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国历史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风俗是群体的产物。一个人从生到死，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社会风俗的包围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风俗的支配。从特定的意义上来说，人自身就是风俗的产物，正是人们浸润于其间而不自知的风俗，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并使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人群相互区别开来。就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大多也是从风俗的视角来认识不同的国家或民族的。如对于西方人来说，讲到中国人，他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筷子、茶叶和功夫；而日本民族的象征则是榻榻米、和服及樱花；对于现代中国的儿童而言，肯德基、麦当劳、汉堡，就是意味着西方。在电视广泛普及的现代，中国的普通民众也是从肥硕飘逸，酥胸半露的服饰来认识唐朝，从马蹄袖、红顶子和旗袍来区别清朝的。风俗对于认识社会的重要意义于此可见。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管风俗在社会生活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它毕竟是通过具体的人的思想或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如果抽掉了具体的人，也就无所谓风俗了。人们在强调风俗绵延久长、无所不在的影响的同时，往往会忽略它的变动不居的特性，低估人在风俗的发展变化中的作用。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风俗也随时处在变动之中。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些风俗消亡了，有些风俗发展成了礼仪制度的一部分，而有些则一直在民间传承不绝。虽然对不同风俗的发生、发展、消亡的原因的解释还非常不充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人在风俗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无所作为的。中国古人从很早起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如《诗经·关睢》“序”中就有“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说法。《孝经》中也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所谓“移风俗”或“移风易俗”，就是强调人与风俗的关系中人的能动作用，即摒弃那些妨害人们生活的陋俗，阐扬有利于人们心智的风俗，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风俗史的研究一方面固然是为增进现代人对古代风俗的了解，除此之外，为移风易俗提供借鉴，应该也是风俗史研究的目的之一。
一、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公元581-960年），也是风俗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汉魏旧俗和北朝的胡俗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消化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新的风俗，这些风俗对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甚至历宋、元、明、清，影响一直及于现代。就这一时期社会风俗自身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方面。
⒈诗歌对社会风俗的浸润和影响
二、中国古代舞蹈表演形式对当今古典舞发展的利与弊
中国古代舞蹈在从民间向宫廷和古典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把歌舞乐完全的分离，而是更好的吸收了这一经典的结合方式，有了更高层次的观赏价值。不仅是中国，亚洲舞蹈的表演形式也在发展中趋向于三位一体的传承，如中国的戏曲，日本的歌舞伎，朝鲜宫廷的“唐乐呈才”。从古到今“歌舞”两个字从来分不开，人们不管是在节庆活动时，表达爱情时，表达丰收的喜悦时，还是在祭祀、仪式活动中，都会出现舞者边跳边唱的场景，不少活动中舞者还会拿着民族乐器，边奏边舞蹈，或是众人在旁边边唱边奏乐，舞者在中央舞蹈，这样充分调动了群众的情绪，让每个人把自己的喜悦和情感宣泄出来，自娱性强。在中国古典舞蹈音乐向戏曲转化的过程中，这种歌舞乐三者结合的表演形式被逐渐认可和确定下来，京剧和各地的地方戏曲也被当做一种完整的艺术形式被后人传承和表演着。
三、当代中国古典舞建构的反思
近几年汉唐体系的建立可以说是古典舞的一大发展，汉唐舞蹈具有中国古代舞蹈文化的相当代表性，发展汉唐舞也能体现出古典舞系建构的多元探索，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孙颖老师的不懈努力。提到孙颖老师就不得不提《踏歌》《楚腰》等经典舞蹈，这些舞蹈的背后是多少年的潜心研究所造就的，然而现在还有多少人愿意如此的“十年磨一剑”，现代社会的“短、平、快”让很多学者心浮气躁，这也就是我们担心，前人在恢复古典舞经典的同时，一些人又开始破坏它。纵观这次桃李杯舞蹈比赛，我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我觉得现在的节目都经不起仔细的推敲。仅仅穿上古典的服饰，再套上个赋有诗意的名字就是古典舞了吗？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人们都很难静心潜修的去研究和学习一下东西，所以作品中出除了“炫技”之外，没有什么推敲的价值。如果是炫技，舞蹈又如何能及艺术体操呢。文化内涵、历史背景、情感表达、艺术价值，这些都是舞蹈区别于体操的重要因素。因此，从舞蹈本体入手，深挖、细磨，最后完成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有学习意义和观赏意义的剧作。
2.规范制度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点”。
“无规矩不成方圆”，作为操作规程严密的行业，使得电力企业在生产、管理等过程中不能有半点马虎，为达到这一目的，严格的企业制度自然就成了“法宝”。正因为有这些长期形成的、严密的、规范的制度，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平台和“基点”。对企业文化来说，企业制度就是其发挥作用的基点，是进行文化建设的必要前提。但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往往以标准、纪律等形式来规范行为，强调外在监督，是企业的文化“底限”；后者则强调信念和道德，强调自觉和自律等“软”精神，是企业文化的至高境界。文化需要制度支持，没有规范的企业制度，企业就不能有序运转，企业文化建设无从谈起；制度需要升级为文化，也就是让制度升级为企业全员认同的文化，让制度从外在约束变成自觉行为。总之，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相互依存。企业制度作为硬性管理手段可以覆盖到文化管理的漏洞，企业文化作为软性管理手段也可以填补制度管理的软肋。所以开展企业文化建设，就必须先完善“基点”———规范的企业制度。
3.“以人为本”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落脚点”。
4.优质服务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亮点”。
5.良好形象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终点”。
企业形象是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整体印象和评价，是企业的特征在公众心目中的反映，是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一种推动力和吸引力，支撑着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建设“内聚人心、外塑形象”。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形势下，良好的企业形象不仅是电力企业的致胜法宝，也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电力企业要塑造良好的形象就要通过各种实践向公众展示企业的个性特征，增加在用户心目中的信任度，最终体现在自身塑造的企业品牌上。具体来说，电力企业要树立良好的形象，首先就必须塑造良好的产品形象，努力提高生产经营质量和水平，为客户提供安全、物美价廉的产品；其次要塑造良好的服务形象，努力改变“电力衙门”等不好的公众印象，改进服务质量，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再次要打造良好的员工队伍形象，加强员工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教育，提高员工队伍综合素质；最后要塑造好其他形象，比如环境形象等，烘托文化氛围。
一、利率市场化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从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特殊性的角度出发，对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论述。他们的“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2]。众多发展中国家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纷纷进行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但以失败者居多，不但没有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反而引发了不同形式的金融危机，给宏观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损失［3］。根据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发展中国家是有必要实行利率市场化的，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来实现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利率市场化的整个过程既要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又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和监管措施，决不可以将其简单地交给市场，让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来替我们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若想引入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仔细分析其国内经济基础和监管水平。根据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的初始条件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效应具有重要影响，所以有必要对利率市场化所应具备的初始条件进行清楚的认识。
二、宏观经济条件
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发展中国家实施利率市场化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也是利率市场化顺利运作的最根本的载体。当某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时，市场机制将逐渐取代原有的计划机制而在经济生活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健康稳定的宏观环境有助于利率杠杆和价格体系有效发挥作用。而当宏观经济不稳定时，无论是过热时期还是萧条时期，实施利率市场化都可能造成经济更大的波动，这又会反作用于利率市场化，使改革受挫[4]，并且可能导致发生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市场市场化的宏观经济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
1.宏观经济条件的定性要求
首先，国内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增长通常是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是金融发展的基石，作为金融部门基础的实际经济部门只有在维持一个较长时期的增长后，才能积聚起相当的经济实力来支撑金融改革。
其次，国际经济波动不大。经济全球化已经使每个国家很难脱离别国的影响而独善其身。所以只有交往中的各国经济都比较平稳发展，尤其是汇率比较稳定，国外游资没有大进大出，国内的利率市场化才能顺利进行。
第三，财政纪律严格有序。这主要指政府向央行的借款问题，即“政府借款需求必须是可接受的，以此避免中央银行储备货币产生通货膨胀性的扩张。”[5]而引起这一扩张的情况有两种：一是政府国内借债的直接影响，即可能出现的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另一种是政府借债的间接影响，即面对巨大的资本流入，中央银行为了避免本币汇率上升，必须大量购入外币，从而导致货币的扩张结果。
第四，物价水平基本稳定。这是宏观经济稳定的最突出表现和基本标志。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的实践表明，在存在高度通胀的国家，利率放开后往往导致过高的名义利率，会出现金融机构和企业无法适应而经营困难。并且在这种物价不稳的状态下的利率市场化往往又会带来物价的进一步上扬，增大宏观经济的震荡性，形成恶性循环。
第五，资本项目控制有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资本项目的适当管制有助于经济的健康运行。从当今世界形势来看，国际游资规模之大已达惊人程度。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展示的国际游资对于一国金融体系甚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巨大冲击力至今仍令人心有余悸。如果实现利率市场化后迅速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任由规模巨大的国际游资对国内金融体系肆意冲击，将很难控制其中所隐藏的金融风险，这会扭曲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正效应。
2.宏观经济条件的定量判断标准
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没有科学的量化指标作为指导，各种经济决策成功实行的可能性就不大。通过经济学家对泰国、阿根廷、智利等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前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金融深化率等指标的实证分析，可得出一国在选择进行利率市场化时宏观经济条件的三个定量判断标准。
首先，经济运行稳定性定量标准。根据中国学者史宝平的实证研究可得，一国利率市场化的时点应选择在宏观经济最近三年稳定增长，GDP增长率的变异系数在0.6以下、平均通货膨胀率在5%以下[6]。
其次，资金市场规模与金融深化定量标准。较高的金融深化程度不仅反映一国现代金融机构和资金市场的发展，而且反映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及缓和的金融抑制。较大的资金市场规模和较高的金融深化率在进行利率市场化时，更能加速金融深化发展。一国实行利率市场化一般应选择在最近五年的真实金融深化率达到60%以上、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达到80%以上的时点上。
第三，财政赤字规模的定量标准。在实行利率市场化前应保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财政赤字应控制在GDP的3%～5%，并且财政赤字要通过发行国债等非通胀的方式来弥补，中央银行不应为财政透支。如果财政赤字主要通过中央银行贷款弥补，会形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压力。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阿根廷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佐证。
三、微观经济基础条件
1.对银行体系的要求
银行作为货币经营的最重要主体，它们的经营管理体制是否科学合理，自身是否具备充足的资本实力，能否保证所经营资产的质量，是利率市场化成功与否的关键。
第一，实行银行体制改革。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银行体系中一般都是国有银行占绝对地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必须在推进利率市场化之前对银行制度加以调整，来为改革顺利进行作好准备。这种调整可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有银行民营化，使之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对金融市场利率变化迅速作出反应；二是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经营，政府给予其极大的经营自，并且在外部监管和内部监管方面实行有效机制，增强银行的市场行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第二，积累较充裕的资本。这主要体现在货币资本上。为了经营上的安全，按《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的自有资本不能少于8%。另外信息资本和人力资本不可或缺。在信息资本方面，银行在进行正常的业务活动中，需要尽可能详细地获取有关人的信息，减轻信息约束。在实行利率市场化后，银行在已积聚的信息资源基础上能够顺利地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在人力资本方面，人是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信息是通过人来收集和处理的，系统行为决策是由人来制定与执行的，工作人员的技能水平及内部激励制度对银行的长期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提高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是银行适应利率市场化环境、加强竞争力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第三，提高银行资产质量。实行利率市场化，利率的决定机制、利率结构发生变化，会对银行原有的资产结构带来冲击，并且利率市场化后的激烈竞争会暴露出银行资产负债原来所被掩盖的缺陷。如果银行资产质量较差，那么在新的市场机制下，银行的这种资产体系的脆弱性会加大，进而可能导致资产质量状况的进一步恶化，难以保持金融资源的供应。所以银行资产质量是有效推行利率市场化、维护金融体系稳健性所需具备的一个基本要素。
2.对企业组织的要求
首先，建立良好的产权制度。关于这个方面，需要考虑企业存在的所有权形势以及在现代企业制度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结构设计与执行。其总的原则是从产权方面形成对企业的有效约束与激励机制，提高市场主体的行为能力，是指对资金产生合理需求，避免由所有权约束不力而产生扭曲的信贷需求，从而使利率决定机制更为有效。
其次，形成合理的资产负债率。对企业资产负债比例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项因素是企业的融资成本，主要由债务成本和股权成本来确定。利率的变化会对成本的构成比例造成影响，所以企业需要根据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融资成本达到最小化的原则来构造一个合理的资产负债率。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普遍的情况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个人财富拥有水平不高，企业自源融资较少，更多地依赖外援融资，负债比重较大。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为利率市场化作准备的过程中，逐渐降低企业负债率是一项重要任务[7]。
总之，以上对发展中国家实现有效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不是相互割裂的。它们渗透于整个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方面所表现的突出程度有所不同。这些条件与利率市场化本身之间也是一种互动关系，实行利率市场化需要这些条件，而有效利率市场化的实现又会反过来促进这些条件的完善。
参考文献：
[1]周荣芳.关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思考[J].中国金融，2001，（8）:20-23.
[2]黄萍.利率自由化和金融危机[J].现代经济探讨，2004，（2）:49-51.
[3]周梅.外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给我们的启示[J].经济问题，2003，（2）:49-50.
[4]佘传奇，祝清.国外当代利率市场化理论探讨与实践的借鉴[J].经济问题，2003，（3）:40-42.
[5]MaxwellJ.Fry.Interest-RateLiberalizationandMonetaryControlinChina.ExperienceswithFinancialLiberalization.KanhayaI
二、管理模式依凭的四重要素
三、伦理型管理模式的根本样态
综上所述，在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下生成的伦理型管理模式以情理为管理的内在精神气质，以道德调控为管理的根本方法，在管理过程中注重成员间的情感关联与伦理团结，将成员对组织的情感忠诚作为管理的终极目标。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今日，源于本土文化基因的伦理型管理模式对中国社会的组织管理均产生了持久效力和深远影响。
作者:王润稼单位:北方工业大学学院
［1］李亦园.文化与修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0世纪人类世纪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摄影技术出现，它使我们可以不依自身的感觉为转移看到物体，并可以充分表达细枝末节，使公众对写真的心理需要很容易得到满足，这对于写实性绘画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wWW.133229.CoM
而为何要广泛应用这些写真图象呢？“我们明确人们对这样的图象是最容易接受的，被真实再现的事物比起抽象性的事物也更容易记忆，这其中最主要的应该是人们心理上总会不自觉的将以往的经验投射于图象之上，满足自身对写实性的心理需要。”生活中为我们传递大量写真图象并且也是现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品“电视”，它所播放的图象在观者的观念中知道所看到的是一种二维平面中的三维深度的感觉，但观看是自身意识却又把这些图象看作是真实存在的，这其中观看者心理投射去匹配这样一些情境则发挥着巨大作用。
一、以人为核心：文化走出去之关键
中国的文化版图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和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受到了史元前例的挑战。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变化在全球化时代成为常态之时。文化危机感也与日俱增。如今我们率先向国际社会传播的是一种纯粹的中华民族文化，它既包括传统文化之精髓，也有现代社会和谐治理的主张。但倘若把握不好传播这种纯粹性文化主张的分寸和方法，便会遭遇他者的抵制――我们眼睁睁地看见他者对我们这种带有善良愿望的文化传播活动进行”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却束手无策。
国内学界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意义多从“软实力”的角度来进行论述，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关系和权力的博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征服世界的切入口从硬实力转向了以文化为武器的软实力。日本学者青木保先生虽然十分看重文化软实力理论，却对当今愈演愈烈的“文化政治化”趋势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现代国家、社会和人类应该以“异文化的理解”为基础。充分意识到“多元主义”的重要性，并沿着“协调”和“友善的说服”的路线前行。让文化充分发挥“第二自然”的作用。若想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均衡与协调。则需要以一种“摈弃了意识形态对立的思维模式来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并在某种程度上“遵守或必须达到”文化传播的“世界模式”。
虽然学界―致认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需要通过双向的交流和对话来完成，而非单主体、单向度、单声道的“三单式”自我宣传。可问题是，这种“双向”的传播模式到底该如何从理论落实到实践中去呢？互联网时代造就了新的全球传播格局，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和关系建构的方式。学界对大众传播渠道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却逐渐忽视了恰是不容被忽视的人类传播活动之核心的人际传播。从传播效果和影响力来看。以交往和对话为基础的人际传播更加注重文化主体间的互动过程以及意义的创新与重构，是影响最为直接且经得住考验的一种传播方式。也就是说，愈是回归到“人”的层面，愈能落实从单向宣传到双向交流的转向。这种以人为交流主体的文化传播也因其真实性和互动性而更具说服力。
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将其语言文化传播机构视为本土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的重要载体，中国的孔子学院也在这股国际潮流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然而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其关键还是要立足于人。文化的对外传播。远非向他者描述异域文化的某种代表性之物或是讲述异域文化的一个新奇故事那么简单，除了意义的“给予”之外，还强调意义的“获得”，更强调意义“表征”的方式。如果说语言作为一种文化，总是最先走出去的，那么自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成立之日起，汉语国际推广就担负着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的国际汉语教师，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传播主体，应该是最优秀的当代中国人之代表，并在这个传播活动中处于最核心的地位。
二、国际汉语教师的文化观对文化走出去的影响
国际汉语教师在世界各地进行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活动，被置于一个非常典型的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之中。―般来说，学生的文化背景越丰富、差异越大，该课堂的多元化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对文化传播效果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既包括宏观层面上的任教国社会文化和制度文化，也包括学生个体的文化和次文化认同。另外，教师的多元社会文化身份及其在任教国完成跨文化适应的情况。也对传播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班克斯将多元文化情境中的跨文化教师分成了四种类型：“内部-局内人”、“内部-局外人”、“外部-局内人”和“外部-局外人”。具体到本研究，由中国外派至世界各地的国际汉语教师均来自任教国社会的“外部”（即中国），这种以地理和法定身份为依据的划分一般是固定不变的；“局内”和“局外”则是基于文化视野和文化价值观的划分，“局内人”持有本土（任教国）文化视野，“局外人”持有外部（即中国）文化视野。据此，从中国远赴世界各地的国际汉语教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外部-局内人”（outgide-insider）和“外部-局外人”（outside-outsider）。前者了解、接受甚至推崇任教国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行为方式等。后者则基本上和中国主流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行为方式保持一致。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无法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线，我们无法去判断一个教师到底被一种外来文化影响到何种程度才能被称为“局内人”。事实上，那些轻易被一种外来文化同化了的教师也很难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反倒会在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化中陷入“边缘人”（themarginalman）的认同困境。中华文化走出去。指的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走出国门，更是要真正地走进他者的心灵。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为了同化他者。我们所追求的融合文化观也并不是在提倡被他者同化。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在我们和他者之间达成互惠性的跨文化理解，建构和谐的跨文化关系。既然如此，我们所提倡的也决然不会是一种绝对的文化观。而是动态的、交融的、具有间性视角的观点和态渡。
从文化间性的视角来看，一个熟谙中国文化的国际汉语教师，无论他的社会化是在中国完成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异文化同化，一旦他身处跨文化的教育情境和传播环境，其全球化心态、跨文化敏觉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都立即上升到了一个极其重要且必要的位置。只有对学生的文化背景、文化认同、不同的信仰和文化价值观进行足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在“局内”和“局外”出入自由，国际汉语教师才能使中华文化真正地走出去。
三、国际汉语教师的文化身份和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性
以孤立呈现自我文化价值的方式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华文化，可能会导致文化身份的认知焦虑，甚至遭遇他者的反感和抵触。并将这种纯粹性的、带有良善愿望的文化传播活动进行政治化解读。特别是在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之中。教师的社会文化身份、价值观、个人经历等会对文化传播的效果以及跨文化关系的建构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持续地、动态地影响主体双方的认知框架。因而，探讨如何“以人为核心”来提升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十分有必要结合教师的“社会文化身份”来审视这种跨文化能力对文化传播活动的开展到底具有怎样的重要性。
从文化间性的视角来看，无论是语言的推广还是文化的传播，都发生在典型的多元文化情境之中，因而教师和学生、教师和任教国社会成员之间必然是一个互为主体的跨文化关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教师都理应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起到一个良好的文化示范作用，这也对教师的跨文化能力提出了一个较高的要求。除了做一个优秀的示范者之外，他们也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倾听者。倾听他者的文化认同和跨文化感知是对话得以持续的基础，否则无论课上课下，对中华文化的任何言说都将变成独语式的广播。总的来说，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将“成为一个优秀的跨文化交际者”视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并在跨文化教学、交往及对话的过程中兼顾“文化示范者”、“文化倾听者”和“文化引导者”等多重角色。
笔者在这里使用的是interculturalcompetence这个概念，即“跨文化能力”。国际汉语教师应该具有的跨文化能力不仅包括人际交流层面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移情能力”，也包括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所必须具备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等等，这种整合在一起的跨文化能力是对国际汉语教师提出的一个高标准要求，其目标既指向一种终极的交流和沟通，也指向教师和学生之间、教师和任教国社会成员之间、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和谐的多元文化关系的建构。
四、国际汉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框架的构建
跨文化能力通常有“有效性”（effectiveness）和“恰当性”（appropriateness）这两个层面上的需求。具体到以国际汉语教师为流动载体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指的是教师能够在多元文化情境中。运用一定的技能和技巧去高效完成语言与文化的教学任务，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特定目标：“恰当性”指的是教师能够在多元文化情境中充分认识到不同社会文化的规则体系。在符合跨文化伦理的前提下。满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及任教国其他社会成员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知需求和交流需求。这是一个直接的、双向的、充满挑战却又充满希望的人际传播路径。为了使这种人际传播的效果达到最大化，教师自身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就非常必要。具体来说，要想让“中华文化走出去”在人际传播层面上同时满足“有效性”和“恰当性”的需求，国际汉语教师应从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个层面去全面发展自己的跨文化能力。
认知层面的跨文化能力体现在“认识自我”和“认识他人”这两个方面。对自我的认识包括认识自身的文化构成、情感态度、交际风格、对他文化的容忍力等；对他人的认识是移情发生的基础，作为文化传播主体的国际汉语教师既要了解他文化的广义文化知识，也要了解其深层文化结构，因而需要在认知层面全面提高自己的跨文化理解力，习得广博的文化知识和跨文化知识。并通过对特定文化图景的描绘来呈现自己对己文化和他文化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刻板印象是认知层面的最大阻力，虽然我们无法避免刻板印象，但可以对之加以纠偏和修正。否则，一旦让刻板印象发展为偏见，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不易消除了。
总的来说，要想在多元文化情境中提高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全面整合自己在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个层面上的跨文化能力。没有认知，就谈不上理解或是不理解，更谈不上跨越或超越文化藩篱的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认知层面跨文化能力的提高即文化符号的储存和积累过程。这些丰富的文化符号资源在教师的跨文化旅居过程中得到持续的修正和补充，从而形成一个不断扩展的文化脉络。跨文化认知同然重要，但各种文化因素都在我们的心智中各就其位，不会主宰我们的交际行为，真正起到主宰作用的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和文化修行。因为无论是异质文化的“病毒”还是多尤文化的“神灵”。都无法阻止生动的“多元文化心智”（multieultumlmind）的形成和发展。这就是情感层面的跨文化能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仅仅依赖基本的文化认知能力和自由的意志与心智，还不足以提高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教师还需要正确、熟练地操作手中的文化“工具箱”和各种“文化开关”，用自由的心智去驾驭我们手中的文化符号及资源，这就涉及到跨文化能力的行为层面。
文化的力量需要通过“内化”于人的过程才能发挥作用。无论是何种传播媒介，都需要发现一种特定文化“可利用的价值并真诚地加以利用”，并“将其转化为自我解放与自我超越的力量”。否则无沦这种文化多么伟大，对文化之间的交流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目前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虽然在数量上呈现出可观的增长趋势，但相比两方发达国家的语言文化传播机构而言，其国际影响力和传播效果还非常有限。孔子学院数量的迅猛增长直接导致了优秀师资的缺乏。倘若不加强对每一个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孔子学院将难以收获理想的跨文化教学效果，也难以有效完成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然而。跨文化能力所具有的复杂性、开放性和经验性。决定了这种综合而全面的能力并非能通过短期的培训得以提高。那么，作为传播主体的国际汉语教师，究竟该如何在提高自身跨文化能力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呢？
我们知道文化是后天习得的，它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变化性却是永恒的。如果文化仅仅被当作一种既定知识或事实来进行传播，那么我们所传播的仅仅只是文化的某个稳定的瞬间，从而忽略了对文化本质的理解。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任对国际汉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种重要的人际传播渠道。教师需要在超越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提高自己与他者之间形成互动、建构关联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教师不仅要同时顾及中国文化的知识性和动态性。更要考虑到中国文化和学习者自身文化之间的间性问题。
文化间性的视角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获取。国际汉语教师首先需要持续习得中外文化知识并进行基本的异同比较，这种途径习得的文化是静态的；与此同时，我们一方面要将知识置于交往和传播实践中进行检验。另一方面要将过去的历史文化和当今的社会实际进行对比。从动态的角度去加深对文化的认识。此外，通过和学生之间的对话、讨论与协商去积极寻找文化间的关联。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也至关重要。它表现为一种动态的文化生成和意义的创新，是单向宣传模式朝双向交流模式转变的关键落脚点。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持续地了解学习者自身的文化习俗和跨文化态度。在此基础上不断重构自己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认知框架，反思和调整自己的交流方式和传播模式，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其跨文化能力也得以提高。
1引言
隐喻的理解是翻译的基础，影响隐喻理解的因素有文化、语境等。隐喻与文化之间具有
不可分离性。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隐喻不仅可以反映说话人/作者的思想理念，而且还可以构建一定的观念或现实，影响听话人/读者对于世界的感知和认识。本论文在GeorgeLakoff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下，把中国传统文化术语中的隐喻表达作为研究对象，透视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并揭示了蕴涵的中国文化模式，本论文同时也对隐喻概念理论研究现状做了进一步的总结和概括。
2隐喻概念理论研究现状概述
20世纪80年代，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隐喻的研究出现了向认知的专项，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MetaphorTheory）的提出。1980年，GeorgeLakoff&MarkJohnson出版了《MetaphorsWeLive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标志着认知观的隐喻研究全面开始。该定义的具体内容是指隐喻是人类对某一领域的知识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统一理解；使源域到目的域的直接映射，在映射的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意象图示结构（invariancehypothesis）。
3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翻译策略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表达研究中，作者发现隐喻翻译过程中意象的不对称极为明显，时而丢失、时而变换、时而添加，形成一种有趣现象。根据Newmark（1980）的隐喻翻译理论，下面将结合实例，探讨中国文化术语翻译中的三大策略：即直接对等译法、意象代替翻译法和意象转换法。
（1）直接对等翻译法：直接等喻法是保留相同的隐喻意象，即进行直译，这意味着在目标语中重造一个相同的意象，即在译入语中再现相同的喻体和比喻手法，条件是让译语读者感到自然。例如：“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译为：FourVirtues（goldenheart，refinedlanguage，civilizedbehavior，greenenvironment）。
（2）意象代替翻译法：不是所有的隐喻都可直译，毕竟在中英两种文化背景中都存在着大量特有的隐喻.隐喻不可避免的被烙上鲜明的民族特色，拥有一些独特的文化特征。当我们遇到这些找不到等同意象的隐喻时，就要用目标语中的常用意象来替代源语中的意象。例如：“红人”译为：sb’smanofhour；“台柱教授”译为：starprofessor；“交际明星”译为：oursocialbutterfly“提心吊胆”译为：onpinsandneedles等等。
（3）意象转换翻译法：在处理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翻译时，也会遇到意象转换的情况，会使用意译。意译是直译的一种补充手段.这种译法传递了原文的意思，而未保留原文的句子结构和修辞手段。这种译法多运用于一些文化标记鲜明，某一文化特有的隐喻.例如：“爱吃醋，吃不相干的醋”译为：beingjealous，andit’sovernothing。
4结束语
隐喻的翻译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隐喻翻译如果没有深刻而多元的思维，就不可能反映原文的文化意味，也不能真实达意。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我们在翻译隐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文化、语境等因素，根据具体的语境和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达到最有效的交际，并为中国文化的翻译研究带来一个较大的飞跃。
收稿日期：2011-08-11
作者简介：刘士林(1965-)，男，河北曲阳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博士。
大约20年前，我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概念与理论，认为美轮美奂、源远流长的中华古典诗词不仅是一种文学技艺或审美对象，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完整承载体系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最真实的生活方式。此后我一直不懈努力，将诗性文化理论运用于美学、中国文化、江南文化、都市文化等领域，希望能够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源流、结构与功能，推动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创新，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基础和新的解释框架。值此诗性文化理论提出20周年之际，我想结合个人的探索和认识过程作一简要回顾，以求教于大方之家，并希望它能在21世纪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发挥一点正面和积极的作用。
一、诗性文化的学术地图与多向拓展
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探索与研究，起自1990年着手研究、完成于1991年、出版于1992年的《中国诗哲论》，中间经过1994、1995年的《中国诗学人类学》，最终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诗性文化》中得到较为完整的表述。(在2006年出版的四卷本《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中，《中国诗哲论》易名为《中国诗学精神》，《中国诗学人类学》易名为《中国诗学原理》，但基本内容均保持未变。)2002年以后，我又将中国诗性文化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江南文化”和“都市文化”研究中，先后撰写或主编有《江南话语丛书》(2002第一版，2008第二版)、《诗性智慧丛书》(2005)、《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自2007年起，每年一卷)、《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2008)、《江南文化读本》(2008)、《江南文化精神》(2009)、《江南文化理论》(2010)等。20年来，我个人的学术方向与领域虽几经变化，对诗性文化理论、价值态度等也有或大或小的调整和补充，但以诗性精神与价值谱系审视、反思、批判古代的政治伦理异化、现代西方工具理性和当代全球商业欲望的主旨始终如一。在这里，我想简单从三方面加以梳理和反思。
首先，关于诗性文化概念的最初出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纯乎偶然”。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在大学时有写诗的经历，以及很偶然地接触到与西方理性传统差异很大的维柯的《新科学》，特别是在后者提出的“诗性智慧”的刺激与启发下，我几乎是在一种“诗意迷狂”的状态中偶然撞开了诗性文化之门。从最核心的“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到随意发散出的“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等，可以说都是无法论证的诗性直觉产物。
门户既开，就为以后的探索与推进提供了可能。直到1998年夏秋之际完成了《中国诗性文化》的写作，借助人类学对原始思维和早期人类文明起源研究等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在中西文明的比较框架下，中国诗性文化的出身之谜和深层结构才日渐清晰和完整，并最终凝练为我经常喜欢讲的一句话――“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他们的哲学中，那么中国民族的最高智慧则在中国诗学里”。后来，我还经常用“思想芦苇”和“情感芦苇”来说明中西文化的深层差异――“以‘思想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是理性机能，以‘情感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则是审美机能。主体机能发育的不同，也直接影响到他们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与方式。如果说解决‘思想’问题主要靠哲学，那么最擅长解决‘情感，问题的则是诗学，这也是哲学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而诗学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根源。”
幸运的是，我这些早期并不成熟的探索并没有被时代抛弃，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病象横生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漏洞百出，在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新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下，我更加意识到关于中国诗性文化的偶然探索，具有远比它本身更加重要的理念价值以及思想文化资源意义。再后来，由于越来越明白包括中国诗性文化在内的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有两面性，所以我不再胶着于诸如“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是离是合”这类大而无当的问题，而是以“与文化为善”的态度并积极地“从建设性
再次，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都市化的背景下，民族与传统文化的利益与安全问题日益重要。近几年来的都市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使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安全与可持续问题也有了一点新的思考在2004年《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个演讲中，我提出一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越来越少，从人文思想资源这种形而上的‘道’，到生产工具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个过程与中国诗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在2006年《中国教育报》发表的另一个讲演中，我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答案：“因为与诗性文化一同消亡的，还有我们民族诗性的精神机能与生命本体，包括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的感官、直觉、心理、思想与创造力。而与此同时，是我们在文明上与西方日益趋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风格与特征。尽管我们仍在生产与创造，但由于从观念到工具都是西方的，所以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就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异化怪圈：我们越生产，我们就越缺乏；我们越创造，就越没有创造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一件劳动成果可以与西方区别开。这表明，一旦失去了诗性文化，我们就只能充当其他强势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们的意图去生产与消费。”
现在讲文化利益与安全的人物与言论很是不少，但我认为，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与真实精神的陌生，很可惜他们大都未能抓住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文化利益与需要。因为与其他古代民族对人类的贡献不同，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是诗性文化，这既是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内部自我认同的身份证明。所以说，中国最根本的文化利益是诗性文化，中国文化的安全就是诗性文化的安全。从诗性文化出发，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善、美；立足于诗性文化，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我们真实的存在以及表达我们真实的需要。现实的状况恰恰相反，由于世事忙碌、倦于思考以及被其他民族文化所惑，我们早已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存在与需要了。当然，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应该了解科学、商业、管理等，以便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但更要强调的是，未来世界绝不会是理性文化独步天下，而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也是人类要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在这个意义上，维护诗性文化的利益与安全，既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应该承担的伦理职责，也是对人类文化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20年来一直不敢懈怠并努力推广诗性文化的根源。
二、学术语境、历史背景与理论建构
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关键在于找到其根源，这是我们深入理解自身的传统，以及与其他文明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大前提。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原创性的、综合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文化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中国文化的“正本清源”提供了一个有着坚实理性基础的本体论结构。我认为，中国诗性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在学术语境上，以区别“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为前提，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与范式。
其次，在历史背景上，以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和张光直的青铜时代为理论资源，在批判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起源史观。
在当代关于文明的起源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两种误区：一是文明中心论对于人类历史整体的扭曲；二是欧洲文明中心论对其他民族文化模式及历史形态的独断论阐释。它们本质上可以称之为文明中心论学术史观，并直接导致了文化殖民主义的恶性发展。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和认识，我们试图建构
再次，在理论建构上，以“文化研究”为学术语境，以“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为历史背景，以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为总方法论，通过对早期文明在物质生产方式、人自身的生产方式及精神生产方式的差异考察，阐释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模式特征、深层结构和核心功能。
示着中国诗性文化对人类未来的重要意义。
三、中国诗性文化的传承创新路径
中国古典诗歌，既是人类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以阅读、鉴赏、研究与写作为主要形态的中华古典诗词传习，有着比一般的读书与知识教育更伟大的使命和更深刻的作用。
这一点可通过与当下十分兴盛的国学研究的比较得知。国学教育尽管在理念上十分重视中国文化知识，但由于其遵循的文史哲框架来自现代学术，或者说来自受现代西方学术文化影响巨大的中国现代学术，因而在文学、历史学、哲学研究中，随处可见的都是经过西方理论语境过滤、解释和修正之后的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经验，而它们能否真正揭示和澄明中国文化的真实历史经验与内在精神本质，是很值得怀疑的。中西文化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对立，以诗性文化理论为基本语境、以中华诗词传习等为具体教育手段，可从根本上解决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理性文化语境中一直被割裂、遮蔽甚至是扭曲的尴尬与困境。
按照当代的学习型社会理论，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主要包括五种，即哲学学习、政治学习、实用知识学习、伦理学习与审美学习，它们涵盖了理念、现实、工具理性与制度理性、人之为理性生命的伦理原则及人之为自由生命的审美尺度。与那种认为诗词是一种零散、破碎、非系统的知识相反，中国诗性文化大体上包括了以上五种知识谱系。
在实用知识谱系上，与针对自然的西方科学知识不同，诗性文化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和人群，体现为一种“以人为本”或以实用理性为突出特色的实用知识谱系或工具功能，并在具体层面上涉及知识传授、情感表达、观察方式、伦理结构、外交修辞等方面。如大家熟知的这些记载：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
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
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与现代诗学刻意强调诗的审美价值不同，诗性文化先验地融审美与实用为一体。在古代人的生活世界中，诗歌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的确可以发挥程度不同的作用。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的“赋诗以观其志”：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
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
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
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
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
日：“床第之言不瑜闽，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
得闻也!”予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
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
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
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
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
“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
禄，得乎!”
曹植也曾用《诗经》之句帮助自己躲避了政治迫害，他在太和五年(公元231年)的上疏中写道：
远慕《鹿呜》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
诚，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
哀。(陈寿：《三国志魏书》卷十九)
在伦理知识谱系上，与古希腊柏拉图以诗歌伤风败俗为由，提出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不同，在中国则有“诗教“一说，以为诗具有无与伦比的教化功能：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
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
俗。(《毛诗序》)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
教邦国，应对诸候，用如此其重也。(沈德潜：
《说诗啐语》)
夫诗教之大，关于国之兴微，而今之论诗
者，以为不急，或则沉吟乎斯矣，而又放敖于江
湖裙屐间；借以为榆杨赠答者有之。诗之衰也，
诗义之不明也。(黄节：《诗学》)
这种看法还体现在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的元白诗派上，如自居易对张籍的评价：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
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
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
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
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
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
身……(《读张籍古乐府》)
在审美知识谱系上，自从陆机提出“诗缘情”的概念，特别是经历了魏晋时代“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之后，诗性文化的政治伦理功能有所收敛，而其固有的审美功能则有重大的提升。诗词在表达情感上的作用进一步凸现出来：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
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
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署雨，冬月
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
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
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
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
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
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诗品
序》)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拥有源远流长、丰富灿烂的文化创造和积累。这些历史性的文化遗存，既真实记录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生存、成长所走过的漫长历程，也为我们今天乃至将来创建新的文明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因此，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阐释和研究我们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过程，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探索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规律，以及提高全体人民的人文素质，都将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文化概论作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门基础课程，旨在帮助青年学生了解祖国的传统文化，提高人文素质。1999年，教育部将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确定为高等院校的主干必修课。中国文化概论是一门研究中国文化现象、体系和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它是“高校所有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性、综合性的人文类核心课程”，具有其他专业性课程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
在教学实践中，体现文化概论课程的基础性，将传统与现实结合，开拓学术视野，延伸思维触角，一直是文化概论课程努力的方向。其中，中国思想文化作为教学的难点和重点，如何让学生把握先哲思想的精华，领会其在现实中的应用，并能融汇到自己的人生思维中，是我们在教学中值得思考的。笔者试以道家哲学中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作为个案，结合教学实践，浅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课堂教学方法，以供参考。
道家思想以老子为初创，《道德经》言简意赅，博大精深。老子以深邃的智慧，探讨了宇宙的形成与自然的规律，国家的治理与人类身心的修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道”、“自然”、“无为”等著名的哲学概念，给人们以无穷的思想启迪。两千多年来，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化学、科学家乃至普通平民，纷纷从《道德经》中汲取智慧。如果学生文史功底薄弱，在理解上容易出现似是而非的状况，所以在教学中我们首先明确“无为而治”的思想内涵。
无为而治最早的出处源自《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无为:无所作为;治:治理。自己无所作为而使天下得到治理。原指舜当政的时候，沿袭尧的主张，不做丝毫改变。后泛指以德化民。“无为”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在春秋末期已经出现。使“无为而治”系统化而成为理论的是《老子》。他们认为统治者的一切作为都会破坏自然秩序，扰乱天下，祸害百姓。要求统治者无所作为，效法自然，让百姓自由发展。“无为而治”的理论根据是“道”，现实依据是变“乱”为“治”，“无为而治”的主要内容是“为无为”和“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常被误解为消极避世，无所作为。其实，所谓“道常无为而无不无”，表面上守弱处静，无所作为，实际上遵循万物的本性而不违逆，顺应自然之道而知足知止，就已经是有所作为，也能无所不为。老子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最生动的说明了“无为”与“无不为”的关系:治理国家犹如煎小鱼，煎小鱼乱搅就会搅烂，不乱搅，就是无为。用这种“无为”的办法煎好了鱼，治好了国家，就叫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这样也就达到了“无不为”的目的。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灿明珠。李冰创建都江堰，2260余年来，川西10余州县“水旱从人，不知饥懂”，成为天府沃土。故史称之为“川西第一奇功”。而今，都江堰也是正使用着的大型水利工程，灌溉川西平原、川中丘陵地区1010万亩良田和提供7市36县的城市、乡镇的工业用水、城市用水，养殖业用水，旅游业用水。如此通古贯今，造福于人类的大型农田灌溉水利工程，全世界唯此一处。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坚持以和谐为本。表现出来就是“无为而治”、“因势利导”。都江堰无坝，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结晶。都江堰主要功能是灌溉农田。李冰修建都江堰时是为“避沫水之害”、行舟、溉田。防洪排涝，是那时保全川西居民性命，改造川西湿地，发展农业的当务之急。都江堰建成后，创造出了川西平原“江村事事幽”的优美人居环境。
通过介绍都江堰的文化意义，学生在无形中对“无为而治”的抽象思想就有了形象的把握。但是如何与自身、和现代生活相结合，让自己能够智慧生存，我们可以适当的举例，引领学生举一反三。
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可以采用图标与动画结合的方式来说明无为而治的现代管理学应用，形象生动，便于说明。
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教学中，我们发现，初接触中国文化理论的学生，大都会因其茫如烟海和博大精深而产生畏J嗅心理，故而教师必须始终做到把自己真正消化的知识和体悟用最简单明了的形式表达出来，必要时辅助采用多媒体教学软件。打消了学生在认知上的困难和顾虑以后，就可以在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目的性上倾注心力。我们认为，文化情怀的熏陶和文化生活的创造，是该门课程的最终目的之所在。通过研修课程，希望学生都能过“一种有文化气质、有文生情调、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文化生活里，华贵而不可有铜钱臭，简朴清素而不可遨遏无礼数。”。所以在教学方法上，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1）师生课堂讨论(按各重点、难点章节安排):在上课时事先提出讨论任务，学生听完课后，专门安排一节课进行课程讨论。事先指定个别同学带头，其他人自然跟上。教师和学生坐在一起，听完一位发言后，先让其他学生提问，然后作出点评。随后下一位学生发言，照此进行下去。每学期可以安排2次一3次课堂讨论，旨在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演说辩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