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一个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大陆。我在那里工作生活了整整46年，是我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对青海我充满了感情——怀念之情，感恩之情，留恋之情……许多往事难以忘怀，总给人以美好的回忆。
初到西宁
1956年8月12日，新华日报发榜刊登了西宁林业学校在江苏镇江地区录取120名新生的名单，在焦急的等待中，我看到榜上有名，真是激动万分。不久，我大哥伯成又被复旦大学经济系录取，可谓双喜临门。那一年我17岁。
从兰州到西宁220公里，我们乘坐帆布大篷汽车走了整整一天。傍晚下车时，一个个腰酸腿硬，蓬头垢面，但大家还是兴高采烈，因为经过从江苏到青海2500公里的颠簸，终于到“家”了。
令人欣喜的是，在我本世纪初离开西宁时，西宁已成为一座有百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了。随着青藏铁路通车拉萨，西宁已成为全国各地进藏的交通枢纽，显得更加繁忙，更加充满活力。“大美青海”﹑“夏都西宁”,已名扬全国乃至全球，每年有数百万游客来到这里，以致出现一票（车票）难求、一房（客房）难得的情况。60年变化之巨，令人难以想象。
校园生活
我们初到西宁，林校尚无校舍，临时借住在一个伐木场内，条件相当简陋。教室是仓库车间，睡的是大通铺，每人发一个布袋子，里面装上麦草作为床垫。马车拉水，定量供水，每天几盆水，都需划卡。所幸伙食相当不错，大米饭、白面馒头、蒸土豆，任你挑选，敞开供应，且副食也好，这同我们在农村因统购统销吃不饱饭的生活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不仅如此，学校还给学生每月发10元零用钱，用以理发、洗澡、看电影、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学习和生活充满了乐趣，我们真是太开心了。好多农村学生也包括我在内，来时面黄饥瘦，不到两个月都吃胖了。几个月后我还把节约下来的零花钱，给老家祖母寄回10元，那种喜悦之情就不待言说了。
半年后，我们搬到新校舍，紧张的建校劳动就开始了。平整校园、绿化修路、修建操场等都是我们学生自己动手，在一个学期内，几乎是“半工半读”，但没有一人喊苦叫累，那种高昂的干劲完全出于自觉自愿。我们当时的表现用今天的话来说，以“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可惜好景不长，平静、愉快的生活只维持了短短一年。1957年下半年风云突起，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虽然当时在中专学生中不搞反右，但换一种提法，叫做社会主义大辩论，有的同学被定为坏分子送去劳教，有的被开除、勒令退学，或受到各种处分。我因说过“统购统销把农民搞得太苦了”之类的话受到“最后警告”处分。但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我受到这次挫折后，吸取了教训，对我之后的进步倒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争去牧区
1959年2月，为适应大跃进需要，上级决定我们提前半年毕业，校领导宣布说，“下面等着用干部”。能够提前毕业，大家当然高兴。在分配工作时，人人都要求到偏远的牧区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青海省共有6个藏族自治州，都是牧区，另有8个农区县。在牧区中以果洛州、玉树州最为偏远，分别距西宁七、八百公里，且那里有较大的林区，因此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要求去果洛、玉树，谁都不愿意去西宁附近的农业县。这同现在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取向是完全相反的。最后分到果洛、玉树的同学都兴高采烈、互相庆贺，而分到其它地方的，则觉得低人一等，似乎未受到重用。
我和同班的另三名同学被分配到海北藏族自治州，到州上后，我和另一名同学又被分配到门源回族自治县。这一分就使我和海北州、门源县结下了35年的缘分，其中在门源县工作了25年，在州上工作了10年。这35年间我先后在12个单位和部门工作过，在林业、农业、财贸、科研、政府、党委等多个岗位磨练过，从一名学生逐步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要庆幸当年把我分配到海北州、门源县，否则也许不可能取得那么多的进步。为什么呢？因为其一，到州、县工作首先必须到基层，这是最能锻炼人、培养人、提高人的地方。一个干部如果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是很难胜任领导机关工作的。我在门源工作25年中，有15年在基层，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其二，州、县干部特别是基层单位干部，从总体上讲，文化层次相对较低，比较质朴，知识分子干部在这里大有用武之地，其优势也易显现和发挥。对此我深有体会，我不论在什么岗位，担任什么职务，由于能较好地发挥自己在文化知识方面的相对优势，因而普遍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器重和尊重，把我当做一个“人才”；其三，海北州、门源县是民族自治地区，分别以藏族、回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在经济结构上，畜牧业、林业、农业、矿产业都独具优势，是青海重要的畜牧业基地、油料基地、煤炭基地和祁连山水源涵养林区。这种多民族、多经济的社会环境，极利于干部学到多方面知识，丰富阅历，增长才干。我在县就结交了不少各民族干部朋友，有几位少数民族领导干部成为我的良师益友，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每当我想起这些，总是不由得从内心发出感叹：感谢门源，感谢海北，感谢青海！
大美青海
地处大西北的青海，有一种独特的高原之美。我在青海40余年，除了玉树州外，其他州、县全都留下了足迹。去年《人民日报》曾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大美青海”介绍了青海之美，我读后倍感亲切，仿佛把我带回了那片熟悉的故土。
欲说青海秀美，难以用片言只语来表达，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祁连山、青海湖，它们都在面积同台湾省差不多大的海北州境内。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如隋炀广（隋炀帝）、唐王昌龄、柳宗元，明陈斐等。都写诗著文对祁连山、青海湖加以赞美。上世纪30年代更有两位年轻人到西部采风，相继去了青海海北。一位是名记者范长江，他骑马从西宁出发，经过大通、门源，穿越祁连山，把一路所历所见所闻，写在“在中国的西北角”这篇长篇散文中，发表后曾引起轰动。另一位是后来成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他来到青海湖畔的金银滩草原（属海北州海晏县），同当地一位千户（大牧主头人）的一个漂亮女儿相识并生恋情，从而创作出“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世界名曲，受到人们的无比喜爱。由此祁连山、青海湖更是名扬天下，令人神往。
青海湖古称西海，是传说中的西海王母的住地。海北州在湖北岸而得名。青海湖湖面达43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太湖。绕湖一周有360公里，过去藏民骑马沿湖走一圈需72天，称之为72马站。湖面海拔3100多米，是我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内陆咸水湖。它以悠久的历史和浩瀚、秀丽、神奇、恬静的自然风光著称于世。湖水清澈透明，一尘不染；上空相当明静，从湖的南岸遥望海北，虽70余公里，然群山草原一览无余，尽收眼底。青海湖鸟岛驰名中外，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上，竟然栖息着10几万只各类候鸟，俨然是鸟的王国。走近鸟岛，只见各种候鸟铺天盖地，鸟鸣之声如潮，甚为壮观。我多次陪同客人游览青海湖和鸟岛，莫不赞叹这一高原奇观。
苦乐高原
先说苦。青海地处高寒，经济文化落后，社会发育程度低，说它不艰苦那是假话。我生活了35年的海北州，州府所在地海拔2860米，年平均气温为0℃，冬季烤火期长达7个月。按照地理气候学知识，海拔每上升100米，空气中含氧量即递减1％，也就是说那里空气中的氧气只有沿海地区的70％，而其他几县就更低了。由于缺氧，那里的人们心脏比内地人要肥大，这会直接影响到人的寿命。许多内地干部退休后回到家乡定居，由于不适应气候的突然改变，往往很快就会死亡。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和爱人回家探亲时，两人的双脚和小腿每次都出现发肿的情况，后经医生诊断同为氧过剩所引起的。家乡的氧气充足，我们的心脏反而承受不了。这种状况在返回途中只要一过兰州就有所改善，待到西宁立马消肿，叫人啼笑皆非。高寒缺氧加上高原紫外线强烈，青海人大都两颊血丝暴露，人称“红脸蛋”。我的儿子和小女儿在海北时也是如此，活脱脱一个青海娃。
在青海，我还有几次险遇，差点送了性命。一次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骑马到一个地方开会，在一条崎岖小路上，连马带人跌入一个废弃的采金洞里，幸好落地处是一斜井，斜井再稍往下就是一口黑咕隆咚的竖井，如果跌落时再往前一滚，我和马匹都将葬身于井中，且无人知晓。还有一次是在一个深秋的下午，我从县上骑马回公社，在涉渡一条大河时，误入水流汹涌的河槽中，吓得我连眼都不敢睁开，只能伏在马鞍上，任由马在水中浮泅。河对岸老乡见后，纷纷跑到河边大声呼叫：“快来人啊，尹同志淌掉了，尹同志淌掉了！”，并大声向我喊叫：“尹同志，胆子别脱巴（不要惊慌之意），把鞍子抓住了，把缰绳抓牢！”，他们边喊边追，准备寻机救人。幸亏这匹马是在大河边长大的，惯于泅水，只在水中顺游了几十米就爬上了对岸，我才得救。此外我还遭遇了两次车祸，一场大病，都同性命攸关，所幸皆能逢凶化吉。
上面说苦，下面说乐。人的一生有苦有乐才叫人生。我在青几十年，苦也吃了，乐也甚多，两相比较，可说是乐多于苦。这不是自我安慰，而是事实如此。我感到在青海高原，主要有两大乐，一是事业乐，二是家庭乐。
家庭乐。家庭是社会之细胞，是人生之港湾。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是人生之大事，人生之乐事。我是1961年成家的，爱人蒋美芝大我两岁，是我林校的同班同学，家乡徐舍人，同乡加同学，自然也就互相更加了解。她毕业后先是分配到青海省林业局治沙队工作，1960年冬，从省级机关抽调大批干部支援人民公社，她乘机调到了门源（那时我们已确立关系）。
她从县上分配到我工作的珠固公社后，担任公社妇联副主任兼一个大队的会计，我们就在那个大队举办了婚礼。所谓婚礼就是生产队食堂为我们炒了四个菜外加一盘馍，请几个干部、老乡吃了顿饭而已。烟酒糖是没有的，因为无处可买。这样的婚礼在今日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又何止我们一家。我爱人一生敬业，她后来长期搞财会工作，从无出过差池，人称她为“万笔清”会计。我们的三个子女都是她一边工作一边拖带，非常辛苦。
（作者系省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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