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李琪（MaggieLi）——苏州大学
译于2017年10月31日
导语
西方语言学家对于英语语言当中性别歧视现象各个方面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继罗宾拉考夫（RobinLakoff，1975），米勒凯西以及凯特斯威夫特（MillerCasey，KateSwift，1977）等人发表了具有影响力的论文之后，更多的学者开始识别并且归类诸如词汇，语法，语篇，甚至是语调等语言特性中所体现的性别歧视现象。（关于英语语言中性别歧视的历史概述可参见巴伦(Baron)1986年的论文。其余近期的研究包含斯坦利(Stanley)的论文1977a，1997b；斯宾德(Spender)，1980；格兰多(Granddol)以及斯旺(Swann)，1989；埃金斯巴布拉(BarbaraEakins)以及吉音埃金斯(GeneEakins)，1978；弗朗辛(Francine)以及安申(Anshen)，1983；希尔(Hill)，1986；索雷尔斯(Sorrels)，1983等。）近来学者们将注意力也转移到了中文当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上，并且在汉字，词汇，成语，谚语当中都发现了极为相似的性别歧视现象。（详见施玉惠，1984；王川，1986；伍铁平，1991；刘丹青，1991；荣格－帕兰德里(Jung-Palandri)，1991；陈顺馨，1995；莫大伟及陈顺馨，1995，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法里斯（Farris，1988）对于汉语中性别歧视现象的研究，其成果对于本篇论文的写作也有着很大影响。
显性以及隐性的语言学类别
为了强调并研究这些隐蔽的性别歧视用法，在此处最好引用沃夫（Whorf，1956）对于显性以及隐性语言学类别做出的区分。显性类别（沃夫也称之为“显型”）是指在语言中明确标明的那类；而隐性类别（又称“隐型”）则是那些在语法或者词汇中没有明确表现，但在句法以及多样化的用法模式中得以显现的一类。法里斯（Farris，1988）或许是第一位提出汉语中存在隐性性别歧视的语言学家，并指出该语言暗中将女性的地位降低到一种“贬义语意场”中。这个概念在汉语和英语性别歧视研究中的各个方面都经常出现，后面我们将更加具体地来分析。
在英语中，复数形式（体现为加“-s”,“-es”或者原音变化）就属于显性类别，还有过去式，但其表现形式因动词类型而异。不及物动词则属于隐性类别（例如go，gleam，sleep，arrive，appear等），这些动词从表面上来看并无法与诸如cook，kill，find或是see这样的及物动词区分开，直到将其带入被动句结构中，并且意识到它们无法互相替换时（及物动词可以有如下结构“Itwascooked”,“Itwaskilled”，“Itwasfound”,“Itwasseen”等，而不及物动词则不能像下面这样使用*“Itwasgoed”,*“Itwasgleamed”，*“Itwasslept”，*“Itwasappeared”等）。换句话说，它们之间的差异从表面或者动词的语法标记上来看并不明显；只有通过基于上下文的动词用法（及物动词后面跟宾语，不及物动词则不跟），两者之间的差异才会显现。隐性类别还有另一个例子——在不同程度上包含“遮盖”，“围绕”，或者“表面附带”等含义的及物动词可以通过添加前缀“-un”的方式，使其成为反义词。于是就有了以下一系列词汇：uncover，uncoil，undress，unfasten，unlock，untangle，untie，unfold；但是却不存在unthink,unmake,unjump,unmelt,unthrow等等。
我们下面将会看到，有许多指代性别以及含义的语言学分类都遵循性别歧视的模式，语言使用者不一定能够明显感知到这些现象，但是它们的强化作用却不容忽视——它们毫无痕迹地与站主导地位的观点契合，因而被纳入“常识”之列。在语言学上，此种结构仅仅被归为“正确”或者“标准”。某个特定的词语或习语，一旦被界定为带有歧视色彩，就很容易被孤立并进一步清除到常用语言之外；但是巧妙杂糅在用语模式中的性别歧视则不易发现，要想有意识地避免使用则难度更大。下文提及的例子并非本身都是隐性类别，但都是嵌入在语言基础结构中的某种性别歧视现象，同时涉及了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以及认知语言学等范畴。
性别二分体的不对称性
男性－女性的习惯性顺序也进一步延伸到了许多涉及性别的短语和成语当中，诸如郎才女貌，夫唱妇随等等。甚至有一种近现代小说风格被称作“才子佳人小说”（才华横溢的年轻男性与貌美如花的女性），再次强化了这种性别顺序。
因此所有配对组合中的女性元素共同组成了一类隐性的，被嫌厌，被忽略以及边缘化的事物。我们下面将会进一步展示，这种现象会在汉语语法的使用模式中非常频繁地出现。
“人”字的不对称性别默认
在下面的例句中，“人”似乎确实不会引起具体的性别联想：
这房子住三个人。
在这样的上下文中，提及的未知姓名的人并不会成为该语篇中的主要角色，所以确实属于中性。但是，在许多语言学情境中，听话者需要为语境中占有重要地位角色在脑海里形成一个形象节点，这时“人”的用法就有些不同了。这样的例子通常见于轶事，故事以及笑话的开头。比如在开始讲笑话时，说话者或者写作者通常会用下面的说明性短句进行介绍：
有一个人，很有钱
有一个人，老婆死了。
有一个人，胡子很长。
这些例子中的“人”很显然是男性。如果“人”真的是中性的性别指代词，那么在相似的情境下用来指代女性时应该效果也是一样的。然而，请注意下面的例子：
有一个人，丈夫死了。
有一个人，身材很苗条。
大部分的母语为汉语的人都会对这些句子产生一些奇怪的感知，似乎缺少了一部分关键的信息——也就是，新出现在语境中的人物的性别。由于一开始并没有特指“女性”，于是该人物便被假定为男性，但当句子的第二部分提供更多细节揭示其女性身份时，读者便略微感觉自己被“耍”了。
如果我们尝试用“人”替换掉性别色彩更强的表达，其不对称性或非中性则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例如，下面两句都是从汉语笑话书中直接截取的：
例句一：
有一个老头儿，天天让他老婆做牛肉面
例句二：
有一位小姐在海滩晒太阳，穿着三点式游泳衣
假如我们用号称不带性别色彩的“人”来代替句中的“老头儿”和“小姐”，会发生什么呢？
例句一a：
有一个人，天天让他老婆做牛肉面
例句二a：
有一个人在海滩晒太阳，穿着三点式游泳衣
由于“人”这个字强烈的男性设置，在例句一a中“老头儿”替换成“人”所丢失的信息只是该（男性）角色的年龄，因此即时效果较为微弱；听话者不会感受到性别混淆。但是在例句二a中，“小姐”替换成“人”则产生了奇怪迷惑的效果；关于句中主语性别微妙的潜意识默认被打破了。在这样的语境下，诸如“一位小姐”，“一个女的”等具体的指代则显得更加自然。
代词用法中的不对称性
“人”这个字带有的男性特质自然地体现在中文的男性第三人称单数形式中：他——从下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其具有男性默认特质：
当一个人鼓起勇气就会走向他所希望去的地方。
这个句子中的问题性质与英文传统中使用“he”在普适语境下做指代相同。这里的“他”是特指了男性，还是真的是中性呢？和英语一样，通常人们对此的反应是这里的代词“他”意图是中性的，并不将女性排除在外。但这个解释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呢？近年来，有许多心理语言学研究都对此结论提出了质疑：
（1）当所指是女性时，“他”的用法是存在问题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够证明“he/他”并非没有性别偏向最好的证据就是，当所指很显然是女性时，会产生可笑的画面反差感。比如句子“EveryoneinNewYorkStateisentitledtoanabortionifhewantsit（Hill&Mannheim，1992，388页），还有“Menstrualpainaccountsforanenormouslossofmanpowerhours”（Martyna，1983，31页）。中文当中的例子同样语义古怪。但凡有能力的中国作家是不会写出下面这个句子的：“当一个人生孩子的时候，他”这表明，除非情境要求被指代者为女性，那么默认形象就是男性。
（2）“She/她”会在被指代者更有可能是女性的情况下被使用。一项以心理学教科书为对象的调查（美国心理学会，1975）发现，大学教科书中假设的教授，医生，心理学家通常是以“he”来指代，而代词“she”则在先行指示词是假设的护士，教师，以及图书管理员时更加常见。据我了解，目前并没有专门的研究结果指证中文用法中也有类似现象，但是就我对中文的印象而言，在需要中性指示代词的情境下，由于文中职业更有可能由女性承担，通常还是会使用代词“她”。“幼儿园老师工作很辛苦，而且她们的工资很低。”这再一次表明，若是男性指示代词真的不具有性别偏向，为什么写作者会觉得有必要用“她”来指代传统观念中由女性承担的职业呢？
“”字的普及之所以“不可避免”地遭遇失败，又一次证明了女性在语言学上被降低到了一个特殊的等级。如果当时这个反性别歧视的方案成功被采纳，现代汉语的书写系统中则会呈现如下这个性别平等的对称代词系统：
他→|人
男也→|男人
她→|女人
而实际上的代词系统由于“她”的引入演变为：
|人/他们
“人”字具有双重功能，泛指人性，还有特指男性。剩下的女性则被迫自立为一个语言学类别，隔绝于人类的总类别之外——换句话说，女性属于“非主流”。
有趣的是，甚至第二人称单数代词也成为了这一现象的牺牲品。越来越多的人（主要在台湾和香港地区）开始使用一个相对较新的字来指代第二人称—带有女字旁的“妳”，该字是先前中性汉字“你”的对立体。因此，同样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也延伸到了这个例子中。“你”字现在可以用来指代男性，或者性别不明的事物（或在复数形式“你们”中同时指代男性和女性），而“妳”则只能指代女性。
这种引入新字以区分男性和女性代词的行为，使得将无生命的或者概念性的事物拟人化成为可能。在英语中，用具有性别色彩的代词指代船只，汽车，或者国家非常普遍；在引入了带有性别的代词之后，中文作家也能够为任何事物赋予性别了，例子如下：
《中國之春》是大陸留學生創辦的刊物。創刊九年來，她已成為
如同许多其他文化一样，中国一直以来都视某些无生命或者抽象的事物为具有特定性别（比如，中国共产党被比拟为具有养育特性的母亲）；引入新字无疑会促进更多随意的拟人化行为。
“女”字旁中的隐性性别歧视
已经有无数学者指出，数量众多的包含女字旁的汉字都具有轻蔑，贬义，令人反感的内涵（例如，姦（奸）字是一个由三个女组成的象形文字，意思是“奸邪，不忠”；不正当的性关系）。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更加重要的一点，包含女字旁的汉字非常多（1989年版的《辞海》中一共收录了275个），但“男字旁”竟然是不存在的！（在诸如“甥”，“嬲”，“舅”等汉字中，“男”字划定了该字的男性语义场，却决计不能算作是偏旁。）但正如我们先前指出的那样，某种程度上来说男字旁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因为许多汉字和概念的默认设置就是“男性”；表面上具有性别包含性的“人字旁（亻）”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指代的是男性，对应的是用“女字旁”来指代女性。总体而言，“人”就是“男性”，因此女性才需要特殊的语言标识。
要想评估中文读者对于偏旁中所蕴含的心理语言学显著性，难度较大。有些研究表明，当汉字被作为偏旁使用时，会失去原本的语义场内容。（例如，参加实验者有时甚至都不会注意到，呈现给他们的多组汉字是具有相同偏旁的。详情参见1991年侯赛因(Hoosain)的实验，p83-84。）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对于汉字的记忆，书写以及理解，偏旁所起的作用在不同的语境下差异巨大。例如，三点水旁在“酒”，“油”，“渔”等汉字中的作用非常明显，但在“法”或“汉”这样的字中毫无疑问该偏旁的语义场实际上已经处于“僵死”状态。
称呼当中的不对称现象
“先生”这个词除了作为标准的男性称呼之外，也曾在学术界被用来礼貌称呼受人敬仰，颇有建树的教师（当然这种老师通常是男性！）我惊讶地发现，直至今日，人们仍然在书籍题词或者信件中这样尊敬地称呼女性教授。将“先生”一词运用在女性学者身上具有双重含义；她不仅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斐然成就，更证明了自己能够与男性在同一层面上进行竞争。这样的称呼方式不仅将女性的性别中性化了，更是把她归类为了男性为中心领域里的“特别情况”。
词汇中的不对称性别标识
另外，我用来写作这篇论文的文字处理器软件所内置的汉字输入库，也能够为这种不对称现象提供几个好的例证。这个软件包含的功能之一就是当用户输入一个特定汉字时，输入栏会自动跳出一列以该字开头的词汇或者短语。当我输入“男”字时，就自动跳出一系列词语如男人，男子等。这个清单很短，只有九个条目。但当我输入“女”字时，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长清单，包含女工，女兵，女神，女强人，女青年，女皇，女同志等等。
当然，这个功能并不是我的文字处理软件独有的；任何的汉语词典都包含了大量类似具有女性标识的词汇。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带有前缀“女”的词汇会被规定单独成词。毕竟，“男”和“女”都可以作为词缀与任何职业和角色结合。要是“女工”被视为是独立的词条，为什么“男工”不是呢？如果可以将“女同志”作为特殊词条列出来，为什么对称词汇“男同志”却没有？英文词典中并不会收录“ladylawyer”或者“femaledoctor”这样的词条，这些通常被归为两个不同单词组成的复合词。为什么汉语词典要这么做呢？
因此，和“人”字一样，许多词汇都携带者隐性的男性联想。这在人们理解特定句子时会产生潜意识的影响。大脑会试图赋予性别意象给即使是中性的词汇。下面这个例句是从一本中文笑话书上摘录的（我稍有改动）：
一位学者在新婚燕尔之际，仍然手不释卷读书。丈夫忿忿埋怨道
大部分人在读到“丈夫”这个词时都会略吃一惊；“学者是男性”这个心理默认突然要进行修改。（当然，是我把主角的性别给改变了。）即使不存在性别标识，我们也将句中提及的人假设为了男性；否则这个句子开头便会使用“一位女学者”这样的表达。大多数时候，在我们日常的语言使用中，这些心理预期都不会被打破，我们的默认也就自然不会被注意到，甚至是隐形的。只有当我们遇到非典型情况时，才会意识到有许多信息都不存在于句子中，而是我们自己的默认假设。
这些假设都是基于上下文的；大脑会根据所给信息从数据角度考虑性别可能性。例如，在小学的语境中“老师”一词更有可能唤起女性的意象，而在大学语境中则由于其主导性会唤起男性意象。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概率性的默认是一种自然且有用的认知功能。在处理每一个情境，理解每一个听到的句子时，我们都有必要运用自己基于真实世界的经验来做出假设。由于性别在各行各业并不是平均分布的，我们的默认联想中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性别不对称。就此而言，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关于性别歧视的语言变革讨论是无法脱离于社会，经济，政治变革而单独进行的。当社会进化时，语言也会自然地跟着进化。
“嫁”和“娶”中的不对称现象
春花嫁给了小李。
春花又漂亮又有钱，为什么总嫁不掉（出去）？
小张把春花娶了。
春花被小张娶了为妻。
刘丹青指出，“娶”和“嫁”之间的语法对立关系与“获得”和“给予”，“动因/施事”和“客体/受事”相似。因此在语义以及功能上“娶”和诸如“取”，“得”，“获”，“买”，“赢”等概念是对等的。男性永远是“为了”他而进行的动作“娶”的接收方。另一方面，“嫁”则与“送”，“卖”，“输”等动词类别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女性永远是动作的客体——一个无论是从语言学还是文化角度来说，都是被动的，相对无力的元素。这些模式中体现的隐性类别都能够非常好地证明，在语言本身的语法中所直接反应出来的社会不平等性。
结论
以上提及的所有英文以及汉语中的现象，都暗中将女性的地位降低到次等或是特殊位置。借用语言学家茱莉亚史丹利（JuliaStanley，1977b）的术语来说，女性在话语场中占据的是“消极语义空间”。史丹利认为，由此宣扬的观点就是以男性在宇宙中心被定义为“自我”，而女性则被降级为“其他”。这种性别导向在所有涉及语言的文化领域都有无数隐性和显性的例证。
当然，对于孩子来说，语言和文化之间是不存在分割线的；孩子在学习母语的同时也吸收了语言中所根植的文化观念，而此时他们还没有能力认识到以及中肯地分析呈现在他们面前的默认设置和偏见。米勒以及斯威夫特（Miller&Swift，1977）分析道，经过历史积累，英语语言中充满了男性为中心的论调，因此女生在学习英语时必然会经历心理学疏离的过程：
即使女孩能够理解自己也是“man”这个词中包含的一部分，她还是必须在心理上跨越很多从她的经验判断只用来指代男性的那些词语。当有人告诉她，“我们都是兄弟”，“兄弟关系里包含了姐妹”，“父亲们的意志就是母亲的意志”，她真的会相信吗？她又会如何内化这些概念呢？（33页）
到了成年时，语言中所根植的性别假设在流畅的日常运用中就变得自然而不自觉了。文化假设和语言学结构之间结合异常紧密，因此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语言当中含蓄的性别信息——更不要说质疑或是挑战这一点了。
也正因如此，中文里根深蒂固的性别信息才会如此隐蔽。露西（Lucy，1992）分析了沃夫的显性隐性类别区别论的心理语言学重要性：
沃夫的主要理论是，语言使用者对于词汇含义能够有所思考，而对于模式化的语法含义却浑然不知，真正对一个词汇有主导作用的其实是后者。比起隐性类别及其型状，显性类别更容易被语言使用者的批判性意识所识别。简而言之，语言的某些方面相比较而言更容易被人类的意识觉知所探测到。这些言论表明，在特定情形下，语言使用者能够也确实会反思自己的所使用的语言学类别，而这些思考则会因为类别之间的意识差距而有所歪曲这表明，在思考某些语言学形式以及含义时需要注意差别显著性。这个特点也许可以称作差别直觉意识。（37-38页）
分类系统创造了一种特定的文化霸权——男性和女性都必须不容置疑地接受：男性是规范并且不需要专门标识界定的一类人这个霸权结构在语言使用者的潜意识以下被复制模仿，而要想对其进行质疑，则必须要在意识之上自觉地进行。（389-390页）
诚然，真正的希望在于人们是否能够对于被普遍接受的说话，思考以及分类方式进行有意识的质疑。正如意识到某些惯例及社会习俗带有性别歧视色彩已经帮助一步步消除了其在语言当中的残留影响一样，明确意识到语言学本身存在的深层性别歧视观念，能够总体唤醒语言使用者们对于文化中先前隐蔽的歧视模式的认知。我感到跨文化对比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尤其具有助益，因为对比能够揭示只在一个语言学系统中不够明显的领域。我希望包含本文在内的研究能够鼓励更多的学者在自己的不同语言学领域内，进一步做出贡献。此外，随着中国与西方之间文化科技交流的日益密切，国际学者们完全可以开始共同协作应对这些议题。考虑到两种文化在历史进程中都具有针对女性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协力合作分析这些问题，以期获得解决方案似乎再合适不过了。
目录学
AmericanPsychologicalAssociation(1975).“GuidelinesforNonsexistUseofLanguage:TaskForceonIssuesofSexualBiasinGraduateEducation.”AmericanPsychologist,June,pp.682-84.
Baron,Denis(1986).GrammarandGender.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
ChenShunxin陈顺馨(1995).Zhongguodangdaiwenxuedexushiyuxingbie《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NarrativeandGenderinContemporaryChineseLiterature).Beijing:PekingUniversityPress.
Eakins,Barbara&R.GeneEakins(1978).SexDifferencesinCommunication.Boston:HoughtonMifflinCompany.
Farris,CatherineS.(1988).“GenderandGrammarinChinese(WithImplicationsforLanguageUniversals)”.ModernChinaVol.14,No.3,pp.277-308.
Francine,Frank&FrankAnshen(1983).LanguageandtheSexes.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
Graddol,David&JoanSwann(1989).GenderVoices.CambridgeMA:BasilBlackwell.
Hill,AletteOlin(1986).MotherTongue,FatherTime.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
Hill,JaneH.andBruceMannheim(1992).“LanguageandWorldView”,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Vol.21.pp.381-406.
Hofstadter,Douglas(1985).“ChangesinDefaultWordsandImages,EngenderedbyRisingConsciousness.”InHofstadter,MetamagicalThemas:QuestingfortheEssenceofMindandPattern.NewYork:BasicBooks,pp.136-158.
Hoosain,Rumjahn(1991).PsycholinguisticImplicationsforLinguisticRelativity:aCase-StudyofChinese.Hillsdale:LawrenceErlbaumAssociates.
Hoosain,Rumjahn(1992).PsychologicalrealityofthewordinChinese.InH.C.ChenandOvidTzeng(eds.),LanguageProcessingandChinese.Amsterdam:NorthHolland.
Jung-Palandri,Angela(1991).“GenderandSexismin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Schriftestschrifl:EssaysinHonorofJohnDeFrancis,avolumeinSino-PlatonicPapers,27,August,pp.167-170.
Lakoff,George&MarkJohnson(1980).MetaphorsWeLiveBy.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Lakoff,Robin(1975).LanguageandWoman’sPlace.NewYork:Harper&Row.
LingYuanzheng凌远征(1989).“Ta”zidechuangzaolishi《“她”字的创造历史》(“TheHistoryoftheCharacter‘Ta’她”)Yuyanjiaoxueyǔyánjiū《语言教学与研究》(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No.4,pp.139-151.
LiuDanqing刘丹青(1991).“Qu”yu“jia“deyufaduiliheHanminzuduihunyindejitiwuyishi“娶”与“嫁”“娶”与“嫁”的语法对立和汉民族对婚姻的集体无意识(“GrammaticalContrastsBetweenQuandJiaandtheCollectiveUnconsciousofHanChineseNationalitywithRegardstoMarriage”),Wenhuadeyuyanshijie《文化的语言世界》(CulturalLinguisticWorldview),Shanghai:SanlianShudian三联书店.
Lucy,JohnA.(1992).Languagediversityandthought:areformulationofthelinguisticrelativityhypothesi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MacKay,Donald(1980).“Psychology,PrescriptiveGrammarandthePronounProblem.”AmericanPsychologist,35,pp.444-49.
Martyna,Wendy(1978a).“WhatDoes‘He’MeanUseoftheGenericMasculine.”JournalofCommunication,28(I),pp.131-38.
Martyna,Wendy(1978b).“UsingandUnderstandingtheGenericMasculine:ASocialPsychologicalApproachtoLanguageandtheSexes.”Ph.D.Dissertation,StanfordUniversity.
Miller,Casey&KateSwift(1977).WordsandWomen.GardenCityNY:AnchorPress/Doubleday.
Moser,DavidandChenShunxin（莫大伟，陈顺馨)(1995).Hanyuyinmixingbiezhuyiduirenzhidehanyi汉语隐密性别主义对认知的含义(“CognitiveImplicationsofCovertSexisminChinese”).Shanghaiwenhua《上海文化》(ShanghaiCulture),5,pp.25-36.
Phillips,Susan,SusanSteele&ChristineTanz(eds.)(1987).Language,GenderandSexinComparative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Schneider,Joseph&SallyHacker(1973).“SexRoleImageryandtheUseoftheGenericMan”.AmericanSociologistNo.8,No.1,pp.12-18.
ShihYu-hwei(1984).CongshehuiyuyanxueguandiantantaoZhongwennannüliangxingyuyandechayi从社会语言学观点探讨中文男女两性语言的差异(“Asociolinguisticstudyofmale-femaledifferencesinChinese”).Jiaoxueyuyanjiu《教学与研究》(TeachingandResearch),No.,6,pp.207-229.CollegeofArts:NationalTaiwanNormalUniversity.
Sorrels,BobbyeD.(1983).TheNonsexistCommunicator.EnglewoodCliffs:PrenticeHall,Inc.
Spender,Dale(1980).ManMadeLanguage.London:Routledge&KeganPaul.
Stanley,Julia(1977a).“ParadigmaticWoman:TheProstitute”,inShores,D.L.andHines,C.P.(eds.)PapersinLanguageVariation.UniversityofAlabamaPress.
Stanley,Julia(1977b).“GenderMarkinginAmericanEnglish.”InA.P.Nilsenetal,SexismandLanguage.Urbana:NCTE,pp.44-76.
Thorne,Barrie,CherisKramarae&NancyHenley(eds.)(1983).Language,Gender,andSociety.RowleyMA:NewburyHousePublishers,Inc.
Wang,Chuan(1986).“SexisminChinese”.Master’sthesis,DepartmentofEnglish,BeijingInstituteofForeignLanguages.
Whorf,Benjamin(1956).Language,ThoughtandReality:SelectedWritingsofBenjaminLeeWhorf.Cambridge:TechnologyPressof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
WuTieping伍铁平(1991).Yuyanbunengbufengaigema语言不能部分改革吗(“Can’tLanguageBePartiallyReformed”)Xiandaiwaiyu《现代外语》(ModernForeignLanguages)1991,No.3,pp.1-8.
WuTieping,MaYi&DavidMoser(伍铁平,马毅，莫大伟)(1995).Guanyubiaozhililunheyuyangaigedengwentidezaitantao.关于标志理论和语言改革等问题的再探讨FurtherThoughtsConcerningMarkedFormsandLinguisticReform”)Xiandaiwaiyu《现代外语》(ModernForeignLanguages),No.1,pp.6871.
Thissiteisforthosewhoarecuriousabouttherootsofwrittenlanguageaswellasforthosewhoaredatadriven.