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觉之间3个小时过去，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耀邦看了一下手表，说:“一早上就接你们来了，我们这里星期天也是三顿饭，我请你们几位吃午饭。”于是大家跟耀邦来到一个简陋的小餐厅。坐定后，他在服务员递过来的单子上用笔画了一个钩。一会儿服务员就端上来一个盘子，里面是四盘菜一盆汤。耀邦笑着对大家说:“四菜一汤，米饭管够，吃馒头也可以。来，大家动筷子。”菜是两荤两素，一盘红烧肉、一盘芹菜炒肉、一盘虾米炒萝卜，还有一盘素炒油菜，汤是西红柿鸡蛋汤。菜可能是大锅菜，比较面，但很好吃。五个人吃这么几个菜，勉强够。
吃完饭，服务员收我们每人半斤粮票，钱由耀邦付。
1988年秋，我去北京开会。这时耀邦已辞去总书记职务一年多了。我很想念他，就约了国家计委办公厅主任、当年的“老共青团员”任景德一同去看他。
耀邦任总书记后，从富强胡同搬到了中南海东侧的会计司胡同，辞了总书记后仍住在那里。
我发现，耀邦明显地瘦了，头上有了不少白发，但看上去精神还好。
他看到我手里的小纸箱，问:“这是干啥？”我急忙说:“百合，兰州的百合，刚上市的。给你补补身体……”他感叹着说:“好远的路，不容易带啊！”随后把我们让进客厅坐下。面对我们的问候，他轻松开朗地说:“身体还好，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这个腿……”他轻轻拍打了两下膝盖，说:“估计还是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可能也有一点。”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发现耀邦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他说话不多，也不太像过去那样一见面就问这问那，更多的是静静地听对方说。对个人际遇，他还是缄口不谈。见他这样，我心里有点难过，知道他不能继续工作，心里不快乐。
告别的时候，耀邦让我等一下，急忙跑到别的屋子里拿来两筒茶叶，硬塞给我:“你一定要拿着，我们都是老共青团员。我吃你的百合，你喝我的茶，大家都保重，这样就好……”
没想到，这成了我见耀邦的最后一面。耀邦从湖南回到北京后一个月，也就是1989年4月15日，因心脏病突发而不幸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