分队直扑“主权”号而去，想为此前和布莱克的数次交锋做个彻底了结。其他荷兰船舰则位于布莱克和佩恩两队的中间，德·鲁伊特驶向佩恩的队伍，对英军“橡树”号（Oak）、“济援”号（Assistance）和“昌荣”号（Prosperous）三艘战舰发起接舷战。在敌船的重重围困和狂轰滥炸之下，布莱克的座舰已然陷入绝境。
是日之战惨烈异常，英军一艘战舰沉没，数艘遭受重创。“主权”号上有80人负伤和阵亡，其中就包括舰长罗伯特·布莱克。面对四面八方攒射而来的炮弹，两位最高司令官并肩而立。一枚弹片穿透迪恩的外套和裤子后击中了布莱克的大腿，布莱克丝毫不为所动，继续指挥战斗。英军舰队中那些卓越的舰长不是阵亡就是负伤，所有船舰的伤亡数字都高得令人黯然。特罗普正准备登上“主权”号，一举砍掉英格兰海军的龙头。
那一天，最终是红队副职司令约翰·劳森（JohnLawson）率队挽救了处于垂危覆灭之际的英军。本来他可以直接去支援布莱克，但那样会把自己也拖入混战。他选择了右航抢风行驶，从战场南端穿过，抵达战场西侧后再改左线抢风行驶，终于在存亡关头从西南角乘着顺风切入战场。登临三艘英军战船的荷兰士兵皆被击退，“主权”号重重围困的荷兰战舰亦被逼散。劳森的“费尔法克斯”号上超过百人伤亡，舰身损毁也非常严重，但劳森的战术预测可谓慧眼如炬——他的一连串行动展现了比最高司令更为高卓的战略素养。
劳森和司令官们不一样，他是名副其实的水兵。他出身于东北部沿海，那里是英格兰所有海事地域中条件最艰苦严苛的一块。内战中，劳森曾任“百夫长”号舰长，他是这艘船的所有者之一，对当时的议会也有颇多贡献。在赫尔被保皇党围困的关键时刻，他运去了救急的补给；在截获敌船的行动中，他也有相当令人瞩目的出彩表现。其时，海军部出于政治原因驱逐了许多久经战阵的老将，劳森这样的人正是海军急需的航海者。同时，劳森还是信仰虔诚的教徒，有着坚定的共和派立场。而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还是一员胆色过人的骁将。1650年荷兰人盗走斯卡伯勒（Scarborough）的一艘运煤船，他驾船行驶到易北河的河口，生生从格吕克斯塔特（Glückstadt）要塞的炮口下夺回了煤船。
为布莱克解围之后，佩恩和劳森率队向西重击荷军。战役开始阶段，蒙克在一片血肉横飞中带领英格兰舰队大部向西突进。他花了几个小时才抵达主战场。队中军舰主动迎击约翰·埃弗森（JohanEvertsen）所率分队，同时护卫舰迅速冲向荷军的商船护航队。
特罗普只得前去支援护航队。匆忙之间，他将遭受重创的船只尽数抛于身后，结果舰队中4艘沉于海中，1艘被炸毁，2艘被俘。那天下午，轰隆隆的炮声一直笼罩着荷兰战舰，共有1名准将、12名舰长阵亡。英军俘获这些丧主战舰后如此描绘船上的情形：“目光所到之处尽是淋漓鲜血，帆布和索具上沾满了脑浆、头发和碎骨渣；惨景森然可怖，不过也透射出我们艰难取胜的辉煌，有如恩善的主赐予吾国的荣光。”
英格兰将这场战役命名为“波特兰之战”，不过荷兰人的说法更为贴切——英吉利海峡争夺战。翌日下午1点双方再次交手，此时特罗普正极力聚拢战船以列出偏于防守的新月阵形。他使出浑身解数，以期带领众船顺着英吉利海峡安然归国。英军护卫舰以惊人之姿加入战斗，后面跟着大型战舰。日落时分，荷兰海军再失3艘战舰，很多船舰连吃水线以上的船身都没了。德·鲁伊特的座舰断了主桅，靠其他船拖曳着才到达安全之处。荷兰战舰一边抵御英军，一边还要约束惊慌失措想逃往法国港口的商船。又过了一天，2月20日，布莱克进攻荷兰海军已经跟砍瓜切菜一般。特罗普舰队进入全面溃散的状态，毫无还手之力。还能战斗的战舰仅剩35艘，而且这些船上的炮弹和火药也行将告竭。更糟糕的是，英格兰护卫舰包抄到了前头的多佛海峡。特罗普明白，一旦进入多佛海峡，自己的护航队就会遭到对方的持续攻击。四面楚歌的情况之下，他率领舰队进入了格里内角（CapGrisNez）沿岸的浅水区，此地位于布洛涅和加来的中间位置，他准备在这里等到天黑。
特罗普大军已然败得一干二净，只要布莱克再来一击它就将全军覆灭。
翌日，太阳终于升起的时候，欣喜异常的英军却惊讶地发现格里内角沿岸的浅海竟空空如也。困惑无奈之下，布莱克只得在这场战役开始后的第三天傍晚离开此地。他被伤口折磨得厉害，还发起了高烧。他本应找人代为统领，不过这绝对不是他的作风。前一天的晚上，吃水较浅的荷兰船舰在老练水手的驾驶下成功穿过了格里内角沿海的浅滩，这是一着险棋，不过也是特罗普逃出生天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自己也不敢相信英军最终竟然没能消灭他。布莱克一共击沉荷兰战舰17艘，俘获商船40艘，不过又一次错过了斩草除根的致命一击。
英格兰重新夺回英吉利海峡，荷兰护航队被迫北上绕行。特罗普在海上为商船船队护航，布莱克正在疗养之中，由迪恩和蒙克暂代统领的英格兰舰队也不闲着，他们正在争夺北海的控制权，为英格兰建立彻底的海上霸权。
5月，英格兰舰队行至阿伯丁（Aberdeen）沿岸，之后他们在海上四处游弋，上达设德兰，下行斯海尔德河口，还去了一趟索尔湾（SoleBay）。终于在6月1日，司令官们获悉特罗普的具体位置。
加巴德（Gabbard）是位于哈里奇东部30英里的一片沙洲，于此发生的加巴德海战从6月2日延续至6月3日，此役是不列颠海战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役之一。
两支舰队平行且呈方位线（Lineofbearing）排列，均为三队编制。双方可能会有条不紊地拼战术，也可能顺势而为灵活厮杀，总之战斗一触即发。英军还没来得及重新部署阵形，海面上的风便停了。整支舰队首踵相接，排成了长长的一条直线。于是在如此阵形之下英舰舷炮连续轰击，重创荷军，对方的舰船受到重击，人员死伤惨重。荷军试图打乱英军排列的战线，无奈没有风他们根本动弹不了。在英军猛烈的火力压制之下，荷军利用小船竭力将战舰拖入战场，准备近身作战。可惜英军始终占据着微弱的风力优势，让荷军全然无法靠近自己。
荷兰人此时希望能冲进英军阵形里面，这样他们就可以孤立对方的巨型战舰，同时施展自身高超的驾船技术，近距离轰击敌军的船帆和索具，朝甲板上排击扫射。待英军船舰丧失行动能力之后，他们就可以开始登船了。
相对于布置精妙的战术，布莱克（其他海军将官亦是如此）更倾向于发挥一往无前的血勇之气。这种作战理念在17世纪非常普遍，那些船长和船员冲入战场的目的非常一致：俘获敌船，抢夺珍宝。每到舰长们杀得兴起且整个战场被笼罩在浓重的硝烟中之时，战术配合就会被他们忘得一干二净。让这帮组织松散、只知道各自为战去争夺战利品的悍徒变成号令严明、能够整体作战的舰队，这样的想法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普利茅斯之战和邓杰内斯角之战的惨败，以及波特兰之战开战时的乱象，都是因为英军阵形零散不堪就冲上去战斗，任由荷兰人宰割。
不过6月2日这天，英军阵线却是异于往常的坚固，荷兰人不仅没能成功攻入英军阵中，反而感觉自己像碰上了一堵架满英格兰大炮的木堡城墙，单列阵形之下英舰舷炮的效用发挥到了最大，荷军完全无法实施穿插，因而也无法攻击到英舰防守薄弱的船首和船尾。同时因为无法接近英军，荷军也无法发动接舷战。
事实上，英军并没有用什么新式的纵队战术，而是布莱克和蒙克大力整顿军纪的努力终于奏效。邓杰内斯角的惨败迫使布莱克和海军委员会推进海军改革进程，完善海军组织架构并集中指挥权。英军最后虽然赢得了波特兰之战，不过那场仗的开头充分暴露了英军在驾船技术上的硬伤，所以战后布莱克和蒙克立即颁布了新的《航行及作战章程》（SailingandFightingInstructions）。其中就包括一套新编制的旗语，旨在更有效地传达战斗指令。此外还包括一些条例，使舰队在遭遇风暴、强风或在夜间航行时依旧能保持队形。舰队变换航向时，军衔最高者的座舰先转上风，其他舰长按军衔由高到低依序跟行。这条规则执行得非常严格。以前越是速度快的船，越争着往前。现在一旦哪个舰长提前越级转向就会被罚没一个月的饷银，再犯则罚没四个月的饷银，第三次即刻革职。
颁行新章程旨在让海军将领更简单有效地指挥舰队。一旦总司令座舰的后桅升起代表战斗的红旗，各分队可自行与“离自己最近的”敌人交战，但每艘船舰都应“竭力”和所属分队的司令官站在同一阵线上。
这些新条令的目的并不是要让海军操练纵队战术。布莱克和蒙克的初衷是希望所有舰长都能全力协助自己的上级。英勇好战的舰长往往会不顾周围的人，直接冲上前去和敌舰一对一单挑。同时也有很多舰长在混战时暗中徘徊游荡于战场边缘，在硝烟的遮掩下消极避战。现在不论是哪一种舰长——肾上腺素无限燃烧的勇者或是偷奸耍滑的懦夫——都必须紧跟分队司令的步调，随时准备协助周遭的战友。这样，英格兰舰队就能在战斗时各自组合成极具凝聚力的分组。新章程从未要求整支舰队排成单一纵队。
1653年6月2日，英格兰舰队最终排成漫长的单一纵列并非有意为之，完全是当时的风向变化使然。各舰长依新章程行事，牢牢地跟在各自的分队舰长后面，成功牵制住了荷兰舰队。大型战舰轰击敌军时，精悍敏捷的护卫舰一直都隐而不动，直到第二天荷军撤退逃散的时候才一涌而出。近两天的轰炸中英军一共消耗了6000桶炸药，狂风骤雨般的炮弹打得荷军船舰奄奄一息，护卫舰在他们中间肆意穿行，荷兰船或俘或沉，英军则屡建功勋。
特罗普带着74艘战船全力逃向泰瑟尔（Texel）寻求庇护，途中11艘战舰和2艘近岸小船被俘，6艘战舰沉海，2艘被炸毁，还有1艘意外覆亡。荷军具体的伤亡人数不详，不过应当有几千人。战斗数周之后，“数不清的手臂、腿和破碎的躯干随着潮水一波波”涌到萨福克的海岸上。这当中鲜有英军士兵：英军仅236人受伤，126人阵亡。最先捐躯的一批将士中有舰队总司令理查德·迪恩，他被炮弹击中的时候身边正站着同为司令官的乔治·蒙克。蒙克沉默冷静地为死去的袍泽披上自己的战袍，然后继续指挥战斗。英军士气并未因司令官罹难而低沉沮丧，他们在战斗时严守秩序，令出必行。这是一次重大飞跃，而且事实证明这一点极为有效。
舰队总司令乔治·蒙克曾随1625年征战加的斯的查理一世舰队一同出海，还曾在雷岛服役，参加过1628年未能成功支援拉罗谢尔的舰队行动。蒙克虽是以普通士兵的身份经历了那些惨败，但他目睹了指挥混乱、毫无秩序对海军会有怎样的影响。1652年11月接掌舰队总司令帅印时，时年45岁的蒙克已是戎马多年且战绩非凡的老将。他和布莱克一样也是鞠躬尽瘁的陆军将领，但不同的是，统率炮兵的战阵经验让他积累了丰富的关于正面战场的战术打法。
这在加巴德之战中便体现了出来，舰队当时的阵形部署正适合英格兰大炮和船舰展现自身优势。迪恩阵亡后，有运用炮火专长的蒙克成为唯一的最高指挥官。战列线或许是因为天气原因偶然“出现”的，但也正是这个机会完美阐释了它的潜在威能。加巴德之战后，战列线成了正统战术，战斗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哪一方能始终保持住纵列队形，然后猛攻对手，将其轰得支离破碎。这听起来似乎轻巧，但在风帆时代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船与船之间性能差异很大，相互距离太近时极易发生冲撞。有时万般小心之下才将战线排好，结果一阵风、一个海浪就让战线变了形，再经过一番混战就彻底散了。
尽管如此，加巴德一战后战列线仍然被人们奉为海战战术的最高圣典。在当时，一支舰队的总司令或许在战斗前尚能很好地号令整支舰队，但一旦进入酣战阶段就再也无力约束了。而通过战列线，司令官便可以掌控整个战场的兵力部署和走向。同时这种战术也依赖于一种新型战舰——风帆战列舰，它能够在战斗中牢牢稳住自己的位置，同时凶悍地杀伤敌人。
加巴德之战的立竿见影之效是对尼德兰的全面封锁和荷兰共和国经济的崩溃，阿姆斯特丹曾经车水马龙的热闹街道竟已野草丛生。7月24日，特罗普率领舰队出击，企图打破封锁，共和国的生死存亡均系此一举。
另一边，英格兰海军由蒙克接任总司令，佩恩指挥白队，劳森指挥蓝队。7月30日夜，特罗普试图全力赶到英军的上风位，后者当时正停驻于斯赫维宁根小镇附近。翌日天刚亮，蒙克率先发难。他奋力冲向荷军舰队，打算撕开对方阵形抢占上风位。于是整场战斗成了蒙克和特罗普二人间的对决：前者想尽一切办法摆出加巴德之战那样的阵形，而后者则拼死阻拦英军得逞。
战斗可谓异常惨烈。英军战舰还和往常一样全力施展火力优势，大炮一刻不停地轰击敌军。众多荷兰海员因之丧命，其中就包括上将特罗普。麾下将士视特罗普为英雄伟人，他被英军神枪手一击身亡后全军士气立刻消沉下去。德·维特接掌了帅位，但在对方凶残的火炮之下他已无力回天。据英军提供的数据，他们一共击沉了20～30艘荷军船舰。
当时岸上有成千上万名荷兰市民观战。场面凄恻万分，海面上四处散落着船体的残骸和落水将死的将士，人们只能从呛鼻的硝烟里隐隐约约看到战舰的身影。全程最震撼的场景应当是熊熊燃烧的火船冲入战场那一幕。英舰“橡树”号因荷军火船冲击而沉没，“伍斯特”号、“凯旋”号因之遭受重创。“凯旋”号是当日红队副司令詹姆斯·皮科克（JamesPeacock）的旗舰，这艘悍勇战舰着火后，他为了扑灭烈火，终因持续灼烧而死。英军总计阵亡250人，其中包括5名舰长和2名舰队司令。但和他们带给荷军的损失比起来，这只能说是微乎其微，而且这已经是一年当中第三次出现这种情况了。值得一提的是，英军没有俘获一艘荷军战舰，因为新章程中明令禁止在战斗中抢夺战利品。在过去，舰队阵形往往因为众人各自忙着拖曳战利品而化为乌有。但现在，战列线成了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持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说，所有敌舰只杀不擒。斯赫维宁根一役，有1300名荷军被俘，其中绝大部分是从海里捞上来的。
荷兰人再无一战之力。对尼德兰的封锁由劳森继续。德·维特向共和国议院进言，英格兰已然是海上霸主，本国唯有乞和。这边克伦威尔（Cromwell）则冲着荷兰大使大念埃德加时代所宣扬的那一套英格兰主宰群海之煌煌高论。
英格兰在战事末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但并没有为自己开辟出和平局面。恰恰是克伦威尔本人在实际谈判的时候向荷兰人让步了。荷兰同意遵守《航海条例》，同时承诺此后见到英格兰旗帜时会行礼致意——一场谈判就这么点要求，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或许英格兰海军确实在狭海完胜荷兰海军，不过荷兰在其他所有地方仍旧处于优势地位。英格兰海军在地中海战败，波斯湾和远东的英格兰贸易商也举步维艰。而是否将英格兰逐出波罗的海更是全看荷兰人的心情。
对国家来说，这场战事可能是一场花费高昂的冒险，不过海军获得了一次巨大的飞跃。斯赫维宁根大捷之后的英格兰海军已经全然不同于肯特角战役时的景况。经过布莱克整肃之后整支舰队建立起严格的秩序，蒙克则以此为基础不断改良战术。
曾几何时，他们被压制得狼狈不堪，多番磨砺之后，终于开始阔步向前。
难道掌舵我们英联邦这艘破船的不是别人，竟是一支士兵粗野难训、争吵不休的军队？
——奥利弗·海伍德牧师
奥利弗·克伦威尔见识了由160艘船组成的英格兰舰队在海上的壮观景象后感慨道：“上帝让我们降临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检验我们能在这个世界做些什么。”
舰载80门大炮的“内斯比”号是英格兰海军最新式、最庞大的战舰，船首像绘的是立于马背的克伦威尔正在其征服的六个国家——尼德兰、爱尔兰、苏格兰、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巡视。它沿用了“主权”号船首的寓意——埃德加巡行附属王国的画面。
对荷战争期间英格兰政府发生了两次变更。1653年，波特兰之战和加巴德之战之间，尾闾议会因克伦威尔领导的陆军政变而被解散，随后“小议会”（BarebonesParliament）成立，其成员均由克伦威尔从陆军成员或清教信奉者当中选任。
1648年，海军差点就让陆军的图谋覆没。1653年的海军远胜往昔，它是否会容忍陆军的跋扈气焰仍然是个问题。
克伦威尔可以仰仗的是迪恩、蒙克和布莱克等个人对自己的忠诚。政变后不久他们就曾征询过海军高级将领们的意见，一众舰长的意思是，战局先于政治。
12月克伦威尔再进一步，受封“护国公”（LordProtector）。此时海面上的战事已近尾声，舰队当中出现了严重分歧，各派各自效忠不同的势力。布莱克、蒙克等人表示十分赞成克伦威尔的集权式做法，更多人选择勉强忍受。不过还有一帮数量可观的海员持有一种和许多国人一样的态度，认为护国公是新一任暴君。斯皮特黑德的现役水手们递呈了他们自己写的请愿书，恳求议会站出来为生而自由的英格兰人夺回自由。英吉利海峡分队的后卫司令约翰·劳森就鼓动手下出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自由”思想的“毒素”随后蔓延至整个舰队。“内斯比”号船首的克伦威尔像还被人割掉了鼻子。
一支懈怠涣散的舰队将会是巨大祸患。毕竟克伦威尔是一心想要提振英格兰国威的野心家。接连大捷的英格兰海军正是他将英格兰推向世界强国的助力。1655年，布莱克连同一支战力雄强的舰队被派遣到地中海，这里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立刻因英格兰舰队的到来而起了波澜。托斯卡纳公爵（dukeofTuscany）惊惧不已，生怕因为自己在里窝那战役中没有向英军施以援手而招致布莱克的报复。威尼斯方面也暗中心焦，觉得布莱克可能会在这里设立一处海事基地。连教皇也担心克伦威尔这个狂热分子是不是准备洗劫罗马教廷。
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朝堂上上下下都试图宴请威扬四海的英格兰舰队司令，可惜这位沙场老卒还是跟往常一样让人捉摸不透，仍在粗陋的舱室起居，对天主教那些王侯贵胄们双手奉上的满目奢华一眼也没有多瞧。与此同时，清澈和丽的海面上正静静地停泊着整装待发、火力慑人的共和国战舰，想必很多人因为它们而心惊肉跳。更让人头疼的地方还在于：船上都是信奉清教的暴徒，他们在天主教教徒的想象中乃是悖逆传统教义的万恶之徒。
不过布莱克此行另有所图。在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两朝曾严重威胁英格兰人性命和海上贸易的巴巴里海盗又现抬头之势，布莱克来这里就是为了威慑北非的摄政者们，逼迫他们将掳获的人口和船舰全部归还，而且还得另付赔款。其间他遭到突尼斯总督（DeyofTunis）的抵抗，后者虽臣服于奥斯曼帝国（OttomanEmpire）苏丹，但他也是一位独掌大权的摄政者。布莱克宣称突尼斯人破坏协议，扣押了他们一艘名为“公主”号（Princess）的商船。突尼斯总督则说这艘船之所以会被扣押，是因为它的英格兰船长曾订下合约，要用这艘船将土耳其士兵运送至士麦那（Smyrna），结果他却把士兵们当奴隶卖了。
僵持之下布莱克决定全力施展英格兰海军的战力。当时9艘奥斯曼帝国战舰和“公主”号正停泊在突尼斯附近的法里纳港（PortoFarina）海湾中，那是一处全靠近岸炮台守卫的浅湾。
无论在军事还是道德方面，这场战事的正邪双方都如黑白一样分明，这样的战斗也正是布莱克所理解并崇尚的，他将义无反顾地迎着加农大炮向对方冲去。惩办突尼斯总督还只是次要的，他的最终目的是摧毁奥斯曼帝国战船，阻止它们从威尼斯手中夺取克里特岛（Crete）。这一切都将是为上帝而战。
布莱克的第一步是把队伍开到西西里岛，随后他又转回身来和对方继续商谈，接着又一次离开。总督为此自鸣得意，觉得布莱克根本没实力动他，自己的船舰停在牢不可破的法里纳港里就足保无虞。4月4日凌晨4点整，布莱克乘着清晨海面上的微风率队驶向法里纳港，然后突然停止前进并抛下船锚。抛锚后他们松开锚绳继续向海湾中驶去，走在最前面的是护卫舰和小型船舰，大型战舰猛烈轰击近岸炮台，为它们提供掩护。
英军的连续炮击重创岸上的炮兵部队，同时英舰也被弥漫的重重硝烟遮掩起来，令对方的反击失去了准头。一船船的英军水手和士兵朝着敌船奔去，登船人员都接到严令，不得抢夺战利品、不得拖延，只管放火烧船，然后迅速撤回。英军这么做也是有风险的，他们很有可能堵成一团、行动迟滞，无法逆风驶出海湾。而在撤退途中还有一重风险，战舰停止轰击炮台之后，护卫舰就暴露在了对方炮台的炮口之下，且一旦硝烟散去，奥斯曼火枪手也将开始发威。但布莱克的人马丝毫没有留恋战利品，英军回撤出港的速度之快令对手愕然。他们全力推动绞盘，只见紧绷着的锚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运兵船都拖了回来。
整个行动计划得环环入扣，将士们也执行得一丝不苟，将英格兰海军的严整和强悍展现得淋漓尽致。整个欧洲为之侧目。
布莱克的下一个任务是赶赴加的斯沿岸。英格兰和西班牙还维持着和平关系，不过克伦威尔正准备挑起战端的流言已四处蔓延。布莱克还在地中海的时候，海军上将威廉·佩恩率领着一支38艘船的舰队赶向加勒比海。舰队载着由罗伯特·维纳布尔斯（RobertVenables）上校统领的3000名士兵，他们此行的目标是拿下海地岛。
布莱克接到的命令是阻止西班牙舰队回援，这让他有些进退失据，双方还没有宣战，因此无论如何都不能过早跨入西班牙船舰的控制范围。两个月后，他在加的斯沿海差点就和一支西班牙舰队交手了。他和对方在拉各斯（Lagos）附近海面上已然比肩而行，正当他准备拉起后桅上的红旗宣布开战时，下层炮台甲板却出现了状况——海面的浪头越发高急，低层火炮已经无法开炮。等到第二天重新准备好开战时，他却在宣战前的最后一刻意识到对面那些西班牙船舰是准备去护送“黄金船队”回国的。他觉得攻击“黄金船队”已经完全偏离了自己所接到的命令。1655年10月，布莱克回到了唐斯。
佩恩已于一个月前率西印度远征军回国，此番出征彻底失败。维纳布尔斯和佩恩在战略部署上未能达成一致。登陆海地岛后，陆军因为疫病蔓延而人员锐减，被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西班牙义勇兵击退。他们也曾试图夺取牙买加（Jamaica），结果发现这个岛屿并没有什么价值。连番碰壁之下佩恩只得掉头回国，后来被关进了伦敦塔以示惩戒。尽管克伦威尔对未能摧毁西班牙舰队一事颇为失望，但布莱克最终仍免于责罚。
冬天的时候布莱克又组建了一支舰队，并于1656年3月驶往西班牙海岸。就在它准备出航时，国内政坛再现动荡。劳森以远征时机不成熟为由辞去了舰队副司令一职，但那只是一个托词，根源是政治原因。新政府永远不可能把劳森当自己人，更糟糕的是，时年31岁的克伦威尔宠臣爱德华·蒙塔古（EdwardMontagu）成为和布莱克共掌舰队的优先人选，这让后者愈加警觉起来。
之后，不少海军军官因发表消极避战的看法被捕。他们认为和西班牙开战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不仅抵御西班牙武力入侵的借口无法为其正名，甚至连保护本国商业的说辞也没有根据，伦敦城认为整件事只会对欧洲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许多将士都觉得眼前的战斗不过是为了满足克伦威尔一人的虚荣心而已。劳森试图阻止这场战事，不过没能成功。随后布莱克和蒙塔古对海军进行了又一次整肃。整支舰队军容雄壮，指挥有序，只是它再度陷入了没有明确征战目标的境地。政客们希望布莱克和蒙塔古能俘获“黄金船队”。但历史一再告诉我们，此事说起来轻松做起来难。
实际上运宝船船队早就返回了西班牙。布莱克和蒙塔古准备封锁加的斯等待下一趟护宝船队，不过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他们没有一个转送供给的基地。后来葡萄牙国王若昂四世（KingJoo）被迫签订条约，难题得以破解。依据条约，英格兰商船可以自由出入巴西，而且葡萄牙同意英格兰战船使用本国港口，后一条对战局的推动可谓至关重要。
尽管有大西洋风暴肆虐，封锁还是持续了整个春夏两季，想必所有参与这项漫长行动的人都郁积了满腹恶气。8月，布莱克将舰队一分为三，一队以布莱克为统帅在圣维森特角沿海区域巡弋，蒙塔古带领二队前往的黎波里（Tripoli）和萨莱商谈条约，三队继续留守加的斯海湾，由上尉理查德·斯泰纳（RichardStayner）掌管，队中囊括了整支舰队最精良的8艘护卫舰。不久布莱克离开一队前往萨莱为蒙塔古助阵。斯泰纳所处之地位于西风口的下风岸，当地风力十分猛烈，为避免遭遇险情，这支分队被迫于9月8日从陆地退回海上。
从加的斯望去，英军似乎已然放弃封锁，至少“黄金船队”的舰队司令对此深信不疑，于是他率队向加的斯驶去。当看到英军外形矮小的护卫舰时他还以为是渔船。但突然间斯泰纳一轮舷炮轰向了对面前方船舰，其貌不扬的护卫舰瞬间露出狰狞面目，“黄金船队”舰队司令这才大惊失色。西班牙舰队被俘3艘，被焚毁1艘，还有2艘被迫靠岸。
一百多年来有关西印度群岛财富的传说犹如雾中之花，让英格兰人倾心而不可得，今日他们终于擒获了这支传说中的“黄金船队”。
奈何局势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有一艘小型舰没被英军当回事就放过了，实际上它装载了整支舰队的绝大部分珍宝。载货量居全队第二位的舰被焚烧。俘获的舰中有一艘确实载有珍宝，但其他的舰只都只装了一些少得可怜的贵重金属，甚至有一艘装的全是皮革。看似风光无限的大捷，实际收益却寥寥无几——远不足以抵消这场战事的开销。蒙塔古就带着这么点战利品返航了，而布莱克还滞留在圣维森特角附近的海面上忍受酷寒的煎熬。他大腿上因波特兰之战留下的旧伤发作，疼得钻心剜骨，肾结石和水肿更是让病情雪上加霜。他只能靠吃肉冻、喝肉汤过活。
直到第二年春天布莱克才接到“黄金船队”出海的情报，舰队上沉闷困顿的氛围终于开始活跃起来。斯泰纳和其他一些舰长都赞成立刻出发，布莱克坚决不同意这么做，他还不打算发起封锁。舰长们只得依照命令重新回到枯燥乏味的岗位上。两个月后，4月12日，布莱克苦苦等待的消息终于来了。“黄金船队”正停靠在特内里费（Tenerife），他们已经被吓破了胆，生怕一出海又会碰上英格兰海军。同时布莱克知悉停在加的斯的西班牙船舰尚未做好出海准备。
1657年4月14日，布莱克离开了自己严密监视一年之久的地方。4月18日他看到了特内里费，第二天舰队抵达圣克鲁斯-德特内里费沿岸。
森严的圣克鲁斯港是世界上最令劫掠者们畏惧的港口之一。港口海岸是一片峻险的嶙峋石滩，外来者无法从海上直接登陆。海湾呈月牙形，由圣菲利普要塞负责拱卫。从圣菲利普要塞到镇子北端一线，以及圣胡安要塞到镇子南端一线均设立了海岸炮台。港内所有防御工事又通过三条土木工事构筑的防线连为一体，土木防线后面还驻守着火枪兵。海港入口被7艘首尾相连的巨型盖伦帆船牢牢封住，船舷的炮口一致朝向海面。此外岸边还部署了9艘形制小一些的武装船舰。当真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不过布莱克并不这么觉得。法里纳港一战可算小试身手，这一次他依旧严令手下人马不得夺取任何战利品。当“黄金船队”就在眼前的时候，那个时代没有哪个舰队司令还会下达这样的命令——因为即便下了这样的命令也不会得到执行。但布莱克对金钱没有丝毫的贪念，而且他麾下的舰长们也没人敢勾动他处于临界点的怒火，更何况病痛的折磨早就让他积了满腹的火气。
护卫舰在斯泰纳的带领下进入战场，他站在“宣扬”号（Speaker）的艏楼上指挥着这艘旗舰绕过重重障碍向海港里面进发。他只向其他各护卫舰舰长下达了一个口头命令：跟在自己后面，自己怎么走他们就怎么走。作为此次闪电式袭击的先锋，这也是唯一的办法。斯泰纳是海军中冉冉升起的新星，他自孩童时就随纽芬兰渔队出海，1649年第一次在海军中担任指挥官，时年24岁；第一次对荷战争中他已经能够成功指挥护卫舰作战。此刻他很清楚布莱克接下来要做什么，因为他也参与了法里纳港之战。
斯泰纳在艏楼上看准机会，率队从体积最庞大的两艘西班牙盖伦帆船之间的缝隙中穿了过去，所有这些部署都是在一片出奇的寂静中完成的。布莱克有严令，必须等各部抵达指定位置后才能开火，因为一旦开火，硝烟弥漫之下船舰将无法再做出高精度的动作。顶着大盖伦帆船的轮番齐射，英军护卫舰跟在斯泰纳身后钻过缝隙。9点整，护卫舰终于紧贴盖伦帆船停稳。接下来就轮到他们开炮了。
与此同时，英军大型战舰狂风骤雨般的轰击打得岸上堡垒毫无还手之力，对方的炮手被吓得四散逃窜。海岸炮台也没发挥多少作用，布莱克事先已经预料到停泊在内港的运宝船会挡住炮弹。火枪手们则被裹挟着硝烟的海风吹糊了眼，无法清晰地瞄准英军登舰部队。后者把小船划到西班牙大船下面之后攀缘而上，在一片迷蒙烟雾的掩护下，英方水手肆意出击。大型战舰驶进海港彻底解决了盖伦帆船。下午2点整，西班牙舰队司令的旗舰和副司令的座舰接连发生爆炸。
每当一艘西班牙船舰沉没，近岸炮台就会多出一片向英军瞄准开炮的视野，所以越到后来战事变得越发激烈。一些英军将领因为不停歇的轰炸而被狂热战意冲昏了头脑。舰队副司令伯恩、舰队后卫司令斯泰纳和其他三名舰长试图保住擒获的敌船。若不及时停手，整场作战尤其是最为关键的撤退环节都有可能被扰乱。布莱克将撤退的命令重复发了三次，众人才终于开始执行。于是英军船舰由绞船牵着，像法里纳港之战一样迅速退出了港口。
斯泰纳的“宣扬”号在早上8点整率先发动进攻，至晚上7点整才拖着残骸地最后一个退出战场，当时该船船舱积水已达9英尺，桅杆全部毁坏，靠缆绳拖着才得以安然返回。是役，布莱克一艘船舰都没有折损。由于没有俘获财宝，或许让此等战功无法显于人前，不过他凭借足可忽略不计的损失摧毁了整支“黄金船队”，而英军仅伤亡50人。布莱克往西班牙帝国最敏感的地域狠狠捅了一刀。此役最重要的影响还在于，西班牙正急需这批财宝来支撑自己在佛兰德斯的战事，结果它们却被布莱克死死困在圣克鲁斯港动弹不得。
英格兰海军的超卓战力引起欧洲各方势力的纷纷议论。“前前后后都让人匪夷所思，但凡熟悉那地方的人都知道，再有胆色的人也不会糊涂到去捅那个马蜂窝。”克拉伦登伯爵如是写道，紧接着他又说，西班牙人一致认为这帮来生事的不是人类而是魔鬼。威尼斯大使认为，这是英格兰自击败无敌舰队后最了不起的一场大捷，因此也值得好好庆贺一番。
7月，布莱克起帆回国，只留下一支小规模分队继续封锁行动。他盼望着能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再次踏上英格兰国土。抵达普利茅斯港时他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道军令：必须给留守在加的斯沿海的船舰继续输送补给。1657年8月7日，旗舰“乔治”号刚刚驶进普利茅斯港，布莱克就离世了。
1657年9月4日，布莱克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Abbey）。364天后克伦威尔离世。布莱克时期，海军在动荡局势中仍旧延续中立的政治立场，“空位期”（Interregnum）的英格兰政坛频换王旗，其间海军作为在野者虽略有微词，不过从未插手政坛更迭之事，而这种局面即将改变。
克伦威尔的儿子理查（Richard）是一个性情随和的人。他继承了父亲“护国公”的位子，议会和枢密院均是他的支持者。不过陆军认为此子未建寸功，是个孱弱不堪的“女王面首”。军中高级将领均不认同由他坐主帅的位子，况且眼下局势也透着一股不妙的意味，国家财政混乱无序，薪水都拖着没发，得靠削减军费开支来解决这些问题。如若不然，政坛上由陆军一家独大的局面将会瓦解。
海军站在理查一边。其中一部分要归功于海军总司令爱德华·蒙塔古，他是新任“护国公”的坚定拥护者。海陆两军龃龉难合，海军总司令和陆军将军们频频斗法。1659年3月，蒙塔古带领一支40艘船的舰队前往丹麦湾（SoundofDenmark），陆军趁此发难，他们废黜了理查，重组尾闾议会。
陆军对蒙塔古心怀忌惮，深信此人会支持查理·斯图亚特复位。此前一直赋闲的海军上将约翰·劳森被任命为英吉利海峡舰队司令。劳森是毫不动摇的共和党人，与布莱克和其他将领不同，他断然做不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拥护自己所厌恶憎恨的政权。因为敢于身先士卒，敢于和克伦威尔对着干，他也深受手下将士们的爱戴。起用劳森旨在将海军分而治之，一旦蒙塔古对新政权产生威胁，劳森就会出手。
蒙塔古被迫隐退，不过尾闾议会的危机并未彻底消除，海陆两军积压的怨念已然沸腾。将士们的饷银拖欠了好几个月，甚至还有拖欠好几年的。10月，士兵们封锁了所有出入威斯敏斯特宫（PalaceofWestminster）的门径，并有部队在其四周驻扎。陆军由此成为英格兰的掌控者。
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海军发动了政变。11月13日，劳森的22艘船舰开进泰晤士河。曾经由陆军发源而来的海军现在反而扼住了前者的咽喉。时值寒冬，伦敦城被围困，市区人心惶惶，人们不仅挨饿，还要受冻——运煤船被拦在泰晤士河上进不来。圣诞节那天城中的将军们举起了白旗，尾闾议会重新上台。
此时舰队总司令成了英格兰政坛的仲裁人。伦敦城要求查理·斯图亚特重登王位，劳森自然不会同意，他的巨舰大炮不仅瞄准军政府，也会指向伦敦城和保皇党。
但不久海军就丧失了这份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仅仅一周之后，乔治·蒙克将军率领部队跨过特威德河（Tweed）迈入英格兰。进军伦敦途中他一路观察揣摩着国内的民心向背，人们早已受够了连绵不断的动乱，都盼求着再次举行议会选举。其间，曾于1648年被肃清的议员们再度回归议会。
局势走向不容劳森乐观。回归的议员们均为保守派人士，如果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就又给了保皇党可乘之机。身居舰队司令之位的劳森也有其他选择，他可以凭借手中的舰队联合其他立场坚定的共和党人，发动内战行险一搏。当然他也可以割舍自己的政治理想，与蒙克联手保住眼前的稳定局面。最终劳森选择了后者，他退到一旁，由蒙克和蒙塔古担任海军的海上总司令。只是海军上下的意识形态早就被其政治领袖们彻底改造，许多将领都拒绝像舰队总司令那样妥协。
1660年3月23日，塞缪尔·佩皮斯（SamuelPepys）从伦敦塔胆战心惊地登上了“雨燕”号（Swiftsure）。他是蒙塔古的秘书，蒙塔古此时正指挥海军进行夏季巡航。“雨燕”号扬帆下行往蒂尔伯里（Tilbury）驶去，佩皮斯要去那里会见劳森。
劳森和蒙塔古也有过一段过往。加的斯远航的前夜，劳森曾试图说服这位年轻将领放弃此次行动。蒙塔古也明白自己是掉进毒蛇窝了。这一趟佩皮斯想必听到不少流言蜚语，说以前在劳森手下效力的将官们不会听命于蒙塔古。同时国内正在进行议会选举，以此决定英格兰未来的出路。民众公开谈论查理·斯图亚特归国复辟的事情。蒙克和蒙塔古正秘密和流亡在外的这位斯图亚特王族接触，就如何与众人周旋协商其归国就位的事情出谋划策。
在方方面面的谋划之中，海军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没人能肯定它究竟会如何行动。
蒙塔古和佩皮斯换乘“内斯比”号后继续向唐斯进发。进入锚地之后佩皮斯留意到了沉船的残骸和被海浪摧折的桅杆直直戳出水面。这片浅滩暗礁密布，很是险恶，曾经夭折于此的航船已经成了后来者们的水路标志。他们一路前行，最终和驻守在迪尔城堡（DealCastle）的夏季巡戍军余部会合。两军鸣炮致礼，阵仗十分浩大，硝烟弥漫，以致佩皮斯不仅看不到对面的船舰，连自己甲板上的人都看不清。
佩皮斯在战舰上待得还是比较惬意的，经常和军官们觥筹交错。他渐渐对船舰有了初步的了解并能依此出海航行，文官中很少有人像他那么热衷于海上航行。他还和蒙塔古、军官以及其他船员们一起玩九柱戏（ninepin）作赌。船上时常有人奏乐唱歌，多为讽刺当时政府的曲子。同时他也和众多海员一样，焦灼地思念着自己的妻子，倦怠于单调乏味的海上生活。有天晚上他下船散心，先去迪尔的几处酒馆逛了逛，深夜喝醉之后和一帮年纪比自己小的军官打成一片。“这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很晚才上床睡觉——酒已经喝到了嗓子眼。”
整个4月舰队都停驻在唐斯。蒙塔古自3月就开始着手整肃手下的将官，停留唐斯期间没有丝毫停歇，他以庖丁解牛般的微妙手段把舰队层层分离。佩皮斯手中情报标示了将官们各自所属的阵营，其中尤为激进者被派到了岸上，剩下的人有些被调出执行护航任务，有些则没了座舰——他们的船被直接买断了。不过蒙塔古还是不放心舰长们是否真的和自己一条心，他为此十分忧虑，因为他正利用唐斯的地理位置与海对面身处荷兰的斯图亚特家族的人进行秘密谈判。“内斯比”号上英格兰方面、尼德兰方面的信使和权贵来去匆匆，各舰对此都一览无遗，毫无秘密可言。
目见耳闻之下舰长们心中颇为不满，但他们缺一个领头人。劳森已经被保皇党拉拢了——一边是要为海军掌好舵，一边是眼下凶吉莫测的自身命运，掂量之后他决定不再阻挠国王回国复辟。
不过之后甲板上的情形和他的想法全然迥异。将官们在后甲板上站定，佩皮斯向船员们大声宣读了《布雷达宣言》，“我辈大幸！”他们轰然响应，“上帝保佑查理国王！”佩皮斯随后一艘艘船挨着宣读过去，听闻消息的船员们纷纷把帽子抛向空中，“一艘接着一艘的船上响起了震天响的‘国王万岁’（ViveleRoy）”。
或许舰长们丝毫没有假以辞色，不愿和王朝复辟扯上任何关系，毕竟他们曾被训练得对政治领袖绝对服从，而且参军报国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让保皇党永不踏足英格兰。结果现在的形势不仅要他们默认君主制死灰复燃，还要他们仍由国王驱使。他们的指挥权变得沉浮不定。不过船员们的想法和国内民众一致，迫切希望局势能稳定下来。但不论政治立场为何，他们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结队于此，唯有稳定的政府才能给他们发放饷银，所以他们为国王欢呼毫不奇怪。和军官们不一样，他们是失无可失。每位水手都得到一品脱葡萄酒作为赏赐，于是所有潜在的抵抗都消弭于无形。
舰队载着王室成员返航多佛，一路鸣炮以示庆祝。查理讲述了不少他于1651年逃离英联邦军队追捕时的逸事，为身边拥簇的众人助兴，佩皮斯听得尤为入神。海军再次冠上了皇家之名。
军政府以严苛手段向英格兰民众强征暴敛，以此堆砌出了雄强的海军。金钱是行政系统的润滑剂，使其以空前的效率高速运转。金钱让海军舰队的规模从40艘攀升至130艘，而且之前的40艘主要都是巨型战舰，之后既有悍勇无匹的第一流战舰，也包含不可或缺的护卫舰。金钱为舰队招兵买马，当其充裕时更维系了他们的忠诚度。“金钱，金钱，金钱”——1628年它就被奉为海军的第一推动力。不过随着税收渐告枯竭，1660年，海军债务已逾125万英镑。
如此情形之下，新近复辟的君主政体似乎变得岌岌可危。以历史眼光来看，传统君主制那一套征税机制和行政体系已经老朽不堪，倘若新政府仍旧如此行事，海军的光辉将只是昙花一现，海军也将离历史的轨迹越来越远。
但事实上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并未中断海军改革的大势，反而成为强劲助力。
痛饮美酒的时刻，水手们以为自己身处天堂。
——约翰·巴尔萨尔佩（JohnBaltharpe）
加的斯、丹吉尔（Tangier）、马拉加（Malaga）、阿利坎特（Alicante）、热那亚、里窝那、那不勒斯、墨西拿（Messina）、加利波利（Gallipoli）、赞特岛（Zante）、君士坦丁堡、士麦那、斯堪德罗恩（Scanderoon），光听这一连串充满异域风情的地名，英格兰水手们的心就骚动不已，想要前去一探究竟。每当有航船进入地中海的海港，载满妓女的小船就会上前招呼，令众人不由得要去纵情享乐一番。“船还没停稳，海军中许多家伙就先快活了一回。”
水手们离船登岸的时候可以暂时摆脱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海上生活。到了镇上，他们痛饮大醉，纵情喧闹，不论在英格兰还是其他地方，他们都会急不可耐地往当地的烟花巷里钻。一名居住在里窝那的土耳其人，因为亲眼看见了英格兰水手们狂浪放逸的行径，从信奉基督重新变回伊斯兰教信仰。据说一名水手能在几个小时里就把整年的薪水挥霍个精光。他们甚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对这些乐子念念不忘。随船牧师亨利·泰昂格（HenryTeonge）乘坐战舰从英格兰出发前往地中海，他在日记中记载了离开本国海域前的最后一夜里船员们和各自的女伴是如何度过的：“眼前场景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一男一女钻进吊床，女人的双腿悬在吊床两侧抑或伸出床尾。有些鸳鸯们躺在箱子上酣睡，还有的紧紧拥抱着接吻；他们大多意识迷离，不是半醉就是半睡。”
夏初离港时，海军的每艘船舰上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情形。离港后他们将会前往不同的目的地。1680年，有6艘船驻扎于英吉利海峡西面入口的桑丁斯（Soundings）。驻守期间，若有商船要向南去往丹吉尔、比斯开沿岸、葡萄牙、加那利群岛、马拉加或是要向北去往冰岛，都会由他们随行护航。2艘战舰随捕鱼船队前往纽芬兰并在回程时护送他们穿行大西洋，目标是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半岛两地利润丰厚的渔业市场；2艘战舰开往地中海东部，负责守卫黎凡特公司的船队；2艘战舰负责捕鱼季的海上巡弋，以保证在雅茅斯（Yarmouth）沿海作业的鲱鱼船队能够安全作业，并在作业结束后护送船队前往地中海。另外还有2艘负责护送商船前往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半岛进行贸易。不那么走运的人（共2艘船）被调去了爱尔兰海域执行巡防，各有1艘船被派往泽西岛（Jersey）、格恩西岛（Guernsey）、朴次茅斯、希尔内斯、背风群岛、巴巴多斯和牙买加负责守卫。10艘船负责巡逻直布罗陀海峡，还有1艘驻防英格兰海军基地丹吉尔。查理二世娶了一位葡萄牙新娘，丹吉尔和孟买是她的嫁妆。
前述最后一组船队是英格兰地中海海上力量的核心，即地中海分舰队。其规模并不固定。1679年，阿尔及利亚海盗尤为猖獗，直布罗陀海峡上巡防的英格兰船舰达到35艘。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对付私掠船，在敌方沿岸海面上驻防或是四处巡航，搜寻那些虎视眈眈、不怀好意之辈。但航行海上期间，这些船舰也可能会被调到英格兰海域和斯堪德罗恩（即当今土耳其的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之间的任何一处海域为商船护航。船舰需要维修或补给时会前往里窝那。
泰昂格日记中那些出海前夜和自己男人欢好的女人们会随船从泰晤士河口一直到唐斯，然后在那里下船返岸。离别之时，悲戚含泪，男人们会在小号声中唱起那首经久流传的水手民谣——《终须一别》（LoathtoDepart）。
皇家海军士官约翰·巴尔萨尔佩曾于17世纪70年代随“圣大卫”号（StDavid）远航地中海，“圣大卫”号舰载46门炮，船员240人，是地中海最庞大的护卫舰之一。他为此番远航写了一首长篇打油诗。诗中有大量的细节描写了船员们身处艰苦巡航岁月时的想法和情感，其中性和饮酒方面的内容尤为丰富。他如此讲述自己的离乡出海：“月光下，我站在甲板上/眼前空茫茫一片，空茫茫如那晚英格兰从视线中消失一样/永别了，美丽的英格兰，永别了。”
这帮水手离开英格兰时泣涕涟涟，不过一到异国的港口，他们就急忙冲向岸上的妓院或直接登船的烟花女子。1661年“蒙塔古”号离开里斯本时，船上300人中有37人要接受性病治疗。乘着小船出来迎接英格兰船的窑姐们，必然生意兴隆。
还有其他人也在候着那些船。地中海港口是水手们暂时歇脚的地方，当中许多人都希望能在船上谋个铺位，他们或远行，或回英格兰。海军每年要给20～40艘船招募3000～4000人，其中绝大部分人属于四级、五级、六级战舰，一小部分归属三级战舰。和平时期人手不成问题。没有战事的时候地中海就是英格兰海军诸多行动的核心区域。
一般而言，在战舰上工作仅仅是海客们在波涛里讨生活的一条门路而已，还有其他选择摆在他们面前。水手爱德华·考克希尔（EdwardCoxere）曾于海上颠沛流离，因此能流利地说四国语言。内战期间他曾效力过数位主子，之后他加入西班牙人的队伍对付法国人，之后又投入荷兰人的阵营对抗英格兰人。这之后再帮着英格兰人打荷兰人，后来成了巴巴里私掠势力的俘虏，被逼着不分国别袭击所有船只。再后来他被救了出来，被安置到一艘英格兰战舰上和西班牙交战。西班牙人俘虏了他，他逃出囹圄后回国，出海往纽芬兰去了。
并不是所有水手都像考克希尔这样坎坷地飘来荡去，但他们绝大部分也都是在商船和海军战舰之间来回漂泊，挣一份辛苦钱然后寻找下一家。对许多水手来说，参加海军是一个过渡而非一份志业，是今后谋求巨财的敲门砖。这帮人的一身皮骨足以熬过海上那野蛮残酷、旦夕莫测的日子。在雅茅斯或里窝那、朴次茅斯或墨西拿登上国王的船舰时，他们早已明白自己跨入的是怎样一个世界，其中什么事都要照着规矩来。
船上每个整点都会有铃声报时。每4小时会有8声铃响，这是在提示值岗警戒人员该换班了，航程中这项常例雷打不动。船上有右舷和左舷两处警戒，水手登船后会被分到其中一处执行值岗任务。一个警戒处会值勤4小时，其他轮班处的人睡觉或者休息。8声铃响一过，没值岗的人即刻离开吊床，打起精神接手分配给自己的岗位。特别年轻且手脚敏捷的船员大多在高空执勤，被称作“瞭望人”（topman），他们待在高高的尖桅横杆上，负责调整船帆、监视远处动静和修补大段大段的帆绳。无力再在高空执勤的老水手会降至船腰甲板上，叫“船身工”（waisters）。他们经验丰富，负责协助水手长（boatswain）控制前帆或者参与其他特殊任务。最没经验的普通海员有时在船腰或后甲板和船身工一起警戒，有时作为值勤水手牵拉缆绳，干的都是不需要技术和灵巧但很耗力气的体力活。瞭望人、船身工和普通水手值勤的4小时当中，工作艰辛繁重而又千篇一律——船行海上时的每项行动指令都得靠几十号人齐心协力、累折了腰才能实现。
也有人不用参加严苛的轮班值勤，他们夜里睡觉、白天干活，所以叫作“常员”。这些人都是专业人员和工匠，明显有别于值勤警戒的“水手”（seamen）。船上有木匠、制帆工、炮手、铁匠以及不参与普通行船事宜但负责重要日常工作的其他船员，常员做的就是这些需要技术的活。有些时候，比如航船要抢风换向、抵御风暴或发现敌船时，就需要紧急调动所有船员——包括常员和休勤人员——的力量。17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英格兰水手在地中海时经常要参与应对这样的突发状况，因为护卫舰上配置的人手要比战列舰少一些。
年满20岁且有5年海上经验的水手会被列为一等水兵（ableseaman），可以“负责船舵、铅锤（Lead）、桅顶和帆桁”，即掌舵、测量水深和高空作业。一等水兵每月有24先令的薪水。普通水兵（ordinaryseaman）需要干更多的粗活，且薪水要低于一等水兵。除了一等水兵、普通水兵以及常员之外，船上还有一些其他人。每艘船都配有号兵，他们负责将命令传达至船上的每一个角落。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男童，他们大多为将官们在船上的侍从，同时也出于熟悉海事的目的登船。还有些男童会充当随船外科医生的助手。年纪最小的瞭望人在顶上的帆桁处干活，那里的船帆要轻一些。1659年，一位名叫爱德华·巴洛（EdwardBarlow）的普雷斯特维奇（Prestwich）男孩以航海长（chiefmaster）学徒的身份加入了“纳斯比”号。1661～1662年他去了地中海。我们对“复辟海军”（RestorationNavy）日常事宜的了解大多是从他的日记中获取的。
爱德华·巴洛在日记中详尽记录了皇家海军中惊险屡现但有时又十分平淡的生活。日记中写道，有一次他和同伴们才睡了半个小时就被叫了起来：
一艘船要维持良好的状态，得有大帮人手来完成日常事务。
还有一些并非日常性的主要工作。用绞盘升起大锚、回收大船上的小艇都需要众人苦干数个小时。数周的海上航行以及与海盗交战之后，船员还得修补漏水的地方和加农炮炮弹造成的破损，修缮摧折的桅杆和帆桁。此外大船还得倾侧休整——先把船拖上海滩，倾侧船身，然后开始对吃水线以下的船体进行修补，并把吸附在船体上的甲壳动物和海草铲掉——最后还要涂上动物油脂作防水之用。
8声铃响之后，他们从岗位上撤下，退回自己在火炮甲板上的餐舍里休息。每个餐舍容纳4～8人不等，其中一半在右舷值勤，一半在左舷值勤，从而可以让值勤的人不在时，其余人有更宽敞的地方休憩和睡觉。军中伙食在两门火炮之间的一张桌子上提供。水手能有的休息之处和私人空间都在这里了，其中存放着寥寥无几的私人物品。这里还是水手们放置吊床和白镴餐盘的地方。没有任何自然光线能透过火炮甲板，加之航行的时候炮口完全封闭，这里面的空气远谈不上清洁新鲜。
每晚7点，船员们拿着自己的餐盘来到设在艏楼的厨房，打好食物再回到餐舍的桌子旁就餐。按条例规定，船上每天须供应船员鱼、猪肉、牛肉和一加仑啤酒。一天中这个时候最为惬意，众人讲谈逸闻，哼曲唱歌，玩赌钱的游戏。许多记录17世纪航船生活的作品都提到，跳舞和吵闹的淫秽曲子受到普遍欢迎。巴尔萨尔佩曾说，和他一道的船员顺着小提琴的调子就能跳起舞来，有时候他们就只是“瞎蹦跶”而已。“空位期”时，布尔斯特罗德·怀特洛克（BulstrodeWhitelocke）曾以大使身份前往瑞典，途中他和水手们谈天说地，还和他们一起在甲板上肆意打闹，“时不时从脖子往里灌水、开个玩笑……这些举动很受那帮人的欢迎”。
人们常说水手“百毒不侵”，他得长着“一个无坚不摧的胃，吃下什么都能照单全收，就是铁块都能给消化了”。出海后，能供应新鲜食物和啤酒的光景并不长久，之后船员只能仰靠贮藏食品过活，当中有一些已经放置了数年之久。新鲜食物的短缺使得疾病成为必然，其中坏血病尤剧。拜黄热病这样的热带疾病所赐，西印度群岛成了名副其实的坟场墓地。斑疹伤寒在环境不卫生、众人长期聚集的地方横行肆虐。痢疾对船员的身体状况也是一大威胁。大冷天里艰苦的重复劳动让水手们饱受疝气、风湿病、溃疡和呼吸道疾病的折磨。
所有航船都会遇到这类艰难处境，而且海军船舰提供的补给比绝大多数商船还要宽裕。当一艘航船抵达地中海港口，意味着船员们可以稍微远离一下船上的伙食——发黑的面包、已经有年头的腌牛肉和腌猪肉（被戏称为“又臭又硬的咸肉干”）。巴尔萨尔佩生动描绘了大伙儿抵达墨西拿时的雀跃情景，水手们到市集上采购食物，买了麦芽酒、卷心菜、胡萝卜、芜菁（turnip）、坚果、鸡蛋、柠檬、橙子和无花果带回船上。不过西西里红酒和白兰地这样的杯中物更受水手们青睐。巴洛回想年轻时第一次远航地中海时说，阿利坎特当地出售的商品让他非常吃惊，有无花果、橙子、柠檬、石榴及其他水果和杏仁，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争相前来迎接护卫舰的小贩船上购买的。
如果手头上没钱，水手们会用自己的衣物换酒，等回到船上的时候，他们的“外套没了，脑子也不好使了”。军需官向水手们出售“罩衫”，也就是耐穿耐磨的工作服，费用从他们的薪水里扣。船员没有统一服装，不过大多数水手都会戴一顶红色蒙茅斯帽（Monmouthcap），身着蓝色或者白色汗衫，系白色头巾，披着皮夹克和蓝色马甲。水手们先赊账，拿了衣服去换食物和酒。他们买的东西越多，最后能拿到手的钱就越少。
“得欢当作乐，何来明日忧！”这是英格兰水手的人生准则。据考克希尔回忆，他们拿俘获一艘西班牙海船得来的钱在陆上购置了许多东西，结果接下来那段航程中他和同伴们“吃得滋润，还时常有酒喝”。与其省着钱为未来打算，还不如当下先过得舒服些。
船上补给时常不足，或者吃的东西十分无味。长官们比较体恤手下们的心情，希望船上是一片和谐平静的氛围而不是弥漫着深重的怨气。不过他们对下层的关怀和休戚与共也就到这个程度了。爱德华·巴洛认为水手生来命路粗粝、性情顽劣乖张，就得被压着才会好好干活。到了17世纪下半叶，这种想法越发普遍。
1661年，旨在“整顿完善国王陛下的海军政务”而颁布的《海军纪律条令》（NavalDisciplineAct）含有35项条款，1663年又加入10项规定。条令规定，凡出现辱骂、争吵和酒醉等情状，当罚没犯事者一日薪水或罚以监禁。有鸡奸、谋杀、偷盗、侵吞公款、值勤时睡觉、攻击长官、哗变和擅离职守等罪状者可处以死刑。1663年新添的规定允许船长从轻处罚值勤时睡觉和偷盗等情况。
船长们多半不会动用死刑解决问题，最常见的处罚形式是鞭刑。首次记录在案的、在整个舰队当中对歹徒施以鞭刑的例子来自1654年的一支地中海中队，一名水手因对船长动手在每艘舰上都挨了5下鞭刑，两名水手因醉酒闹事和偷盗在每艘舰上挨了3下。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鞭刑变得越发普遍且严苛。1675年，一名水手因唆使他人攻击长官而在6艘船上受了19下鞭打，又在旗舰上受了31下。刑罚记录中没有因同性恋罪名而受罚的记载。对之后的英格兰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泰特斯·奥茨（TitusOates）当时还是一名海军随船牧师，他因鸡奸罪名被解雇。
其他一些罪名以羞辱和皮肉之苦的方式处罚，由长官们裁夺如何判刑。泰昂格那艘船上，有辱骂行为的水手会受到嘴里硬塞着铁笔（Marlinspike）罚站一个小时的处罚。还有一项悠久的传统，就是周一那天第一个撒谎被抓住的人会被押到主桅处，一路上其他船员会大喊“骗子！骗子！骗子！”接下来的一周中这个人要负责刷洗船头正下方的船身和铁索。实际上清理粪便的人就被称为“骗子”。那些曾经偷牛肉吃的水手被抓住后，人们会在他脖子上挂起牛肉然后把他绑在主桅上，接着同伴们排着队一个一个把生牛肉扯下来塞进他的嘴里。其他惩处方式还有锁上铁脚镣、把陆上回来晚了的人从帆桁顶端丢进水里。
上述惩戒进行得非常正式，以儆效尤，而平常日子里，船上违背纪律的行为会立即得到惩罚。刑罚力度因各船、各长官而异。冷不丁突然抽来一鞭子，或者水手长的粗棍猛一下就挥过来，这些事每天都会发生。“空位期”时，海军部官员会接到普通海员的申诉，有时还会为他们撑腰。王朝复辟之后任何越过船长向上发声的尝试最终都落得被狠狠抽一鞭子的下场。
纪律准则的严苛必须要和其他因素达成平衡。心中满怀怨怼的船员就如同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大多数长官是靠与船员相互合作、用说服而非前述之惩戒的方式来领导船员的。另外船员们心里也清楚，一艘船如果纪律混乱将会非常危险，服从命令、相互间和谐友好事关整艘船的生死存亡以及获得战利品后个人能分利多少。
船员们的生活质量如何取决于长官们的性格和才干。水手们对自己信任的长官会非常卖力地工作。常设官是海上生活的核心所在——水手长、炮手、木匠、军需官和厨子。不同于舰上其他人，他们隶属于自己所在的船，无论是出海还是船被拖上岸闲置的时候都待在这艘船上——船长和船员们来来往往时常会换人，连接这些新旧之人的便是常设官。
对水手而言，水手长是平日里干杂活、值勤时始终绕不开的人物。他和他的助手负责管理甲板和帆桁上所有的活儿。水手长是所有船员的头儿。许多最日常的事情他都会监督：绳索、帆、锚的修护保养。在甲板以上部分他的话分量最重，桅顶上的行动也由他指挥，他脖子上挂着一只银哨子，手里握着鞭子，以此号令所有船员。
炮手掌管的地方是封闭严实的火药舱和位于吃水线以下的弹舱。火炮、炮弹和火药必须时常检查，严防任何明火，并时刻做好应战的准备。交战时火炮需要不断填充火药，炮手为了避免发生爆炸会将炸药小批小批分送至火炮甲板。这件关系重大的差事须找一个经验丰富、谨慎仔细的人，一次微小的差错，比如不小心把火药撒在明火附近，就有可能酿成大祸，到时弹舱一起爆炸，刹那间就会给船体造成严重破坏，船员伤亡将十分惨重。护卫舰和北非海盗船之间的单舰对决迅疾猛烈，火炮必须连番快射且不能失了准头。能否获胜，就要看炮手将自己的手下训练得如何，以及船上的军火库是否可以随时支援战斗；能否安全无虞，则要看火药是否被区隔成很多小份，以杜绝意外爆炸发生。
木匠的角色至关重要，而且一直都有活儿要干，因为帆船总有地方等着修整：维持抽水泵正常工作、检查是否有漏水的缺口并把它们堵上、更换因为恶劣天气而裂开的船柱、检视堵缝的填塞物、保养船舵，这些都是木匠要负责的事情。而且保养工作似乎永无休止，如此才能保证船在航行时可以劈波斩浪、无惧风暴。他每天得向船长报告船身漏水达到多少。这些木匠对航船的上上下下了如指掌。
军需官也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只是船上其他人都厌恶他。他负责采购补给，再分配给船员；给船员发放薪水、赊账。要是船上的食物补给跟不上，他的常设官官衔就会被船员们扯下来。许多军需官为饱私囊，把破破烂烂的罩衫以高价卖给绝望的水手，后者需要用这些罩衫到外国港口换食物、酒和女人。
常设官中位阶最低的是厨子，通常这一职务会委任负伤的水手以奖励其耿耿忠心。厨子管辖的区域是位于艏楼里面的厨房。
海上世界熙攘变幻，常设官却是其中长久固定的职位，有地位而且工作稳定。作为常设官助手的海军士官包括职责各不相同的大副以及衔级低一些的士官。虽然比不上常设官稳定，但他们的重要性不遑多让。他们的能力足以让其代理航海长、水手长、木匠和炮手的职位，协助长官处理日常事务。同一衔级的还有制帆手、箍桶匠、军械工、军需官手下的管事、舵手和其他各种工匠与助手。船员队伍中还有些人虽可以发号施令但并没有正式官衔，比如每处桅顶和每门火炮都有一位“领头人”，监督平日里的事务以及在战时负责督战。海军士官的人选由上级长官决定，整个远航结束以后，他们再去别处找活儿干。
士官可谓皇家海军的骨干力量。一艘船要想确保安全无虞、行动成功，每个环节就都必须运作得像钟表一样精准。它要靠许多不同的队伍通力合作方能运转，犹如一台由众多齿轮紧密咬合而成的机械装置。士官就是带领和管理这些队伍的人，让甲板下面的各项事宜进行得有条不紊，他们是船上刻板的等级制度之中的沟通管道。所以士官责任重大。这当中表现出色的能升为大副，进而升为委任官（warrantofficer）。
任何一名常设官获得晋升之后都会转到另一艘等级更高的船上，或者也可能去岸上的船工厂做维护人员的头儿，负责看护停驻待用的战列舰。木匠可以转为造船长，军需官不必再深陷于海军在岸上的那些官僚事务，运气好的日后还能成为海军部或者海军委员会中的资深秘书。偶尔也会有人从委任官爬到金字塔塔尖。比如约翰·贝里（JohnBerry），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在纽芬兰捕鱼船队待过；25岁左右时在一艘停驻于西印度群岛的皇家海军海船上当水手长。两年之后，他成了那艘船的船长。最终他的军衔升到了后卫司令。
不少人愿意自降身份到战舰上服役，即使获得的职位比自己原来的要低。做到了候补军官的海员经验极为丰富，他们是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爬到目前的位置的，正盼着有一天能拿到委任书。但有些候补军官走的路子是反的：他们以前是水手长、炮兵、航海长，甚至还有人当过船长，结果反过来成为别人的手下。一旦哪位常设官因身体原因离开职位，候补军官随时可以将退任者手中的职责接管过来，并凭借他们的能力维系船舰的正常运行。
以单次远航为职务期限的还有非常设委任官。随船军医经过“理发师兼外科医生中心”（Barber-Surgeon’sHall）考察通过后由海军委员会向其颁发委任书。随船牧师在1665年以前均由船长选定，1665年以后由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ofCanterbury）选定，1677年以后决定权又转到伦敦主教（BishopofLondon）手中。
委任官有几项特权，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在哪儿睡觉和上厕所——这两件事情和吃饭一样，是所有海上航行的人都极为看重的事情。水手长和木匠的舱室位于后甲板舱壁，从那里到甲板上十分方便，以便于他们处理紧急情况。主甲板尾部是船长及其副官的起居室，如果地方宽裕的话其他委任官也可以在这儿分到一个舱室。有特定地位的人才可以享受在起居室单独吃饭和睡觉的特权。火炮甲板最后面一块是用帆布隔出来的炮室，也可以供一小部分委任官、候补军官和大副安置他们的吊床。绝大部分士官都睡在前甲板下的水手舱。住起居室的军官可以在艉楼两侧的边室从容地上厕所。其他军官和高级士官可以到船头两个专属的小圆屋里解决一下内急。亨利·泰昂格很幸运，他费尽力气弄到一个用得很旧的便壶。以上这些真不是小事儿。
航海长是所有委任官当中地位最受人尊崇、最需要技术含量的职位。航海路线、掌舵还有调节船帆的事情都需要他负责，他的命令下达给水手长、舵手和负责实际操控船舰航行的士官们。航海长一职不在常设委任官之列，因为他们熟悉的是特定地点的具体地理情况，所以他们参与的是某次远航，而非固定在某一艘船上任职。与试者在通过领港公会（TrinityHouse）严苛的测试之后，才能拿到航海长的资质证明。获得航海长资质要对深海航行的所有大小事务以及沿岸航行和引航事宜都了如指掌。资质证明标明了航海长可率领的船的级别，以及他积累经验时所在的海域。如果因为指挥失误而导致航船失踪或损毁，责任就得由航海长担着。
长官们对食物和酒的痴迷丝毫不逊于普通船员。泰昂格记录了70多种不同的食物，包括外国水果、鱼、奶酪、各式沙拉和小牛肉。他写道，光景好的时候，一名长官在地中海的生活比在国内要滋润，“我们在这里吃的是上等的肉，喝的是上好的酒，还能享受不少乐子，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圣诞节可以吃到牛肉、葡萄布丁、碎肉馅饼，国王诞辰日那天有小牛肉、鲭鱼、龙虾、沙拉和鸡蛋。一众停驻马耳他沿海的船长们的食谱是这样的：“一份丰盛的烤布丁”；整猪腿配花椰菜；用猪蹄、两头烤乳猪、一只火鸡、一个肥猪头和三只鸭做成的一道菜；用塞浦路斯（Cyprus）飞禽做的一道菜；然后是开心果和枣子；此外还有“足量的美酒佳酿”用来佐餐。
对所有参与者而言，船上的生活都是艰苦而又危险的。和巴巴里海盗的战斗残酷凶险。有一回，一轮交锋后，“鲁珀特”号上从船长到大副的所有长官尽皆战死。不过至少长官们的待遇要更舒适一些，海军中熙攘来去的水手们才是最惨的。一次从泰晤士河到斯堪德罗恩的远航途中，亨利·泰昂格就曾在旅途间隙为那些丧命于意外事故和疾病的同伴们举行葬礼，戚伤满怀。
虽然充满危险和困苦，海上生涯还是让人心向往之。当满腹牢骚的巴洛真有机会可以从自己的地中海首航提前脱身回国的时候，他却换到了另一艘船上继续未尽的旅程。他“总是寻思着要见识更多奇异的国度和风土人情”。海上服役途中，人们可能会见到烟雾升腾的火山，会经历地震，会成为第一批观览那些名称仿佛取自《圣经》和古语的地方的人。异国风情的诱惑、从战利品中分得一笔可观钱财的机遇，使海军船舰上的铺位总是被憧憬于此的人们挤得满满的。一个半世纪之后，英格兰水手对旅行的癖好几乎丝毫未变：“我们这些人如此醉心于漫步海上，”纳尔逊（Nelson）写道，“我甚至相信，就算从天堂坠入地狱也要实现这一心愿。”
这就是和平时期的海军，但到了战时就全然是另一副模样了。
海军能从全军覆灭的厄运中幸存，是因为战舰自身学会了如何在危急关头避开险难。
——安德鲁·马维尔
“以前，我们是为纸票而战；现在，我们为真金白银而战！”1667年，英格兰水手在梅德韦如是呐喊。经年累月，他们拿到的都是承诺日后发放工资的纸票。而现在，他们口袋里有了实实在在的钱币。只不过问题是，他们此时的身份是在荷兰船舰上服役的战俘。
荷兰人侵袭梅德韦是英格兰海军最惨痛的一段历史。6月10日，荷兰人抵达谢佩岛附近，希望能找到一艘护卫舰看守英格兰最重要的一处河口。接着舰队一路驶达梅德韦，与英军在吉林厄姆（Gillingham）临时拼凑起来的守军不期而遇。出身造船业豪门的彼得·佩特当时是查塔姆的海军督察员，他事先将十几艘船在铁索防线前凿沉以阻敌前进。
先行探路的荷兰护卫舰移开了这些沉船，为后续大军清理出一条通道。然后一艘火船越过水下的铁索，船上的工兵捣毁了拉扯铁链的栈桥，将铁链沉入海底后让大船行驶进来。之后，英军“团结”号（Unity）被俘，“查理五世”号（CharlesⅤ）和“马提亚”号（Matthias）被焚。但最惨痛的损失还是“皇家查理”号被擒——这艘巨舰是舰队司令的座舰。此番失利迫使阿尔伯马尔公爵（DukeofAlbemarle，共和制时期也有此头衔的乔治·蒙克）下令停驻吉列姆浅滩（GilliamReach）的英格兰舰队余部紧急撤退。
翌日，荷兰人一边用护卫舰轰击阿普诺城堡（UpnorCastle），一边开着火船冲向皇家海军的主要战船，被轰得遍布孔洞的战舰此时已动弹不得。人手严重短缺、火力弱得可怜，英军面对直扑而来的熊熊烈焰束手无策。“忠诚伦敦”号（LoyalLondon，92）最先被焚，随后“皇家詹姆斯”号（RoyalJames）和“皇家橡树”号（RoyalOak）上也相继燃起冲天大火。第三天，这支破坏力惊人的荷兰舰队绕过船身一半都已没入水中的英军船舰驶出了战场。荷军整体撤退之后开始劫掠英格兰东海岸。整个英格兰都开始传播骇人的传闻，人们惊恐不已。塞缪尔·佩皮斯写道：“到处都是荷兰舰队的大型中队，此前听说还在哈里奇，前一阵又说到了朴次茅斯，最新的消息又说是在普利茅斯，而且眼下已经开往达特茅斯，意图摧毁我们的海峡舰队……各处汇报荷军踪迹的消息令人应接不暇，以致威廉·巴顿爵士在席间哀号，上帝啊……我想荷兰人肯定是得到了恶魔的帮助。”
梅德韦奇袭残酷地终结了一场本属于英格兰的辉煌光荣之战。通过重新回顾1663年宫廷中发生的一场与荷兰人的争执，或许可以一探后日之果的发因。新任海军总司令——约克公爵詹姆斯，17世纪50年代时正值年少，却把时光耗费在了流亡路上，当时他一心想要建立军功，是一位彻彻底底的战士。
詹姆斯一直渴望能有机会率领自己的舰队。他之所以和荷兰人誓不两立，有个人、国家和政治等多方面原因。在政治方面，大议长约翰·德·维德（JohandeWitt）所领导的荷兰共和党人曾在英格兰共和派危难时施以援手。在国家方面，荷兰在世界贸易中处于垄断地位。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商品总量是有限的，而荷兰人吞了其中一大块。个人方面则是政治和国家两方面的综合体现，即詹姆斯憎恶荷兰共和国的加尔文教派，他自己在贸易和殖民地事业中也涉足颇深。
詹姆斯与他在宫廷中的追随者们成立了“皇家探险者非洲贸易公司”（CompanyofRoyalAdventurersTradingintoAfrica），由罗伯特·福尔摩斯（RobertHolmes）爵士率领前往西非海岸寻找黄金和奴隶。这项行动触怒了独霸西非的荷兰人。
荷兰议会马上出手反击，派遣米歇尔·德·鲁伊特前往几内亚，把皇家探险者非洲贸易公司设置在那里的贸易站全部肃清。随后鲁伊特劫掠了西印度群岛，袭击了纽芬兰捕鱼船队。作为回击，地中海总司令托马斯·阿林爵士（SirThomasAllin）袭击了返航途中的荷兰-士麦那护航舰队。在大西洋的另一侧，船长理查德·尼科尔斯（RichardNicholls）领着4艘驱逐舰逼入新阿姆斯特丹港（NewAmsterdam）并成功逼迫此港投降，英方由此获得北美东海岸自弗吉尼亚至缅因一线的控制权。为纪念海军上将约克公爵，此地改名为纽约（NewYork）。
和平时期最多配置4000名水手的队伍现在瞬间扩张成拥有3万人、100艘战舰的海战舰队。地中海舰队以及在世界各处执行护航任务的船舰被全部召回。英格兰的贸易活动失去保护。船舰召回之后船上的水手们不仅没有拿到工资，还先被“移交”，即转到另一艘战舰上。薪水延迟至最终解散下船时发放，而那可能是数年之后的事情了。
他们被安置到巨大的水上堡垒——一级、二级和三级风帆战列舰上，眼下只能把它们从储备处拖出来为投入战斗做准备。巨桅竖起，火炮登舰，不过去哪儿找上万名愿意服役的海员让海军当局十分头疼——这也是整个海事界的艰难时刻。成为海员要面对凶残且复杂难料的海战，面对疫病的威胁，食物供给也极不稳定，而且能不能拿到工资还要看运气，敢于承受如此种种风险的人并不多。
但仍旧有人自告奋勇。受人信任、履历漂亮的长官会吸引熟识他的人前来应征。特许公司、渔民和泰晤士河上的船夫都被摊派了固定的水手名额，但他们通常都找些借口逃避义务或者派出一些根本不适合出海的人——老人和孩子。许多水手自愿参加海战舰队的原因很简单：要真打起仗来，在战舰上服役比不服役的自由人要好，后者可惨多了。
可能一艘从遥远的贸易海路回来的商船正准备结束航行，船员们或许也已经看到了英格兰海岸线，经过数月的海上漂行之后心里正盘算着这次能在国内待多久，结果他们却被一艘小船接走并移交到一艘战舰上。从纽芬兰归国的渔夫、鲱鱼船队成员、往来东海岸的运煤船上的劳力以及外国水手尽皆落入海军部的大网之中。
当打仗的传言终于真切起来，水手们纷纷从临海地区的河巷水道逃往内陆。谷仓和树林成了这些人的临时居所，他们拿起铁锹扶起犁——干什么都行，只要能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些人正在极力躲避无情的威压。
任何职业水手都有义务在战时为英王陛下的海军服役。临海地区的教区治安官受令招募固定名额的海员。征兵吏员们在朴次茅斯、普利茅斯、哈里奇和雅茅斯等镇上大肆行动，四处搜查民居、客栈和船舰，寻找水手。这一过程中往往会有争执打斗——不仅是吏员和水手之间，有时水手们的妻子也会参与进来。
爱德华·科克希尔很擅长躲避征兵吏员。有一次他所乘的航船取道纽芬兰前往马拉加时遭到征兵吏员的搜查。科克希尔躲了起来，之后随船偷渡上岸。他钻入罗瑟希德（Rotherhithe）的偏僻巷道，藏在一家啤酒馆里，又借了些衣物穿上。然后他一路躲着征兵的人到了多佛，那样他就能把自己的工资交到父母手里。科克希尔躲在父母的房子里，不过最后还是露面并且自愿入伍了，因为他受不了像犯人一样把自己关在家里。在海上漂过的人逃不过征兵长的法眼。漂行海上会影响一个人的走路姿势，罗圈腿、摇晃的走路姿态就让人暴露无遗，更不用提恶劣气候下吹晒出的黝黑脸皮和身上的刺青了。
佩皮斯一路押着打上了印记的伦敦监狱囚犯前往舰队，这些强征来的旱鸭子列队前行的惨淡景象令他忧心忡忡，他们的命运吉凶难料。治安官们以次充好，迫不及待地把教区里的棘手人物转移到海军手中，这让海军官员很是反感。
一个不幸的家伙会发现，自己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他从没出过海，此时却身处战列舰的木质船身里——这些海上猛兽一般的巨舰能在战列对阵时稳住阵脚，直面敌人的致命猛攻。但此时已没有和平时代下游弋于地中海的护卫舰给他们护航了，像“皇家查理”号这样的巨舰上往往有几百名甚至上千名水手。除了童话式的壮美外形，这些巨舰实则就是漂行着的军火库，旨在正面交锋时连续轰击敌人并承受敌人的连续猛轰。只有经历过第一次英荷战争（FirstAnglo-DutchWar）的老兵们才清楚等待着他们的是怎样的凶残屠戮。
开战前，二级战舰“伦敦”号因一次弹药库事故在泰晤士河爆炸。船上有300～400人，几乎全部殒命，仅23名男性和1名女性幸存。此事隐约暗示了此后战事的走向。
双方在3月正式开战。4月初海战舰队停驻哈里奇，100艘战舰整装待战。国王驾驶小快艇的技术十分老到，他在巨舰之间来回巡视，在海平面上检阅自己的海军。4月28日，舰队前去封锁荷兰海岸，但5月初因为缺少食物又回来了。最终，6月1日，荷兰人出现在绍斯沃尔德（Southwold）沿海。
荷兰人此番出海旨与英格兰人对阵交手，解除海上封锁的威胁。他们的统帅名叫雅各·范·瓦瑟讷尔·奥布丹（JacobvanWassenaerObdam），此人能够崛起和荷兰海军高层没有丝毫关系。他有许多关于舰队作战的理论，但实际经验匮乏。相反，詹姆斯舰队的统领们经历过克伦威尔时期的诸多战事，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如约翰·劳森、三明治伯爵（蒙塔古）、乔治·艾斯丘爵士、阿尔伯马尔公爵（乔治·蒙克）和其他响彻一时的名字。尤其是他最为倚重的威廉·佩恩——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海上勇士，詹姆斯任命他为舰队副司令。
奥布丹并不认为自己的舰队能胜任击败英格兰的重任。不过他接到了与英军开战的严令。他打算在下风向找一处适合防御的位置，将英军压制在海湾里，这样他就能在时机合适时逃离战场——既让那黩武好战的当权者满意，又能保全自己的舰队。
之后两天里双方舰队使出浑身解数，都想占得优势位置。奥布丹一度抢得先机，却不知为何没能主动发起攻击，这令英国人觉得十分怪异。荷兰舰队总司令因为作战时的犹疑不定被人戏称为“雾蒙蒙的奥布丹”。战役最终在洛斯托夫特打响。詹姆斯对布莱克与蒙克的战术以及《海军作战章程》早已有过仔细研究。公爵心中的首要之事就是仿效加巴德战役与斯赫维宁根战役摆出战列线。更新后的1664年版《海军作战章程》为舰队司令增设了一项指挥信号，让舰队排成一线以左右摆动的阵形抢风前进。他还要求船长们靠近敌人身边时再开火。1665年开战前夕，詹姆斯又增设了几项新的指挥信号来维持使用战列线时的行动纪律。不过最具开创性的还是他带领舰队进行炮术和阵形演练，使得舰队进入良好的备战状态。
对于即将到来的诸多战役，詹姆斯的战术和目标都很清晰：他将位居阵形中央号令全军，而且他希望每一位船长都能严守他定下的纪律。整支舰队按战列线紧密排列并以舷炮近距离轰击敌人，直至把对方战列线阵形打出裂缝。未来由他指挥的战役将是按照教科书进行的正规战。
上万名水手或在干活，或在火炮边待命，于升腾的硝烟中向外窥视，他们可能对这些形式上的交锋并没有什么感觉。部分舰长也觉得不解，他们发现几乎无法像詹姆斯希望的那样规整队形。虽然阵形有一定的攒聚变形，但英军的战列线大致还是稳住了。荷军的情形要糟糕得多，整支舰队散乱不堪。这时又刮起了西南风，把荷军朝英军中路和前锋大军吹去。由三明治伯爵率领的英方后路大军离开战列线阵形驶往荷军后方，这就断绝了荷军逃离回国的后路。
英方中路以及部分前路大军正与荷军鏖战。荷军陷入包围，战列线阵形溃散后变成盲目混战，独立中队各自与敌人激烈对决。海战史上没有哪次战斗动用过如此之多的重炮。如果说在战争之初把巨型战舰排成战列线阵形就已经非常艰难，那么现在此举更是难如登天。
一轮舷炮如果指挥得好，力量就如同一次地震：后坐力让整艘船猛然一颤，排炮重重叠叠的轰鸣声似乎无休无止，与此同时成吨的铁制炮弹射来，一片撕裂、撞击、木刺四溅的声音。水手长与木匠正在顶层甲板和船桅上匆忙来去、爬上爬下，修补破损的地方，他们赤裸裸地暴露在雨点一般倾泻而来的加农炮炮弹、小铁弹、火枪子弹之下，此外还有断裂下坠的帆桁和船柱，能不能躲开全看运气。冰雹似的链弹像镰刀一样割断索具、撕破船帆，把船桅扯得粉碎。
成千上万名将士杀红了眼，尤其是舰长们，他们还得严格遵守命令统领自己的战舰杀入混乱的战场。想要维持战列线阵形并居于阵形中央进行调度（如詹姆斯所预想的一样）已经行不通了。战斗伊始，百艘雄伟战舰摆出的战列线尤为巨大，许多将官和舰长只能看到相邻船舰，其他什么都看不见。战斗中，红、白、蓝各中队尚能各自稳住队形，但整体的战列线阵形早已四散瓦解。英格兰巨舰的舷炮朝荷军轰击了整整一个小时。和上一回与布莱克、蒙克对垒时相比，此次奥布丹率领的荷军舰队增添了体积更大、性能更好的战舰，这就使得眼下的激战异常血腥惨烈。荷军战舰“奥兰治”号（Oranje）犹如复仇女神降临一般猛攻三明治的蓝色中队。全力冲向奥布丹旗舰“协和”号（Eendracht）的三明治被荷兰战舰团团围住。为救出伯爵，詹姆斯驶入混乱的战场。
“皇家查理”号直切战场中心，双方旗舰直接交锋。已是沙场老将的威廉·佩恩站在“皇家查理”号后甲板上，铠甲披挂全身。这确为明智之举。因为甲板和绳索都遭到链弹横扫，近旁侍从们的脑浆和鲜血溅了詹姆斯一身，吧嗒吧嗒地往下滴。
海战的真实面目便是如此。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无休无止，辛辣的烟雾久久不散，木刺碎片横飞四射，还有炮弹四处乱窜，远非人们想象中瑰丽浪漫的样子。据说奥布丹被一艘加农炮炮弹从甲板上击飞到了海里，但真实情形无从得知，因为目击者无一幸存：“协和”号弹药库被击中后爆炸，大块大块的焦黑木块溅射整个战场，所有船员瞬间罹难。
群龙无首的荷军这时已被打垮了。英军对剩余战舰痛下杀手，还放出火船准备将它们彻底消灭，荷军将士战意全无。不屈不挠苦战了一整天的“奥兰治”号这时掉头直扑詹姆斯的旗舰。只是“奥兰治”号已经被轰得惨不忍睹，400名船员牺牲了一半。舰长英勇战斗直至最后一刻，成为战俘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死了，破残不堪的战舰也被英军付之一炬。荷军“终于掉头狂奔逃散”。
英格兰方面约有300人阵亡，“玛丽”号占了其中三分之一，这是该船服役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斗中她像护盾一样罩住詹姆斯的旗舰，抵御荷军登船部队。“玛丽”号的长官们几乎全部罹难，唯有副官、航海长和舰长耶利米·史密斯（JeremiahSmith）活了下来。史密斯因英勇作战受封爵士，还和其他舰队司令一起被列入彼得·莱利爵士的“洛斯托夫特勇将”（FlagmenofLowestoft）系列纪念画作。约瑟夫·乔丹（JosephJordan）是该系列中除史密斯以外的唯一一位非将官成员，他在劳森重伤之后接手指挥“皇家橡树”号。当时乔丹发现船身受损严重，秩序一片混乱，舰长奄奄一息，航海长阵亡。据佩皮斯所言，他带领“橡树”号重新投入战斗并且“十分勇武”。皇家海军只有1艘战舰损毁，而荷军有17艘损毁，9艘被俘。海上战斗的阵亡人数一般是持平的。英军许多侍从官身首异处，包括马尔伯勒（Marlborough）伯爵在内的数名舰长被杀，另外还有2名将官被杀；荷军死伤人数约为5000人，且2000人被俘。
即便英军的阵形没能经受住实战的考验，但它的战舰和将士们做到了。原本詹姆斯有大好机会来消灭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的荷兰舰队，彻底结束与荷兰的战事。但白天的苦战令詹姆斯和佩恩十分疲惫，他们留下旗舰舰长约翰·哈曼接管舰队，自己回舱室休息去了。午夜时分，一个名为亨利·布朗克（HenryBrouncker）的侍臣下令松开船帆。第二天早晨詹姆斯醒来时惊恐地发现，荷军正朝自己进逼过来。
布朗克为什么会那么做，至今是一个谜。据说他是受了约克公爵夫人的命令为保她丈夫安全才这么做的。可能他还没从白天战斗的炮弹休克症里缓过来，一心想着让亲王远离近距离密集炮火的无情屠戮。
尽管如此，詹姆斯仍称得上一名英勇的战士，在满是脑浆和鲜血的后甲板上还依旧保持镇定。不过对一位王位继承人而言，身处如此凶险的地方实在太不安全了，所以查理把他调离了实际指挥的位置。
洛斯托夫特一役之后数月，形势对英格兰而言不容乐观。一艘满载财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逃过了皇家海军贪婪掠夺的魔爪。荷兰人开始修建战舰，规模和火力与英格兰二级战舰相仿。而且最值得警觉的是法国人参战了。据不完全可靠的情报显示，地中海的法国海军正试图与德·鲁伊特会合。5月29日，海战舰队分为两股，鲁珀特亲王率领20艘战舰向西拦截法军，阿尔伯马尔公爵率领56艘战舰留守唐斯。31日，他离开唐斯——后来他发现此时动身正是时候，因为当时德·鲁伊特大军已经就位，准备把英军困在锚地中。查理派遣信使，令鲁珀特亲王回归主舰队。但信使直到6月1日才到——正是在这一天，阿尔伯马尔公爵决定不再等待援军，直接向德·鲁伊特发起进攻。
开战第一天，双方还是以战列线对阵，一场血战之后荷军俘获4艘战舰。夜里，后卫司令哈曼的座舰“亨利”号遭到2艘火船袭击，船舷和船帆被烧。惊慌之中船员们开始跳海，但哈曼拔出佩剑镇住了他们并强令他们继续留在船上。“亨利”号两根船桅被毁，其中一根的翼梁还在落下的时候砸伤了哈曼的腿。荷军副司令科内利斯·厄弗仙（CornelisEvertsen）逼上前来，喊话让英军投降。“门儿都没有！”哈曼这般吼了回去。他击退了3艘荷军火船，逼散对方主力舰并从中冲了过去。“亨利”号离开的时候，厄弗仙被她的一发加农炮炮弹削成两半。“亨利”号退回哈里奇接受维修，并在第二天和阿尔伯马尔公爵一道重回战场。
6月2日，英军沿着敌军战列线阵形并排而行，到了可以近距离射击的时候开始摆出战列线。英军稳住了阵形，洛斯托夫特之战没能做到的事情这次做到了。双方舰队来回穿插并不断对轰，持续了整整10小时。
战斗第三日伊始，数个小时的凶猛轰击、保持战列阵形的操控调度让两军精疲力竭。英军的情势显然更为严峻。最初参战时阿尔伯马尔公爵有56艘战舰，第二天开战时变为50艘，到了第三天只有28艘。只有很少几艘完全毁坏或被俘，绝大多数船舰是因为炮轰而失去了作战能力。其中“羚羊”号副官如此描述他的战舰：“我们船上遍布骇人的裂痕，指挥官被炮弹削去一条胳膊，有55人阵亡，受伤人数也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我们的船桅、船帆和索具全都被扯烂了，鲜血染红了甲板，惨烈如屠宰场一般！”阿尔伯马尔让15艘比较结实的战舰组成战列线掩护全军撤退。英军得以获救，全靠他们稳住了战列线并能协调统一地行动。“英军良好的秩序和纪律无人可比。”一个法国人赞叹地写道。
下午，重围之中的公爵看到了曙光：鲁珀特亲王带着舰队余部到了。
两支舰队都加速向对方驶去，不过一个暗藏的危险阻碍了他们的会合。盖乐普浅滩（GalloperShoal）处——位于克拉克顿海滨城（Clacton-on-Sea）的正东方——正在退潮。“皇家查理”号、“皇家凯瑟琳”号（RoyalKatherine）和“皇太子”号搁浅，同时荷军正往这边逼近。前面两艘船很快重获自由，不过“皇太子”号却被紧紧地卡住了，她顽强地从詹姆斯一世时期幸存下来，还是海军第二大战舰。以“皇太子”号为旗舰的乔治·艾斯丘真是倒霉透了，他命令船员稳住心神，等着海水来帮战船解围。但船员们已经慌了，船舵也坏了。艾斯丘成了同衔级中唯一一个投降的英格兰舰队司令，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名号。第一次英荷战争时他曾败在舰队司令德·鲁伊特手下，后者毫无疑问是当时最强的舰队司令；现在他再次成为荷军的阶下囚。德·鲁伊特下令焚毁“皇太子”号。这一损失令英格兰的声望大受打击，同时也让战列线残缺了一块。
第四天开战的时候，英军有52艘战舰，荷军有69艘。鲁珀特和阿尔伯马尔双双击破荷军战列线，不过又被对方的回击给逼退了。英军队伍仍旧严整，不过弹药已经告罄，而且士气低落。4天的杀戮之后，他们一共损失了10艘船、3位舰队司令、10名舰长和超过20%的水手（共有4250人阵亡、受伤、被俘）。德·鲁伊特竭力击断了鲁珀特亲王“皇家詹姆斯”号的船桅，迫使她只能在亲王分队的护卫下被拖出战场。并且他一直盯着阿尔伯马尔的旗舰和英军剩余船舰猛攻，后者已经苦战了4天。
英军在浓雾的掩护下逃离战场。他们的航海技术和旗语指挥系统不如荷军，曾经的远程炮火优势也不复存在，皇家海军全靠严明的舰队纪律才没有完败。约翰·伊夫林（JohnEvelyn）在希尔内斯“目睹了那里的悲惨景象，曾经保卫王国的伟岸堡垒，此时四分五裂，大部分已经算不得一艘完整的船，只剩下遍布海草的残破船身，冷血无情的荷兰人狠揍了我们一顿”。
发生于1666年6月1日至4日的“四日海战”（FourDaysBattle）确为“最惨烈、最顽强和最血腥的海上战争”。
此时德·维特做好了“致命一击”的准备。英国人已经战败，他现在可以独自带领荷军舰队进入梅德韦河，捣毁皇家海军所有余部。7月，德·鲁伊特带领一支庞大舰队出海，船上载的是准备登上英格兰陆地的士兵。
但令人惊奇的是，英格兰居然做好了继续战斗的准备。以“羚羊”号为例，“四日海战”结束的时候，她的右舷犹如筛子一般，左舷的大窟窿“甚至能容一辆四轮马车通过”；12门炮被毁，所有船桅、帆桁、绳索以及两组船帆全都报废。可经过几个星期的修缮，她又能重新战斗了。7月22日，鲁珀特亲王和阿尔伯马尔率领舰队出海，摆出的战列线共有87艘战舰，绵延10英里长，而荷军只有72艘。25日“圣詹姆斯日”（StJames’sDay）这天，两军刚好在盖乐普浅滩东面相遇。
荷军战列线遭到英军战列线的狂轰滥炸。包括4名海军上将在内的7000名荷军阵亡，英军仅损失300人。7月26日，德·鲁伊特组织大军撤退。
此时海上控制权落到了英军手里。如何获得最大战果？阿尔伯马尔和鲁珀特决定袭击一处荷兰港口。不过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作为入侵者很难接近荷兰港口。最诱人的阿姆斯特丹港深深隐藏在狭长的须德海（Zuyderzee）末端，船舰、大炮和浅滩保卫着它不受敌人侵袭。有一处可以下手的目标，即用作商船锚地的弗里兰河（Vlie）——弗里兰岛（Vlieland）和泰尔斯海灵岛（Terschelling）之间的一条入海河。不列颠海战舰队开到荷兰沿海，红色中队的后卫司令罗伯特·福尔摩斯爵士率领一支由护卫舰和火船组成的小分队驶入弗里兰河。
他进入入海河后看到了150艘商船。英军火船摧毁了荷方充当护卫的护卫舰，之后共有约130艘战舰和商船燃起了熊熊大火。第二天，英军焚毁了泰尔斯海灵岛西侧的镇子。整个英格兰都点起篝火为“福尔摩斯的篝火”庆功。
没过几周发生了一场更严重的大火。“伦敦大火”的浓烟遮蔽了1666年发生的其他所有事情。它对皇家海军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敌人凶狠残暴，战事绵延不止，公共财政因此承受着巨大压力；“伦敦大火”和瘟疫让国内经济脱轨。海军再也无力支付水手的薪水，有些地方的水手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了。随着局势的恶化，船员们不再服从上级命令。海战舰队被迫进入待命状态，海员们只领到些糊弄人的纸票就被遣散了。
荷兰人对泰尔斯海灵岛遭到野蛮破坏一事一直耿耿于怀，梅德韦突袭就是为了报仇雪恨。部分英格兰人认为“福尔摩斯的篝火”只是无谓的挑衅而非胜利。在佩皮斯看来，与荷兰人没有洗劫吉林厄姆这件事上表现出的自我节制相比，英格兰人在泰尔斯海灵岛的所作所为着实不光彩。实际上英格兰士兵赶到梅德韦时荷兰人早就离开了，是英军大肆劫掠了这座已经被毁的城镇。
驶过这条陌生的河流、攻破防守并直接端掉皇家海军的老窝，荷军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些。皇家海军总算可以庆幸这场灾难没有继续恶化，因为至少查塔姆的船坞未遭毒手。但实际上荷兰给英格兰带来的挫败和羞辱远不止于俘获和毁坏那些战列舰。英格兰因为这场战事耗费了无数钱财，回报却微乎其微。即便吃了败仗，荷兰仍有钱建造新船，修缮受损的战船，给码头工和水手发工资。正如此前巴顿所说，荷兰战舰确实得到了恶魔的眷顾。英格兰就做不到，即便是打了大胜仗或像“四日海战”那样反败为胜也不行。1666年下半年，他们已经无力再为舰队招募人手、补充物资和增设装备了。
英格兰水手听闻梅德韦战败后显得漠不关心。他们当初就是被强行赶到舰队上，从凶残的战役中幸存后又像犯人一样被困住——而且还是没法吃饱饭的犯人。他们的家庭一贫如洗。“皇家查理”号被俘之后，叛变的英格兰水手们挥舞着纸票，宣称他们已经收到了报酬。这是经年累月承受苦难后的报复。“确实，”佩皮斯特意写道，“海员们的忠心和情感都已背离而去，在沃平的大街上，妻子们大声哭喊，‘你们不给我们的丈夫发饷，这就是报应！’”
若不是上帝恩赐我们这样通晓海事的国王和公爵，这个国家早就一败涂地了。
——塞缪尔·佩皮斯
1676年1月14日，地中海舰队正停驻的黎波里沿海。当晚，所有战舰的舰载小艇都下了水，小艇上是携带了武器和炸药的船员。
这次行动由HMS“哈里奇”号（Harwich）的副官克劳兹利·肖维尔（CloudesleyShovell）计划并实施。那天夜里特别黑，小艇悄悄溜进港口，对方负责警戒的小艇尚未察觉就被拿下了。英军爬上大船后烧毁了4艘海盗船，一兵未损返回了舰队。此番行动进行得冷静、迅速、老练。肖维尔在国内赢得声名，还获得金钱和一枚查理二世颁与的金质勋章作为奖励。一年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带兵，时年27岁。
克劳兹利·肖维尔是伴随“复辟海军”一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海军军官，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自1663年服役时起就功勋斐然，直至1707年在一次船舰失事中遇难。我们可以透过他的从军生涯了解海军在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伊始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肖维尔的巨大福运源于他的出生地考克索普（Cockthorpe），这里是诺福克郡的一个小村庄，是克里斯托弗·明格斯（ChristopherMyngs）的家乡。明格斯是村里鞋匠的儿子，后来成为英联邦海军的一名舰长。他的早期资历来自地中海和斯赫维宁根战役。但他在执掌船舰和执行伊丽莎白式劫掠等方面的熟稔，还是得益于他在西印度群岛执行《航海条例》、掳掠“西班牙大陆”（SpanishMain）的经历。尽管顶着宗教激进分子的帽子，复辟之后明格斯还是被留用了。另一个考克索普出来的男孩——约翰·纳伯勒（JohnNarborough）成了明格斯的侍童，并随他一起在地中海服役。1663年，纳伯勒成为明格斯的副官，13岁的克劳兹利·肖维尔被选为新侍童。
有许多像纳伯勒和肖维尔这样的男孩，因为同乡和亲族关系踏上了升迁的第一步，他们以后可能会成为副官，运气好的还可能做到舰长。不过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还有其他很多路径通往海军上层。
一如往常，这些路径都高度政治化。1660年，“克伦威尔派-共和派”海军不得不变换门庭，即便不成为“保皇党”海军也得是“皇家”海军。这当中的麻烦在于军中经验最丰富的长官们都是经历过对荷战争的老将，因此与共和派以及克伦威尔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保皇党（Cavalier）中有资历的寥寥无几。流亡中的斯图亚特王室有一支小规模的海军队伍，1648年叛离英格兰的海上中队就是由这支队伍组成的，由鲁珀特亲王和一帮四处流窜的私掠船船长统领。1660年，托马斯·阿林被任命为皇家“多佛”号（HMSDover）舰长。1650年阿林执掌的一艘保皇党船舰曾在卡塔赫纳沿海被布莱克击沉。罗伯特·福尔摩斯也曾在鲁珀特中队待过，之后做起了私掠船船长；1660年他成为新一代保皇党舰长的一员。这些追随过鲁珀特的老部下一步步走上了将官的位置。威廉·巴顿爵士成了海军船舰监造官，1648年他曾带领部分议会党海军叛逃至斯图亚特王室阵营。
对查理二世和他的弟弟约克公爵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据佩皮斯所言，詹姆斯“察觉到很可能出现老一辈舰长们打江山，新一辈舰长们毁江山的局面”。未登上王位时，詹姆斯与专业的海军军官建立了紧密的工作关系，尤其是劳森和佩恩二人，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油帆布”军官（‘tarpaulin’officer）的特质。这个说法源自职业水手们身上那种涂了保护油层的帆布布料。正如字面表达的意思，这类军官在孩童时期就已经上了船，实打实地一级级往上爬、习练统率船舰的本领。佩皮斯称他们为“海之子”。
“油帆布”和商业海运有着稳固紧密的联系。约翰·劳森爵士的父亲是斯卡伯勒一名商船船长，他自己曾是当地海运界的重要成员，内战期间加入了“议会海军”。来自入海口小镇利镇（Leigh-on-Sea）的舰长理查德·哈多克爵士（RichardHaddock），其祖上从事航海和海军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1327年。复辟前后他曾做过商船和海军船舰的舰长，当过三明治伯爵和鲁珀特亲王的旗舰舰长，后来升任海军审计官并成为舰队司令。他的儿子理查德·哈多克和尼古拉斯·哈多克（NicholasHaddock）分别成为海军审计官（1733～1749年）和18世纪30年代后期英国在地中海的总司令。圣克鲁斯之战的英雄理查德·斯泰纳爵士，其海上生涯发轫于纽芬兰捕鱼船队，最后以护送舰队副司令的身份死在了护送查理二世的新娘从葡萄牙到英格兰的路上；他还身负攻占丹吉尔的使命。整个17世纪50年代，不断有“油帆布”被升任至统领位置，领导正处于扩张期的海军。舰长人选也逐渐从长期服役的委任官和士官中产生。这些人既具备实际航海经验又经历过第一次英荷战争，是海军的骨干力量。所以为什么不干脆把他们留住呢？
由于詹姆斯对“油帆布”之流的青睐，此时已经加封三明治伯爵的爱德华·蒙塔古认为必须在留住资历丰富的军官和尊重政治现实之间达到平衡。国家的政治支持对海军而言不可或缺。海军不能被视为共和时代的遗物，作为顽固不化的叛乱者的天堂而存在。在许多人看来，世袭将门尊崇荣耀且无条件支持君主制，由他们统领军队是完全正确和符合情理的。以此观点，实际经验的考量还排在尚武精神和天生的领袖能力之后。换句话说，若非如此，将有违天道。
无论如何，没有经验资历的三明治伯爵因为他在宫廷的位置而被推上了海军最高统帅的高位——只是他所在的是护国公克伦威尔的宫廷。很久以前开始，舰队司令就由贵族子弟和宫廷侍臣担任，实战经验方面则需仰赖资深的旗舰舰长。“空位期”时情形变了，有相应资质证明的人即使没有经验也可以受任指挥官职位，而且很受青睐——布莱克和蒙克就是明例。所以现在颇待思量的是如何将贵族和士绅引入海军，同时不对海军实力造成任何影响。
对士绅阶层的年轻人而言，成为副官是通往舰长的一条捷径。17世纪60年代早期，许多如此打算的年轻士绅就以副官身份空降到船上。1664年，罗伯特·福尔摩斯时年24岁的弟弟约翰成了一艘船的副官。一年后，他受任舰长，不到十年即升为将官。1661年，时年21岁的罗杰·斯特里克兰（RogerStrickland）受任“蓝宝石”号副官，他的父亲、保皇党沃尔特·斯特里克兰（WalterStrickland）还因此得到一笔赏金。此后五年中罗杰先后做过另外四艘船的副官，再之后他做了一艘被俘船舰的临时指挥官，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指挥官职务。1668年他成为一艘海军战舰的舰长。
新一代职业军官正茁壮成长。1661年起，“国王信童”（king’sletterboy）加入船舰之中。他们是士绅子弟，年龄上限在1676年被正式定为16岁。他们被送出海学习航海和驾船技术，并从此踏上晋升之路。扎姆斯和查理希望“士绅”军官能像“油帆布”军官一样去思考和行动。17世纪70年代后期，老一辈共和政府的“油帆布”军官和保皇党的“士绅”军官或亡或退，他们的位置开始转由复辟后进入海军的军官接手，此时新一代军官的身躯上已经留下属于他们自己的战痕。
至此又要说回克劳兹利·肖维尔了。他加入海军以后，最开始是在西印度群岛跟随明格斯及其副官纳伯勒，那里是海军各处驻地中最折磨人的一处。明格斯的任务是阻止西班牙人重新占领牙买加。他劫掠了古巴圣地亚哥（SantiagodeCuba），针对英格兰殖民地的破坏行动就是由此而来的；另外他还捣毁了西班牙人的要塞和堡垒。不过真正铸就他后世功名的还是第二次英荷战争。1664年战事伊始，他被任命为白队副司令。1666年的四日海战中，他阵亡于红队副司令任上。
约翰·纳伯勒接管明格斯的“胜利”号时四日海战打得正酣。他的表现十分出色，并被升任为舰长。克劳兹利·肖维尔成了他的随身侍从，1667年随纳伯勒一同返回加勒比海，加入约翰·哈曼爵士和约翰·贝里领导的中队。他们的中队在尼维斯（Nevis）附近击败法荷联合舰队，在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歼灭法军一支大型中队，并占领了法属圭亚那（FrenchGuiana）的卡宴（Cayenne）和荷属苏里南（DutchSurinam）的帕拉马里博（Paramaribo）。两年后，肖维尔加入纳伯勒前往南太平洋远航的队伍，这番经历所积累的航海经验相当宝贵。到了第三次英荷战争的时候，这一批军官对皇家海军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纳伯勒被调遣到詹姆斯的旗舰“皇太子”号上做副官，肖维尔作为见习生随同前往。
1670年，查理二世和法国签订秘密条约，两国将结成反荷同盟。当时皇家海军正全力重建和修补梅德韦突袭中毁坏和损伤的船舰。查理的钱足够支撑一场短期战事，他计划先由英法海军击败荷兰海军，然后护送陆军登陆尼德兰。法国陆军也会同时向荷兰共和国发起进攻。
荷兰共和国岌岌可危，敌人在海、陆上的兵力都远胜于它。堪以告慰的是，荷兰人有米歇尔·阿德里安松·德·鲁伊特做他们的海军统帅，他以卓越战术力挫英法联合海军于索尔湾（Solebay）、斯库内维尔德（Schooneveld，两次）和特塞尔。詹姆斯称德·鲁伊特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海军将领，其原因不难看出。1672～1673年的4场大战中，他以非凡的领航技术、旗语系统和战术战法把敌人原本十分可观的阵容和炮火优势消弭于无形。德·鲁伊特在敌人数量明显占优的情况下向索尔湾的英法联合舰队发起突袭。这个做法非常大胆，虽没有带来大胜，但本来此次行动的意图就是不给敌军任何从近海入侵共和国的机会。
德·鲁伊特发展出一套斩首打法：一旦英军舰队司令被击杀，整支舰队随即呈现疲态。索尔湾之战开始阶段，詹姆斯的旗舰就被5艘敌舰盯着打了4小时。因为海上一丝风都没有，舰队余部也无法向这位王位继承者施以援手。那是令人非常绝望的时刻。旗舰舰长约翰·考克斯（JohnCox）爵士阵亡，后来约翰·纳伯勒接管了他的位子。雄伟的“皇太子”号惨遭荷军大炮的摧残，包括詹姆斯家眷在内有200名船员殒命。顶桅从高空坠落时弄坏了主帆，砸到甲板上之后令许多火炮无法继续射击。
荷军放出火船准备彻底终结“皇太子”号，倘若他们真能成功杀死那位英格兰和苏格兰王位的继承人，历史的轨迹将会大不一样。但纳伯勒迅速做出反应。他让小艇一直牵住船头，直到船帆捕捉到了一丝微风。这样费了很大力气之后，“皇太子”号终于开始移动了。就在她刚刚驶进舰队的安全范围时，荷军击落了她前桅顶帆的帆桁，身形庞大的旗舰再也动弹不了了。詹姆斯及时逃了下来。他把令旗转移到了“圣迈克尔”号上，等这艘船被轰得支离破碎之后，令旗又被转到了“伦敦”号上。
载着英军司令的船舰没有一艘是安全的。舰载100门炮的“皇家詹姆斯”号是三明治伯爵的旗舰，也一样被荷军战舰和火船重点关照。尽管船头下方就有一艘敌舰，但她还是和“皇太子”号一样，凭借船上的火力令荷军无法攻上前来。后来“皇家詹姆斯”号挣脱重围逃了出来，不过因为船身连续遭受重击，她已经开始下沉了，从骇人的炮火屠戮中幸存下来的船员也没几个。最终她被一艘火船钩住，烧了起来。到了正午，除三明治伯爵外的所有英格兰船员都弃船而去。伯爵肢体严重残缺，人们从海上找回遗体时已经认不出他的面目了，全靠身上的嘉德勋章（OrderoftheGarter）才得以断定身份。尸体没有烧焦的痕迹，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伯爵就是那个最后弃船的人，他是弃船之后才牺牲的。
眼前旗舰所遭受的野蛮攻击又一次提醒人们海上战争冷酷无情的一面。“皇家詹姆斯”号除舰长哈多克以外的所有军官全部阵亡。“亨利”号舰长和大部分军官殒命。和相当数量的舰长一起阵亡的还有许多出身高贵的廷臣，当中很多人是站在詹姆斯近旁时瞬间失去了生命的。大型旗舰犹如磁石一样吸引着敌人的加农炮炮弹，被驱赶到这些船上的水手们实属不幸。詹姆斯是躲过了惨死的命运，但只要哪艘船舰飘起代表他皇室身份的十字旗，那艘船就会血光四起，被轰得支离破碎。
詹姆斯十分希望将自己树立为一个完美的17世纪海军大将形象。纳伯勒描绘了他在索尔湾与敌人猛烈交战时的情景：
殿下在船首和船尾间来回奔走，砥砺士气，着实令将士们感怀不已。他总觉得自己离敌人不够近……此时约翰·考克斯爵士已经被杀，战舰由我统领。我绝对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其他亲王能像殿下这样勇敢坚决地和敌人战斗，而且他渊博的航海知识和精湛的海航指挥能力令所有海军将领都相形见绌。
如果不是对一位亲王来说，学习航海术和行船技术，或者是激励水手士气有失其高贵身份，那么这些话足以吸引陆地上那些王侯富绅把自家子弟送到海上和帆布缆绳打交道，希望有朝一日挣得功名。海军如今成了光荣的职业。
海军虽然未能赢得对荷战争，但在查理和詹姆斯的关怀呵护下，它还是作为一个专门机构繁盛起来。他们招揽佩皮斯这样的才干之士入主海军部，使其变得空前鼎盛。不过他们留给后世最伟大的遗产还要数创立了一个专业化的军官队伍。
肖维尔就是从中成长起来的一名军官。当时外人和海军军官自己都喜欢用“士绅”和“油帆布”来区分阵营，那么肖维尔属于哪个阵营呢？他出身地主家庭而非海商家庭，他是靠关系进入海军的，不过他里里外外都是个货真价实的水手。像肖维尔这样的年轻军官，在17世纪60年代还是个孩子时就开始在海军服役，“士绅”和“油帆布”的鲜明区分在他们身上渐渐模糊起来。此当归功于查理和詹姆斯的改革。
战争是军官快速晋升衔级的好机会。索尔湾战役之后，纳伯勒受命指挥三级战舰“费尔法克斯”号，护送商船前往地中海，肖维尔是大副。第三次英荷战争临近尾声时，纳伯勒晋升奥索雷伯爵旗舰舰长，任蓝色中队第三司令。之后他又以红色中队第三司令的身份在皇家战舰“亨丽埃塔”号（50）上升起了自己的将旗，肖维尔随其任第二副将。
海战舰队在北海的征战也将武官们大大磨砺了一番，不过地中海才是英格兰海军武官真正的成长摇篮。1674年，纳伯勒被擢升为地中海舰队司令，于“哈里奇”号升起自己的将旗。肖维尔任该舰副将，此时他已经历了10年海上生涯的磨炼，参与过西印度群岛、太平洋、地中海的数次远航以及本国海域的战列线海战厮杀，加之明格斯和纳伯勒的言传身教，作为明日将星的肖维尔正冉冉升起。
纳伯勒舰队可谓地中海舰队中很壮观的一支了。最多时有35艘船，这还不包括当时部分正在直布罗陀海峡执行护航任务的战舰。纳伯勒所建功勋之一便是收买了突尼斯人。之后他以里窝那和马耳他为大本营肃清了的黎波里的海盗船。肖维尔可能已经跃跃欲试地在他师父的巨型舰队里做过几次舰长，不过绝大多数时候纳伯勒还是把这位徒弟随身带在“哈里奇”号上。这个做法还是很明智的。肖维尔领导了对的黎波里海盗的袭击。两个月后对方又在海上损失了4艘船，当时他也正待在纳伯勒身边。英军的一系列行动迫使的黎波里总督与之签订了和平条约。年末时萨莱方面也和英方达成了同样的协议。此时唯一的威胁就剩阿尔及利亚了，纳伯勒舰队也可以到里窝那、梅诺卡岛（Minorca）和加的斯以外的区域活动了。
现在“蓝宝石”号（32）归肖维尔指挥。他执掌过不少四级战舰，但显然最偏爱“蓝宝石”号，曾两度担任该舰舰长。1681年，他受命指挥“詹姆斯帆桨”号（JamesGalley，30），之后5年他都是驾着这艘战舰在海上巡视，为商船保驾护航的。与此同时，亚瑟·赫伯特（ArthurHerbert）接掌了纳伯勒在地区司令的位置。肖维尔战绩斐然，击败并俘获了两艘阿尔及利亚巨型船舰，它们后来被编入海军服役。赫伯特是历任地中海舰队司令中最成功的一位。1682年他迫使阿尔及尔与本国签订条约，之后的历史证明该条约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战争在赫伯特的身上也留下了痕迹。有一次和2艘阿尔及利亚海盗船交手的时候他挨了一枪，尽管当时子弹还陷在右眼窝下面，他仍然向另外10艘敌船发起了进攻。1678年他曾和一艘海盗船有过恶战，一条挎在肩上的子弹带当场爆炸，他后背上的衣服被烧光，眼睛还暂时性失明了好几个星期。此外，赫伯特还有些花花公子的狼藉声名，经常混迹于烟花柳巷。
后来肖维尔接替了赫伯特直布罗陀海峡总司令的职位。由于英方已经成功迫使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与自己签订条约，肖维尔手下的船舰数量比赫伯特时大大削减。肖维尔集中力量来对付萨莱，那里是最后一个海盗盘踞的大本营。
击退掠夺者和与舰队作战非常不同，前者是对航海术、领导力和独立判断的综合要求。和海盗船单挑往往会让武官声名大振。比如舰长约翰·肯普索恩（JohnKempthorne），1669年他和7艘阿尔及利亚海盗船连战两天，最终让航队安全回国。1681年，他的儿子摩根·肯普索恩（MorganKempthorne）更胜一筹，用了12小时击退7艘阿尔及利亚海盗船。战斗中共有8人阵亡，摩根亦在其中。
舰长在海外是代表着国王的。1675年，约翰·贝里爵士任纽芬兰护航队统帅，他受命驱赶纽芬兰的居住者们迁去别的殖民地。这些居民和英方有渔业上的利益冲突，伦敦方面认定这些人会对捕鱼业造成不利。贝里是在纽芬兰渔船上长大的，他在调查了实际情况后选择站在当地居住者这一边。他没有驱逐这些人，而是向国内递回一份报告。此番介入为存留纽芬兰殖民地起到了积极作用。
两年后贝里从地中海调到弗吉尼亚，去缓和当地紧张的政治局势，那里发生了一场最终未能成功的叛乱。1680～1681年，他再次到地中海执行护航任务。有一个18岁的男孩正在船上历练海事，他是格拉夫顿公爵、国王的私生子。要想学习海上生活所需的技艺，参与护航任务是个极佳的办法。这番远航贝里和格拉夫顿从英格兰出发，经丹吉尔到士麦那，然后沿阿利坎特、马拉加、唐斯一路折回。两年后公爵成为英格兰海军中将，任狭海总司令。
地中海成了舰长们争相前往服役的地方，因为海军总部设在丹吉尔，他们也由此得名“丹吉尔人”。官员们醉心于那里的美食、风光、商品和女人。舰长们为了各自桌子的品质争相攀比。欢愉享乐的气氛弥漫丹吉尔，许多官员无论是买是租都有自己的房子，并且保持着有声有色的社交生活。不过军官们青睐地中海的最主要原因还是这里有谋求晋升、荣誉和暴利的机会。17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抗击海盗的同时，新一代舰长们也在纳伯勒、赫伯特和肖维尔座下拜师学艺，当中许多人成长为海军司令，在18世纪头几十年里引领英格兰海军前行。1683年，随着丹吉尔殖民地和海军总部的撤离，“丹吉尔人”的这个小世界亦宣告终结。
曾经，海军屡屡在和平年景变得衰败消沉；现在，海军需要在世界上不同地方执行任务，这就保证了海军建设的连续性，它会时常得到操练。海军正在向一个职业化兵种转化。
岸上也同样有这种势头。经过刚开始的沉潜期后，塞缪尔·佩皮斯在海军行政方面做出了卓越成绩。他反复拆解和拼装船舰模型，还和“皇家詹姆斯”号的大副聊天，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内容都有，这让他在战舰的技术知识方面获益匪浅。佩皮斯还从大副那里学习了基础的数学知识，于1662年7月学会了乘法表。以此为基础，这位海军大臣最终掌握了高级会计的技能。同时，一位数学家还传授计量船用木板的秘诀给他。佩皮斯手持算尺，以所学的知识质问那帮把持木板、铁器交易的商家和制帆商。凭借数学、会记技能和经验，佩皮斯洞悉了供货商玩弄的伎俩，将一些困扰海军当局的腐败行为彻底清除。他十分尽心地侍奉国王，善于在极细微处发现波澜；他对海军的见解之全面，亦是时人所难以企及的。正如其所自称的，他虽不是“海军的拯救者”，不过他为行政工作树立起一套准则与规范。其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詹姆斯与查理打造一支强大海军的热情。
1677年，他的努力得到国王的正式认可。从那以后，副官必须通过考核方能就任。此举可谓颇具革命性，海军部在查理二世亲自施压之下才极不情愿地实行了这一举措。之前本章引用过查理关于海军服役的话，其中出现过“交易”一词。他说的是实话。纵观英格兰的历史，领导和统率海军的一直都是出身于世袭将门的精英阶层。正如字面词义所表达的，世袭将门的子弟无须通过考试就能任职。
这项决策引领海军往专业化方向迈进，成为英格兰海军史上一个重要节点。陆军在这方面落后了一大截。海军在18世纪所表现出的高度专业化和精湛技艺，便始于考核制度的设立。
这是查理兄弟二人留给海军的珍贵遗产，他们向海军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海军变革始于共和政府时期，在复辟之后仍继续前行。
英格兰对任何兴起于海上的地区或国家都理所当然地心怀嫉妒，世界上罕有与其比肩者。
——沙夫茨伯里伯爵（TheearlofShaftesbury）
英军一边以护卫舰轰炸法军防线，一边以火船和小艇冲入拉和岬（LaHogue），他们捣毁了12艘风帆战列舰，当着敌方大军的面干掉了他们的运兵船，詹姆斯看着眼前的场面十分兴奋和痛快。拉和岬之役当天，另有3艘敌方战舰在瑟堡（Cherbourg）被焚毁。
“啊！”看着吞噬拉和岬法国船舰的巨焰，詹姆斯豪情高喊，“唯我英勇无畏之英格兰人，才敢如此英勇作战。”
当时他身旁的法国官员们想必十分不自在，他们的海军和运兵船受命入侵英格兰，扶助詹姆斯二世夺回他于1688年失去的王位，却被强大的英荷联合舰队击败。
尽管这支海军在摧毁着他的梦想，但詹姆斯对“自己的”海军如此满意并不奇怪。很少有哪个君主将自己和海军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有个早夭的儿子曾被他取名为埃德加。尽管詹姆斯只参加过两次海战——洛斯托夫特之战和索尔湾之战——但这些英勇战斗的经历让他对海军极具认同感。曾经由他塑造、磨砺并训练出来的英格兰海军又迅速取得另一场胜利，一股自豪感抑制不住地从他心里生发出来。
在重振皇家海军方面，詹姆斯和国人可谓同心同德，不过两者在其他很多方面有着致命的不协调。1673年一项新的立法——《宣誓法》（TestAct）——要求受雇于英王的所有官员都放弃天主教信仰。这对詹姆斯而言是个大问题。大约从17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他从新教改信天主教。虽然贵为亲王，他还是得遵从法律，于是极不情愿地放弃了海军大臣一职。由鲁珀特亲王领头的一个委员会接手海军。
17世纪英格兰的天主教教徒处境非常艰难，即便是王位继承人也是一样——实际上此事还激化了事态。天主教信仰被认为是非英格兰之物，而且象征着暴君和专制。1666年的伦敦大火也被认为是多个国家的天主教教徒共同策划的一起阴谋，旨在拼死一搏破坏圣公会（AnglicanChurch），让自由的英格兰重回专制政府的统治。自1661年开始，路易十四（LouisⅪⅤ，天主教教徒）一心要在欧洲建立“普世君主国”（UniversalMonarchy），即法国霸权。1677年，一位名为提图斯·奥兹（TitusOates）的海军牧师干了件极不光彩的事，他向全世界宣称天主教教徒正密谋刺杀查理二世，旨在让詹姆斯登上王位。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却在议会中掀起一股狂潮，人们想尽办法要把詹姆斯排除出王位继承序列。“我认为，”一位议员说道，“天主教教徒们正谋划着要将我们的信仰赶尽杀绝，其用心已如正午的太阳一般昭昭在目……他们的武器已经架到了我们脖子上，我们绝不能沉默，要奋起保卫自己，要尽一切可能逃出他们血腥残忍的魔爪。让一个天主教教徒登上王位，我们将万劫不复。”
刀锋是向着斯图亚特王朝去的，不过更换继承序列会削弱君主权威，查理断然拒绝。他采取了中庸的做法，将海军大权拱手让与议会。自查理登位以来，议会就一直在争夺海军的控制权。第二次英荷战争中英方损失十分惨重，为此议会组织了一个战事纠察委员会（CommitteeforMiscarriages），彻查所有舰队司令和海军委员会的每项行政指令和行动决策。还有一个名为布鲁克众议院委员会（BrookeHouseCommission）的议会组织对海军财务进行了审查。现在，海军控制权终于到了议员们手中。
不过议员们也没有控制海军多久。查理临死前重新夺回对海军的控制，并且擢升塞缪尔·佩皮斯担任一个独特的职务——海军部事务书记官（SecretaryfortheAffairsoftheAdmiralty）。1685年，詹姆斯登基。
乍看之下，海军待遇之优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佩皮斯获得一年40万英镑的预算，还有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海军改革事宜。1688年，舰队的船舰数量达到168艘。
1688年，国王向自己倾心呵护的皇家海军寻求帮助。登基没多久，他就把臣属们都得罪遍了。詹姆斯肃清地方政府，组建了一个不会自己发声的议会，结果连这个赤胆忠心的议会都开始批评他。于是他解散议会，把所有权力都揽到自己手中。他宽容对待天主教教徒，为与自己持相同信仰之人在陆军、海军和大学中安排位置。更糟糕的是，他建立了一支驻扎在豪恩斯洛荒地（HounslowHeath）的常备军，其用心昭然若揭。英国人视之为独裁暴政的明证。他们恐惧是有理由的。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了保护法国新教徒不受迫害的南特赦令（EdictofNantes）。数千人逃到英格兰避难，向这里的人们讲述新教徒在法国所受的残忍迫害。与此同时，路易正和德、荷两国的新教徒交战。尽管英格兰没有明确支持路易的对荷战争，詹姆斯还是很小心地“保持中立，束手作壁上观，只以旁观者的身份静观法国国王在欧洲战场上掀动血雨腥风”。在新教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冷漠旁观的态度令整个国家蒙羞，也削弱了英格兰参与欧洲大陆事务的影响力。路易十四加诸本国新教徒的血腥武力，似乎在向人们暗示詹姆斯也将在英格兰步其后尘。
尽管如此，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还是打算继续忍受一个天主教教徒做他们的国王。他的王位继承人是玛丽（Mary），其丈夫是奥兰治王朝的威廉三世（WilliamⅢ）、荷兰共和国执政，而且，是新教的忠实信徒。
海军上将亚瑟·赫伯特拒绝对詹姆斯的亲天主教政策持默许态度。赫伯特和詹姆斯关系深厚。1666年诸多战役中，年纪轻轻的军官赫伯特给许多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詹姆斯对赫伯特的前途颇为关切，后者也曾在地中海服役，参与过第三次英荷战争。1679年，赫伯特升任地中海总司令，并在任期中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海军将领。后来查理二世任命他为英格兰海军少将，詹姆斯二世又任命他为司服官（MasteroftheRobes）。
赫伯特是从詹姆斯海军中走出来的，是在詹姆斯的提挈之下功成名就的。他个人生活浪荡不羁，声名狼藉，在政治和宗教立场上也没什么是非心。不过他是第一个基于原则而放弃支持詹姆斯政权的海军高官。被解除官职后，他开始和其他同样心怀不满之人沟通联系。爱德华·罗素（EdwardRussell）是这些人中分量最重的一位。他也和赫伯特一样，受詹姆斯的提携才从海军一步步爬上来，在宫廷中获得自己的地位。
罗素出身贵族，其家族一直是绝对王权的反对者。叛逆、虚荣、粗暴，是他与生俱来的东西。1687年，辉格党领导层和威廉之间的秘密协商就是由他做中间人牵线搭桥的。罗素把赫伯特招募来参与此事。
1688年7月，赫伯特披着水手常穿的油帆布溜到一艘开往尼德兰的船上。他身上秘密携带了一份颇具煽动性的文件。赫伯特带着它直呈威廉，这封信上面有英格兰要人的署名，其内容是邀请荷兰执政介入英格兰国政。事因是英格兰国内局势在1688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詹姆斯第二任妻子婚后一直没有生育，这时却生了一个男婴，从而一下子就断了玛丽和威廉继承王位的机会。许多人怀疑这是天主教教徒的又一项阴谋：狡猾的耶稣会士将婴儿藏在脚炉里，再偷带到皇后床上。天主教国王不会就此完结，他的子子孙孙都将是天主教国王。把婴儿归结为假冒顶替的说法颇有效用，这样英格兰的显贵们就能名正言顺地邀请威廉来解决难题了，而且继承王位对威廉个人而言也关系重大。
威廉需要借助英格兰来维持欧洲各势力的平衡，以免荷兰共和国覆灭于法国之手。他需要靠自己的妻子登上英格兰王位。此时他得动用武力保证王位能够顺利继承。亚瑟·赫伯特受任鹿特丹海军上将（LuitenantAdmiraalGeneraalofRotterdam）。
威廉的入侵之势已然一清二楚，于是詹姆斯开始动用自己倾力打造的海上大军。英格兰海军在达特茅斯伯爵的率领之下，受命前往哈里奇沿海的汞弗李特（Gunfleet）锚地。
詹姆斯或许是一位糟糕的政治家，不过他的勇敢果决是毋庸置疑的，即便是最冷酷的敌人也不怀疑这一点。然而到了1688年，他的这些品质已然消散无存。他总是犹疑不定和自我怀疑，尽显憔悴疲软之态。呈送詹姆斯和佩皮斯的情报显示，威廉正在召集一支阵容庞大的入侵舰队。虽然达特茅斯伯爵不是衔级最高的舰队司令，但他至少已经有了行动计划：由他带领英格兰海战舰队前往荷兰海岸重创敌人，或者对其实施封锁。可是詹姆斯认为要谨慎行事。他知道敌人要想成功入侵必须先击败皇家海军。汞弗李特是个理想的停驻之地，海军可以以此地据守泰晤士河口和东海岸，还能向北海或英吉利海峡西南方向进发。
詹姆斯很是信任自己的海军。不过，达特茅斯伯爵却清楚有军官暗中结党。较之天主教主人，他们更支持新教徒威廉。例如伯爵曾控诉舰长——斯特拉顿（Stratton）的伯克利爵士在“海员和指挥官中散播古怪观念”，不过并没有对他采取进一步的处罚，只是把他的船调到靠近达特茅斯伯爵座舰的位置，以便自己能随时盯着他。
准备好要叛变的舰长只有8人，但他们职位很高，麾下人马众多。他们都是“丹吉尔人”。克劳兹利·肖维尔与罗素暗通款曲。舰队第三司令约翰·贝里爵士正和格拉夫顿公爵密谋挟持达特茅斯伯爵，并带领舰队向威廉投诚。
一旦詹姆斯露怯，威廉立马就会发起雷霆攻势。詹姆斯是专业的海军指挥官，他没有把入侵的威胁太当回事。夏天已经结束，海上狂风连连。确实，整个10月，威廉的入侵舰队都因风暴的阻隔而未能出航，荷兰人错过了开战时机。“我相信，”詹姆斯告诉达特茅斯伯爵，“是全能的上帝一直在庇佑我等，又一次刮起了西风。”
詹姆斯言之早矣。
11月3日，荷兰船舰出现在英格兰旗舰的视野之中，风向变了，敌人正乘风西进。不过长沙滩滩头和肯特角浅滩水路太过危险，达特茅斯伯爵无法冒险穿越。第二天皇家海军启程时，赫伯特和荷兰舰队正畅通无阻地往英吉利海峡南部驶去。第三天风向突然转变，威廉的船舰被西南风吹进了托贝，正好在比切峭壁（BeachyHead）截住了皇家海军的去路。
“是他们运气太差了，怪不得我”，当达特茅斯伯爵意识到搞定敌军有多么容易时，他如此叹息道。威廉和赫伯特的行动罔顾任何航海常识，他们从未考虑过在海上和英军交手。463艘船，4万名士兵，一路闪避海军直扑英格兰，这是他们出发时的打算。仅有49艘战舰负责保护整支舰队。
1588年，“新教之风”（ProtestantWind）吹走了西班牙无敌舰队，于英格兰将亡之际出手相救。1688年，“新教之风”将威廉船队吹出托贝，将詹姆斯海军吹得狼狈不堪，挽救了圣公会与英格兰的自由。总之，当时的宣传是这样的。早已投诚威廉的英格兰主教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Burnet）说道：“有上帝之手相助，我们不费一枪一炮就称霸海上。”威廉登陆这一天，即11月5日，后来成为英格兰新教徒每年都要庆祝的节日。
“他曾是一位伟大的国王，有勇武的陆军，有庞大的舰队，有无数的财宝，有强大的盟友，现在却轰然跌倒，曾经拥有的一切犹如蛛网一般，轻轻一碰便彻底毁坏。他的判断力丧失殆尽，即便他像蜘蛛一样吐一整天的丝也补不回来。”在那两场著名的战役里，詹姆斯于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仍旧巍然立于后甲板上，即便衣服上溅满身边同伴的脑浆也丝毫不为所动。现在，几乎一声枪响就能把他吓得畏缩起来。
他面黄肌瘦，时常流鼻血，自信心也日渐萎靡。他的二女儿安妮公主（Anne）和他最看重的陆军将领约翰·丘吉尔（JohnChurchill）也倒向了威廉阵营。后来英王逃亡法国。他原本打算，等英格兰的臣民们意识到他们毁掉了古老的执政体系，并且发现敞开国门后迎来的是荷兰入侵军队时，他会重返英格兰。只是旁人并不这么想。支持威廉的海军舰长们派出一位名为乔治·宾（GeorgeByng）的副官前往舍伯恩（Sherbourne）拜见威廉和罗素。宾将威廉的一封信带给达特茅斯伯爵，威廉在信中承诺，如果伯爵带领舰队投诚奥兰治王朝，就能保住自己在军中的高位。马修·艾尔默（MatthewAylmer）是赫伯特的徒弟，也是舰队中亲威廉的8名舰长之一。他将此信偷偷带上旗舰，然后把它放进了达特茅斯伯爵的盥洗室。伯爵看到这封信，当即同意带领舰队向威廉投降。詹姆斯选择离开本国实属下策，他离开之后，连达特茅斯伯爵这样最忠诚的支持者也只能举起白旗投降了。
威廉要做的事还没完。他明言，除非他随自己的妻子一道登上英格兰王位，否则他将任由英格兰的局势恶化。匆忙组建起来的“非常国会”（ConventionParliament）在巨大的威压之下，宣布威廉和玛丽为英国共主。
威廉三世性格比较冷漠，不与人亲近，做事十分专注。他一心扑在奥兰治王室的事业上，矢志保卫荷兰共和国不受路易十四的蛮横掠夺，他入侵英格兰的唯一目的就是这个。君主制的显赫外衣对他没什么吸引力，他对英格兰本身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在他看来，他是英格兰的拯救者。
英格兰在欧洲的“骇人惨剧”中将不再保持“中立”态度，它将亲身参与这场风暴。冲在最前面的，是世界上未曾有过的最强海军。皇家海军与荷兰海军相互间征战无数，彼此都在其间得到锤炼。现在，他们由敌对变成了联合。联合后船队的船舰多数是英格兰的，相应的，高层职位也全由英方把控。这样的安排令荷兰海军将领们十分恼火，他们认为自己比英格兰老对手们经验更为丰富。这也是威廉的典型作风，他对政治以及国家荣誉并不关心：只要实际效果好，他都没有意见。
海军的战略部署必须全部重来。查理、詹姆斯和佩皮斯执掌海军的时候，海战舰队瞄准的是狭海。现在敌人换成了法国人，所以重心要向西转移。这并不容易。海军在英格兰西境一个海事基地都没有。身形庞大、火力强劲的海军船舰是按与荷军在狭海交战的预想设计的，而现在部署地点变成了英吉利海峡西部和大西洋。比如“君主”号，在它服役的半个世纪里从未越过怀特岛以西。
路易则打造了一支正适合与英荷海军争锋的舰队。他的宰相让-巴普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BaptisteColbert）天赋卓然，长期担任法国国王的财务大臣和海军国务大臣。1661年法国舰队只有16艘战舰，由他经手后，1783年已有276艘，其中125艘是超大型战列舰。1689年3月，詹姆斯乘着法国船舰向爱尔兰进发，开始他夺回王位的大业。
英法双方第一次交战是在1689年5月的班特里湾（BantryBay）。赫伯特遭遇法国舰队时对方的部队正在登岸。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次散漫的战斗。法国人抢得先机，把赫伯特的船赶到了海上。英军寡不敌众，机动性也被压制，他们的船舰被大大惩戒了一番。但整个过程中无一人阵亡，法军司令还因放走了赫伯特而被批评。不过赫伯特必须赶去朴次茅斯修补船只，法军因此牢牢控制住了登陆爱尔兰的主动权。詹姆斯向法国海将们夸耀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胜过自己的皇家海军，之所以能赢也完全是因为“他的水手”还忠诚于他。
英格兰小败一场。尽管如此，威廉知道必须让英格兰民众继续相信本国在海上拥有绝对控制权。失利被伪饰成凯旋。赫伯特受封为托灵顿伯爵（earlofTorrington）。班特里湾的战斗中克劳兹利·肖维尔负责指挥舰载70门炮的“埃德加”号，他也被封了爵。
因为海事方面的有力支撑，詹姆斯有能力搅乱威廉的所有计划，但后来法国海军把主动权拱手让给了英军。路易舰队一直驻扎在本国水域，托灵顿受命把舰队开到了不列颠群岛西面的“西海路”（WesternApproaches）。1690年，路易海军各部终于开始联合行动。地中海舰队与布雷斯特舰队会合后驶入了英吉利海峡。在托灵顿面前的是由法国海军上将图维尔率领的由75艘战舰排成的战列线。托灵顿并不打算与对方交手。他只有55艘船，确信如果开战自己肯定会输：“很多人害怕法国人要入侵，但我从来不这么想。正如我一直所说的，只要我们还保有现存舰队，他们就不敢贸然进犯。”
托灵顿的“存在舰队”（fleetinbeing）理念后来写进了海军教科书。一支海军不必与对方开战，其存在本身就足以形成威慑力。照托灵顿的想法，如果皇家海军一直没有被击败，那么法军就一直无法入侵。此时敌人的势力优于自身，直接进攻十分冒险。托灵顿的军事参谋会议表示同意，不过白金汉宫方面的国务大臣诺丁汉爵士和海军部大臣爱德华·罗素认为赫伯特消极避战、怀有二心。玛丽女王直接向赫伯特下令，命他出击图维尔。
尽管自己的想法才是上策，且英军数量逊于敌军，托灵顿还是向比切峭壁沿岸的图维尔舰队发起了进攻。托灵顿只得承担起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英荷舰队阵容远逊于法军，很可能会被对方包围。他按照命令向敌军进攻，不过并不准备靠近法军阵线。结果荷军前锋急匆匆冲入战场，遭到敌人猛烈轰击，托灵顿只得率领舰队余部助其脱身。当时托灵顿做了一件在后世广为流传的事：船帆未降，但他下令所有船舰同时抛锚。法军目瞪口呆，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舰队被汹涌的潮水带离英军。
托灵顿凭借此举逃到了汞弗李特，他损失了7艘船。法军掌控了英吉利海峡。
双方谁都不觉得自己赢了。法国陆军尚未准备就绪，空有海上优势却不能借此入侵英格兰。双方似乎都找不到着力点来打一场海战。诺丁汉很上心，但才不堪大用；国王、女王和议会都不再支持托灵顿；一身“虚荣傲慢”之气的罗素也对托灵顿心怀憎恶。
结果，法军在英吉利海峡横行无忌，威廉和玛丽的王位摇摇欲坠。海军少将克劳兹利·肖维尔正驻守爱尔兰海，手下船舰少得可怜。他心里很清楚——詹姆斯也一样——只要来一支像样的法国中队就能把他一锅端了，威廉的补给线也会被切断。不过并没有法国船舰支援詹姆斯二世党人（Jacobite）。比切峭壁之战后没几天，詹姆斯败于博因河（Boyne），逃到了爱尔兰。图维尔原本有大好机会摧毁英荷联合海军，却白白错过了。比切峭壁一战后，托灵顿和图维尔都被削了职，前者是看到别人将自己的舰队置于险境，为拯救舰队而被撤下，后者是因为打了胜仗却没能继续扩大战果而让法王不快。
威廉和玛丽似乎四面楚歌。一些大人物开始和旧王暗通款曲，海军大臣罗素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光荣革命的元老，也是新任总司令。海军似乎隐约也想重回老主人的怀抱。詹姆斯确信时机已然成熟，他劝说路易发动入侵。
法军舰队还是由图维尔率领，并于1692年5月开进了英吉利海峡。舰队有44艘大型战舰，一路为入侵大军扫清障碍。图维尔估计英格兰舰队的规模与自己大致相当，且士气低落，有投诚的可能。英方统帅罗素当时和威廉闹翻了，正与詹姆斯二世党人眉来眼去。5月19日黎明，巴夫勒尔海角（CapeBarfleur）附近的法军在一片海雾中发现了队形不整的敌人，他们于11点整向英军发起进攻。肖维尔事后说，他还从没有在和敌舰相距那么近的时候才开火的经历。“转瞬间，”时人写道，“我军就淹没在敌人的炮火和硝烟之下，我方回击亦是一样猛烈，其势之汹涌，以致我们都顾不得看或者想其他人在做什么。”
图维尔意识到英荷舰队规模几乎是自己的两倍时已经太晚了，但法军并非全无生机。上风位在法军这边，他们抓住机会率先发难，压着对方打。图维尔的白色中队正在战场中央和罗素交手，这里双方兵力均等。他最担心的就是己方战线被英荷联军前后夹击甚至包围。为避免这种局面，他命令战列线最前面的先锋部队咬住荷军先锋，牵制住对方但不交手。联军最后面的一支中队由约翰·阿什比爵士（JohnAshby）率领，因为没有风，他们离战场有些距离。因此图维尔命令自己的先锋部队冲着主战场北面散开队形，占住上风位，阻止阿什比夹击自己的战列线。战场中心成了决定战局走向的地方，此处双方势均力敌。
两个小时的战斗中，对阵双方一直维持着各自的战列线，以近距离猛烈轰击、相互试探。图维尔的“皇家之首”号（SoleilRoyal，104）和罗素的“布列塔尼亚”号（Britannia，100）以舷炮互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都参加了这次战斗。“君主”号被编在罗素的分队，随之一起的还有她的衍生战舰：崭新的“布列塔尼亚”号、“皇太子”号（此时改称“皇家威廉”号，RoyalWilliam）以及部分皇家海军最厉害的二、三级战舰。“皇家之首”号是当时世界上舰载火炮门数最多的战舰，其装饰之华美甚至超过了“君主”号。
法军数艘船舰遭到毁灭性的轰炸，不过仍旧极力维持阵形的完整。联军也好不到哪里去，数艘二、三级战舰被迫退出战列线修整。等到13点整海上起了微风。红色中队第三司令肖维尔以“皇家威廉”号破了法军阵线。
这一招使得非常漂亮，尤其考虑到当时起了微风，将领得在可能性极为渺茫的情况下果断做出决定。“三明治”号（90）、“牛津”号（54）、“剑桥”号（70）和“红宝石”号（Ruby，50）依次排在肖维尔身后。他前面的“肯特”号（Kent，70）和“圣·奥尔本斯”号（StAlbans，50）明白肖维尔的意图后也跟了上去。所有这些动作都是在四处轰鸣的混乱局面下完成的。“牛津”号舰长甚至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就看到法军突然出现在他旁边。至此图维尔发觉自己的战列线腹背受敌，更糟糕的是荷军先锋截断了法军纵队的首部，迫使法军战列线弯成了鱼钩状。肖维尔说“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法军）开始逃了”。
直到16点风停雾起，法军才有了喘息之机。罗素下发手写军令：“现在没风，动用一切办法拖动你们的战舰，排出战列线阵形。”他隐约感觉到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即将出现——一场足以拯救英格兰的胜利。17点左右，微风再起，吹走了迷雾。图尔维尔试图借风逃出生天，罗素试图借风继续战斗。不过很快风又停了，海面再度雾气弥漫。整场战斗的天气状况都不理想。船只在无风时无法行动，军官们也无法看清战场情况。英军蓝色分队必须靠小舟拖拽才能行动，阿什比没能努力夹击敌军战线，反而错误地冲向了战场中央。
18点，开始涨潮了。法军维持风帆布置不变，降下船锚，重演赫伯特在比切峭壁的计策。罗素还是中招了：海面一丝微风都没有，汹涌的潮水裹挟着他们与敌军擦肩而过。另一边，肖维尔迅速察觉到潮水的流向并命令船舰等他命令降锚。“三明治”号动作慢了，结果被潮水推着一路从法军阵线旁边平行而过，敌军狂轰滥炸之下，舰长和许多船员阵亡。19点，阿什比的蓝色分队终于加入战斗，不过他没有和其他人一道完成对整支法军舰队的包围，而是冲着被围困的法军中军去了。需要补充的是，肖维尔所率船舰被潮水强行调转了方向，所以只有舰尾炮能用。20点，肖维尔放出火船，它们顺着潮水往法军而去，不过未能建功。肖维尔只得再次从法军战线当中穿行而过，因为图维尔整支舰队往开阔海面的路上的唯一障碍物就是他的小型分队——一旦开始退潮，法军舰队将从他们身上蜂拥而过。图维尔在当晚潮水转向时下令切断缆绳。法军利用退潮逃到了海上。
令人惊讶的是，在一场持续了12小时的战斗中，没有一艘船被毁或被俘。大型舰队作战时要想彻底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从英荷战争中就能看出来。不过两军都可以说自己胜了——说英方胜了是因为他们成功逼迫法军出手了，说法方胜了是因为战斗开始时他们处于劣势，最终却没有损失任何船舰。罗素算是海军将领中运气最差的了，这么说有一定道理。大雾、无风还有潮水将一场伟大胜利从他手中偷偷带走，而这是一场原本足以永载史册、挽救英格兰的胜利。此言不虚，巴夫勒尔战役在后世很少被人提起。
罗素和其他海军将领决心继续扩大他们的现有优势，于是几天之后，英方原本模棱两可的胜利终于演变成一场大捷。瑟堡的两栖行动和著名的拉和岬之战——由乔治·鲁克（GeorgeRooke）指挥——证明他们的决定是果断而正确的。詹姆斯发觉自己重登英格兰王位的希望已然破灭。路易将驻扎布列塔尼的军队转移到了佛兰德斯。隐退后的詹姆斯在冥思和懊悔中度过了余生。
英格兰一片欢欣鼓舞地庆祝这场大捷。直到一个世纪后，它的光辉才被其他更恢宏的胜利所掩盖。毕竟，这场胜利在一个满是非决定性的战斗及畏首畏尾的海军统帅的时代是极为罕见的。悬在威廉和玛丽头上的致命威胁终于少了一样。他们的王位从来没坐踏实过，在最为风雨飘摇的1692年，是海军拯救了他们。
之后几年里法国私掠船活动于圣马洛和敦刻尔克的外围区域，劫掠英、荷商船航队。1694～1695年，东印度公司因在本国海域内遭劫掠而损失了150万英镑。这种事英格兰一点也不陌生，只不过这一回他们自己成了受害方。
自1649年起，皇家海军实力不断增强，并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部分。历经17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政治革命，议会在海军的战略部署上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它设定了新式战列舰的大小和武器装备，舰队所需海员数量由其投票决定。1694年下议院有一项财政法案明确规定，主舰队将增设43艘护卫舰，专门用于商船护航和剿灭海盗，费用由陆上征收的税款支付。
17世纪90年代，英格兰已经成为重要贸易国家。海军承担着在世界各地为本国贸易商们提供保护以及守卫国家安全的重任。它已经成为众人心之所系的国家机构，是英格兰经济能否快速扩张的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