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照片拍摄于1850年，表现的是阿布·辛拜勒神庙。杜冈在埃及和近东地区执行一项特别的记录拍摄任务。阿布·辛拜勒神庙是埃及著名的古迹，它建于3000多年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神庙塑造了拉美西斯二世和古代埃及众神的形象，神庙正面守护在两侧的四座拉美西斯二世及王后的雕像雄伟壮观，堪称古埃及艺术中最绚丽的瑰宝。
从画面上看，一个蒙面的埃及向导正坐在拉美西斯二世巨大的石像上，而石像尚未完全出土。出土后的石像高达二十米，极其雄伟壮观。杜冈当时拍摄这幅画面可能只是出于记录，并以人做对比显示石像的高大，但这张照片却被后人在摄影史上常常引用，并产生无尽遐想。蒙面的埃及向导在石像上停留是短暂的，却高高在上，石像伫立在神庙前是永恒的，却木然地任凭向导端坐其上。有人说这或许可被视为摄影术辉煌成功的象征，因为摄影是瞬间的艺术，而传统艺术总与永久相伴随，但笔者相信杜冈当时拍摄时恐怕没有想这么多。不过从照片产生的历史背景上，我们的确可以感觉到现代文明对古老文明的冲击。拿破仑远征埃及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这次远征却促进了埃及在政治上的觉醒，同时也拉开了国际性的多学科考察埃及的序幕。这种考察和研究从那时一直持续至今。
阿布·辛拜勒神庙是古埃及建筑艺术的颠峰之作，它在设计与建筑上，巧妙地吸收和运用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地理、数学等知识，使阳光在每年的2月21日和10月21日两次穿过60多米长的甬道，直接照射在寺庙最内部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上，创造了举世无双的“日出奇观”。以现代的评判标准讲，埃及向导或任何游人坐在神庙石像上都是对历史文物的不尊重和破坏，但百年后在神庙却演出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联合起来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一幕。1959年，埃及与苏丹两国商定，在阿斯旺修建一座规模宏大的水坝。但让他们没有料到的是，修建水坝将直接威胁到努比亚遗址和阿布·辛拜勒神庙的存亡。为保存这两处文化遗产，埃及和苏丹政府向联合国求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呼吁，得到5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人们把这次拯救阿布辛拜勒神庙事件称为“阿布辛拜勒运动”。这次拯救行动不仅仅保住了神庙，而且使全世界第一次看到了国际间联合救援人类文化的伟大力量。
新艺术的诞生奥斯卡·雷兰德《两种人生》
《两种人生》是奥斯卡·雷兰德的代表之作，拍摄于1857年。雷兰德的摄影是一种合成艺术品，它将戏剧、版画、绘画与摄影混合起来。他重视画面的具体情景气氛和人物的内心冲突，带有强烈的寓意性和宣泄性，同时完全保持画面的结构稳定、均衡和带有明显古典意味的和谐。这幅作品是19世纪最引人注目的高雅艺术照片，它以戏剧性的场景传达了关于人生的说教。在摄制上，他调用16个以上的模特，按预先设计好的位置去摆好姿势，用了30多张底片，在两张相纸上叠印，耗时六周，方才成功。在这幅照片中，雷兰德构想出一个寓意性的场面：一位先哲引领两个青年走入人生之路。其中一个青年崇尚宗教、勤劳向善，具有可敬的美德。而另一个青年一离开先哲就奔向享乐世界，染上赌博、酗酒、淫欲等恶习，以致失去理智，危害自己，走向死亡。
回归自然彼得·埃默森：《收获》《采睡莲》《拉纤》
19世纪80年代，伴随着高艺术摄影的衰落，写实风格的画意摄影——自然主义摄影开始出现。
自然主义摄影随艺术上的自然主义思潮出现，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彼得·埃默森，1889年著有《自然主义摄影》，代表作《收获》。
在其著作中，彼得·埃默森阐述了自然主义摄影的理论体系：摄影应是一门独立的艺术，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摄影艺术可以由自然环境中的自然题材，通过取景、构图、用光和选择调焦的直接记录来实现；焦点视觉理论，即人眼视场的中间部分是清晰的，而边缘部分是模糊的，为达到人眼的视觉再现，则焦点不必完全准确。在不破坏拍摄对象的结构和形象的前提下，对焦可以有适当的模糊和变化。
埃默森一改当时聚焦于达官贵人的时尚，把手中的镜头对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向了大自然。他以自然、单纯、质朴的拍摄方式，向“画意摄影”的观念、风格以及方式提出了公开挑战。
以埃默森的《自然主义摄影》一书为标志，自然主义摄影流派提出了“回归自然”的口号，突破高艺术摄影创作的模式，追求以自然环境，自然情趣和自然手法表现摄影。埃默森最著名的作品《采睡莲》，就是以不干预的手法，拍摄了真实环境中的人物和背景，使摄影的纪实能力和审美特性得到了较好的结合。这幅作品不仅奠定了自然主义摄影地位，同时在制作上独辟蹊径，而是采取简洁的白金相纸制作，以其对自然场景的直接、真实还原，获得了更为令人信服的力量。
埃默森的摄影理论和实践激起一大批追随者的热情，这些摄影者深入到英国的风景区和乡村，拍摄了很多影响深远的自然主义摄影作品。其中尤以英国摄影家里德尔·沙耶、弗兰克·梅多·萨克利夫的成就最为突出。
影视的鼻祖穆布里奇·埃德沃德《奔马》
穆布里奇是第一个把照相术用于活动摄影的人。
这组照片的产生源于一次偶然的打赌。法国画家借里柯笔下的骏马在奔跑时是四蹄腾空的，而当时人们也对他的画面感觉身如其境，相信马的确是这样奔跑的。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酒店里，斯坦福与科恩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马奔跑时蹄子是否都着地？斯坦福认为奔跑的马在跃起的瞬间四蹄是腾空的；科恩却认为，马奔跑时始终有一蹄着地。争执的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就采取了美国人惯用的方式：打赌来解决。
他们请来一位驯马师来做裁决，然而，这位裁判员也难以断定谁是谁非。马奔跑时速度的确太快，单凭人眼确实难以看清马蹄是如何运动的。驯马师的好友穆布里奇得知这件事后，表示可由他来试一试。他在跑道的一边安置了24架照相机，排成一行，相机镜头都对准跑道；在跑道的另一边，他打了24个木桩，每根木桩上都系上一根细绳，这些细绳横穿跑道，分别系到对面每架照相机的快门上。这样，当跑马经过这一区域时，依次把24根引线绊断，24架照相机的快门也就依次被拉动而拍下了24张照片。穆布里奇把这些照片按先后顺序剪接起来。每相邻的两张照片动作差别很小，它们组成了一条连贯的照片带。裁判根据这组照片，终于看出马在奔跑时总有一蹄着地，不会四蹄腾空，从而判定科恩赢了。
可故事并未到此就结束了，这场打赌及其判定的奇特方法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穆布里奇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出示那条录有奔马形象的照片带。一次，有人无意识地快速牵动那条照片带，结果眼前出现了一幕奇异的景象：各张照片中那些静止的马叠成一匹运动的马，它竟然“活”起来了！
叛逆与新生艾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阳光》
斯蒂格利茨是美国摄影史上的一位巨匠式人物。
斯蒂格利茨在摄影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组织发起了摄影分离主义，又称作“摄影分离派”。在1902年前后，斯蒂格利茨开始对“画意摄影”的许多艺术观念提出质疑，1902年，他在美国建立了摄影分离派，创办刊物，开设“291”画廊，不遗余力地的提供条件，不计报酬地介绍和扶持欧美的前卫画家、摄影家，如塞尚、毕加索、马蒂斯、卡塞比尔、戴维·希尔、怀特、斯泰肯等。20世纪以来，美国能超过英法成为世界艺术摄影的前卫，与斯蒂格利茨付出的不懈努力不无关系。
关于摄影分离主义，斯蒂格利茨这样解释道：“将那些献身于画意摄影的松散的美国人组织起来，通过努力使人们认识到画意摄影不是艺术的陪衬，而是表达个人的一种独特的手段”。他力图强调摄影不仅在技术手法上，更要在表达个体的个性意义上更多地考虑摄影本身的规律和特点，使摄影变得更纯粹化，独立于绘画之外。斯蒂格利茨提倡“纯摄影”，即发挥摄影自身的特质，照片的影像要真实清晰，影调要丰富而层次分明。
东方的采访约翰.汤姆森：《中国九江的街头行当》《街头郎中》
汤姆森给我们中国留下了一百多年后最有价值的照片，他以无可置疑的准确度的照片，显示出纪实摄影的成熟意识，揭开了纪实摄影的新篇章。
纪实的力量路易斯·海因:《纺织女童工》《汽管装配工》
著名纪实摄影家路易斯·海因有着强烈的社会意识，他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摄影不应当仅仅为了美，而应有一个社会目的。要表现那些应予赞美的东西，也要表现那些应予纠正的东西。”海因原是一位教师和社会学者，从1904年拍摄埃利斯岛的难民安置开始了他的纪实摄影生涯，同时代很少有人象他那样，几十年不断的用摄影做主要手段，致力于多个主题的社会改革。他的创作涉及迁移的难民、各地的童工、城镇贫民窟和受灾乡村等。
1906年，海因受国家童工委员会主席阿德勒的委托，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组织工作，调查美国各地童工的生存状况，从而使儿童免受剥削。他不辞劳苦，深入东北、东南和大西洋沿岸各州的煤矿、工厂和纺织车间，拍摄儿童工作时的场景。海因1909年出版了第一部反映童工生活的摄影报道，其中的照片展现了童工们在艰苦和危险条件下的生存状况，并最终导致美国国会颁布《童工法》，废除了童工制度。
美国《ICP摄影百科全书》对此评价到：“海因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一定是最后一个用照相机反映社会改革运动的摄影家。但他极为出色的工作质量却很少有人能够相比。更重要的是，海因拍摄的童工照片在实现他为之奋斗的改革方面起了帮助。”这就是纪实摄影的人文价值：它决定着你的照片是否能超越时空进入历史，超越个体打动大众。艾伦·特拉亨伯格对海因赞美：“对于海因而言，‘正直’并不仅意味着拍摄方法的纯洁，它还表明对于亲眼所见的事实担负的责任。”
画面中这个汽管装配工被要求以适当角度握扳手，以便使身形与身后机器的圆形完美组合。人与机器合成一个劳动的概念,这种拍摄模式在现代工业摄影着一直延续下来。海因不但用摄影揭露生活中的黑暗，他更赞美劳动的伟大，他晚期作品所表现的是对工人劳动的尊重和对工业加以肯定的乐观信心。
海因深信摄影具有无可置疑的纪实力量。他说：“如果用语言可以说得清楚，何必再去背起相机。”这幅表现工人与机械的作品，被视为表现劳动者的经典之作，紧握扳手、弓身屈臂，这是力量的表现；聚精会神、一丝不苟，这是精神的表现；强壮的身体、绷紧的筋骨和隆起的肌肉，这个有如雕塑的形象告诉我们，劳动不仅创造了客观世界，而且塑造了主体的健美。强光恰恰照射在主体上。工人，这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主人。
海因以他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照片，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使他成为当代最伟大的社会纪实摄影家之一。1940年，海因去世，他一生的创作向我们展现出摄影作品能够教育大众及教育人们了解生命价值的巨大作用，他给我们太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