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初，德国工业巨头大众汽车集团宣布，他们将对位于茨维考的电动车生产厂进行裁员。到2025年，该工厂将裁员1200人。过去一年大众集团的利润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大众公司的财报显示，大众汽车今年上半年的利润为9.66亿欧元，相较于去年同期萎缩了近一半。为了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降低运营成本，大众集团启动了超过100亿欧元的自我纾困计划。强制裁员是该计划中最为重要的手段。9月晚些时候，德国《经理人杂志》（ManagerMagazine）援引集团一位内部人员的消息称，该公司可能在未来削减在德国境内的30000个工作岗位（大众现在在德国雇佣了约130000名员工），并且可能关闭2-3家整车生产工厂。在该公司87年的历史中，他们从未关闭过一家国内的工厂。
德国大众集团当下面对的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很大程度要归因于他们的转型失败。为了生产环境和气候友好型的未来交通工具，大众集团对新能源汽车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这一转型历程还必须追溯到2015年的一桩丑闻。该年9月，美国环境保护署指控大众汽车在其柴油动力汽车中安装作弊软件。该软件能使车辆在EPA排放测试中掩盖车辆的氮氧化物（NOX）实际排放量，它比美国标准允许的排放量高40倍。该丑闻后来被称为“柴油门”（Dieselgate），这是汽车行业历史上最大的一件丑闻。为此，大众集团支付了超过300亿美元的罚单。次年，该公司邀请了9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最初在与公司高层的接触中不可避免地遇到巨大的阻力。因为这些高级管理人员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内燃机打交道的，另外，委员会也会面临来自工会和工人的巨大压力。电动汽车的生产和数字化会造成大规模的传统工人的失业。不过，经历了一年左右的协调和磨合，2017年，大众集团宣布了高达500亿欧元规模的大型脱碳计划，即未来该公司要全面实现整车生产的电气化。当然，这也是该公司为了重塑商业形象所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2018年，大众汽车宣布将茨维考的工厂改造成纯电动车生产基地。次年，前总理默克尔出席了该厂首条电动车生产线的落成仪式。这也预示着这家欧洲历史最悠久的汽车制造厂的正式转型。1909年，霍奇（AugustHorch）在此建立了奥迪汽车的首家工厂。大众集团预计，到2025年，每年该公司将在此生产200万辆电动汽车，到2030年，电动车占公司新车的80%。另外大众集团承诺至2030年将在欧洲建造六座超级电池工厂。由于此利好消息，大众的股价飙升了60%。2021年，联邦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即到2030年要在德国道路上投放总计1500万辆电动汽车。无疑，这一目标适配了大众的转型计划。故事的开端似乎也是按照大众的剧本按部就班地写就的。2022年德国电动车的销量达到了顶峰，当年，三分之一销售的新车是电动车。不过，良好的发展势头在2023年就戛然而止了。2024年，电动汽车在德国的销量更遭遇了断崖式的下降，仅在上半年，电动车的销量较上年同期下降了16.4%。今年前九个月，电动车仅占大众公司新车销售份额的8%。这些数字远远低于大众公司和联邦政府设定的预期。
然而，即便是在疲软的德国电动车市场上，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占据了更多的市场份额。不久前，比亚迪宣布将在欧洲市场推出不到20000欧元的Seagull车型。大众公司推出的廉价款电动车ID.3的基础车型在德国售价30000欧左右。它是承载了大众汽车荣耀的高尔夫车型的新能源平替版，被该公司视为电动车的旗舰产品。2023年11月，德国宪法法院的一项判决使本国车企彻底在这场价格战中败下阵来。2021年，由于Covid-19大流行病的紧急状况，当时的联邦政府获得了600亿欧元的补充预算。红绿灯联合政府想将这笔未使用完的预算用作气候转型基金。2022年经联邦议会的批准，这笔资金的用途被进行了重新安排。不过，去年宪法法院将此定性为“擅自挪用”。这一判决造成了政府的财政预算缺口，经济部长哈贝克（RobertHabeck）不得不提前终止了对电动车的价格补贴。此前，每辆电动车能获得4500-6000欧的财政补贴。也就是说，德国制造的电动车又进一步被人为“拉高”了价格。
电动汽车约40%的附加值来自电池，然而欧洲电池行业在国际比较中明显落后，在全球电池生产中只占了不到10%的份额。全球76%的汽车电池都是由中国制造的。2022年，大众集团成立了一家PowerCo的子公司，该公司将专门为大众集团生产的电动车提供电池。大众运营的第一家电池工厂将于2025年投入运营。预计到2030年该项投资将超过200亿欧元，以进一步扩大电池产能。届时，所有大众旗下的电池工厂的总产能会达到200GWh，可以供应250万辆电动车。不过，PowerCo首席运营官沃尔夫（SebastianWolf）承认，即便如此，大众电池的生成成本依然要高于它的竞争对手。一方面，中国的建筑成本和生产设备要便宜得多；另一方面，德国的电力价格也是全世界最高的，而电力占到了电池生产成本的30%左右。
诺基亚曾经是老牌手机的制造商，不过，在智能手机出现后，该品牌在手机领域迅速消失。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担心大众汽车是不是会成为车企中的“诺基亚”——它们生产的电动车不仅价格更贵，而且性能更差。然而，与诺基亚不同的是，大众汽车是德国模式和德国精神的最重要象征。大众汽车最初诞生在“第三帝国”，见证了德国从极右翼国家到战后经济奇迹的奇怪连续性——从最初的廉价纳粹“大众汽车”变成了全球最受喜爱的汽车品牌。祖父母一辈开着“甲壳虫”，他们的孩子对“高尔夫”情有独钟。另外，大众也代表了德国婴儿潮一代拥抱世界的雄心。用著名社会学家罗萨（HartmutRosa）的话来说：“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进入世界。”大众汽车不仅是德国普通家庭最常用的代步工具，同时也是德国模式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的象征。
大众汽车的危机是德国模式终结的标志，欧洲最重要经济体的根基似乎也随之开始松动了。
能源转型和德国的“去工业化”
“大众一咳嗽，德国随着流感而倒下”，这是在德国广为流传的说法。大众汽车是德国人的心理保险，赋予了他们最基本的安全感。德国人相信，只要大众汽车还在源源不断地驶下流水线，德国的经济状况就不会像统计局和新闻所报告的那么糟糕。大众汽车是经济、国家和市场信心的晴雨表。它拥有几乎所有德国大企业的重要特征，即全球化布局、依赖中国、在工会控制下行动迟缓、在德国政治中和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等等。大众汽车的危机也就预示着德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问题。
随着大量企业由于成本原因搬离德国，造成了能源需求的暴跌。与上一年相比，2023年能源密集型行业的产量下降了10%，德国的总能源需求由此减少了近2.5%。从2018年到2023年间，由能源成本驱动的工业生产下降了约20%，这使该国的总能源消耗量减少了6%以上。德国的“去工业化”或者说能源密集型产业崩溃起到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2023年，德国气候保护交出了一份非常亮丽的成绩单，根据智库AgoraEnergiewende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2023年德国的碳排放量是自1950年以来最少的，相较于2022年减少了7300万吨。电力部门的表现尤为优异，近六成的发电量来自可再生能源。不过，随着核电的退出，可再生能源的广泛使用带来高能源价格。因此，快速的“去工业化”趋势不仅仅是德国传统“顽疾”的作用——巨大的官僚负担，数字信息领域的发展迟缓，生产力的下降，冗长的行政程序，高税收和老旧过时的基础设施等等，德国政府雄心万丈的能源转型（Energiewende）政策和随之而来的高能源价格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俄乌战争的爆发，使得长期依赖俄罗斯廉价天然气供应的德国面临供应瓶颈，由此推高了能源价格。不过，战争只是加剧或彻底暴露了此前早已在能源转型中埋下的能源价格危机。能源转型简而言之就是要从使用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化石燃料转向使用对气候保护友好的可再生能源。在德国，风能和太阳能是最主要的可再生能源。目前为止，电力是该国能源转型成果最为丰硕的部门，不过，电力价格的高企也成为了压垮德国工业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早在2019年，德国的电价就已经超过了丹麦冠绝欧洲。该国的电价远远超过了它的竞争对手。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nstitutderdeutschenWirtschaft）对2023年各国电价的计算：德国的钢铁制造业企业需要支付7.9美分KW/h的电费，同类的美国和中国企业分别只需要支付5.7美分KW/h和4.1美分KW/h的电费。另外，德国的汽车企业负担着更为沉重的电费压力。他们需要支付19美分KW/h的电费，他们在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对手只需要面对6.9美分KW/h和8.9KW/h的电价。如果，德国的电费始终是其它主要工业国家的2-3倍的话，那么该国生产的产品是注定无法维持竞争力的。
为了缓解企业过高的能源成本，提升德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去年11月大联合政府最终推出了一项妥协性的工业电价补偿方案，即将电税从现在的每千瓦时1.5美分调降到0.05美分，并且将为350家企业提供额外的补贴。工业电价对企业界的吸引力并没有预期中的那么高。首先，工业界认为即便有这些补贴，德国的电价依然会高于美中等国；其次，电价补贴只持续到2030年，并不能为公司的长远投资规划做出保障。学术界对此的批评更为强烈，德国当代最重要的经济学家福斯特（ClemensFuest）教授指出，由于德国的核淘汰政策以及无法再依赖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德国的能源上涨不会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扩张和电价补贴而结束。因此，能源密集型企业的外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片面的补贴反而会伤害到更具活力和创造力的中小型企业。此前一向支持各种产业政策的经合组织（OECD）也在2020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了这些措施隐藏的陷阱，“国家援助最终可能会偏袒一些公司而不是其他公司，支持低效或失败的公司，并导致僵尸公司的生存，从而减缓提高生产率的重新分配。”
迄今为止，德国政府在“能源转型”计划中，已经耗费了5000-10000亿欧元。根据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估计，未来20年该计划的支出还将大幅攀升。他们预估这部分的开支将高达6万亿欧元，而德国政府2024年度的财政预算仅为4770亿欧元。这项十倍于政府财政预算的计划究竟给德国带来什么？1）更贵的电价；2）“更脏”的电力生产。由于清洁电力的波动性和核电退出政策，使得德国必须大量保留化石能源电厂。放眼所有欧盟国家，2023年全年也仅仅有波兰和捷克几个依赖化石能源的国家在生产电力时排放出的二氧化碳比德国多；3）更不可靠的电力供应。2023年，德国成为了电力的净进口国。这是自2002年以来该国首次出现的状况。另外，随着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速发展，电力需求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加。可以看到的是，两德统一后最为野心勃勃的政治计划既无法实现排放目标，又破坏了德国的经济，并对该国引以为傲的工业带来了不可逆的影响。
“去增长”是通往未来的道路？
日本青年学者斋藤幸平（KoheiSaito）在过去的几年中出版了《人类世的“资本论”》和《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等著作，书中重新被挖掘的“去增长”概念在全世界都获得了极大的共鸣。“去增长”被视为是解决生态和气候危机的重要手段。在德国，环境和气候问题早已成为了公共政治讨论中最重要的议题，“去增长”无疑是其中的一个焦点话题。著名的经济和环境记者赫尔曼（UlrikeHerrmann）是现在德国媒体脱口秀和各类访谈节目最受欢迎的嘉宾。去年，她出版了畅销书《资本主义的终结》（DasEndedesKapitalismus）。她在书中就讨论了“去增长”的观点：“绿色政治的实际目标是社会的重构。增长驱动的资本主义应该被一个放弃增长的社会所取代。这是实现戒断消费所需的行为改变的唯一途径。”为了实现“去增长”的愿景，她设想了以“配给制和政府计划”为主导的“战时经济体制”。一方面，赫尔曼女士“报菜名”式地罗列了需要实行配给的领域，这张“菜单”越来越长；另一方面，她从来没有说过，为了拯救世界，“配给制”和“战时经济体制”要施行多久？
虽然总理朔尔茨（OlafScholz）和副总理哈贝克都曾经许诺绿色经济与能源转型将带来另一次德国的经济奇迹，但是“去工业化”的德国经济恰恰走在了“去增长”的道路上。哈贝克刚刚调低了对今年德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此前，他认为今年经济0.2%的增长，现在他预计今年将出现0.2%的衰退。也就是说，德国经济将出现连续两年的衰退。慕尼黑大学经济研究所（InstitutfürWirtschaftsforschung）所长，经济学家福斯特（ClemensFuest）教授认为，现行的能源政策不能带来繁荣，未来几十年德国的经济会有“更多的汗水和泪水”。可以看到，德国作为“去增长”模式的实验田，该理念被迅速地投入到政治实践中去了，但是，现实的结果已经使得这一理念受到广泛的质疑。本文的最后简单地讨论一下如下的两个质疑。
首先，“去增长”不仅仅指的是生产和消费规模的减少，通过减轻生产上的资源消耗，改变过度消耗生态资源的生产模式，将其替换为更加低耗能的人类生存方案是该理论题中的应有之意。然而，现行的“去增长”的德国经济与“消耗生态资源”的“去增长”可能是相互矛盾的。由于可再生能源的能量密度远低于化石能源和核能，所以，在生产同等电力的情况下，可再生能源消耗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远多于传统能源。一方面，风力和太阳能电厂占用的土地数百倍于核电厂；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迅速扩张的建造风力和太阳能电厂的需求，现已探明的稀有金属的储量是否足够，学术界对此一直争论不断。此外，开采和运输这些原材料本身就是高污染和高排放的。仅采矿业一项，每年会向大气中排放100亿公吨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排放的四分之一。因此，可再生能源和绿色经济是否一方面导致了经济的“去增长”，同时又造成了“消耗生态资源”的“增长”呢？然而，理论家们提出经济的“去增长”是为了实现“消耗生态资源”的“去增长”。
在把“去增长”作为解决气候和生态问题的灵丹妙药之前，人们是否应该首先评估“去增长”可能带来的风险？并且人们是否也应该将此风险与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作一个心平气和的比较？以当下德国的实践来看，这一重新评估是刻不容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