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中国与乌兹别克考古合作，探索丝绸之路，以及在大漠戈壁上寻找“月氏族”留下的历史痕迹，最终取得了诸多成果，比如考古发现契纳尔特佩遗址、撒马尔罕撒扎干遗址、拜松拉巴特遗址等等。
按理说，这样的考古发现，对人类文明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不久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与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却不约而同的提出“将中华文明的影响扩大到遥远的过去”、中国“正在挑战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些史学观点”、“中国把考古当成武器”等谬论。
问题是，西方为何不欢迎中国考古？其中问题很多，既有现实政治原因，也有历史解释的问题，比如西方研究的是“西方如何影响丝绸之路上的其他文化”，放大西方影响、缩小其他的影响，这显然是不合理的。除此之外，西方不欢迎中国考古，可能还有一些“难言之隐”，以下三个案例就给出了回答，即一旦中国考古参与，西方论断往往就站不住脚。
首先，安特生的“误判”
在中国现代考古史上，安特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但他的错误却很离奇。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了河南仰韶遗址，之后又在甘肃发现了“齐家坪遗址”。由于两个遗址都有彩陶，且与中亚安诺遗址（西方论断是源于西亚）彩陶非常相似，于是安特生认为仰韶彩陶是从西方传来的，即“中国彩陶西来”，在此论断基础上，又提出“中华文明西来说”。
之所以得出“中国彩陶西来”的论断，原因在于安特生断代接连出现错误，即认为仰韶遗址距今4000多年，齐家坪遗址早于仰韶，两者都晚于中亚安诺遗址，因此认为中国彩陶西来。但安特生的观点很快就被中国学者推翻，其中一个原因是仰韶遗址远早于齐家坪遗址（距今4200—3600年）。
安特生对两个遗址的断代，竟然都出现严重错误，这不得不让人惊讶。同样是西方学者的断代，当时安诺遗址、苏美尔、古埃及等断代真的没有错误？一到中国就误判，一到其他地方就正确？在中国的“误判”很快就能被中国学者推翻，那么还能让中国学者掺和古埃及、苏美尔的考古？
其次，孟图神庙考古
2018年，中国和埃及签署《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协议》，中埃联合考古队正式组建，于是有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考古队第一次在埃及进行考古发掘。
孟图神庙遗址在卢克索，不是一个新遗址，而是已被英法考古队“粗暴”的挖掘过，属于“掠夺式考古”，说不好听的叫“盗墓式考古”，地层早就被破坏，不符合西方要求的东西被放的乱七八糟。
按照西方描述，孟图神庙始建于3300年前，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神庙。但中国学者过去后，却有一些颠覆性发现，其中一个中国学者在《首个中埃联合考古项目：孟图神庙考古日记》中有记录：
日记中明确写道“该神庙区的修建，至少持续了接近1500年”，即1500年内其进行了无数次翻修。按照西方断代，最终神庙实际上是相当于中国东汉时的遗存。至于最早时期的神庙，占地面积很小，如今已经几乎看不出来了，与最后恢弘的神庙大相径庭。将明长城当成秦长城会不会震撼世界？将东汉时期的孟图神庙视为3300年前的也自然让人震撼！
仅仅一个孟图神庙考古，中国学者就闹出不少“幺蛾子”，可能改变西方对古埃及的叙事，比如胡夫金字塔是否像孟图神庙，也是“层累”出来的？那么他们还欢迎中国继续深入考古古埃及吗？欢迎才怪！
第三，谷物黍的起源
西亚哈拉夫文化遗址，西方断代为距今7000年—6300年，其中出土一些碳化黍粒。上个世纪，西方据此认为“黍起源于西亚”，具有6000多年历史，向东传播到中国，再向西传播到欧洲。
本世纪后，为了搞清楚黍的起源问题，中国学者拿到“西亚黍”与“欧洲黍”样本，研究结果却具有颠覆性，西方学者再次连续出现重大错误。
中国社科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巍：“经过精确的测年，原来号称有6000多年历史的西亚黍，年代都不早于4500年”，欧洲最早的黍粒，原先认为具有5000年的历史，但严格检测之后只有3500年的历史。同时，西亚黍与更早的中国黍，在DNA的遗传上具有一致性，说明西亚黍起源于中国。
也就是说，西方不可思议的连续出现断代错误，而中国拿到样本一研究，就推翻了西方论断，发现西亚黍、欧洲黍都被高估了1500年以上。你说，还能轻易让中国研究吗？
其实，这件事还有致命余波，因为西亚黍、欧洲黍断代出现错误，那么黍所在的遗址断代有没有错误？如果遗址年代也被高估，那么苏美尔文明年代就存在问题。当然，学者对此解释是“晚期混入”，就是遗址年代没有问题，后来的西亚黍、欧洲黍不约而同的通过虫洞混入早期遗址中。但，这是不是太巧合了，西方连续断代错误、黍又连续晚期混入？
以上三个案例，都是西方带来的“长期以来的史学观点”，结果中国学者一参与、一研究，要么发现西方叙事有问题，要么直接推翻西方论断。你说，西方还能欢迎中国更多的参与古埃及、苏美尔、古希腊等等的考古研究？再这么搞下去，西方构建的世界历史体系，真可能被中国掀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