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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以保护区域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以激励区域经济增长为条件，以改善区域内部人类生活质量为目的的发展模式和战略目标，是区域发展的最佳选择。它的基本内涵是使“区域保持长期发展能力”，这就要求树立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要相互协调发展的理念。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
对于资源与环境的开发、利用，应立足于以下三个基点：一是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速度不能超过其再生速度；二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速度，不能超过可持续方式利用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速度；三是污染物的排放速度，不能超过环境对这些物质的循环、吸收和无害处理速度。
二、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制定区域开发和保护政策
(一)必须把环境因素纳入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综合决策之中
要按照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和容量要求，对区域、流域、海域的重大开发活动、生产力布局、资源配置，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以保证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区域发展规划应建立在对不同区域等各方面情况的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能够反映某地区的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不同特点。
(二)各地各行业在制订发展决策规划时，必须对规划进行环评
所谓规划环评，是对规划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影响的对策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过去只注重对建设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但建设项目只处于整个决策链的末端，建设项目环评只能补救小范围的环境损害，无法从源头上保护环境，也不能指导政策或规划的发展方向，更不能解决开发建设活动中产生的宏观影响、间接影响、二次影响、累积影响。
(三)推行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创建综合决策机制
战略环评的核心和目的，是使环境因素与社会、经济等因素一样能在不同层次的决策中得到充分考虑和重视，是实施综合决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对政策、法规、规划、计划中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深入分析预测和科学评价，对潜在的危害和影响采取预防措施或者其他补救措施，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从宏观角度出发，根据区域现有的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制定出适合长时期发展的各项政策，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三、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一个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业体系
产业化是以经营活动的市场化、集约化为主要内容，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途径。但是，如果不因地制宜地发挥优势而进行盲目经营，就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恶化。因此，应该把培育主导产业与区域经济开发结合起来。为此，第一，要按照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对现有工业体系改造升级中要严格限制和禁止能耗高、污染严重的企业，大力发展质量效益型、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的企业。第二，从实际情况出发，抓好农副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第三，要选择具有资源优势、市场前景好、技术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强、带动作用大的产品加工业，积极培育扶植，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过去人们治理污染物只是改变了特定污染物的存在形式，并没有消除污染物的物质实体。而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型经济是一种生产与环境相和谐的发展模式，资源在生产全过程得到了高效循环利用，形成一个生态产业链条。使经济系统被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中，物资资料在循环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它作为资源或能源的利用率，从而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达到消除环境污染、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目的。
五、加强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严格环境准入
环境影响评价是把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重要关口，是保障科学发展的一把“利剑”。强化环评制度重在落实，要以整治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环境污染为突破口，严肃查处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的建设项目。必须尽快扭转重审批轻监管、未审批就开工、不审批也建设的局面，切实做到环评提出的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措施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坚决控制新污染源，将开发区环境管理纳入正常轨道。同时，要建立环境监管的后督察制度，未执行环评审批和验收的建设项目，未按环保审批要求落实环保措施而被环保部门查处的企业，坚决关停。
六、正确处理城市与农村环保工作的关系
近年来，城乡环境保护“二元结构”的问题日益突出。要注重城乡发展的系统性、互补性和协同性，按照“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联动、总体推进”的原则，引导农民采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生活方式，增强农村防治污染的能力，扶持生态农业的发展。采取严格措施，有效防止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城市污染向郊县转移。特别要加大整治乡镇工业和规模化养殖业污染，解决农民饮用水源污染问题。要努力把握农村环境保护的规律，积极探索尊重农民意愿又符合农村特点的环境管理模式，加强农村环保工作。
七、建立官员的环境问责制度和绿色GDP考核制度
环保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是落实政府环保责任的制度保障，是各部门依法履行环保职责的约束机制。必须明确责任，通过科学、有效的政绩考核，引导各级领导落实科学发展观，克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切实加强环境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切入全球价值链中承担加工组装环节，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代工制造平台。但是，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式，本质上是发达国家通过全球价值链（GVC，GlobalValueChain）控制和俘获中国低端产业的关系，并由此造成了低端锁定和地区差距的扩大，主要机制可梳理为：第一，东部率先加入GVC形成的先发优势和在位优势使其经济增长获得了不断自我集聚的力量。这种生产的集中就会产生地区之间收入上的差距。第二，形成了以外资进行国际代工为主的生产模式。这种外资主导的国际代工模式一方面利用了中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另一方面又将自身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关联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于是，GVC主导的产业转移的前后向联系效应大为减弱，也使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协调联动的效应大大降低。第三，中国的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模式，使得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在被俘获的价值链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但是并没有完成更高级的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对策研究（08CJY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东部地区要素成本的上升、人民币的升值和贸易摩擦的增加等因素，集聚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产业开始向外转移。客观地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区间自然条件、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双重任务往往是一个两难困境。既不能用各地区都不发展的方式，也不能用东中西部地区“齐头并进”的方式，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区域优先的政策，即东部沿海地区利用自身优势，率先加入GVC，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产业集群，使该地区首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在发展态势呈现出“极化效应”的基础上，逐步获取极化后的“扩散效应”，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这种政策选择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选择。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战略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东部地区的扩散效应如何发挥以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东中西部如何在互动的过程中发挥大国优势超越国际代工，则是完成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双重任务的关键所在。
二、全球价值链模式产业转移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产业转移共掀起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将纺织、钢铁等传统产业转移到日本和西德，自己则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和电子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由此导致了日本继英国、美国之后，成为第三个“世界工厂”。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此次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东亚地区。日本先是将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给东亚“四小龙”，接着又将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最终催生了东亚奇迹。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等进行的产业转移。
20世纪末期出现的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最显著的特征是，全球化的主导者跨国公司，为了获得全球竞争力，将附加值低的产品生产工序外包给他国，或到他国投资设厂进行生产，自己只保留产品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等附加值高的工序。作为这次产业转移主要目的地的中国，立足于国内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廉价而又丰裕的劳动力、产业集群带来的集聚效应和政府主导的投资性财政，通过生产贸易投资一体化，迅速确立了自己“世界加工厂”的地位。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全球制造代工工厂，是国际产业转移在产品内分工的体现，更准确的说，是国际生产环节的转移。二战后，国际产业从欧美转移到日本，又从日本转移到东亚四小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又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转移到中国。最重要的是，在代工生产模式重要性益发显著的全球化时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转移的不再是某一产业或产品，而是该产业或产品中的不同要素密集的环节和工序。而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的本质是不同国家（或地区）依据自身的成本优势对价值链的不同环节进行承接和重整。
为了更好的分析国际产业转移新模式的影响，本文将基于产品间分工的产业转移模式称为传统模式的产业转移，将基于产品内分工的产业转移模式称为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本文在此将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对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进行探究。
三、封闭经济条件下，GVC模式产业转移的驱动力量
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是集聚还是转移，取决于推动地理集聚的向心力（centripetal）和促进空间扩散的离心力（centrifugal）之间的动态演变和力量权衡。依据新经济地理学，[1]向心力主要包括前后向关联效应、密集型劳动市场和溢出效应；离心力主要包括生产要素的非流动性和要素价格。
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在不同的空间进行承接和配置，其不同环节的选址决策主要是由成本来决定的。一般而言，在价值链中处于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主要是利用廉价和丰裕的低端要素获得竞争力，对要素成本的变化就比较敏感。在价值链中处于价值链高端的环节，由于主要从事研发和营销等附加值高的环节与治理价值链，大部分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门，这种环节的转移，主要考虑的是全球战略，对要素成本不敏感而对交易成本比较敏感。
目前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从事加工组装的企业，由于专注于劳动密集型的环节，产品附加值低，利润空间有限，所以对要素成本的变动非常敏感。东部沿海地区要素成本的上升，会改变商务成本的结构，一旦离心力大于向心力，这些产业就会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GVC模式产业转移的目的地有两个：中西部地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本文首先考虑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情况，即产业在中国不同区域之间转移的可能性。
一般来说，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往往营商环境不佳，因此交易成本会比较高；而要素成本相对较高的地方，往往生产者服务业、基础设施、法治水平和政府服务高度发达，因此交易成本会比较低。对于要素成本，企业往往可以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而交易成本对于企业来说基本上是外生变量，不在企业控制的范围之内。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不同地区的商务成本水平和结构是不同的。从表1的数据分析，中西部地区的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和商品房平均售价的均值分别为14737元/年、17077元/年和1963元/平方米、1923元/平方米，不仅低于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都有比较优势，形成了成本“洼地”。从电力供求差额（发电量减去电力消费量）来看，东部地区是负值；而中西部地区都是正值，分别为114-07亿千瓦小时和42-71亿千瓦小时。事实上，中西部地区是我国能源和金属矿等自然资源的主要储藏地，与东部地区相比具有资源优势。这些就形成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要素成本梯度，为吸引产业转移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的高速公路密度和长途光缆密度的均值分别为84-34公里/万平方公里、37-77公里/万平方公里和0-126公里/平方公里、0-072公里/平方公里，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是远远低于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可见，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通信能力还不够发达便利。东部地区政府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比重为0-106，也低于中西部地区，这表明两地政府在税费和效率等方面的差距。中国东部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加工厂，不仅仅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在产业配套、物流成本和地方政府效率等方面形成的优势，才吸引了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因此，中西部在吸引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必须通过不断地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原来高额的交易成本，才能将产业转移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一旦中西部地区能够承接转移过来的加工环节，东部地区商务成本的上升趋势将变慢，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发挥交易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发展价值链中附加值高的环节和生产者服务业，从制造基地向总部基地转型。通过这个基地，可以对整个行业提供高端服务，增加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升级。而中西部地区吸引到自己急需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可以解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提高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等的利用效率，劳动者的生活消费也可以扩大当地的内需，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四、开放经济条件下，GVC模式产业转移的决定因素
本文在第三部分探讨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将目的地限定在国内，即研究的是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但是，东部地区的代工企业是以外资为主，其选择产业转移目的地依据的是成本。更重要的是，GVC模式的产业转移在空间上的布局更多的是GVC中的主导性企业基于全球竞争战略的考虑。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放宽假设，引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情形。这样，东部地区的代工企业转移就有两个可能的目的地：中西部地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此外，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一国商务成本的水平是逐渐上升的。那么，面临超越代工和区域均衡发展的中国如何在自身商务成本不断攀升的条件下，避免产业外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呢？
事实上，中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代工制造平台，不仅是基于商务成本的优势，还在于通过切入全球价值链后，获得的“在位优势”。具体来说，中国在弹性生产、工程能力、反应速度、规模制造和后勤运筹等方面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竞争力。这就给中国在开放条件下完成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双重任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在此将利用学习曲线理论分析中国的“在位优势”对于完成双重任务的作用机理。
加入GVC的代工企业的产业升级一般遵循如下路径：工艺升级（提升工艺流程的效率）产品升级（引入新产品或改进旧产品）功能升级（攀升到附加值高的环节）链条升级（转向新的附加值更高的链条）。通过对产生学习效应原因的分析，我们发现：熟能生巧、标准化和专业分工是支撑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源泉，而关联效应、共享效应和竞争优势则是推动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的力量。中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代工制造平台，其间的成长过程可以理解为代工企业如何满足订单要求、政府如何创造营商环境的学习曲线。
中国目前获得的在位优势是基于切入全球价值链，通过熟能生巧、标准化和专业分工等完成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这种在位优势就转化为成本优势，延缓了商务成本上升对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但是，中国目前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功能升级和部门升级。这种低端锁定导致学习曲线效应出现了“学习高原”的现象，即产量的继续增加并不能导致单位产品成本的降低。此时，低端锁定导致学习效应不再存在，商务成本上升的趋势就无法继续缓减。因此，克服“学习高原”的现象就是关键所在。
从产生学习效应原因与产业升级过程的对比分析可知，发挥学习曲线的关联效应、共享效应和竞争优势恰恰就是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的内容。这样，克服“学习高原”现象就转化为如何完成产业升级发挥学习曲线效应的命题。
本文认为，利用中国的在位优势和大国优势构建国内价值链（NationalValueChain,NVC），是完成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双重任务的可行路径。国内价值链（NVC）是指由本土企业主导和治理，立足国内市场和采用代工方式，学习和赶超GVC的全球生产网络。那么NVC推动功能升级与部门升级的机理在何处？
第一，从关联效应的角度分析。从供给方面看，目前加入GVC的本土代工企业定位于出口导向，功能已经退化为单一的加工组装。与此同时，国内还有以本国市场为导向的本土企业和出口商，这三类企业各有优势。通过构建和发展NVC，可以将本土代工企业在生产方面的优势、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本土企业在研发和营销方面的优势、出口商在开拓国际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在互相学习和协作整合中获得竞争力。从需求方面来看，由于NVC立足于国内市场，这样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本国消费者。而本国消费者的消费经验通过反馈机制进入到供给方，形成良性互动。
第二，从共享效应的角度分析。Luiza等[3］(110-139)从质量改进、价格削减、设计创新和新材料运用等十个方面研究了美国主导的GVC与欧洲主导的GVC对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的参数要求，发现美国主导的GVC属于价格驱动型，欧洲主导的GVC属于质量驱动型。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同时加入了这两条GVC,这样，不同驱动类型的GVC对代工企业不同的参数要求就会培养其特定的能力和技术。通过GVC与NVC的对接，不仅有助于本土企业将在不同的GVC中习得的能力与经验在新的价值链中融汇贯通，而且可以将这些能力与经验通过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东部地区的企业，有效地延伸到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加速其成长的过程。
第三，竞争优势。市场代表着自主研发和品牌经营的权利，瞿宛文[4]的研究认为，利用中国市场的规模和成长速度，是台湾企业通过自创品牌完成产业升级非常重要的途径。立足于国内市场的NVC，可以从如下渠道为本土企业提供竞争力：首先，与国际市场相比，本土企业会在熟悉程度、沟通成本、运输成本和政府支持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就可能使本土企业在一个风险相对较低和容量巨大的市场空间内掌握市场的方向，创造出国内市场所需要的新产品，从而可以积累升级所需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资金支持。其次，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千差万别，从而导致国内市场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复杂多样。这样的市场特性可以使本土企业利用同文同种的优势，通过市场份额的追赶和市场层次的提升发挥规模优势和范围优势。最后，国内市场可以更好的与企业战略、政府政策、制度安排和社会共识相结合，为产业升级提供一套长期广泛的承诺系统。
五、简短的结论
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与以往两次产业转移浪潮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GVC模式的产业转移一方面可以使主导性企业依据不同国家各自的比较优势配置相应的环节，同时发挥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的作用；另一方面将自身与代工企业的技术关联限制在安全的范围内，以阻碍其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中国作为这次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在成就“世界加工厂”的同时，也面临着低端锁定和区域发展失衡的挑战。
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率先承接产业转移的东部地区由于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和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等因素，集聚于此的代工产业开始向外转移。本文指出，中西部地区吸引产业转移的关键是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营商环境。而在国际竞争中完成产业升级和缩小地区差距的双重任务，就必须发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代工平台所积累的在位优势，广阔内陆形成的大国优势，构建以本土企业为主和立足国内市场的国内价值链。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学习曲线效应，完成更高级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实现不同区域的均衡协调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2］T.PWright.FactorsAffectingtheCostofAirplanes［J］.JournalofAeronauticalSciences,1936,3(4).
［3］LuizaBazanandLizbethNavas-Aleman.TheUndergroundRevolutionintheSinosValley:aComparisonofUpgradinginGlobalandNationalValueChains［C］.LocalEnterprisesintheGlobalEconomy:IssuesofGovernanceandUpgrading,EditedbyHubertSchmitz.Cheltenham,UK:EdwardElgarPub,2004.
［4］瞿宛文.台湾后起者能借自创品牌升级吗？［J］.世界经济文汇，2007(5).
HarmoniousDevelopmentofIndustrialTransference
RegioninaModeofGlobalValueChainZhangShaojunAbstract:Chinanotonlybecomesworldfactory,butalsocausesregionaldisparityandlowlock-inbyattractingindustrytransferenceinamodeofglobalvaluechain(GVC).Firstly,thispaperspecifiesthethirdwaveofindustrytransferenceisactuallyindustrytransferenceinamodeofGVC.Secondly,weanalysesthefactorthatinfluencesindustrytransferenceinamodeofGVCbetweeneasternareasandcentral-westernareasinclosedeconomy.Finally,foravoidingindustrytotransfertootherdevelopingcountriesinopeneconomy,thispaperfindsNVCbasedonincumbentadvantageandadvantageofbignationisafeasibleroadthatmayplayfullytheeffectoflearningcurve.Keywords:IndustrialTransferenceinaModeofGlobalValueChain;IndustrialUpgrading；RegionalHarmoniousDevelopment
一、从政策的制定环节看政策异化
一个正确合理的政策是保证政策执行效果的基本前提。但是，要制定出正确合理的政策，需要掌握大量的信息，在此基础上，经政策制定者的理性思维才能形成。现代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所掌握的信息可能有缺陷，政策的制定者也非完全有理性的。这些因素均会导致所制定的政策会与现实需要发生偏差，结果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发生偏离政策目标的异化现象。
二是政策制定者的行为和偏好。在传统的经济分析中，常常仅将政府看作是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忽略了政府自身利益的存在；也常假定政府不需要任何激励便会自觉的形成完全的公众利益动机。这种假定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政府制定者的行为符合“经纪人”的假设，他们也是从个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并按个人面临的诱因行事。他们可能有反映公众利益的愿望，但这种愿望只是决定政策制定者目标的许多诱因之一，当其它诱因更加强有力时，反映公众利益的愿望可能被压倒。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既有自身利益的驱动，也有集团利益动机的作用，正是这种利益动机的多元化，导致缺乏激励和约束的政策制定过程，会产生偏离反映客观经济趋势和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要求的政策目标，使政策与经济活动的实际需要相背离。
二、从政策的传导机制看政策异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政策必须通过税收、国债、投资、信贷、利率、价格等经济杠杆的传导作用，引导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发生改变。但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政策要发挥作用所需的这些传导机制是不完善的。
一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微观经济主体发育不完善。事实上，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不佳，其主要原因是以企业为主导的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缺位。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由于改革的不彻底，造就了我国经济中所特有的微观经济主体的二元格局：一方面，作为改革后形成的新生力量，非国有企业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灵敏反映，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真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虽然也历经了不断深入的改革并在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它仍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由于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依然很重，因此，它的发育程度直接影响着我国市场经济主体的整体情况，它对市场反应的迟钝也导致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失灵。
二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不深入导致税收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已取得了较大成效，但在使地方政府参与地方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和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大问题。例如，尽管分税制改革力图通过分权、分税和建立转移支付体系等方式，明确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权、责、利关系，但由于许多客观原因还不得不照顾到一些地方的既得利益。另外，这些年为了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还赋予了地方政府在预算外收费、建立政府专项基金等方面的权限。因此，地方政府为保护自身“隶属税”的财政收入，扩大财源，必然利用一切手段保护隶属自己的企业，也必然动用一切财力支持这些企业去追逐市场上的热点项目。
三是我国投融资领域改革的滞后使银行信贷机制僵化。
我国金融领域进行的改革，使我国国有银行的商业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银行内部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还不彻底，严重影响了银行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传导中介的作用正常发挥。同时，由于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对投资活动不正常的干预，使我国的投资领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退出壁垒，致使一些效率低下的企业不能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退出竞争，而高效率的企业却在过度的竞争中被逐出市场。其结果是，被保护的低效率企业在任何情况下均有较高的信贷需求，对他们银行却不敢贷；另一方面，高效率的企业因预期的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而对投资需求不足，对他们银行是想贷却贷不出。这样，银行的信贷机制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调节作用失灵。
河北沿海地区主要是指秦皇岛、唐山、沧州三市及其所辖区县。2011年10月27日，国务院批复了《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正式把河北沿海区域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和河北省“十二五”规划将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和地方重点战略，力图打造河北新的经济增长级，对于这一区域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秦唐沧三市地方政府作为河北沿海规划的执行者和组织者，对于规划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导向和引领作用。本文将对我省沿海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中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进行分析。
一、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地方政府的功能作用
（一）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协调作用
地方政府是地方社会全面发展的指导者，也是地方经济社会资源的调配者，是对市场调节的有力补充。因此，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地方政府通过自己的政策引导和行政管理手段可以合理调配资源的分配，可以调整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可以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也可以通过区域政策协调推动区域内和城市间在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互补和一体化，实现资源集约，形成发展合力。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地利用公共政策工具，消弭市场、个人和社会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治理失灵现象，通过公领域、私领域和第三领域之间明晰边界与均衡制约，达到各类组织、各种权利（力）之间的动态化均势，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规划作用
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经验来看，政府的宏观规划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旗帜和指南。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更离不开整体的规划，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制定，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之间的和谐发展，通过经常性的协调机制可以从全区域的战略高度来制定区域发展的行政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以及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规划，在顶层设计上引领区域一体化。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地方政府在制定发展政策、规划方面的作用。
（三）地方政府是区域发展的公共服务提供者
区域一体化的发展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同城化”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完善的金融、科技、物流服务则是区域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软环境。无论是过硬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的形成，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投入和宏观政策扶持。政府作为地方的最大权威，拥有企业和社会组织所不具有的资源聚集能力，只有政府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聚集大量的资源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环境优化。因此，区域一体化的健康、持续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提供中的积极作为。
二、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地方政府职能定位
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必须加强政府职能探索和定位，以使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切实发挥其作用。
（一）组织与法律保障职能
推进秦唐沧三市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由三市上级行政部门牵头成立统一的组织协调机构，负责《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实施和监督，并通过法律的形式将这种机构的设置及职能明确下来。
2.各地方政府要设立专门的区域发展对口机构，促进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的实现，需要秦唐沧三市地方政府的认同和大力支持。由于目前我国的地方政府普遍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彼此之间的竞争，在区域发展中，地方政府难免会偏重本市的发展而忽略与其他市的合作，在发展中缺乏整体观念，难以形成发展合力。在区域一体化和协调发展的推进中，秦唐沧三市必须建立专门负责区域协调的专门机构，专事负责三市在产业、科技、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协调沟通，并将工作内容定期通报省沿海协调发展委员会秘书处，积极反映问题，监督上级政策的落实和执行，架起上下沟通的桥梁，实现沿海整体和三市各自的协调发展。
（二）经济协助与政策保障职能
1.设立公共发展基金，用于发展区域共同共享公共事业和配套公共服务。区域一体化能够整合区域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从而在区域内重新进行配置，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在促进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中，地方政府需要整合本地财力资源，设立专项公共基金，三市地方政府共享共管，共同支持区域公共事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新兴产业扶持和人才吸引。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良好发展必须建立在区域内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基础上，因此，专项基金奖还将用来帮助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
2.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地方政府是地方经济发展的规划者和组织者，尽其所能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是其应有的职责。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建设主要目的是促进区域整体经济的发展，实现区域资源共享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打造整体性的新的增长级。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科技创新已成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依靠科技进步拉动区域产业整体升级是推动我省沿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我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较为粗放，主要依赖资源消耗和规模投入，资源消耗量大，但是经济效益小。河北沿海三市区域产业结构均较为齐全，彼此之间没有实现相互分工和优势互补，而且存在非常激烈的相互竞争，区域内各部分相互分割，不利于区域的整体发展合力的形成。高新技术产业是秦唐沧三市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支撑的交点，因此，通过三市政府的宏观协调，共同聚焦高新技术产业在三市区域内的合理布局和集聚效应的发挥则是河北省政府和秦唐沧三市政府的重要职能所在。
因此，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发展要重视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减少资源消耗型产业的比例。同时，区域内各部分要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彼此之间相互协作而不是相互竞争。吸引高新技术产业、引进高素质人才，发展地方特色产业，调整产业结构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应该制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财政扶持、贷款融资等政策，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持。
（三）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保障职能
1.秦唐沧三市地方政府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明显的公共性质，因此需要政府公共部门来进行。区域的基础设施是否完善、健全关系到区域的整体发展、区域一体化是否能够正常进行，显然基础设施建设是地方政府的必备职能之一。由于我省沿海区域发展的跨行政区划的特点，各地方政府在组织好自身境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需要担负一定的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一方面，地方政府要重视这一责任，将其列为政府工作的一大重点领域，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促进道路交通、航道水利、电力电气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区域一体化的顺利进行提供坚实的基础，也只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统一规划和分头落实，尽快推进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的“同城化”和共享化，才能节约经济发展成本，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促进区域发展合力的形成。
2.为人才引进与积聚提供良好的环境和优惠的政策。现代社会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归根到底是高科技人才占有量的竞争，在区域发展中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引进人才的主体是企业，通过企业提供良好的工作机遇和报酬来吸引人才。然而，仅仅依靠企业来为人才提供所有条件是不够的，地方政府应当为人才的引进与长期扎根做好配套工作，比如在人才安家费、住房交通、子女入学入托教育等方面给予提供生活和工作上的便利和服务。
3.为区域合作构建良好的平台，做好市场秩序的维护和市场环境的营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需要区域内各个地方的通力合作，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地方发展模式下，地方保护主义依然是区域发展的一大障碍。地方政府必须全面、准确地认识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从长远利益出发，放弃地方保护，与其他地方积极合作，促进区域内经济资源流通。为此，地方政府必须首先维护自己区域内的市场秩序和市场环境，以方便投资主体的进入和产品的消费流通，保障公平竞争和资源共享。
三、结束语
河北沿海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而艰巨过程，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等市场主体高度重视，积极促动。在这些主体中，政府无疑是整个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规划者、统领者以及主要的实施者，它是各发展主体的协调者，区域发展行为的规范者，区域发展基金的主要提供者。鉴于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担负着如此重要的责任，地方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在区域发展中做好职能定位，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组织和法律保障、经济政策保障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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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articleprofitedfromthedevelopedcountrytopromotetheregionaleconomiescoordinateddevelopmentrelatedexperience，inviewofourcountry’sactualsituation，howtopromoteourcountry’sregionaleconomiescoordinateddevelopmenttoproposeownview.
Keywords:regionaleconomiescoordinateddevelopment;suggestion
1针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行专门的立法
首先，针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别税制。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政府通过差别税制积极培养落后地区的良性循环能力。其次，要对落后大的地区转移支付，这里可以以德国的财政平衡制度作为借鉴。其特有的转移支付机制充分体现其合作性财政联邦制的“合作”性质，即通过财政手段实现州之间或地方之间人均财力的相对平衡，为确保各地区居民能够实现这种相同的生活水准创造条件，这正是德国财政制度的核心。
3对落后地区实行倾斜的金融政策
5采取多种手段提高劳动者素质
6使地方政府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任务的具体承担者
7合理利用外资
我国经济发展不能过分依赖海外资金，同时引进外资时应在吸引直接投资上下工夫。外国资本的流入如果处理不当，有时会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特别是在短期资金和那些随时可以兑现逃走的证券投资的管理上。由于目前通讯手段十分发达，全球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市场稍有风吹草动，证券投资资金在瞬时内就会抽走，从而对一国的对外支付造成严重压力。
8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山区高职师范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
1.1山区高职师范教育的发展需要区域经济的支持
山区地区由于地理、历史等原因，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高职师范教育水平相对低下，无论从基础设施还是教育师资上都需要区域内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从本质上来说，区域内高职师范教育需求是高职师范教育失业的软动力，而高职师范教育事业生存与发展的硬动力来自于区域内经济发展的支撑。同时，区域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引发人才的教育需求。
1.2山区经济结构升级需要高职师范教育人才的推动
在山区等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特别是新兴行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广泛应用，对人才需求的要求提高，要想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技术型人才，必须大力发展区域内高职师范教育事业，培养高职师范教育人才。
1.3山区高职师范教育与区域经济需要相辅相成，协调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山区对人才的需求增加，高职师范教育需要适当扩大规模，以满足人才发展需求，而同时高素质人才投身教育事业，会促进大批应用型、技术型人才的输出，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
2山区高职师范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2.1教育观念落后，综合环境较差
虽然我国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多年，但由于山区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教育水平、生活水平仍然相对低下，部分地区仍然存在读书无用，不如回家务农或外出打工之类的落后观念，同时，部分家庭经济能力不足，无力支持学生持续接受教育。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科技含量高的教育难度和周期都有所提升与延长，山区内高职师范教育对高科技的接受和应用周期也相对较长，难以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
2.2经费投入不足，教育资源短缺
由于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发展现状的限制，财政教育经费支持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较低，且教育投入多针对义务教育。山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于办校建学、基础设施建设、学习资源购置、实习资源联系等方面本身就存在先天缺陷，加上经费投入不足的影响，更加剧了教育资源短缺的局面。
2.3师资力量薄弱，吸纳人才能力有限
基于社会现状，山区内独立设置的高职师范教育院校部分建立在原中专基础之上，师资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都很难满足高职师范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需求。同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教育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山区内高职师范教育院校在人才引进条件和措施设置上能力有限。
3山区高职师范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3.1更新教育观念：抓教育就是发展经济
改变一个地区的观念必须从领导者入手，要想转变山区落后的教育理念，必须转变地区领导者抓教育的观念。领导者必须认识到，发展高职师范教育事业，就是促进经济发展，教育与经济必须要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区域内的社会进步，要加快高职师范教育发展，适当扩大招生规模，将教育理念落到实处。
3.2加大教育投入，营造良好教育环境
近年来，我国财政逐渐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山区政府也必须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教育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切实加大对高职师范教育的经费投入，确保高职师范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首先，要加大对高职师范院校基础设施的投入，营造良好的硬件设施环境，为教育教学提供硬件支持；其次，注重学生学习资源的购置，加大购置资金投入，购置适合学生的、学生需要的学习资源；最后，在人才引进方面，要适当增加人才引进的福利条件，利用解决住房问题、提高安家费等条件引进人才。
3.3外聘校外导师，改善教育实习模式
针对于教育师资不足的问题，山区高职师范教育院校可通过聘用校外导师的方式，加强学生的素质培养。首先，在素质培养上，将校外导师请进课堂，以课堂为教学平台，或开展专题讲座，加强学生与资深教育专家以及优秀一线教师的交流与探讨；其次，与基础教学实验基地合作，组织学生到基地观摩、学习，了解有关教育教学如授课、管理、测试、评估等方面的内容，使学生可以拓宽视野，提高认识；最后，还要就学生的实踐能力定期邀请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教授、介绍教学经验，教导示范课，帮助学生更好地将教育理论转化为课堂实践能力。
3.4适应经济发展教育，优化专业设置
当前重庆高职教育经历了由教改试点到教学质量工程的探索路程，随着教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各高职院校已将发展的重点逐步转移到内涵建设和培养人才的质量控制等方面。在重庆市教育主管部门的引导和激励下，重庆高职院校的办学成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但是，目前重庆市的经济发展已经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就要求重庆高职教育的发展应当充分考虑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对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提出了有关重庆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几点思路。
一、建设以政府为主导的高职教育园区
首先，高职教育园区便于政府、社会、学校三方的有机结合。根据教育厅及重庆市政府提出的总体规划方案，重庆高职教育园区将成为企业与社会需要的高级人才培养摇篮，沟通政府、社会、学校的三方关系，并对重庆市的产学研结合、研发新产品及自主创新等发挥先导作用。在重庆高职教育园区中，应该始终把握高职教育的发展趋势，注重培养高素质、具有竞争力与创新精神的复合人才，同时这也是人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
其次，高职教育园区对整合重庆市高职教育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高职教育园区的构建，有利于提高重庆各高职院校之间的协同合作。协同合作主要包括各高职院校之间的共同发展与资源共享等，它将推动实现合作办学，提高各校的组织、领导、决策及控制、创新能力等，整合办校资源，以高职教育园区带动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培养一批符合企业、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再次，高职教育园区有利于政府控制导向。通过高职教育园区的建立，有利于政府各项职能的发挥，实现控制导向。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加强政府对高职教育的宏观调控，制定质量评价标准与办学目标，对高职教育的各项活动实现引导、协调、统筹及检查功能，推进重庆市各高职院校之间的经验交流、学术沟通及教工人员培训等工作；第二，推动社会评估机制的发展，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因素，促进高职教育质量的提高；第三，促进资源共享，统筹各校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同时引导各高职院校之间的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二、行业协会在高职教育中的意义
当前，高职教育走上了“产学研”联合办学之路，而加强与行业协会之间的联系，加强沟通合作，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中介作用，提高高职教育办学质量。
第一，行业协会便于统一管理、统一经营。通过高职教育的“产学研”一体化，可促进各高职教育资源的整合，并将高职教育推向市场化，将人力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共同提高办学效益、规避市场竞争风险。通过行业协会的建立，实现了高职教育的教与学一体化，促进统一经营与统一管理。
第二，行业协会便于避免资源浪费。由于高职教育设置的专业主要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而调整，但是增添教学设备等需要付出大量的资金，所以很多高职院校的设备更新落后，不利于专业发展。但是通过行业协会的作用，可将企业的先进设备直接应用于教学中，企业的资源成为高职院校教学的重要工具，实现了资源共享；另外，由于高职教育教学的特点，需要开展大量实践教学，因此需要配套实训基地，通过企业与行业的联合，充分整合了行业协会的会员企业资源，避免重复投资。
第四，行业协会有利于有效地与外部环境进行沟通。行业协会在校企合作中发挥重要的信息枢纽作用。对于学校来说，通过行业协会举办的行业会议，定期调研行业技术与人才需求状况，组织行业协会的成员企业加入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中，或者参与设备展览会，全面收集各方面信息，通过信息的整合，可为学校的人才培养提供重要依据。通过行业协会的中介作用，拓展了学校与企业的交流范围，由单纯的人才需求交流转化为人才培养全过程的交流。
三、高职院校的集约化、多样化
集约化发展主要指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内，将原本处于分散化、效率较低的教育资源有机结合，最终形成规模化的教育经济体，充分利用资源，发挥高职院校发展的规模效应。集约化是高职院校发展中抓住机会，走质量效益之路的创新模式。重庆高职教育的集约化发展，是与粗放型教育发展相对应的发展模式，其目的主要是在新形势下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把质量作为第一保障，探索效率优先、适度规模的发展路径与战略体系。
通过集约化，可以整合校际资源，节约发展成本，从而实现规模效应。集约化同时，在实现集约化发展的基础上，还要强调高职教育本身的多样化发展。这种多样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办学模式的多样化。这里主要强调“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加强企业与高职院校的强强联合，是重庆高职教育发展的根本。通过积极开展联合办学，可利用现有的学校设备、师资力量以及企业的场地、设备、资金等，实现校企之间同担风险、共同投资、共收利益。另外，还可通过股份制的办学模式改革，充分利用企业与学校资源，将社会资源尽快转化为教育资源，并以此作为高职院校办学经济新的增长点，以合作实现双赢。
二是办学专业的多样化。专业的科学设置，是重庆市高职教育院校实现培养目标、体现教学特色的重要途径，而紧贴市场需要设置专业，也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源所在。因此，在重庆高职教育发展中，盯紧社会与市场发展需要，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开设什么专业、生产中需要什么技术就开设什么样的课程。通过多样化的专业办学，突出高职院校发展的亮点，并在招生中获得更多资源优势，从而推动学校的良性发展。三是师资队伍的多样化。一方面，鼓励教师多走进企业，实行顶岗实习或者“挂职”锻炼，提高实际经验，以丰富的工作经历促进教学水平与教学质量的提高，便于开展实践教学。另一方面，落实“双师型”教师资格认证制度，为教师团队带头人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实行带头人的选拔与培养制度，选拔真正优秀的教师，并由具备科研经验的教师组成指导队伍，深入到各高职院校开展讲座，加大各校教师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促进师资水平的提高。
四、高职院校的品牌化
高职院校的品牌化，代表了高职院校的视觉、感性及文化等形象，主要指其对于高职教育消费者的印象，抽象地表达了高职院校的办校内容与水平。因此，品牌既是高职院校的标志，也是社会信誉的体现，更是高职院校对高职教育消费者的承诺与回报。如何才能实现重庆高职院校的品牌化，本文认为，主要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要注重进一步提高师资队伍水平和素质。高素质的师资团队，是塑造高职院校品牌化的关键。重庆高职教育中，打造品牌化的教师队伍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因此需培养一支既有理论基础，又具备社会经验的“双师型”队伍；同时建立并完善管理机制，提高教师工作与学习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依据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变化，优化课程设置。合理的课程设置，是实现精品课程的基础。重庆各高职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应当注重深入实际，与各用人单位加强沟通联系，构建科学的课程设置体系，在确保理论教学的基础上提出应用性、职业性等特点，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都根据社会需求及企业岗位的目标需求来设置，从而实现人才的可持续发展。
高职院校品牌化强调的是特色与优势，最终目标是吸引更多高质量的生源。在重庆高职教育发展中，除了强调一般共性之外，更要注重对个性化品牌的把握，以期为社会提供更多特色化教育服务。高职院校品牌化的塑造过程中，首先明确的是各自的办学目标与定位，这充分体现出学校办学的核心。因此，通过品牌化建设，有利于促进高职院校在办学中的开拓进取，理智分析学校的环境、背景、优势等，最终确定与自身发展相符的办学理念与办学目标。
高职院校的品牌化建设要求高职院校既要承担培养人才的重要任务，也要加强对办学效益的重视。当前，随着高职院校自主办学权力的加大，很多高职院校都通过盲目扩大规模来提高办学效益，然而重庆高职院校在建设投资、教育投资等体系方面尚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地扩大规模虽然带来了生源的增加，但却直接导致了办学质量的下降。通过高职院校的品牌化建设，可从根本上改进和完善办学理念，提高师资水平和专业水平等，构建良好的校园文化，从而有效解决办学效益与办学质量之间的矛盾，促进高职教育的全面协调发展。
五、高职教育的国际化
“十二五”期间，宁夏将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新格局。面对新一轮区域经济发展和竞争，宁夏各高职院校如何围绕自治区经济发展的要求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培养经济发展急需的技能型人才。如何前瞻性地构建适应宁夏地区经济发展的高职教育体系，对推动宁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十分必要。
一、宁夏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宁夏经济呈持续较快的发展态势，2010年宁夏地区生产总值实现1690亿元，增长13%以上，人均生产总值25080亿元，增加3303亿元，全年新增就业岗位6.89万人，就业形势基本稳定，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9.4：49.0：41.6，产业结构明显优化。如表1、表2所示
宁夏“十二五”期间经济的发展目标是，在未来五年中，作为西部内陆省区，宁夏将继续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产业高端化、低碳化、高技术化、高效化为发展方向，加大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比重，提高优势特色农业的增加值，推进工业强区战略，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进一步推进与阿拉伯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把宁夏打造成为西部现代产业集聚区，向西开放内陆实验区。
二、宁夏高职教育发展现状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目前，宁夏共有各类职业院校46所，高职院校8所，形成了以2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学院、12所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5所自治区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为主体的办学体系。
各高职院校紧紧围绕自治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方向，针对少数民族区位优势调整优化教育专业结构，开设了回族商贸、数控机床、回族烹饪、现代物流、阿拉伯语等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特色专业100多个，在校生规模达到2.3万人。近三年，共向社会输送高职毕业生17905人，就业率达到93.8%。如表3所示。
下大力气加强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有力地提升了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针对高职教育培养模式的特点，改革用人制度，完善高职教育专、兼职教师聘用政策，聘请企事业单位经验丰富和实践经历的科技人员到高职院校担任兼职教师，做学生实训的“师傅”。目前，全区高等职业院校专业教师中，专科以上学历的教师占93%以上，“双师型”教师占40%以上。无论是学历层次还是专业技术职称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升。
支持学校和企业、行业联合办学，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目前已经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行业参与、利用企业的资金或技术人才与高职院校合作办学的模式。各高职院校在培养人才和企业用工等方面与企业建立长期密切合作，推进了校际合作、校企共建、校企共赢，加快了共建实验实训基地的进程。相继与长城须崎、小巨人、共享集团、佳通轮胎、吴忠仪表、多维药业、星翰集团、蒙牛等区内外大型企业签定合作办学协议。有力地推进了高职教育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促进了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宁夏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由于历史、经济、环境、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特别是随着宁夏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高职教育作为宁夏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社会对高职教育的鄙视，严重影响高职教育的生源，制约高职教育的发展
职业教育要发展，离不开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据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学生家长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并没有得到全社会认同和支持，主要原因是家长认为职业教育比普通高等教育低一个档次，学生就业后收入和社会地位太低，只能做一线的技术工人，未来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
（二）高职院校发展缺乏核心竞争力，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不强
（三）高职院校布局失衡、不合理，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从地区布局上看，宁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高职院校地区分布极不合理，大多集中在首府银川，占宁夏高职院校的80%以上。宁南山区只有一所师范院校，严重影响了当地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宁夏北部是我区工业发展的先行区，也是老工业基地，各类技能型人才需求量大，然而，职业教育发展远不能满足当地用人需要。因此，大力发展和改善北部及宁南地区高职教育，是宁夏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四）高职教育直接服务宁夏区域经济的效果不明显
随着宁夏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今后急需现代农、林、牧、渔等专业技术人才，目前宁夏各高职院校开设的涉农专业较少，加之，在校的学生大多来自于村镇，毕业后多数不愿回原地就业，远远不能满足未来市场对现代涉农类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五）高职教育的办学机制尚不完善，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不高
高职教育应以政府为主导，鼓励社会多层次多形式办学。目前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因为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不够，企业主动参与高职教育教学的积极性不高，不能有效地参与到学校的教学培养过程中。学生接触社会、认识企业的机会过少，企业不能给学生提供亲自动手实践的平台，造成学生就业后不能很快地适应和胜任就业岗位。
三、宁夏高职教育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转变观念，拓宽渠道，提高对职业教育的认同感
（二）完善政策、创新机制，提高社会力量参与高职办学的积极性
创新和健全高职教育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机制，积极引导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兴办高职教育，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多层次、多形式发展高职教育的机制，充分依托、联合企业利用其生产和经营场地，使高职教育走出课堂，走出校园，培养和锻炼学生实际操作能力，让企业得到实惠，共同推进高职教育的发展。
加快高职教育发展、努力改善办学条件，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教育教学经费投入的扶持政策，保障高职教育教学经费充足，使得越来越多的高职贫困学生享受到国家在资金和政策等方面的扶持。在积极引导和解决学生充分就业的同时，创新机制，研究制定鼓励学生自主创业的支持办法，如建立自主创业基金等形式，帮助和解决高职学生自主创业资金短缺等问题。
（三）优化布局，突出特色，提升各类专业技能人才的综合素质
规模分散、办学成本大、结构布局不合理、办学特色不鲜明一直是影响和制约我区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要拓宽高职教育的办学区域、提高办学质量，就必须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布局，突出地域发展特色，推动高职教育走集团化、规模化、连锁化的办学道路，形成布局结构合理、规范运行、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办学格局。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要树立“专业品牌”意识，强化骨干专业，适度开发新专业，大力办好特色专业，增强专业针对性和实效性，将职业院校办成行业特色鲜明、社会信誉度高的职业院校。
（四）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高职院校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高职院校的学生毕业后直接步入生产、管理、经营一线的岗位工作，需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师不但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还要有很强的实践操作的指导和培训能力，应该是一个既具备学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又具备相应技术人员职务任职资格的“双师型”教师。学校通过定期安排专业教师到企业进行顶岗实践，积累实际工作经验，提高实践教学能力；鼓励教师为企业进行科研开发服务，创造条件并鼓励教师参评第二职称评定等途径，加强“双师型”职教师资队伍建设。
当前宁夏各高职院校教学骨干还是以有教学经验的专科和本科学历的中青年教师居多，高学历教师引进方面依然存在问题。各高职院校应根据每一个教师的实际情况和学院的教学需要，通过不同的途径提高教师的学历，提高学院的竞争力。
目前，宁夏正处在结构大调整、产业大转移、经济大发展的时代。高职教育也要紧紧抓住这个大好时机，进一步整合资源，以就业为导向，面向市场，调整专业结构，培养市场需要的技能型人才，为宁夏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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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产业转移的趋势和特征
二、国内产业转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产业转移滞后现象比较严重。中国区域产业转移中存在严重的滞后现象。根据有关统计资料，从全国范围来看，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逐步推进，至2008年中国所有地区都脱离了最原始的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进入了以第二或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格局。在东部地区，北京、上海、海南已进入以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增长态势，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除了自治区以外，各省均是第二产业为主导产业。说明中国真正进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省市很少。北京2010年第三产业的GDP是10330.5亿元、上海是9618.31亿元、海南是946.25亿元、自治区的是275.41亿元。这说明，以第三产业为先导产业且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千亿的在全国只有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大都市。以东部地区为例，北京1994年的第三产业GDP就超过了第二产业的GDP，上海则是在1999年进入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的。这充分说明中国区域产业转移存在产业滞后问题。
三、推动国内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思考
1.科学统筹规划国内产业转移。要结合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和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科学规划国内产业转移。沿海地区要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在大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承接国际的服务业转移，形成现代服务体系[4]。中西部地区要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相结合，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同时，要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针对西部地区资源加工产业起点低、规模较小的特点，适当放宽西部地区资源加工型产业的进入门槛，促进西部地区资源加工型产业的发展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
2.营造有利于推动国内产业转移的环境。要把国内产业转移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营造有利于产业转移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环境。一是制定促进产业转移的税收优惠政策。继续推进2010年开始在新疆试点的资源税改革，防止资源浪费和盲目开发，并在时机成熟时予以推广。二是加强东中西产业合作与转移的政策支持。三是营造有利于国内产业转移的良好环境。优化产业转移环境，推动产业转移体制创新，建立和完善产业转移承接地的投资环境服务体系和承接载体。四是强化产业转移承接地的环境监管，加强环境执法检查，对重金属、危险废物处置污染企业违法行为予以坚决整治，加大重点区域、典型案件挂牌督办、责任追究和后督查力度。进一步健全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管理工作机制，加强风险管理，突出环境应急预案建设和管理，妥善处置各类突发环境事件。五是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为国内产业结构有序转移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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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区域经济差异扩大，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困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研究表明，我国的地区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却一直在上升。我国区域经济的差异化格局表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三大阶梯、三大高地、三驾马车、三大病灶”。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指出，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成为对发展限制及其障碍的复合体。区域经济差异扩大造成了全国经济系统的效率损失，阻碍了区域之间的形成相互促进的经济关系，同时，也损害了区域公平。科学、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引导和推动各区域走协调发展之路。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就开始探讨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国家更是在“九五”计划中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一条重要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并在“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中得到继续贯彻和强化。近年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可否认，由于理论研究的不足，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时遇到了不少困扰。一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认识欠深入，因而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难以达成共识；二是对区域经济协调的动因缺乏研究，导致所制定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难以对区域经济发展主体形成有效的激励；三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尚缺乏系统的探究，较大程度上限制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方式和政策工具的选择。鉴于此，本文拟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动因与机制体系这三个基本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建设和国家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有所贡献。
二、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辨析
何谓区域协调发展这是开展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点。我们发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文献虽多，但直接论及区域协调发展的定义或内涵的文献却很少。目前，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之间在经济交往上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发展上关联互动，从而达到各区域的经济均持续发展的过程。区域协调发展是在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区域间的相对平衡和动态协调的发展过程，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区域和谐。
第二种观点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不同区域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特点，确定不同要素约束条件下的开发模式，形成合理的分工，同时在政府的调控下，保持区域之间的发展条件、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在合理的范围内，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状态下的发展状态。
第三种观点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之间相互开放、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区域分工趋于合理，既保持区域经济整体高效增长，又把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并逐渐收敛，达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良性互动的状态和过程。
第四种观点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既要保持国民经济的高效运转和适度增长，又要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使区域间的经济差异稳定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达到各区域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第五种观点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保持区域经济整体的高效增长，又能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使地区间的发展差距稳定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并逐渐收敛，达到各区域协调互动、共同发展的一种区域发展战略。
笔者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的提出源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因而，必须始终紧密结合实践层面对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的认识来剖析其内涵特征。根据国家“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等有关政府文献中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表述，同时吸收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认识，本文将区域协调发展定义为，各区域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区域分工更加合理，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并趋向收敛，整体经济效率持续增长的过程。这一定义将区域协调发展界定为一种“过程”。具体而言，这一概念包含了一个前提，四个特征与一个目标。
一个前提即区际相互联系的客观存在性。理解区域协调发展概念，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必须从区际相互联系的角度出发并贯穿始终。其一，区域协调发展本身就是描述两个区域系统之间的关系，区际联系是这一概念存在的基石。其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在市场能量极大扩展的今天，每一个区域都被纳入到地区、国家乃至全球格局中，区际联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紧密。其三，根据区域相互依赖理论，区际联系的客观存在性决定了区域相互之间在发展上的相互依赖，从而形成互动关系。因而，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
四个特征分别是：第一，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具体体现为：区域之间的要素流动更加通畅，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区域合作与交往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第二，区域分工更加
合理。各区域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均立足自身经济优势和比较利益，实现区域发展与要素禀赋最佳匹配，并在区域联系网络中居于合理的节点。第三，区际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并收敛。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差距呈现逐渐缩小并稳定于合理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逐渐呈现均等化的态势。第四，整体经济效率的持续增长。就“过程”而言，即区域整体的高效增长贯穿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一个目标即区域公平与效率的统筹兼顾。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之间应是一种既相互区别、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对立统一关系。区域协调发展从根本而言就是协调区际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区域协调发展的第三个特征即体现了区际公平的要求，而其他特征则体现了发展效率的要求。讲求效率的增长是实现区际公平的保障，体现公平的发展更能激发效率的提升。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旨在建立一种确保公平与效率正向反馈的机制，促进区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三、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因
(一)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
无论是来自区域经济活动主体的主动选择，还是来自地方政府既“被动”又“主动”的选择，二者在区域层面上交织形成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动力
此外，区域协调发展也受到国际国内先发区域示范效应的积极影响。就国际经验而言，最典型的莫过于欧盟的成功经验。通过多样化的协调发展政策和措施，欧盟在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而在我
国，发达区域如珠三角、长三角等在历经多年经济高速发展后，为了参与更大范围的外部竞争，主动探索区域合作的有效途径，形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秩序。这些区域的范例和积极探索提供了一种引力，指明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景与收益，也为其他区域投身实践提供了客观指导。
综上，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动力不仅有来自中央政府的稳定推力，也有来自国际国内其他区域成功经验的引力，这两股力量共同拧成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在实际过程中的作用是相互交织强化的。外部动力需要通过内生动力传导，并可以转化为内生动力；而内生动力只有在外部动力的良好运行保障下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理解二者之间的互动关联，有助于回答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
四、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体系
(一)市场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市场机制是指遵循市场规律，推动区域市场开放，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引导要素跨区域流动、企业跨区域发展和产业跨区域转移，从而增强区域之间的联系，促进区域之间的分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
市场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区域协调发展首先是区际经济关系演进过程中所内生出的一种共同发展需求。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要素流动、企业扩张和产业转移，既可能扩大区域差异，也可能缩小发展差距。因而，从作用效应来看，单一的市场机制不能确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但是，作为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市场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释放经济发展的能量，增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率。因此，在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体系，一方面应该把市场机制放在基础性的位置上，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和其他机制相互联系，克服“市场失灵”导致的“协调失灵”。
(二)空间组织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组织机制是通过“最佳(空间)组织”形成“最佳(空间)结构”并促进区域“最佳(经济)发展”，即运用空间规划、空间开发、空间管制等多种空间组织方式，对全国的区域空间进行全局谋划，对各区域的功能定位、区域空间联系网络建设等进行战略指引，加强区域之间的联系，实现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最优配合，提高空间经济配置效率。
(三)合作机制
(四)援助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援助机制就是采取区域互助、国家扶持、生态补偿相结合的方式，对欠发达区域进行持续性的帮助，改善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条件，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同时，使这些区域与发达区域建立相对稳定的经济联系，在全国空间经济系统占据合适的位置，摆脱“贫困恶性循环”，在总体上形成全国区域共同发展的格局。
援助机制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有大量的欠发达区域，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这类区域的共同特点是，经济发展条件差、基础弱；总体发展水平低；处于经济空间的边缘，难以接受发达区域的经济辐射；贫困和资源枯竭、生态恶化是困扰经济发展的普遍问题。由于自我发展能力弱，缺乏竞争力和参与合作的“对等”能力，单靠市场机制、合作机制等难以解决这些区域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外部的援助，改善其发展条件，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为欠发达区域注入发展的原动力，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五)治理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治理机制，即通过多个区域主体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形成稳定的内生秩序，保障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效运转。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中，通过不间断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为市场机制、空间组织机制、合作机制、援助机制发挥作用提供条件，促进各机制之间相互融合；二是通过设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区域协调发展治理机构，奠定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化运行平台。
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中，治理机制具有特殊的作用。其特殊性体现在，治理机制并不完全直接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保障市场机制、空间组织机制、合作机制、援助机制发挥作用而间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由以上五个机制构成的机制体系框架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从目标的角度分析，该框架既强调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效率的增进，如对市场机制主导地位的突出；同时也强调了区际公平的改善，如对欠发达区域的扶持机制等；有助于形成经济效率与区际公平兼顾的良性正反馈。从动力的角度而言，上述框架一方面强调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效应，另一方面凸显了外在动力的综合影响，有助于由内而外形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合力。从主体的角度而言，该框架纳入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多个主体，如市场机制以微观主体企业的活动为主，但是也离不开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联动克服市场失灵，保障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转。通过各主体在不同机制问的相互作用，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系统整体的协调功能。
五、结语
区域协调发展的需求产生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应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因此，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各区域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区域分工更加合理，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并趋向收敛，整体经济效率持续增长的过程。这一过程的
产生不仅受到来自区域层面的内力的驱动，也受到来自中央政府层面的外力推动，是多个层面、多个主体、多种经济关系、多目标共同合力交织的必然结果。由市场机制、空间组织机制、合作机制、援助机制、治理机制组成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框架正是从系统的角度，利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顺利推进。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研究”(07AJL009)和暨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引进人才项目(2008JSYJ0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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