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悦：《燕食记》上阕写师父荣贻生，下阕写徒弟五举。荣师傅的故事在“不变”中透露宁静，有隐入尘烟的意味；而五举的故事以香港的崛起为背景，以“变”为底色：与师父决裂、同舞女露露相识、和师兄谢醒的羁绊、妻子凤行的意外去世、十八行的兴衰……荣师傅与五举在一静一动间构成张力，并在最后的厨王争霸赛上达到顶峰，师徒的情感冲突与菜品的守成创新在此得以和解。我认为，变中有常的故事情节一定程度上抚慰了当下读者的现代性焦虑。
袁荣新：在我看来，小说最主要的修辞行为是通过外部的“变”，通过一种多变的时代对于人物命运的影响，来突出附着在手艺人身上的传统精神的“不变”。但传统精神也是多层次的，如饮食文化、技艺传承的严格秩序，以及师徒情分、爱情、亲情等温情脉脉的传统伦理，后者使得叶七（叶凤池）、荣师傅（阿响）等几个人身上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小说最后的师徒对决令人印象深刻，荣师傅和陈五举的会面不是一次简单的相见，也不仅仅是一场纯粹的技艺对决，而是一场带有功利性质、商业性质的比赛。即便如此，比赛的性质依旧没有削弱传统的光辉。尤其是在荣师傅受伤的情况下，师徒二人联手制作出“鸳鸯月饼”的一幕，其中就既有师徒相互理解与惋惜的情感逻辑，又可看出中国传统美食制作内蕴的创新力，两人在这样功利的舞台上，化解功利，化解矛盾，达成师徒伦理与美食制作精神的同一。
不过，《燕食记》同样写到了人的困境（战争、离散、死亡、经济冲击）与人心内里的坚守。小说中慧生有一道美食，名曰“待鹤鸣”，她从遇到情人开始做这道菜，进了太史第也仍在继续。她通过“待鹤鸣”来思故人，这就在小说里形成一个叙事回环，建立起历史与个人的联系。尽管山河动荡、人物流离，但是人们的生活之道依旧在更替中守常，人的情谊也在脉脉流淌而不中断。这也是小说标题“记”的意义所在。“记”可以理解为记录，也可以是一种记忆。荣贻生制作月饼的手艺在一代代地传承，从叶七到他，再从他到五举。他做了一辈子莲蓉月饼，最想念的还是幼时在太史第第一次尝到的味道。时隔多年，凭着这个味道，他一下子就认出“得月楼”叶凤池的手艺。当年叶七教他炒莲蓉时那份“吃饱饭，慢慢炒，心急炒不好”的教诲，也被荣贻生牢牢记在心里，而这种技艺更进一步地内化为一种“熬”的人生态度。
袁荣新：我认为葛亮这种从正面书写饮食的文学立场，是对现代文学书写饥饿那种文学传统的一次补充，同时它也激活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饮馔传统。我们不仅需要批判传统文化的阴面，还应如葛亮那样从“饥饿文学”的背面重新寻找当代国人的精神出路。也就是说，《燕食记》也许隐喻着当代作家正逐渐走出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文学立场，开始向着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回归。
徐兆正：谈得很丰富。你将“饥饿文学”归类为启蒙文学，同时又在“寻根”的意义上，认为《燕食记》是一部寻求信仰的作品。你认为葛亮是在为中国人寻找精神的出路，因此小说构成了对书写饥饿的启蒙文学的一种补充。还有哪位同学来说一下？
徐兆正：我还是想提醒大家，你们所说的“退”，从启蒙立场后撤，退回到传统母腹，绝不是一种新鲜思想。你们或者以为这是“以进为退”，或者谈论“现代性的背面”，都是在把原来击溃的东西重新请回来。那么重新请回来之后呢，它们对于我们当下的现实到底有何助益？是否仍只是一种无效、虚幻的情感安慰？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简单，无论是饥饿还是饮馔，都归结于吃，而“吃”这件事天然地位列宏大叙事之外。这让我想到刘震云的一句话，他认为：“《一地鸡毛》说的是吃的事，小林的生活证明，家里的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要重要。”他的另外一部作品，《温故一九四二》，更为尖锐地表现了吃饭这种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冲突：
“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位外国友人的菜单是：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这饭就是放到今天，我们这些庸俗的市民，也只能在书中和大饭店的菜本上看到。白修德说：这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我说：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
在《温故一九四二》中，什么是宏大叙事呢？是“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血战、丘吉尔感冒”。私人叙事则是因为这些事，“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我故乡”灾民吃人而“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饕餮；灾民煮食婴儿是不得已，此前他们已吃过花生皮、榆树皮和野草，有人为此中毒身亡。等到树皮野草吃净，灾民们就吃木柴。
总而言之，现代或当代以“吃饭”这件事进入私人叙事的文学并不在少数。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多灾多难的20世纪，“吃”这件事往往并不是享用美食，而是忍受饥饿。所以初看《燕食记》，我会感到一点点不舒服。这不仅仅是因为关于同一个时空的历史书写，“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而葛亮笔下的人物对于“吃”精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基于我们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认知，难免会发出疑问：书中的描写真实吗？在烽火连天的20世纪上半叶，岭南人也如此执着于饕餮吗？
诚然，并不是说不能从正面去写20世纪的美食史，美食象征着人们对安稳日常的向往。但是在真正炮火连天的时代，那种对美食的向往是否真实？生活与生存的主次关系有可能被颠倒吗？这是我的一点看法，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
张楚悦：在我看来，《燕食记》之所以描写饮食，是因为饮食相较于之前的饥饿描写，蕴蓄着更为丰富的日常生活和历史文化肌理。小说中粤港沪菜系的合一，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我认为葛亮创作《燕食记》这部小说，比起对于生存和生活的思考，更是一种面向当今时代需求的写作，只不过它是借助饮食、以长篇小说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刘杨：我们要注意这部小说虽然是突出文化韵味的纯文学作品，但其实有着很强的传奇性。葛亮是一位有经验的作家，知道批评家需要什么，读者需要什么，以及电影改编的导演需要什么。他力求满足不同层面读者的需要，所以在写作时也兼收并蓄，努力整合艺术资源。一方面，他让读者感觉是入乎微，写“吃”写得非常细致，细致到了怎么做糕点、做菜以及庖厨功夫怎样练就统统涉及；但另一方面，在这些细节之外，他还吸纳了传统小说的传奇笔法，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小说表面上似乎很严肃地在讲传统文化技艺，但实际上如果真那样写，作品不会好看。小说之所以写得好看，之所以能够让人流畅地读下去，是因为作者在里面悄无声息地容纳了许多传奇性因素。该有的古典传奇因素小说里其实都有，最后又来了一个大团圆结局。叶七因为战争残废了，又因为爱情戒毒，还身怀绝技。荣贻生的身份也有极大的传奇性：他是一个尼姑和军人的私生子，由养母带大。而荣贻生不仅身份传奇，还在极其巧合的情况下，离开了太史第成了叶七的亲传弟子，然后又成为了同钦楼的招牌师傅。他一心一意要将手艺传授给徒弟，结果徒弟又因为爱情离开了同钦楼，还终生不用师傅的手艺。此外还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七少爷，能屈能伸的大少奶奶等等，都很有传奇性。
由此可见，小说并不是单纯的世情小说，也不是单纯地在写日常生活。其实写日常生活的小说应该是很扎实的，但这部小说除了有关吃的方面，对日常生活的刻画并不多。当然小说后面写五举时，还是写到了一点生活，但和我们讲的日常生活叙事是不一样的。它不是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主要内容的，也不是用拉杂的叙事还原日常生活。小说世俗的人间烟火之中蕴含着相当多的传奇性。小说在触摸历史的过程中，也因为传奇而有趣。在作品里面，家国情怀、抗战、孙中山、淞沪会战都提到了，但怎么样杀掉日本汉奸写得最令人印象深刻。
这样来看，小说让你感觉到它在写“吃”之外，试图寄予“世道味道总关情”的情思，试图把历史容纳进去。然而，葛亮用的这种传奇笔法，特别是传奇式的人物架构和情节结构模式，导致他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其中的思想总没有办法写出深度。这种写美食的作品，强调的是人的感情，但是在这部小说中，人对于生活的热情体现得也不充分，主要想表达的还是做饭和做人是一样的。比如炒莲蓉，最重要的是“熬”，不是剥莲心。这里作家试图要写出深度来，却也只能到这样的简单道理为止。然后作家又开始讲传奇故事了。小说给不同层次的读者留了很多精彩的点，可以让人把它夸得很好，但实际上除了做饭的技术以外，又没有在哪个点上真正写得非常厚实。
詹雯慧：无论是慧生、荣贻生，还是陈五举、露露等人，他们都是不普通的。太史第的人个顶个厉害，甚至连七少爷后来也成了粤剧名家。又如五举和阿响的相遇，他们成为师徒关系似乎在情理之中。再如露露的出现，也是恰巧拯救了“十八行”。在葛亮笔下，这些人物好像都有点过于完美了，而且他们的人生历程也没有什么困难，读来是比较流畅的。那么，这是不是和葛亮自己所推崇的道德价值观和社会伦理不可分割呢？至于文本所表现出来的传奇性，在我看来是为传奇而传奇。
张楚悦：小说标题“燕食”，其中含有平民饮食之意。反观小说内容，即使一次次深入世俗，触及的也仅仅是与普通百姓若即若离的意境化“燕食”。
二、器物细节与历史逻辑
袁荣新：面对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作家的世界观，更确切地说，不同作家所理解的“真实”是不同的。这里我拿法国“新小说派”代表罗伯-格里耶的《嫉妒》与《燕食记》作比较。格里耶的“物化”表现在小说并不想表现一种“反映论”意义上的真实，《嫉妒》通篇用的是一种极其精妙的视觉语言，例如小说不厌其烦地描写外部世界的香蕉林，以及不断地书写“被碾死的蜈蚣”，表明这是一篇存在“隐匿和缺项”的文本，小说中连一个有身份的叙述者都找不到，而且作者也隐藏了最核心的情节，即《嫉妒》中的丈夫为什么会嫉妒，他抓到了妻子的什么把柄？我认为格里耶是渴望通过一种回避心理描写的方式来进行心灵书写，以此还原“物”本身，排除比喻与隐喻，更深刻地探索人的精神世界。
但《燕食记》不同，葛亮所书写的“物”与叙述者的情感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情”的，这里的叙述者不像格里耶的《嫉妒》一样要隐匿起来，来表现人与世界的割裂，反而是鲜明地出现在文本中，通过旅行和纪实的方式呈现文本中的“物”，并且通过对“物”的回忆和“物”的意义来呈现一种典雅大气，充满韧性和厚度的中国饮食文化。
就叙事层面而言，小说涉及上述器物时通常具有两种叙事功能，一方面是表现了人物各自具有的精神性格。鸳鸯月饼在文本结尾的师徒比赛中出现，有着额外的隐喻意义，从其“一半莲蓉黑芝麻，一半奶黄流心，犹如阴阳，既要相互包容，又要壁垒分明”的特点来看，它隐喻了许多人物的命运，尤其是陈五举和荣师傅，在他们各自作出的人生选择中，都有着自由意志的因素。另一方面，有关器物的叙述也让小说的叙述姿态显得从容不迫，增添了小说的文人风味。
这段回答有两个地方值得我们深思：第一，从史料和田野考察得来的细节，真的在小说中有恰如其分的落地吗？第二，葛亮说“格物”不仅仅是为了接近历史的真相，也是为了构筑文学的意义。我们不妨想想它到底构筑了哪种文学的意义？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葛亮声称的“格物”是否编织起了《燕食记》的写作？细节与情节，“物”与故事的结合，是否浑然天成？细节是否“构筑”了他所说的“文学的意义”？这种文学的意义，在那篇访谈的后面，被他以蒙特罗斯的话进一步阐明：文学的意义未必是对所谓历史场景的复原，而是为了表达历史的逻辑。葛亮以蒙特罗斯的话来指出文学的意义是表达历史的逻辑，那么这种表达历史逻辑的使命在《燕食记》里实现了吗？同学们如果认为这部小说读起来不“隔”，就请说明《燕食记》中有何“历史的逻辑”？
刘杨：这本书的情节性很强，书中讲到许多菜，不光是炒莲蓉，那些菜也可以分类。每一个时期，每一个人，每一种菜背后是什么？每道菜的背后，作者都试图寄寓时代的信息、人性的信息、历史的信息，也引出很多传奇故事。比如般若素宴牵扯儿女情长，蛇宴让你看到旧宅官邸的生活图景，荔枝等代表的家族。作者写到这些食物时，总是要融入和表达某些文化气息。当然，表达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要读到这些菜背后的深意，明白作者的叙事动因。
王澜汐：其实书中的菜名不一定是作者自己取的，很多东西都来自作者收集的史料。也就是说，叙事风格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也许来自作者丰富的史料搜集。书籍背面有这样一句话：三餐惹味处，半部岭南史。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个创作意图在于“史”的书写。作者运用大量的“物”——人物也好器物也好，来标记历史，在细节的洪流中虚构和填补历史的空白。书中也提到了大量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例如陈炯明与孙中山，蒋光鼐与蔡廷锴，梅博士应是梅兰芳，邓锵应是邓铿，顾明笙应是杜月笙，等等，以此编织起清末到民国再到后民国时期这样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
至于细节的洪流，我直接举一个例子来证明。《燕食记》的上阙，荣贻生与太史第的故事实际上是对《钟鸣鼎食之家：兰斋旧事与南海十三郎》一书的细节化用。向太史应是江孔殷太史，这本书是太史孙女江献珠所著，书中几乎所有细节都能在《燕食记》中追寻到踪迹：江太史的十二房太太，太史义举下葬黄花岗烈士，北园偶遇太史故宅旧物，春节家馔，祈福素筵，萝岗兰斋农场，雾水荔枝，蛇宴，百二兰斋，礼云子的喜好，“猴子转世”，大少爷与名妓山盟海誓吞烟自尽，大少奶奶近身女佣善做粥食，太史家戴眼镜的戏痴七少爷锡堃原型是南海十三郎，《燕食记》中“故人相候”和“香江钓雪”两章是对十三郎剧作《心声泪影》以及主题曲《寒江钓雪》的化用。
在符合历史脉络的基础上，葛亮虚构了跳河自尽的九太太青湘、大少奶奶颂瑛的后续感情，这一切使得太史第这部分的情节十分有爽点，错综复杂的人物在作者的笔下各自绽放了独特的生命花朵，可以说上阙是太史家宴的番外篇。荣贻生做月饼总是差点意思，最后终于在无字信中尝到了盐这关键一味，这些传奇性的片段，我猜想作者的灵感也许同样来自《兰斋旧事》，书中提到主人家邀请厨师上门到会，不准自带调料，一厨师就把高汤藏在雪白毛巾中，烹饪时用水煮出，做出的菜令主人家赞不绝口，与《燕食记》的信中藏盐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也要指出《燕食记》细节留白太多，如果仔细考察，便发现人物线索难以完全推动情节。作者没交代清楚的事情大致有以下这些：月傅的后续，秀明的身世，云重在等待谁，慧生变卖的对镯之一究竟流落何方，云重与荣贻生的感情结局等等。
沈梦：我接着来说细节铺陈的问题。《燕食记》中有大量关于饮撰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细节，这些细节具有美学价值，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知识性的表达。小说更多是透过细节来体现思想、结构情节，但也存在一些没有被合理安排的地方。如“五举山伯”这一章里写到大量关于茶楼和点心的知识，在审美层面，这些细节增加了小说的容量；在叙事层面，它们也可延宕叙事节奏，给读者以“慢”的体验，而由于外部环境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两者之间的张力就形成了特殊的艺术感觉；在思想层面，这些细节可以看作是手艺人的匠心，无论是大名鼎鼎的厨师、糕点师傅，还是默默无闻的茶壶仔，他们的这份匠心都令人感动。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作家葛亮本人写作的匠心，他深入了解岭南文化，不仅仅是将美食制作的工序一点一点浸润在细节中，也保存了一系列的文化记忆。
但是，这种细节的铺陈与蔓延，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小说往更深处走。虽然作家已尽量避免细节浮于叙事表面，尽可能地将饮撰文化织入文本自身，但还是有些地方存在叙事零散的情况，读着读着就不成形了，这时想要再回到主题，就需要通过情节的陡转把它拉回来。比如太史第办素宴这部分章节，作者先用很大篇幅讲来婶是怎样布置宴会的，罗列了许多美食，结果后来来婶家里有事，只能换慧生上，这也牵引出慧生和阿响的故事，最后说慧生的素宴做得如何好，如何四两拨千斤，一下子把来婶给比了下去，让三太太等人很满意。这段情节有其传奇性，正如老师和同学们所说，作家这样处理是为了让小说更好看，但仔细推敲叙事逻辑，也有略显刻意和生硬的地方。作家似乎过于在意如何构建宏大叙事，同时试图从细节生发出某些东西，但这些质素并没有被合理有效地纳入小说的主题层面。
徐兆正：一言以蔽之，小说以匠心始，以匠气终。
王海晗：刚才老师和同学们都已经讨论得很充分了，兆正老师谈到了“私人叙事”和“宏大叙事”之间的联系，这让我联想到最近很多学者也都在重提文学“总体性”的观念，包括李敬泽、黄平、贺桂梅、刘大先等，不约而同地倡导一种“总体性”书写。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概念是把以往对于“宏大叙事”的批判也吸收在内的，并不排斥微观个体的差异性。他们经常引用的文献是卢卡契的《小说理论》，作者认为古希腊作为一个史诗时代，个体与总体是统一的，自我的心灵与外部世界之间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古希腊时代的文学是一种既“普遍”同时又“具体”的历史叙述。
我想葛亮在写作的时候可能主观上是朝着这样一种“总体性”方向在努力的，但是我觉得他显然完成得并不是特别好，《燕食记》有着“新文学”的包装，实际上内里却是通俗文学的质地，很难说表达了什么系统性的思想图景。整体上来看，我认为葛亮的这部小说可以放在两个坐标系中来审视。第一个是当代文学的“物”的转向，包括像名物、器物这类东西的书写，《燕食记》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称为是风物的情史。第二个，现在很多学者提出“新南方写作”的概念，葛亮的小说也可以被纳入这个范畴，因为《燕食记》描写的多是岭南文化。但是相较于“新南方写作”里郁热的美学元素，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中国古典传统的美感，所以并不是典型的“新南方写作”。从这样两个坐标系出发来审视葛亮的小说，去辨析它和类似名目的小说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可以较为准确地去把握小说在当前文学结构中的位置，我就简单说这么一点。
徐兆正：好的，谢谢王老师。刚才王老师谈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观念——“总体性”，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小说的细节来谈。“总体性”也是我接下来要谈到的，不过我的看法和王老师可能不太一样，我认为这部小说恰恰是缺乏“总体性”的。有没有同学来继续谈一下第四个问题？
冯凰：这部小说里的描写和叙事两种语调之间是有“隔”的感觉的，作品中存在着两种语调，一种是缓慢、客观、细节化的描摹，持一种静观的姿态，给叙事按下了暂停键，像纪录片，像科普，有时候这种语调甚至令人怀疑这是不是非虚构写作；另一种则是相对快速的叙事语调。在我看来，去掉作家考证与调查得来的大量细部描写，并不会影响故事的展开。比如小说第409页，葛亮写到了戴明义初次来到邵府所见的景象，对邵公的住宅作了一番描绘：
“这建筑有一种少见的气派。自然是与他记忆中上海的纯粹西洋风的公馆别墅不同。外形方正，如中古欧洲的城堡，可四角绿瓦飞檐，镶有汉白玉栏杆的回廊，外墙红砖围砌，则又是端雅的中国风。明义只在心里惊叹。他并不知道，这便是大名鼎鼎的继园。此为当年广州军阀‘南天王’陈济棠大哥陈维周的手笔，移山修建园林，内有山亭水榭。据说全盛时，一家逾百口居于大宅。而此后陈家迁出，几幢房屋便各有其主。这建筑门口，只一个铜镶的门牌，旁边镌着‘邵府’两个字。”
这一部分如果去掉，也丝毫不会影响到作品的叙事。当然，如太史第内部陈设、上流社会人事变迁、江湖帮派运作方式等细节描写并不是完全没有存在价值，它们或营造历史的真实感，或满足读者的窥探欲，但只能说与叙事的关系不大，有时显得拖泥带水。
除了慢下来作细致入微的描写，作者有时也会突然从细节中抽离出来，加快叙事的速度，给我一种不甚协调的感觉。比如小说第373页写到“我”在尼斯见到司徒灵思的场景，那时她“寡居，住在一幢老年公寓里”，这应该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然而上一个段落还在叙述几十年前的故事。继续往下看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段插叙是为了引出后文司徒灵思的身世。同时这段插叙的语言相较小说的其他部分，显得更为简洁，也没有了作者喜好的古典韵味。
三、想象出来的“民间”与
“好古式的历史学”
李佳贤：葛亮的《燕食记》既复杂又简单，复杂在于它汇聚了各种各样的元素。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如何把日常饮食这些东西提到前台，历史则退居幕后，这种草蛇灰线的写法是呈现历史的一种方式，然后又通过饮食表达了他所推崇的精神人格与传统品质，这些都是饮食背后的文化。我们看小说的时候会觉得它的元素非常丰富驳杂，可以切入的角度很多。然而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它是简单的。它的简单在于《燕食记》与葛亮之前的作品有一定的延续性。葛亮非常注重用自己的作家之眼去观察世界，早期作品像《七声》等，其中都有作家的化身，通过他的视角去观照整个世界。
《燕食记》其实也是这样，它有一面相当于是去复现历史，另外一面则要超脱历史。例如“我”通过田野调查、阅读史料、采访访问等方式，试图去接近那段历史。葛亮写作风格的形成，跟他创作所生出的“我”有很大关系。刚刚大家也谈到了《燕食记》对于器物的描写，作家对于饮食和器物是有自己的审美倾向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精英的审美趣味，一种崇尚古典的价值取向。《燕食记》对器物的描写与这种立场是有联系的，但也造成了“物”凌驾于人和历史，人则“千人一面”的问题。小说中的几代厨师，从叶凤池、荣贻生到五举、露露，他们的面目是模糊不清的，这类人物在葛亮早期的短篇小说集《七声》里也出现过，虽然经历不同，从事的职业也不一样，但他们的精神本质是一致的。葛亮说自己是要写民间的，但是他的“民间”实际浮在民间之上，或者说这是他想象出来的一个“民间”。
刘杨：我稍微补充一下你讲的人物问题。小说的观念性是很明显的，要突出文化主题，渲染文化氛围，因此，作家不是以塑造人物为目标的，这些人物其实是文化符号。作家试图把小说写成对文化技艺、工匠精神等的回应。
徐兆正：佳贤老师认为作家的这种审美趣味过于强势，因此从作品的呈现来看，作家、叙述者与小说人物这三者之间的界限便模糊不清了，最终造成小说处处是特色，但又没有特色的局面。还有哪位老师、同学愿意来说一下？
闫东方：各位老师说的我都特别同意，有一点想要补充。就是葛亮的小说里总感觉有一股传奇味道，但是他的传奇性并不是那种民间的、野生的、有原始力量的，而是把士人的、雅的东西传奇化。多个作品都作这样的处理时，作家自身对于雅致文化的观照难免会落入程式，会让别致的内容呈现出相似的面目。他小说的传奇味道，可能和语言上的用力也是有关的，葛亮的语言比较追求精致，虽然也用粤语方言，但是整体而言是非常书面化的。
徐兆正：最后我来作一个总体发言。读完这部小说，我认为《燕食记》是一种怀旧趣味与私人叙事结合的极品。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怀旧类的文艺作品的，去年底的文学盘点也是基于此而作。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怀旧有三个指向，尼采在《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中曾将人们对于历史的态度一分为三：行动者的“纪念式的历史学”、敬仰者的“好古式的历史学”、渴求解放者的“批判式的历史学”。“纪念式的历史学”借助人类往昔伟绩以振奋当下，“好古式的历史学”要求无条件保留一切旧日遗存，“批判式的历史学”对行动者与敬仰者的历史观均予以反思。
至于细节对情节的废黜，《追忆似水年华》是成功的，而其另一面，则是同时代的自然主义。刚才海晗老师提到了“总体性”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细节实现了对情节的废黜，但又未能表达历史的逻辑，它就会走向自然主义。我个人对自然主义的看法，就是自然主义乃缺乏总体性信念的现实主义。“私人叙事”同样如此，如果“私人叙事”不曾与“宏大叙事”发生紧张对峙的关系，并未表达一种总体性的信念，那么私人叙事就会和“好古式的历史学”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