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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肾和右肾有区别吗？取出一只肾脏后，对人体会有什么影响？一只肾真的够用吗？面对肾移植手术，人们总是充满了各种疑惑。那么，就让我们从肾病治疗的发展说起吧……
从“人工肾”到“肾移植”
王震元
1911年的冬天，美国巴尔的摩市一家医院里，年轻的艾贝尔医生怀着沉痛的心情，向刚刚死于尿毒症的病人告别。“别难过了，这是不治之症。我见得多了……”另一位年长的医生安慰说。艾贝尔当然明白他说的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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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毒症危及生命人工肾带来希望
肾脏长在腰后部的脊柱两侧，左右各一个，大小如拳头，形状似蚕豆。每个肾脏约有100~200万个肾单位。每个肾单位都由一个肾小球和一条与之相连的肾小管组成。血液流过肾小球时就像被筛子过滤了一遍，血液中的葡萄糖、无机盐、水分和废物都被滤到肾小管中。经过“重吸收”后，废物就与多余的水分等一起形成尿液从肾小管流出人体。
肾单位是没有再生能力的，因此当病人因大量的肾单位被破坏而失去代谢能力时，就会引起肾功能衰竭，使人体中毒，从而引发危及生命的尿毒症。艾贝尔和其他医生当时面对的，正是这种疾病。
当晚，艾贝尔失眠了。他似乎看到了一个个病变的肾小球在空中飞舞，这时他突然眼前一亮——如果能找到一种像肾小球中的“筛子”一样的过滤膜，不就可以把血液中的代谢废物清除了么？
虽然艾贝尔开拓了一条创新思路，但想要付诸实践却没那么容易。实验过程中，“筛孔”不是太小滤不下来废物，就是太大而把血液中的红细胞、蛋白质等有用成分都一起滤掉了。
正当艾贝尔陷入困境时，一位同事建议他用火棉胶制成薄膜作为“筛子”，谁知竟然获得了重大突破。
1913年，艾贝尔邀请许多专家观看他的“人工肾”实验：一只输尿管结扎、肾功能被破坏了的大白兔被绑在桌上。它结扎的动脉输尿管与静脉输尿管里都插上了一根细管。动脉里的血液经过细管流到一根火棉胶制成的管子里，再回流到静脉里的那根细管中。火棉胶管浸泡在一个盛有生理盐水的盆子里。结果发现，大白兔体内的代谢产物和毒素明显减少，并且都转移到了那盆生理盐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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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夫等医生在研究病情
但是，艾贝尔仍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人体的动脉血在体外要以一定的速度流入静脉，而这仅靠心脏收缩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二是血液离开人体后，很快就会凝结，而在动物实验中使用的抗凝血剂——水蛭素，对人体造成的不良反应又很强烈。因此，艾贝尔的发明无法直接为病人造福。
1920年，一种新型的抗凝血药肝素问世。
1923年，德国学者哈斯用电动泵使人的血液在体外可以正常循环。哈斯利用这种人工肾成功地使一位中年尿毒症患者转危为安。
1943年，荷兰医生考尔夫进一步对人工肾作了重大改革。首先，他用赛璐玢醋酸纤维取代了火棉胶。这种材料的透析孔直径最适合毒素和废物通过，同时能将血液里的蛋白质、红细胞和白细胞等完全“拒之门外”；其次，他将这种薄膜材料制成细长的透析管，一圈圈地绕在一个鼓形圆筒上，整个透析管长达20米，大大增加了透析膜的面积；最后，他不再采用单纯的生理盐水，而是用可以根据需要适当调整成分的透析液。
考尔夫的人工肾，挽救了10多位尿毒症患者的生命。1955年，人工肾正式应用于临床。但是，人工肾就是治疗严重肾病的最佳选择吗？
肾移植取代人工肾同卵双胞胎创奇迹
1952年12月，法国巴黎一位16岁的木工，不慎从脚手架跌下撞伤了右腰。送到医院时，他的脸色苍白，腰部疼痛、肿胀，尿中充满血液，情况十分危急。医生建议立即切除右肾，以此挽救他的生命。但是，在对他进行全面检查的过程中，医生意外地发现：他没有左肾。如此一来，这位年轻的木工只能一辈子躺着，依靠人工肾来维持生命。
最后，木工的母亲写下保证书，承诺如果手术不成功，绝不给医院添麻烦。米乔医生被伟大的母爱感动，终于改变初衷，同意进行手术。手术完成后几分钟，这只移植上的肾就开始产生尿液。仅仅过了一周，木工就可以进行正常饮食，并起床活动。
但是好景不长，手术后的第22天，情况忽然产生了急剧的变化：木工开始打寒战、发高烧、烦躁不安，移植部位胀痛难忍，小便突然停止。最后，年轻的木工还是由于肾脏完全丧失功能而死去了。
时隔两年后，默里就获得了极好的验证机会。1954年12月23日，年仅23岁的罗纳德·赫里克和理查德·赫里克一起被推进了手术室。罗纳德和理查德是一对同卵双胞胎兄弟。理查德从海岸警卫队退伍后，自己的两个肾发生严重的病变，生命垂危。此时的罗纳德正在读大学一年级，他决定将自己的一只肾捐献给兄弟。为了确认身份，以默里为首的医疗小组将他们带到波士顿的警局打了指模，接着又互相进行植皮，均未发现排斥反应。
这场手术在波士顿布里汉姆妇科医院进行了5个半小时，一切都非常顺利。手术后，罗纳德健康地活到了79岁，而理查德更是整整存活了7年之久，最后死于心血管疾病，临终时那只移植上去的肾仍在正常工作。
1956年，默里又为一对同卵双胞胎姐妹进行了肾移植手术。1958年3月10日，接受移植的妹妹诞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母子平安。2008年3月10日，美国国家妊娠登记处（NTPR）主持召开了这个特殊孩子50周岁的生日纪念会，年近九旬的默里医生应邀出席，并向这对都已做了祖母的孪生姐妹及其后代表示了祝贺！
默里的成功，谱写了人类器官移植史上的光辉篇章，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但是对许多急需肾移植的病人来说，碰上这种“好运气”的概率几乎为零。默里和其他外科医生，仍旧面临着“排异反应”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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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默里医生
药物抵抗排异反应“双刃剑”征途漫漫
早在19世纪，医学家就发现，人体具有一种排斥异体组织的本能。例如，烧伤病人如果植上他人的皮肤，就会遭遇排斥，直致溃烂坏死。但产生这种排异反应的原因，直到1958年才由挪威生物化学家达赛克阐明。
达赛克发现，人体的白细胞与红细胞一样，不但有血型（即白细胞抗原，HLA）系统，而且比红细胞的血型复杂得多。HLA系统分为A、B、C、DR、DQ、DP六个子系统，共有130多种。由此产生的血型组合甚至超过了世界上现有的人口总数。所以从理论上来说，除了同卵双胞胎之外，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HLA血型是完全相同的。
达赛克通过反复实验发现，HLA血型还直接决定组织的类型。换句话说，如果供体和受体的HLA血型完全相同（如同卵双胞胎），那么这两人的组织类型（例如肾）也高度一致，移植后就不会产生排异反应。反之，如果受体发现移植的肾不是“自己人”，血液中的免疫活性淋巴细胞就会像“边防军”那样迅速动员起来，经过激化、增殖，形成许多具有歼灭“入侵者”能力的致命小淋巴细胞。它们在几天乃至数月内集结完毕后，便一次又一次地向肾移植发动进攻，从而产生急性的排异反应。这就是那位法国青年木工在进行肾移植手术后的第22天，病情会突然恶化的真正原因。
为此，医生们要通过HLA血型测定、混合淋巴细胞培养等方法，小心翼翼地选择最佳搭配，尽量为受移植者寻找组织类型接近的供体。但是，这一过程在实际操作中，却像大海捞针那样困难。因此，科学家们不得不另辟蹊径，从寻找破坏淋巴细胞的药物，也就是抑制免疫反应的方向着手。
1958年，学者雪旺兹通过牛的肾移植手术证明，6-疏基嘌呤能够阻挡排异反应，并在人体应用上获得了成功，从而揭开了药物抵抗排异反应的序幕。随后，肾上腺皮质激素、环磷酰胺、抗淋巴免疫血清等都先后获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
1976年，瑞士科学家从挪威和美国威斯康辛州收集的土壤中，分离出两株特殊的真菌，并提纯了其中的环孢菌素A。这种药物不但能显著抑制受体的排异反应，而且无损于受体对抗外来病原菌感染的功能。
1983年，我国科学家从山西太原地区的土壤中分离出一株镰刀菌4-11，它产生的环孢菌素，经确认与瑞士科学家发现的完全一致。
1990年，默里医生荣获了诺贝尔奖。因为早在1959年，他就采用全身大剂量X射线照射的方法抑制了排异反应，成功地进行了异卵双胞胎之间的肾移植手术，使病人存活了25年。
但必须指出的是，人体免疫系统是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进行正常生命活动而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了抵制肾移植过程中出现的排异反应，不论是采取放射线照射、药物抵抗，还是其他抑制免疫的方法，都是违反人类正常生理规律的，难免会受到“自然的报复”。调查显示，这类需要终身服用抑制免疫药物的病人，不但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明显增加，而且癌症的发病率与同龄人相比，更是高出20~35倍！
当然，要使移植肾转变成病人正常生理意义上的“自己的肾”，还需中外科学家们更加艰辛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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